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月28日訊】编者按：金尧如先生1949年前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负责领导和组织推翻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的大陆学生运动和台湾地下党运作。49年后，被中共授命留守香港，总管香港中资媒体。64天安门屠杀后，金尧如先生退出中国共产党，现居美国。大纪元记者郭若、鹿青霜根据采访录音整理如下，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1、退党不是一朝一夕決定
八九民運的時候我在香港，當時中國新華社、香港、美國，還有其他海外的電視轉播我都看了。六四前看到北京的輿論對民運很不利，叫學生不要破坏社會治安。當時看到學生在天安門廣場，有的躺在帳篷里絕食。5月17日那天，已經后半夜了，趙紫陽到了天安門，對學生說：“我老了，我們都老了，今后的世界靠你們年輕人，中國是你們的。我希望你們今天到此為止，快點，越快越好，回到家里去，回到學校好好讀書，將來建設更好的中國。”我一听，啊呀，趙紫陽這么說，他一定知道要有行動了，事態一定很嚴重了。他是希望把學生保存下來，因為將來的中國需要他們。后來報紙說趙紫陽回到家里就辭職了，不干事情了。
那段時間我們在香港的報紙上也是一方面為趙紫陽講話，一方面盡力支持，保護學生。按照趙紫陽的意見，希望學生能回去的都回去，呼吁政府不要采取任何暴力行動。我每天看電視。六四那天晚上，從電視上看到坦克車從北京六部口嘩嘩地跑著。看到北京的老頭子，老太太在喊：“解放軍同志啊，不要去啊，他們都是學生啊，你們不要去打！”坦克車上的解放軍就朝著他們開槍。砰一槍，一個人倒了；又一槍，又一個人倒了。
那時候，北京大馬路旁邊有很多人在騎著單車往西走，四五輛一排，四五輛一排，不知道他們是給學生送東西吃還是上哪去的。坦克上的共產党的軍隊看到他們就噠噠噠噠地向他們開槍，一排排的人就那么倒下，四五個，四五個就在街上摞起來，就死在那里了。后來看到廣場上的學生和工人派了几個代表（其中我很熟悉的有台灣的侯德建）跟解放軍談判。這談判很好。后來看到有人把尸體抬走，撤退開始了。看到大批學生在撤退，在逃，后面跟著解放軍，有騎馬的，也有跑步的。也看見解放軍從坦克上向帳篷開槍掃射，帳篷紛紛倒下，里面有沒有死人我看不到，我不敢說。
我一邊看一邊想，這樣做還得了！這是誰的軍隊啊？這是誰的人民啊？！當時我女儿也在旁邊看，她問：“爸爸，你看，共產党的軍隊就這么開槍打老百姓！爸爸你還要這個党啊？”我對女儿說，“好，爸爸退党！”于是我就退出了這個党。
我為什么下這個決心呢？很多人以為我僅僅是因為六四。我講這些是要說明我退党不是六四之后一朝一夕的決定，實際上從解放后我在香港工作開始，我對共產党是越來越怀疑，越來越不滿的。
2、四九年后授命留港管中資媒體
四九年全國將解放的時候，党組織要把我留在香港。我說我又不是廣東人，全國解放后我想回北京工作。當時我的直接領導是喬冠華，喬托人給我帶口信說，已經把我的情況向周恩來反映，總理說不行，不能都撤回來。要我留在香港繼續工作，落地生根，為党所用。于是我就一直留在香港負責新聞界工作，管文匯報，大公報，新晚報，還有香港商報，搞統戰工作。也因為這樣，我看到的問題比較多，也比較客觀。
五一，五二年全國土改，別的地方我不知道，廣東的情況我清楚。鄉下的地主都被打的打，關的關，殺的殺。香港有多半的人來自廣東，听到這些消息心里很不服。那段時間我曾經到過北京，有机會跟廖承志聊過這些事情。廖承志是中央外事辦事處的，他在美國三藩市長大的，他說他知道情況。那些所謂的地主，很多就是廣東的農民，家里沒有飯吃，沒有田，過不下去了。帶著一兩個銀圓，拎一個包包，也就是几件衣服，去到三藩市。去了之后一般就在地窖里面干洗衣的行業，掙到的錢不買東西吃的，吃的東西都是在美國人家里的垃圾桶里找。一個月積下二十來塊美金統統寄回去，托那里的親戚朋友買几畝地，買個房子，自己老了就回去。他們沒有剝削窮人，現在一下子都把他們當地主了。廖同意我的觀點，他說這樣打人，殺人是犯法的。那時候我是個年輕人，才二十几歲，廖承志四十几歲。廖前輩的支持對我很有幫助。我也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想過這個問題，其實地主跟農民的關系，是農業社會里必然的一种生產關系。那個時候以農業為主，沒有這种關系，誰都沒飯吃。有人貧，有人富，那是當時的制度決定的，社會發展的規律決定的。把地主都干掉，地主還有孩子，他們的孩子也都有原罪了，成了黑五類，黑七類了。從那時候我的心里已經有疑問了。
五二年開始正反肅反運動，搞了三年，把國民党的殘余部隊都肅清了。說他們是潛伏下來的，是為了顛覆人民政府。要他們交代，也是關的關，槍斃的槍斃。里面有很多是當初要我們勸他們回去的，怎么說他們是潛伏下來的呢？怎么能算舊帳呢？
接下去就是五四年的三反五反運動，那是反資產階級的。臨解放時很多富裕的資本家跑到香港了。解放后，毛澤東命令請他們回到自己的國家，參加聯合政府。把錢帶回來重新開業。政府要誠心誠意地和他們合作，建設新民主主義。那時我就是這么做的，動員了很多資本家回國。別的地方我不說，就說上海，這些資本家回國三五年后，上海的經濟恢复了，政府就開始對付他們了，說他們行賄，偷稅漏稅，于是就有了五四年的三反五反運動。有的資本家只好把家產全部拿出來，政府把他們的資本當成公私合營企業的利息（比如象對待容毅仁），那是客气的，其實公司合營兩三年后國家也把他們的資產全部沒收了。不客气的就把那些企業整個拿過來了，資本家都被拉去游街了。我當時想，叫我們動員他們回去，回去三五年就把他們殺掉，那我們怎么做啊？
之后就是大躍進，那就不用說了。
3、因在台灣的中共地下工作被軟禁
六八年有一天組織上通知我到廣州開會，說討論對香港的政策問題，看香港應如何配合大陸的文化大革命。當天的會議之后，廣東組織會議的一個負責人對我說，要照顧我，送我去住旅館。我拿了衣服，上了車，隨他到了廣州東山的一個華僑住宅區。一按門鈴，開門的是兩夫婦，都是新華社的干部。本來很熟的，那次我跟他們寒暄他們卻什么話也不說。帶我去的人說廣州的會我參加半天就夠了，以后的會我就不用參加了。他說現在是文化大革命，組織要重新審查我的情況。問我國民党在上海抓我沒抓到，我跑到台灣去了；到台灣抓我，我又跑到香港去了，要我交代是怎么回事。要我住下來，好好考慮。組織上會有人跟我談，讓我把情況講清楚。我想，哈，弄到我頭上了。我怎么跑到台灣的？我是被共產党派到台灣的中共台灣工作委員會的常務委員。怎么說我跑那去了？我逃离台灣是組織上通知我撤离的。那時候共產党已經滲透進國民党了，國民党來抓我就有人通知我，我就走了。這還要怎么交代啊？就這樣我在廣州被軟禁了三年，要我天天寫交代材料。我的太太和家人也被弄到廣州，但不能住在一起，和我分開住。
三年以后，廖承志和周恩來批示說我交代得徹底清楚了，給我平反。但是廣州的軍區司令丁盛認為由于我長期在台灣和香港兩地工作，資產階級的世界觀沒有改造好，說話的態度不好，要我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于是，我又去了五七干校种田。那是一九七一年。太太也隨我去，孩子由我媽媽帶。在那呆了兩到三年。我想你叫我怎么改造啊？農民不是因為沒飯吃，拿了槍就去搶，去革命的？五七干校以后又把我弄到廣東韶關附近的紅工煤礦當党校校長，在那里批林批孔，一直到打到四人幫之后才調回北京。
回顧起來，每次搞這种運動都是搞它個百分之几。比如全党的5％，全民的5％。怎么出現這种情況的？就是因為共產党搞一党專政，獨裁統治！文革不就是一個毛澤東？大躍進餓死三千多万，文革又死掉三千多万，多少人死了？現在也是這种情況，江澤民說法輪功是“邪教”，一句話，朱榕基都不同意的。但江說了，他就是比你高，你反對他?違反他的意志就是反對党中央。憲法是裝飾用的，權力就是一切，他一句話就是法律。
4、有階段性的宣傳政策
說到共產党搞宣傳的方針政策，那是有階段性的。國內經濟要恢复，工商業要上去的時候，我們在香港就宣傳中國市場怎么好，政府對資本家怎么好，讓海外的資本家回去。跟他們說，“你看，容毅仁，大資本家，人家不是在政府里面當大官了？”搞統戰也是那樣，國民党有兩名大人物是我統戰他們回去的，一個是國民党政府的總統府秘書長陳思遠，一個是宋子文的秘書郭增愷。陳思遠是五五年回國的，他們兩個還好。陳當了政協副主席，現在還活著。郭增愷是政協委員。十年后陳思遠把李宗仁也帶回去了，李是六五年從美國紐約回去的。回去后他太太郭德洁患了乳癌，要求到香港或美國治療。好多部門討論了都不同意。李宗仁很不高興，因為當初勸他回來的時候說好的，是自由來，自由往。來了之后不适應可以再出去。后來經過多方交涉，政府終于同意了，但他太太的病已經等不及了。
5、統戰的講究(關于張國濤)
當然統戰也是有講究的，也不是所有的人都要的，沒有用的人想回來也不讓他回來。
53年張國濤想回國，他托陳獨秀的儿子找到我。陳的儿子在香港一家出版社，跟我有來往。我們相約到外面喝茶談了這事。陳告訴我張老想回北京工作，与他商量找誰向中國政府傳這個口信，于是兩人談起我。張知道我在共產党的地位，說：“找金先生合适。勞金先生幫忙請毛潤之、周恩來先生考慮。我愿意回去工作，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他們的貢獻不小。我希望能夠進一步為新中國盡一點力量，接受他們的領導。”
話傳到之后，劉少奇為這事作了批示，要張先寫個檢查，還要表示今后應該怎么做。毛看了滿意的話就拿出來發表。實質上就是要他作個檢討，要不要他回來還不一定。張國濤不肯，這事就作罷了。其實共產党并不想張國濤回來，因為毛澤東說他沒有用了。那時候張國濤在香港，后來到加拿大了。
6、引蛇出洞時險送一命
文匯報在上海辦報的時候，總編是徐鑄成。那時我才二十几歲，在上海暨南大學(廣東暨南大學的前身)做地下党工作，負責學生運動和群眾組織工作。我因為工作關系經常跟徐聯系，通常是直接發新聞給文匯報，由他們發表。學生運動是親共，反國民 猼滿A文匯報也是親共的，他們天天派記者來訪問我們，對學生運動全版全版的報道。到了1948至49年解放大軍南下的時候，國民党就把文匯報封掉了。于是一部分人到香港去，到了香港就找組織繼續辦報。解放以后，文匯報在香港辦的意義已經不大，就又到上海复刊。
共產党把國民党給打敗了，報紙的立場也得跟著轉變。大公報是鄭學溪的。上海的大公報起義了，香港的大公報也起義了，跟文匯報一樣，起義以后都歸共產党管了。遺憾的是共產党管媒體比國民党管得凶得多。
大公報在上海复刊了，文匯報在上海也复刊了。徐鑄成他們也回國了。57年大鳴大放的時候徐听毛澤東話給政府提意見，被打成右派，一直關押起來。直到粉碎四人幫才獲得自由，出來的時候年紀很大了，后來到了香港探親。
那一次我也差一點上當，當時大鳴大放，看到上海文匯報搞得轟轟烈烈，很多人給中央提意見，給上海市委提意見，我也很興奮，但政策規定海外不許搞。我就寫信給徐鑄成。我說你們文匯報辦得這樣我很欽佩。你們按照毛澤東的指示去做，大鳴大放 犖X幟舉得高高的。徐將我這篇東西登了出來，收在中央內部的小參考第十六期，供中央委員看。在我這篇東西之前是台灣國民党的一個宣傳部部長寫的文章，他在文章中罵大鳴大放，說這個運動激起了群眾的憤怒。之后廣東省的宣傳部長王匡約我面談，我說到他辦公室去，他說，不，要我到他家里談。到了他家里，他將抽屜拉開，拿出了內部參考，問：“你有沒有寫過直接批評中央的大字報？”我說我還沒有功夫寫。他說你千万不要寫，我問為什么。他說你在海外不知道，我們已經接到通知了，毛主席最近的指示，要引蛇出洞，等一等，要示眾，再把他們打下去。就是這個宣傳部長的一席話，救了我一命。
7、香港大陸傳媒的運作
新華社跟中共香港傳媒是上下級的關系。香港有共產党的港澳工委，工委放在新華社，以新華社的名義做工作，因為在香港不宜有共產党的組織。就是說香港的中方傳媒受新華社領導，也就是受共產党工委領導。九七香港回歸以后，工委搬出來成立了中聯辦。那時候我是香港工委新聞宣傳戰線的党委書記，主要管這四個報紙兼統戰工作。當時新聞處理方面的策略是配合中國的需要，講好話，報喜不報懮。香港的文匯報、大公報稍微批評一下都不敢，其實就相當于香港人民日報。
事實證明馬克思理論是錯的。整天你斗我，我斗你。中央是這樣，基層也是這樣。現在在中國的國家机關里的干部、知識分子，私下里哪一個不在罵？但他們還要吃飯呀。六四時期我的小女儿從洛杉磯時報看到香港支持八九民運，反對鎮壓學生的頭頭，并看到文匯報以及我支持民運的報道。她都很害怕，馬上跟我通電話，我說沒有關系。后來我仔細想想，覺得還是避一避為好，因為當時政府已經下令要把我綁回去。國安部那個時候叫安全部，他們在新華社的人就請我吃飯。當時有兩個方案。因為我愛喝酒，要把我灌醉。一個方案是等吃過飯，我也醉了，如果時間來得及，就在羅湖關口還沒關門之前用車將我送到深圳羅湖，如果來不及，就把我送到大陸在香港的招商局的輪船上。都安排好了，讓我在船里面睡覺，門一關，外面用人把守，晚上裝 W船，第二天早上8點就到廣州了。這都是一些知情的朋友透露給我的。
8、江澤民“三個代表”与23條
現在共產党又搞出所謂的“三個代表”，這個理論還是在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框架之中。你看他那三個代表，生產力的高度發展是誰代表的？美國的生產力從二次世界大戰到現在已經高度發展了，他敢說是共產党代表的嗎？至于新的文化思想，共產党代表了什么新的思想？民主也反對，自由也反對，人權也反對！現今的科學、民主思想發展都在美國，都在歐州。實際上江澤民是不能丟掉這個招牌，他只是打著這個招牌，應了中國的一句古話，“又要做妓女，又要立牌坊”。……
關于香港要訂立23條立法的原因，是共產党害怕香港這個自由港。香港有言論自由，對大陸情況知道得多，媒介報導得多。如果一失控，馬上就有示威、游行、抗議，媒體消息一發就發到全世界，真相暴露，就泄露國家机密了。中共最害怕人了解真相。他這樣做是為鎮壓做准備，使你不敢動，你一動，他就用23條把你壓下去。我們當然希望23條不要通過。不過主要問題在北京，不是香港董建華要搞23條，是江澤民一定要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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