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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曉波:按權力分配—毛時代的不平等(下)

劉曉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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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1月16日訊】毛時代的普遍貧困和供給式票證經濟,金錢的作用固然不凸出,但政治權力卻是萬能的,表面上是按勞分配,實質上是按權力分配。由行政級別劃分構成的等級差序格局,在物質分配上就是按級別分配的特供製度,一切物質待遇都按照權力大小和職位高低來分配,事實上已經供養出一個新的特權階層。

首先,毛個人享受著帝王式的隨心所慾的生活,即便不提毛在中南海的糜爛私生活,僅就毛的行宮和稿費收入而言,就足以破除毛時代的廉潔平等的神話。毛活著的死後,他的行宮遍佈全國,修一座行宮的錢,供他每天山珍海味地一輩子,也綽綽有餘。僅在餓孚遍野的1960年,由陶鑄主持修建的湖南韶山滴水洞行宮,造價高達上億元,而毛只在1966年5月住過一次。

毛的稿費在他生前就累積高達三百多萬元,這在那個貧困的時代,無疑是天文數字的財富。另據媒體披露,毛的稿費在他死後的二十七年中又有大的增值,現在可以供毛家人分配的稿費已經高達幾億人民幣。這些稿費,大都是靠獨裁權力獲得的,在人口最多的中國,壟斷性的絕對權力使毛著的發行量成為世界之最,小小的紅寶書累積發行50億冊。文革中共有35枚毛像章問世,甚至用於製造飛機的上好鋁材難逃劫難。僅僅為了製造個人崇拜就如此揮霍,除了毛澤東之外,誰還有這樣的特權!

其次,毛時代已經有了一個人數極少的權貴階層——行政13級以上的高干階層。他們雖然人數最少,但權力最大,生活也最優越。在物質待遇上,如果說,高干之下的階層,除了工資差別之外,其他方面還沒有太大差別的話,那麼高干階層與其他階層的差別就遽然拉大。高干與平民之間的生活差異,就不僅是工資上的懸殊,更是福利待遇的巨大差異。權貴們通過強權式掠奪佔據了這個國家的最好資源,老毛和其他京城高官佔有了昔日的皇家宮殿和王府庭院,各地方官員也佔據著當地的最好住宅,每個城市都有所謂的高干區,那裏有別墅式洋房和特供商店,而平民卻只能在棚戶中過著吃不飽的日子;權貴家裏不僅享有公家配給的轎車、警衛、保姆、勤雜工等,家人也大都有名牌的自行車、手錶和照相機,享受特供高級煙酒和其他食品,還有專供他們看病的醫院,專供他們閱讀的內部書籍和資料,專供他們享受的電影院、舞廳等設施,而這些對普通百姓來說都是太奢侈的玩意。

票證供應所劃定的供給差別,幾乎覆蓋日常生活所有方面的差別供給,大多數日常用品的供給也都分為若乾等級。比如,在我講過的香煙等級之外,即便最普通的糧食供應,也被劃分為細糧和粗糧,細糧之中還有特級麵粉、高級麵粉和標準粉之分,權貴們吃的全是細糧,且是細糧中的特級或高級品種,而百姓家吃的大多數是粗糧,細糧只占每人的口糧供給中的三分之一,而且僅僅是細糧中最低等級的標準粉。

在我的記憶中,小時侯,我家每週只能吃一頓細糧飯食,對於孩子們來說,已經是莫大的享受了。在大多數情況下,我家吃的所謂「細糧」饅頭,大都是標準粉與粗糧面的混合,而很少有純細糧做的。而且,就是這種混合面饅頭也要每人定量,除了過年之外,一般情況下還填不飽肚子,只能用其他粗糧飯食彌補虧空。

這種按照權力的大小來劃分物質供給級別的制度,絕非1949年之後才有的,早在延安時期,中共已經推行物資供給上的差別待遇,飲食分為大灶、中灶和小灶,穿衣分為斜紋布、平布、土布,供高級幹部消遣的舞會也成為慣例,延安中央大禮堂的舞會有時通宵達旦。而死於毛式整風的王實味,其罪狀之一就是他批評「食分五等,衣著三色」的不平等,也就是以權力大小為標準的等級制。王實味指出:「頗為健康的『大人物』作非常不必要不合理的『享受』……而害病的同志喝不到一口麵湯,青年學生一天只得到兩餐稀飯。」

進入改革時代的今日中國,雖然再無吃不飽之憂,也不再有粗細糧之分的窘迫,與毛時代形成鮮明對照,但物質供給的豐富,並沒有改變分配制度上的毛時代遺產——按權力分配。舉世公認的權力市場化和權貴私有化,日益嚴重的兩級分化和貧富差別,皆與按權力分配的官本位制度密切相關。

無論是毛式不平等、還是鄧式不平等,中國式的不平等,在根本上絕非資源匱乏和人口過多所致,而是國民的權利匱乏的結果,是官權過大而民權過小的不平等。所以,還產於民的前提是還政於民,要想消除毛式不平等,絕非做大蛋糕就能解決,而必須進行還權利於民的政改。

2004年1月14日於北京家中
大紀元首發(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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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01-16 10:39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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