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課程教材 大綱草案

連載:公民課程教材-《公民常識》(二十八)

第三冊-公民權利的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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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10月12日訊】89.激進、暴力革命、

(王怡:《盎格魯薩克森的勝利》)

如果說17世紀是理想的年代,19世紀是自由的年代,那麼20世紀則是一個極端的年代。許多國家一度陷入“民粹主義的道路”,把主權象徵性和整全性的轉交給人民,並把抽象的人民在意識形態捧為新的君主。這種來自抽象概念的純粹性藐視整個傳統,也藐視身在傳統之中的每一個有血肉的個人。因此多半會導致一條激進的革命以及不斷革命的方向。

激進的字根含義是挖根即推倒重來,典型體現在法國大革命中。法國大革命中的最有力量和幹勁的激進黨人——雅各賓派自稱為盧梭的信徒,國家擁有至高無上的控制權和鎮壓權——通過洗腦實現思想控制,通過刀槍實現人身控制。柏克直言無忌地揭破了這場以抽象人權為號召的革命的本質,就是普遍的無政府狀態和普遍的砸爛一切的無法無天的暴力。

在柏克看來,革命的本質就是革命的暴政,如最負盛譽的雅各賓首領羅伯斯庇爾所言:“革命政府就是要以自由的暴政來對抗專制。”也就是說,革命是以一種更為嚴酷的暴政替代革命前較為寬鬆的暴政。這也是革命的真正的危險。革命者自認為掌握了可以重建社會、重建道德的最新的哲學理論或政治科學,這種包括了道德與世界政治真理的完美性理論足以成為構建新體制新人類的基礎。而這種漫無邊際的哲學原則既不是以往經驗的結果,也從未經受過實踐的檢驗,把一個具有偉大文明傳統的民族輕率地交給這種狂人的設計進行不負責任的試驗,實為人類有史以來自我毀滅性的荒唐之舉,違背了政治學的“萬德之中第一美德——審慎。”

柏克說:指導政治改革的理論應以經驗為依據。在巴黎哲學家的意識形態信條支配下的法國大革命是“對整個社會的摧毀和瓦解。”它所顛覆的不僅僅是法國的舊王朝舊制度,而是在漫長歲月中由無數智慧累積而成的歐洲文明的社會、道德和政治程式。這場哲學革命所產生的是“最不安定、最冒險、最不虔誠、最暴烈和血腥、最虛僞和邪惡、最大膽和放肆的共和國。”

柏克視文明和文明秩序為神明之物。人類文明及秩序是長期進化的過程,是無數代人智慧的結晶。因此,憑藉政治手段改進人類境況必須逐步進行。法國大革命的領袖人物是一批對國家治理沒有任何實際經驗的道德政治家和浪漫文人,“他們完全不認識他們所那麼喜歡加以干預的世界,他們對其中的一切事物都毫無經驗,卻以那麼大的信心在論斷它們,他們一點都沒有政治,而只有他們所激起的感情。”在他們的頭腦中既沒有合理而美好的事物的樣板,而且由於習慣成自然的緣故,他們也逐漸失去了思索那些事物的興致。

這樣,作家們就敢於更大膽創新,更熱愛那些普遍的思想和體系,更蔑視古代的哲理,更相信他們個人的理性……。他們無知者無畏,所有的改革方案都出自啟蒙作家浩繁的抽象著作。

簡潔的說,憲政主義絕不是“反革命”,憲政主義只是反對“社會革命”。尤其是以暴力手段進行的社會革命。用聖鞠斯特的話說,“在人民和敵人之間,除了斷頭臺就沒有別的”。我帶著一種恐怖的心態認識到,民眾所要求的是對國家整個法律和風俗習慣的同時和系統性的廢除。我知道,這是世界上曾經發生過的最危險的革命。

柏克在英國的制度下土生土長,這一制度到他手裏就成了哲學。他把這個制度蘊含的真理一般化。這個真理就是民族習慣,按照先輩經驗朝前走——是發展而不是創新。柏克認為,革命或改革所面對的政治問題不是抽象權利問題,而是權力是否濫用與權力的運作方式問題。英格蘭歷史演進的最大成果是憲政制度。英國光榮革命並未確立新的立國原則,而是重申了中世紀《大憲章》以來的憲政原則和自由傳統。英國憲政之基石,一為財產權,一為人身保護權;保障財產權與人身權少受國家侵害的憲政管理,是權力制衡。他們都尊重憲法,尊重憲政傳統,有節制的權力之爭是英國統治精英的可貴品質,也是英國憲政成長的原動力。

“妥協是政治的靈魂”。這就是平衡政體的意義。自由是通過平等的限制來實現的。自由存在於不同勢力對壘的夾縫中,倘若一支勢力消滅了其他的勢力,自由就沒有安身之所。自由如果不“與和平和秩序相聯繫,與市民的生活方式和社會的風俗習慣相聯繫”,自由就決不會長久存在。

柏克並不反對一切革命,革命應是“有思想的和善良的人們”反抗無法忍受的並無任何改進希望的暴政的“最後不得已的辦法”,因為革命是自由的敵人,“每一場革命不可避免地都含藏著某些邪惡”。任何人都無權把活生生的人類當做試驗品。“進行革命是一種首先需要作出解釋的舉動,進行革命打破了國家的古往今來的狀態,從事如此激烈的運動要有非同尋常的理由。”

(李鬱:《柏克的傳統》)

托克維爾認為,在走向民主的社會,人民追求平等的激情往往強於自由,在特定時期,人民追求平等的激情可能達到狂熱的程度。“追求平等的激情是一個不可抗拒的力量,凡是想與它抗衡的人和權力,都必將被它摧毀和打倒”。人民往往對平等作平均主義的理解。根本不可能讓窮人認識到使富人貧困化並不符合窮人的利益。恰如托克維爾所言,“人對自由的愛好和對平等的愛好,實際上是兩碼不同的事情。”平等和自由容易互相混淆,平等的進步並不必定是自由的進步。人民“希望在自由之中享受平等,在不能如此的時候,也願意在奴役之中享用平等”。

托克維爾指出,法國大革命的重要教訓之一是法國人民追求平等的意志遠遠超過了對自由的關注,平等感情壓倒自由感情,其後果是革命本身從無奈的反叛變成道義的目標,而革命很少尊重個人自由,革命崇拜武力,盲目相信中央政府至高無上的權威, “沒有充分準備的人民自行動手從事全面改革,不可能不毀掉一切。專制君主本來可以成為危險較小的改革家……如果當初由專制君主來完成革命,革命可能使我們有朝一日發展成一個自由民族,而以人民主權的名義並由人民進行的革命。不可能使我們成為自由民族。”只有從自由的土地上生長出來的美德才是持久的美德。(李鬱:《民主的前途》)

美國的“勞動節”

(丁林:《勞動節春秋》)

今天是勞動節,美國的國定假日。不過這可不是我們過的五一國際勞動節,而是每年九月的第一個星期一。這一春一秋兩個勞動節,都是起源於十九世紀末的美國。他們之間有什麼不同呢?

到預定的那一天,1886年的5月1日,芝加哥的很多工人迫使雇主讓步,爭取到了八小時工作制,但是在更多的工廠裏,企業主和罷工工人形成了互不相讓的對峙局面。1886年5月3日,工人集會,警民衝突中,警察向麥考米克機器公司的罷工人群開槍,造成一人死亡,多人受傷。無政府主義者號召第二天在草集廣場集會抗議。

5月4日草集廣場的集會一開始是和平的。當最後一個演講者還在臺上的時候,人群已經開始解散,廣場上只剩下二百來個人,這時候卻開來了180多個警察,命令集會解散,開始驅趕工人。就在這最後的時刻,不知什麼人向警察扔了一顆炸彈,當場炸死1個警察,還有6個警察後來死於醫院,有70多個警察受傷。

警察立即向工人開槍,隨後襲擊了工會領導者的家,數以百計的人被逮捕,恐怖一時籠罩芝加哥的工人區。受打擊最重的是無政府主義者和左翼社會主義者。

8個最活躍的無政府主義者受到起訴,他們被指控犯下了謀殺罪並被判處死刑。1887年11月7日,其中的4人被處以絞刑,1人在獄中自殺。當局將這些人的遺體交給他們的親友安葬。他們的葬禮是芝加哥歷史上規模最大的送葬隊伍,幾十萬人列隊路旁為草集廣場的烈士送葬。在安葬他們的墓地裏豎起了紀念碑。

這是典型的矛盾迴圈激化的”革命前夜”的圖景。在人類向工業時代邁進的時候,這幾乎是各地的普遍景觀,因此也產生了順應時事的革命理論。

所以,對於激進無政府主義者和左翼社會主義者來說,1886年發生在芝加哥草集廣場的事件具有深刻的象徵意義,它象徵著資本主義制度下工人利益和企業主利益的不可調和,它象徵著工人階級除了針鋒相對的鬥爭別無出路,只有這樣它才能爭取自身的解放,擺脫被奴役被剝削的命運。1889年,在巴黎召開的第二國際首次代表大會決議,每年的5月1日是國際勞動節。

以後數年裏,一個叫自得的工人經常在工人集會上演講,還遊說地方政府救濟失業工人。在那個時代,彼得走的這條路可不輕鬆。他被看作是一個搗亂者,常常自己就沒有工作。1881年,他搬到密蘇裏州的聖路易市,組織召開了芝加哥木工大會,成立了全國木工工會,他成為美國木工兄弟會的總書記。

彼得的木工工會成為一個樣板,成立工會的風潮席捲美國。工廠工人,碼頭工人,到處都組織起來要求保障勞工權利:八小時工作,穩定的有保障的工作職位。彼得和其他工會商議,要設立一個勞工者的節日,這個節日定在七月的獨立日和11月的感恩節的中間,讓工人們在這四個月的辛勞中多一天休息和娛樂。這就是九月的第一個星期一。

1882年9月5日,第一個勞動節大遊行在紐約舉行。兩萬工人穿過百老彙大街,他們的旗幟上寫著:”勞動創造了所有財富”,”八小時工作,八小時休息,八小時娛樂”。遊行過後,他們舉辦野餐,吃喝歌舞。入夜,他們放了焰火。 慶祝活動立即傳播到全國。每年到這一天,工人們紛紛用這樣的辦法來慶祝自己的節日,表達自我覺醒的意識,要求勞工權利。十餘年後,1892年,美國聯邦國會立法確定,這一天為聯邦勞動節。

勞聯主席貢佩斯也曾經清醒地說,”那個炸彈不僅炸死了警察,也炸死了我們後來幾年的爭取八小時工作制運動。”他把草集廣場個別人對警察的暴力事件,並不看作是”革命的正確途徑”,而是剛起來的工會運動受到的第一次沈重打擊。

在美國工會運動早期,人們就逐漸意識到,在勞資衝突中,政府的干預,立法和司法給各方留下的活動空間,對衝突的結果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爭取妥協,爭取雙嬴,不僅是可能的,也是唯一對所有的人都有利的結果。一方全嬴,一方全輸,長遠來看,沒有勝利者。

理想與現實

美國革命和美國憲法對舊世界的震撼是無比巨大的。美利堅合眾國的建立真正敲響了舊制度的喪鐘。這似乎已是無爭議的歷史結論。在美國的創立階段,有一種令人驚異的奇特景象,對美國和人類命運的影響是深遠的。1776年《獨立宣言》時期的簽署者們是一批信奉天賦人權的激情洋溢的理想主義者,而1787年制憲會議的代表們則是一些冷靜的洞悉世態人情的現實主義者;“他們出奇地保守”。從理想主義到經驗主義的轉換,似乎是自然完成的。在革命時期是無私無畏的鬥士,在制憲時期則是保守審慎的立法者。戰士之後便是立法者。戰士志在破壞,立法者專於建設,但兩者都有功勞。這可能是美國革命功德圓滿的重要原因。應該說,這是美國人民的幸運,也是人類的幸運。(李鬱:《憲法的生命》)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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