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月31日訊】黎佩兒女弟萬里迢迢寄來了她這本書稿，要我作個序。信末說：「特別希望金伯伯為這個時代說幾句話。」
這個希望使我很感動，也使我感到沉重。沉重的是「這個時代」給我們的責任。而佩兒女弟始終不忘「這個時代」給她的責任，時時事事都記得她的責任，真是難能可貴。
我特別感謝她對我寄予這樣的希望。因此我很樂意為她寫個序文。我細讀了三遍書稿，我看到她所說的「這個時代」不是遙遠的，而是今天我們中國和香港所處的時與空，是今天的中國和香港的人和事。然而，她所希望的是要改變，要勝於、要超越這個時與空。其實在本書內用新聞小說的記敘形式，字裡行間之外，已對我們這個時代說了許多話，表達了超越這個時代的希望。
請看第一章《島居》。她搜集當年資料，以官方的、公開的事實，重組羅孚先生的「美國間諜案」。從「一九八二年五月一日，他被召回北京開會，甫下飛機，便被送往一間招待所。」，「第一年受內部審查」起，第二年，一九八三年六月始送法庭，當天審訊，當天判刑。隨即送回招待所，並未入獄。判決書上除給「羅承勛背叛祖國」的大罪名之外，一點罪證都沒有提出。兩個月後又以「在服刑，勞動改造期間，確有悔改的表現」為由，「予以假釋」。從頭到尾不正是演了一場戲？
為什麼會演這場戲呢？我看這是中共涉外的情報部門和公安部門在工作上發生了交叉和衝突。羅孚是個共產黨員，又必然會有這樣的情況，為這個部門所用，而為另一個部門的有關人員所憎。這就在「交叉和衝突」中變成了遭殃的池魚。
這就是一個愛國的知識分子，一個中國共產黨黨員，在中國共產黨統治中國的這個時代裡，所遭受到的可悲的、恥辱的命運！
在這個時代裡，又豈僅羅孚一人而已。五十年代毛澤東搞個反右運動，六十多萬知識分子和共產黨員慘被打成「右派，即反革命分子」，或入獄服刑，或流放改造，或貧病而死，妻離子散，遭殃者要以數百萬計。
一之為甚，豈可再乎？然而在我們這個時代裡，這樣的事情都是一而再的發生。六十年代中，毛澤東再來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又是千萬以上的知識分子和共產賞員被戴上「反黨、反毛澤東思想、反社會主義」的天大罪名，受苦、受難者數千萬人，達十年之久。
連鄧小平也稱之為「十年浩劫」、「要徹底否定」。換言之，這是一個可詛咒的時代！
鄧小平結束了「這個時代」嗎？不！
請看書中第四章《百年之後——工作日記》。她從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九日到北京寫起工作日記。這時北京學生從四月中旬開始為了追悼中共前總書記胡耀鄰的逝世，示威遊行，向中共中央提出「反官倒」、「反貪污」、「要改革」、「要民主」的要求。已經歷時半個月。北京翻騰著百萬人以上的學生民主運動的浪濤。
後來怎麼樣呢？請看作者的「工作日記」：
「五月十四日，北京學生開始絕食。」絕食？怎麼能顛覆黨和國家呢？
「五月十七日，北京大遊行。」「《人民日報》隊伍八百人，標語：『堅決反對四‧二六社論』、『社論不是我們寫的』、『我們想救國救民，但是欲說不行』。」所謂「四‧二六社論」，即《人民日報》四月二十六日發表的社論，題為《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動亂」是指上述北京學生的示威遊行。換言之，「反貪污」、「要民主」就是「動亂」。但《人民日報》八百編輯、記者和工人，其中包括多少百個共產黨員都走上街頭，高呼「堅決反對四‧二六社論！」看，人民和共產黨員站在哪一邊？
五月十九日，李鵬宣布北京軍事戒嚴。
「六月四日凌晨，他們來了。數以十計的坦克車加裝甲車長驅直進京城大道……槍聲卜卜，向著天安門廣場舉進。學生仍然屹坐在廣場……。眼前猶如戰淨片的序幕。」
後來怎麼樣呢？本書沒有說。我只記得鄧小平和李鵬分別都說：「偉大的中國人民解放軍鎮壓反革命動亂取得輝煌的勝利」、「保衛了偉大的共和國」、「保衛了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江山」……。
鄧小平和李鵬「這個時代」也是史無前例的。全國爆發「反革命動亂」達五十多天。僅首都北京一地參加動亂的反革命分子達數百萬人次。中共調動三十萬大軍進北京實行軍事戒嚴半個月。然後以坦克車殺開一條血路，重佔天安門，取得鎮壓「反革命動亂」的偉大勝利。這是毛澤東時代所未見，包括毛澤東在一九四八年解放北平時所未見。
這是一個什麼時代呢？是「革命與反革命鬥爭的時代」呢，還是「人民民主與反人民民主鬥爭的時代」？最近，前中共總書記趙紫陽致函中共十五次代表大會，要求重新評價「八九民運」和「六‧四事件」。我們愛國的中國人民應歡迎哪個時代，爭取做哪個時代的人呢？
這是本書作者提供我們思考的一個大問題，我想。
一九九七年十一月十九日於洛杉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