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清漣：從「萬州事件」看中國的官本位文化

【大紀元10月29日訊】重慶萬州主城區10月20日發生的所謂「公務員」打人事件，吸引了世界的眼球，歐洲一些媒體開始由此出發討論中國的投資環境是否安全。

　　其實，從萬州事件發生的起因、經過以及性質等方面分析，這次事件既不能歸屬於時下中國各地正在興起的各種類型的「維權運動」，也不能算是底層群眾有利益訴求的集體反抗。從起因看，此次事件的發生純屬偶然，參加者既無明顯的利益訴求，也無任何事前的組織串連，被抓的幾個人也根本算不上這次事件的領袖人物，最多只能算是在現場蹦達的顯眼一點而已。如果硬要歸類，只能算是「群體性騷亂」而已。

　　平心而論，這次事件起因很平常，中國這塊土地上每天都有人以公務員身份行兇作惡而不受法律制裁，「萬州事件」的特殊之處，只在於有人將引線點燃了而已。但這次事件凸顯出來的問題卻令人深思，因為將上萬群眾在那一刻間凝聚起來鬧事的原因只有一條，那就是打人者自報的「公務員」身份。

　　這一現象值得深思。首先，毆打人的胡權宗在施暴以後，為甚麼居然會亮出「公務員」身份嚇唬圍觀群眾？這種情急之下的反應能夠最真實地反映一個人的社會心理，因為這絕非胡權宗一時心血來潮，而是他多年以來觀察周圍社會環境而獲得的社會經驗，他所就業的那個機構，想必經常有人以「公務員」身份行使各種特權而不受法律制裁，耳濡目染之下，胡權宗情急之下自然倣傚。這一點，可視為時下中國官本位文化氾濫引起的惡果之一。

　　其二，此次事件還有一個至今未被分析者注意到的文化密碼：為何當事者的身份成了民眾與官方都抓住不放的焦點問題？儘管當地政府磨破嘴皮，聲明胡權宗並非公務員，但群眾就是不相信。最有意思的是這一點：事件持續了將近十來個小時，其間發生了燒燬警車與圍攻區政府事件，而參與處理事故的官員們自始至終連一句「不管打人者是甚麼身份，背後有甚麼人，政府都會秉公處理」這樣的套話都不說，是該地區的公務員們行使特權太多太濫，以至於官方已經連如此套話都已經感到生疏？還是官方根據「施政經驗」，認為套話說得再多，也無法取信於群眾，所以只能趕緊將肇事的胡權宗與公務員劃清身份界線？其實，官方此舉也經不起任何推敲：難道胡權宗是公務員，處理方式就可以不同一些？

　　「萬州事件」招致「上峰」不滿，想必已經引起重慶地方當局「認真反思」。但這一反思有兩個方向，一個方向是重慶地方當局按照中央政府的要求反思自己的「執政能力」（即鎮壓能力）是否還需要繼續強化，以便能夠迅速有效地處理任何突發事件，彈壓各種社會騷亂及社會反抗；另一個方向則是考慮如何發散民怨，讓民眾建立自己的民間組織，遇事通過正常的利益訴求管道。中國古代治水就有「堵不如疏」之理，引申於治國，則有「防民之口，甚於防川」之說，只是如今政府官員貪污腐敗成風，政治積弊日深，且政府篤信強權即公理，一味採取堵的策略，才將中國弄成了這麼一個一點火星就會引爆的火藥桶。

　　最近中國政府正派出官員前往歐洲與美國等資本主義民主國家考察學習，「考察學習」的重點則是要求各國政府介紹「如何處理突發性公眾騷亂事件」之經驗。筆者聽說此事，先是愕然，繼之很為國內的愚民政策感到悲哀：除了當年的伊拉克、目前還存於世的北韓、古巴等社會主義國家，以及拉美一些進入「失敗國家」行列的國家與中國的一些「非洲兄弟國家」之外，恐怕在中國官員去參觀考察的歐美等國，並無這類經驗可學。歐美民主國家經常會有規模大小不等的各種社會抗議活動發生，但政府並不將之視為「突發性公眾騷亂事件」，因為這是民眾擁有的憲法權利。也從未聽說在這些國家有人犯法之後，敢於公然亮出自己的公務員身份要求特權。但中國政府顯然不想學習這些經驗，因為這正是中國政府一直批評且視為比「社會主義民主」要低級得多的資產階級民主。

　　說這種考察學習是愚民政策造成的後果，並非作者虛構，且看中國的中學政治教科書是如何闡述「資本主義法制」的：「資本主義也按照資產階級的意志，通過制定各種法律，使它作為保護資本主義私有制、維護資產階級利益的工具。在這樣的法律面前講人人平等，實際上是要求所有人『平等』地執行不平等的法律。」（初三《思想政治》第73頁）

　　真希望「萬州事件」能促使執政者不要再自欺欺人地滿足於批判資產階級民主的虛偽性，至少不要再浪費公帑讓官員赴他國「考察學習」資本主主義民主制度沒有的「處理突發性公眾騷亂事件」之經驗，因為萬州事件體現的正好是「中國社會主義特色」。(http://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