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月31日訊】今年，一九九九年，是中國共產党用武裝革命的手段推翻中華民國政府，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五十周年大慶之秋。近一年來，中共對海外中國人和台灣中華民國各界人士著意而又著力宣傳“愛國主義”和“民族大義”。說到底，就是要愛中國共產党和它所建立的、統治的“一個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
然而，現在人們不能不問一問，中國共產党建党之初是以奉行“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為宗旨的嗎？
不，歷史老人記錄在案：一九二一年在蘇聯列宁領導的共產國際培育下，李達、張國燾、毛澤東、陳潭秋、陳獨秀（包惠僧代）在上海建立起中國共產党。共產國際派出馬林和尼科爾斯基列席指導了會議。會議不但規定要“采用無產階級專 政，以達到階級斗爭的目的——消滅階級而且還要“聯合第三國際”，即列宁領導下的共產主義的國際革命最高組織（見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國共產党七十 年”）。
十年後，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日本強占我東三省。十一月，中共在蘇聯的共產國際指導下，又在江西瑞金成立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政府，根据共產國際的指示，日本侵占東北是“向反蘇戰爭又前進了一步”，因此，中共蘇維埃共和國政府提出，“武裝保衛蘇聯”的口號，宣言又號召“反對日本侵略和國民党的反動統治”（見引同書）。原來為了“武裝保衛蘇聯”才“反對日本侵略”的。但卻最後落實到“反對國民党反動統治”上。
請看：中共這個蘇維埃共和國政府對待內外三件大事中，“愛國主義”和“民族大義”又有多少？
十八年後，一九四九年六月，中共在大軍渡過長江之後，全國胜利大局在望之時，毛澤東便宣告，即將在全國實行“人民民主專政”。他在發表這個“宣告”的文章中開宗明義便說：“我們党走過二十八年了。……謝謝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他們給了我們武器。這武器不是机關槍，而是馬克思列宁主義。”在 同一個“宣告”里毛澤東又寫道：“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宁主義。……走俄國人的路——這就是結論。”再請看：中共用外國送來的武器打內戰，奪天下，再下個結論——“走俄國人的路”！走俄國人的路？不走中國人的路！那還要中國嗎？還有中國嗎？“愛國主義”和“民族大義”又在哪個里呢？
而五十年來，直到今天，中共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全體中國人頭上還是高壓著“四個堅持”：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中國共產党領導；堅持馬克思列宁主義、毛澤東思想。這就是說，還是走俄國人的老路，還是用“外 國主義”代替“愛國主義”，用“階級斗爭”來鎮壓“民族大義”。
所以，我看中國走俄國人的路，實行無產階級專政，一党獨裁統治五十年，就是反對愛國主義和民主主義的五十年，就是鎮壓知識分子和自由人士的五十年。
因為毛澤東和中共認為，中國知識分子腦中的知識，其來源內容不外乎兩個方面。第一個方面是來自中國二千多年的孔孟儒家的仁愛思想和民本思想；第二個方面則來自十九世紀至二十世紀西方的自由、平等和民主思潮。而這兩者在中共眼中都是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之大敵。毛澤東有兩句話：“讀書越多越糊涂”，“知識越多越反動”。第一句即指孔孟儒家之書；第二句即指西方的民主自由的知識 。所以，毛澤東認為必須對他們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只准他們規規矩矩，不許他們亂說亂動。如有亂說亂動者，立即鎮壓，對他們實行勞動改造。唯有如此，中共才能放手進行社會主義革命。
在這個革命的指導下，中共在一九四九年十月建國後到一九五九年這十年內進行了三次對知識分子的“勞改”運動。一九五零年七月發動了第一個運動，名叫“鎮壓反革命”。其主要對象是原國民党上至中央、下至全國各地方政府留下來的党政公教人員。他們之所以留任不走原是接受中共的號召。一九四九年初中共眼看內戰全局胜利在望，便呼吁國民党各地政府內的公教人員留守原崗位，等候解放軍接管并可繼續工作以維持社會治安和民生安定。那時全國各地大概有近三十余万國民党的軍政經公教人員留下來工作。但到一九五零年七月，中共眼見建政快近一年之際，大局已經穩定，便把上述國民党留任人員稱為“國民党殘余勢力”、“反革命分子”。於是發動了一個“鎮壓反革命運動”，把這些留任的國民党公教人員亦即知識分子，都分批送往農村從事體力勞動，自食其力，亦即實施勞動改造，勞動懲罰，實則是一場階級斗爭。
第二個運動是在一九五六年，用社會主義去改造資本主義工商業的運動，即把私營工商業變成國有企業。像用國民党政府的留守人員一樣，那些私營工商業者也是應中共在一九四九年提出的要求留下來“繼續生產，繼續營業”的。但到一九五六年底，中共眼看生產上升、政權穩固，即宣布對資本主義企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已經完成，把資本家除極少數國內外有名的大資本家外，都改造成“自食其力的勞 動者”。實際上是不許思想，不許亂說亂動的家畜。
這是中共消滅國內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又一場你死我活的斗爭。全國也有几百万資本主義私有工商業主及其經營管理人員被下放到工厂學工，到商店售貨，見了工人和職員都像見了主人或上司，帶著罪人的精神鐐鎖活在世上。
第三個運動叫做“反右派運動”，那是毛澤東在一九五七年親自發動的一場“全國性的反擊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向党猖狂進攻的斗爭。”
這個運動肇因於前兩個運動受到了北京在野的八個民主党派如沈鈞儒的中國民主同盟、宋慶齡和李濟深的國民党革命委員會以及中國農工民主党——等在私下議論和質疑。他們認為中共對國民党政府內的留任人員不到一年之內就作為“國民 党殘余反革命勢力”看待而加以清除，這是錯誤的。對民族資本主義的改造，從經 濟發展因而放緩的情況來看，是過早的、失敗的。此外，社會上的知識分子，包括党內的知識干部，也對中共高層不講民主自由，多有异議。
毛澤東因而在一九五七年四月中宣布歡迎党內外人士公開向中共提出批評建議。用他的話來說叫做來一個“百家爭鳴、百花齊放。”這實是毛澤東一個大陰謀，他誘導他們公開站出來，放開喉嚨，“大喊大叫”的批評中共，然後就在短短兩個月內便指稱，現在有資產階級右派分子，“乘机向我党和社會主義進攻，妄圖取 代共產党的領導。”中共中央遂即宣布展開一個“大規模反資產階級右派”的大批判斗爭。毛澤東後來承認是“陽謀”，而不是“陰謀”，叫做“引蛇出洞”，圍而打之。這個反右派斗爭延續到一九五八年夏，達一年之久，始告結束。全國政党人
士和文化藝術、理論學術界人士被划為“資產階級反革命右派”者達六十多万人，全屬知識分子。這是毛澤東在一次最高國事會議上宣布的。其中除了知名人士如章伯鈞、羅隆基、沈志遠、費孝通、錢偉長、章乃器、龍云、陳銘樞、黃紹閎……等人之外，都下放到農村、工厂、基層、街道接受勞動改造去了。牽連到的父母妻子兄弟姐妹親友達數百万人。這是中國知識分子的第一次浩劫。毛澤東自己也承認比
中國古代秦始皇焚書坑儒四百六十人，多達一百倍！
毛澤東去世後到一九七八年，中共才承認“反右斗爭被嚴重地擴大化，把一切愛國知識分子、愛國人士和党內干部錯划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後果。
”這時才算平反。但已是二十年後的事了。中國是個文化教育不發達的國家，知識 分子稀有。中共實行一党專政，年年月月搞階級斗爭，勞動改造知識分子的腦子，給中國造成的損失多大啊！
順便一提，中華人民共和國現任總理朱熔基在一九五七年中共的“反右派斗爭”就被打成右派的一員，下放勞動到工厂。一九七八年，即二十年後才平反，所 以他今天對北京鎮壓民主党人士和法輪功信眾這等大事，一言不發。看來，他与中共高層江澤民、李鵬等人大有分歧，這是很值得我們注意的。
再說中共在五十年代進行了這三場鎮壓包括政治、工商、思想界的廣大知識分子運動之後，毛澤東一方面自以為是馬列共產主義，在意識形態戰線上一大胜利；但另一方面又認為在中國革命的現階段，當前的社會矛盾還是走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道路抑或走資本主義道路的根本矛盾。所以，他繼續在党內發動“反右傾”運動，批評了周恩來、陳云、薄一波、李先念等人，看不到無產階級勞動者能創造新世界的力量。隨即發動了工農業生產大躍進，提出鋼鐵要在五年內從七百万頓達到四千万吨。七八年就能赶上英美兩國。那就是說，在六十年代中赶上英、美二國。糧食則要從畝產三四百斤提高到千斤和雙千斤。
因此，在毛澤東這個指示下，一九五八年六月中共中央政治局的《第二個五年計划要點》中提出：“第二個五年計划的任務：提前完成全國農業發展綱要；建 成基本上完整的工業體系，五年超過英國、十年赶上美國。……在十年內赶上世界上最先進的科學技術水平打下基礎。”所謂“在十年內”就是指一九六八年。這簡直是荒天下之唐的“思想和計划”。
到一九五八年八月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遵照毛澤東的指示便又作出“關於農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決議”說：“建立公社是為了加快建設社會主義，為了過渡到共產主義積極做好准備。”決議還作出這樣的結論：“看來，共產主義在我國的實現，已經不是什么遙遠將來的事情了。我們應該積極運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出一條過渡到共產主義的具體途徑。”
請看，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党竟然認為中國在不久的將來就可以實現共產主義。而其途徑竟然是農村里的所謂“人民公社”。換言之，是以文盲，半文盲的中國農民用體力勞動去實現農村共產主義。試問，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党懂得什么共產主義，他們給人民公社提出一個口號：實行共產主義，“吃飯不要錢”。他們竟然要把“吃飯不要錢”的共產主義推行到全民辦。然而，中共的人民公社、生產大躍進搞了三年，人民餓死三千万。這是中國史上和世界史上所未見的人類大災難。如果讓毛澤東和中共的共產主義理論實現，豈不是世界末日到了？但當年毛澤東确有把他的共產主義革命推向全世界的雄心大志。今日中共高層也還沒有拋棄這個夢想。
這個人民公社和生產大躍進運動又告訴全中國和全世界人，毛澤東和中共否定知識分子和腦子勞動才能創造新世界這個真理。例如江澤民一九九三年在中共第十四次代表大會的報告上的結論，還是：“共產主義必將在全世界取代資本主義。 ”我不知道在美國的青年朋友听了，是好笑還是怜憫。
從以上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零年這三年，用體力勞動去建設共產主義的革命運動失敗之後，毛澤東并不甘心。他始終堅信，現代西方資本主義的發展所帶給中國的思想影響和中國文化知識傳統力量是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大敵。要推進中國共產主義的胜利，必須首先在中國境內消滅西方資本主義思想和中國傳統文化。
由此，一九六六年毛澤東又發動了一個所謂“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那是一次史無前例的反文化、反文明、反科學、反知識的狂飆運動。因此，也是一個壓迫和消滅全中國和中共党內外被毛澤東認為資產階級代表和思想的一切知識分子的罪惡運動。
這個共產主義革命運動達十年之久。在全國范圍內，從中共中央委員會各部和中央政府各部到地方各省市党委員會和政府各部，其絕大部分官員和知識分子干部，以至全國各大專學院教授和中小學教師，統統都被放逐到農村山村，從事各种體力勞動，接受毛澤東“勞動改造”，其人數在一百万人以上。
順便一提，今天在美國和台灣政界人士很受注意的汪道涵老先生，中國海協會會長，當年也被放逐到河南省公安部門的一個原罪犯的勞改場，管養耕牛二十多頭。在國民党執政時代，他因“政治犯”坐過國民党的牢。所以，他曾歎息說：“我們共產党這一套比國民党還厲害！”
再說，一百多万的官員干部和高級知識分子之外，全國大專院校學生和初高中學生也統統放到農村參加農業勞動，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從一九六八年開始，持續到一九七八年，這十年中，上山下鄉接受勞動改造的學生總達一千六百二十三万余人。其人數相當於一九七八年的中華民國在台灣的總人口。在亞洲，在南美洲，在歐洲，都等于一個中等國家的總人口。然而，那一千六百多万中國青年學生在山上鄉下的農村里沒有自己的思想和希望，腦子一片空虛，像牛馬豬羊一樣地活著。這是個什么世界！
上述兩個方面的數字合計，在毛澤東這場“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間，在中國受批判斗爭，受折磨懲罰，以至不幸死亡的中共党內外的知識分子，及其受株連的農民親友在內，當在五千万人以上。想一想，這是一場怎么樣可怕的革命！共產主義革命下的中國是個什么樣的悲劇世界！
那么，毛澤東這一幫共產党人發動這場“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什么呢？他的根本目標恰恰正是這樣兩個方面。第一是在中國，要徹底消滅在大陸上存在著的廣大知識分子腦中的西方資本主義自由、民主和私有經濟制度的思想。用毛澤東的話來說：“要徹底批判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出版界的資產階級反動 思想，奪取在這些領域內的領導權。要批判混進党里、政府里、軍隊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清除這些人！”
第二是要把中國建設成世界共產主義革命的基地和燈塔，取代已經修正了馬克思列宁主義而傾向西方資本主義的赫魯曉夫的蘇聯，肩負起把共產主義革命推向西方，推向全世界的任務，用毛澤東的話來說：“這個革命（指他發動的無產階級 文化大革命）使我國的社會主義革命發展到新階段（即從社會主義階段走上共產主義階段），在國際共產主義革命運動的歷史上開辟了一個新紀元。”當年，我們在 党內學習毛主席這個指示時，就被上級領導人明确地告知；毛主席這句話就是指我們中國共產党將開始推動和輸出共產主義革命到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和全世界。
朋友們，幸虧毛澤東這場共產主義革命在一九七六年徹底挫敗。中國社會經濟陷入全面崩潰的邊緣。毛澤東於當年九月流著眼淚去見馬克思去了。中國人民起來迫使毛的繼續人，從鄧小平到江澤民等，不能不按人民的要求實行對內改革和對外開放。中國才從經濟崩潰的邊緣挽救回來。然而，這是人民的功勞！
近二十多年來，中國經濟狀況有了改善和發展，這是事實，應該歡迎。但也只有經濟體制和結构有了一些改變，最重大的變化是在毛澤東死後，七億農民自己起來，推翻了毛澤東的共產主義人民公社擺脫了庄園奴隸的身份，重新取得了自由耕作的土地。然而，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工商業經濟還是國家經濟的主體，實際上都是党有企業，是党員貪污的溫床。國家貼補國企虧本額每年需要人民幣數千億不等。而國企工人失業者現在已達兩千五百万人左右。今天中國大城市的繁榮主要靠香港、台灣和美日等國的貿易和投資。而在大小城市之間、城市与鄉村之間，人民貧富的兩極化已越來越懸殊。這個經濟形勢醞釀著極大的經濟危机，也許像美國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一年的生產過剩，市場蕭條的經濟崩潰。
但令人奇怪的是，許多美國的中國問題專家和學者，以至美國政壇官員和工商業界領袖都似乎視而不見，听而不聞。他們還是按照單相思的愿望提出他們的對華決策。而不向北京當局提出友好的告誡性的建議，這個情況對中美經濟今後繼續交往是很不利的。
中國的經濟形勢如此，政治局面更加嚴重。鄧小平自從八十年代掌握大權之後，他不能不同意党內改革派和廣大人民提出經濟發展的需要，以求鞏固中共統治中國的局面。但他為了永保共產党一党專政的天下，又堅決反對實行政治改革。他斷言西方的政党政治和美國的“三權分立”都不适用於中國。他肯定中共的社會主義民主遠优良於西方資本主義的民主，他用“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口號反對自由和人權，并以之警誡和壓制知識分子。
請看鄧小平在一九七八年重掌大權後，一九七九年便提出要堅持馬列主義原教義中最僵化的四項原則（見上）。實質上是反自由、反民主、反平等、反人權的四項原則。隨之，他便下令封閉北京“西單民主廣場”，逮捕了魏京生等數十名民主戰士。把毛澤東死後、江青等“四人幫”垮台後，發生在北京的民主自由運動壓了下去。一九八五年和八六那兩年內，安徽、上海、浙江、武漢、四川、北京等地的大學學生民主自由運動此落彼起，都被鄧小平生下令壓了下去。他怀疑中共總書記胡耀邦縱容和鼓勵，因此在一九八七年把“資產階級自由化”的罪名加於胡耀邦頭上，把他拉下馬來。一九八九年胡耀邦逝世，北京大學生和市民追悼胡耀邦，起而游行示威，反對鄧小平的獨裁專政，要求民主自由，根除貪污腐化。鄧小平听取
李鵬的報告，稱之為“反革命動亂”，決定用軍事鎮壓。趙紫陽以中央總書記的地位反對軍事鎮壓，鄧小平便又將他撤職，并以“支持動亂，分裂党中央”之罪名予以隔离審查。半個月後，即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指令三十万大軍用坦克屠殺在北京天安門絕食、要求民主的學生和市民。
由此可見，中共第二代獨裁者鄧小平，他完全繼續毛澤東的政策，繼續反對自由、民主，且敢悍然用軍隊鎮壓知識分子，其瘋狂殘暴，中國歷史上的暴君中所未見。
現在是江澤民第三代掌權了。其反對自由民主，鎮壓知識分子的立場一成不變。江是從反對“八九”學生民運登台的。當年他在上海，是他首先封停了上海《世界經濟導報》，因為該報刊載了北京學者、教授舉行座談會悼念胡耀邦、批評鄧小平迫害胡耀邦的新聞。江澤民便動手將該報總編輯，我的老朋友欽本立撤職審查。鄧小平對江大為欣賞，在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七日把江澤民調上中央，接任趙紫陽總書記之職。所以，“六四”大屠殺事件，江是參与決策運作者之一。
江澤民從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中，取代趙紫陽而出任中共總書記之職後，在党內外一方面支持李鵬的“治理整頓”、“暫停改革”的決定；另一方面在党內外高唱鄧小平“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戰歌，清洗胡、趙兩位改革派在中央和各省的重要干部。同時整頓各大學，加強批判和控制大學教師和學生的自由民主思想，并繼續搜查、追捕、審查“六四”事件後逃逸的學生、教師和党政机關干部。目的是要徹底消滅自由民主的思想种子。
另一方面，近兩年來，大陸又涌現了知識分子組党的活動高潮。從北京到全國各省市已有近二十個省市的知識分子和工人成立了“民主党”籌備小組，并公開向省市政府申請登記。但江澤民政權則一律誣之為“意圖顛覆政府的非法組織活動 ”。因此而遭逮捕，判刑勞改者已達千人之數。這又證明今之中共專政集團仍然是 自由民主之死敵。
更令人駭异的是從今年六月中起，江澤民下令全面鎮壓大陸上為數達五、六千万之眾的法輪功信徒。定他們為“邪教”信徒，禁止他們練功，通今他們解散，在北京長安街一帶，一夜之間逮捕兩千五百名信徒。全國各地監獄已滿。江澤民聲稱：“對法輪功邪教的斗爭是關系到党和國家前途和命運的一場斗爭。”請看，中共政權對宗教信仰自由已到怕得要死的程度。這個政權還能在中國人中，在人類中生存多久，這個政權還算是“愛國主義”和“民族大義”的政權嗎？五、六千万法輪功信徒不是中華民族之人嗎？
江澤民八九年（六四）事件掌權後，在對外政策上即強調“反對美國霸權主義”。進一步，甚至對美國支持台灣人民的自由民主事業，強加以“干涉中國內政”的罪名。例如一九九六年中華民國在台灣實行總統全民大選，江澤民竟誣指民選 總統就是“走台獨道路”，便對台發動以飛彈為先導的軍事演習。經克林頓總統派遣兩支航空母艦隊到台海監視，江澤民才知難收兵。可見江澤民對中華民國在台灣的自由民主事業之發展是何等的恐懼，何等的仇視！
最近一個最最嚴重而有指標意義的事件，即中共政權對所謂“兩國論”的瘋狂強烈的反應震動了世界。這又是共產主義的專政權力欲望同現代世界自由民主思想的一個重大沖突。中華民國在台灣的李登輝總統所講的不是“兩個外國”之間的“兩國論”。他在回答德國記者關於台灣是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叛离的省份”這個問題時，其答复的原意是台灣屬於中華民國，中華民國在台、澎、金、馬 是一個國家；并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現在大陸實施著合法有效的管轄。所以兩岸的關系是兩個國家間的關系，至少是“特殊國与國的關系”。所謂“特殊”，即是兩國同為“中華”大地上的國家，而非兩個外國。在我看來，“兩國論”之前應加兩個字：“中華兩國論”，也許更符合李登輝原意。
“中華兩國”，一個是“中華民國”；一個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兩字為首，則兩者之間的關系便是既同在中華大地上的兩個對等的國家，但兩者 之間又是一种互不相屬的國家關系。因此，“中華兩國”必須在對等的基礎上進行政治談判，最終遵循和平民主的途徑達到統一中國的目的。這是李登輝總統講話的原意和主旨。
在大陸上自命“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的江澤民所代表的政權恰恰害怕在台灣的中華民國由人民選舉產生的政府和領導人那种真正的代表“人民共和”的民主政體。因此，當然害怕同中華民國在對等的地位上進行政治談判，最終遵循和平民主的途徑達到統一中國的目的。他們誣指李登輝志在分裂中國的“兩國論”、“台獨論”，在兩岸掀起一場空前的“文批武嚇”的險惡風云，并且一再揚言要用武力粉碎中華民國政權，解決所謂“台灣問題”。江澤民甚至在北戴河會議上宣稱：“在用武力解決台灣問題時還必須做好同美國一戰的准備！”因此，“要做好打一場高科技海空戰爭的准備！”因此，中美之間，戰略伙伴關系一變而為“戰略敵對關系”。
現在，人們大概都可以自己得出一個結論：中共獨裁政權在中國大陸自建國之日起直到今日，是反對自由民主的五十年，是鎮壓知識分子的五十年。但它失敗、孤立、再失敗、再孤立。直至今日，它又面臨著三大挑戰。一個是中國大陸上廣大人民要自由民主的挑戰；一個是台灣自由民主力量和事業不斷前進的挑戰；再一個是亞太兩岸地區的自由民主力量的無比強大和對台灣自由民主事業的積極支持這個最大挑戰。那么，中共這個政權還有能力、有信心和有決心動用武力摧毀台灣；并且還准備同美國決一死戰嗎？ 我想，我不必提出我的答案，讀者們都會有自己的答案。歷史會作出最後的結論！(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