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思雲:中國政治體制的致命隱患

林思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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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10月6日訊】最近召開的中共十六屆四中全會上,江澤民卸任了他的軍界最高領導人職務「中央軍委主席」,胡錦濤在黨、政、軍三個方面徹底掌權,成為名副其實的新一代任國家領導人。很多人對中國這次和平權力移交感到高興,但這次表面看上去順利的權力移交,卻掩蓋了中國政治體制中的一個致命隱患,這就是中國沒有明確的國家領導人接班制度。

自秦始皇創建中央集權式的「郡縣制」,皇帝一人獨攬大權的個人獨裁體制後,此後兩千多年來,中國的各朝各代都基本沿用這個皇帝個人獨裁的體制。而作為國家最高領導人皇帝的接班人,則由皇帝親自指定,即立太子。皇帝指定的太子具有絕對的權威性和正統性,一旦老皇帝死亡或遭遇不測,太子將接班成為新一任皇帝。

近代西方列強對中國的入侵和蹂躪,讓中國人學到了一個極其重要的教訓:中國的落後挨打,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我們的政治體制落後。此後中國開始了一次又一次的變革國家政治體制的嘗試。戊戌變法試圖採用西方的君主立憲制,辛亥革命則引進了西方的共和憲政,而共產主義革命又在中國引進了當時認為是最先進的社會主義國家體制。

中國引進西方政體後,國家領導人由皇帝變成了西方式的大總統或主席,但卻有意無意地迴避了其中一個極其關鍵的問題,這就是下一任的國家領導人怎樣產生?由於憲政體制中的國家領導人不是世襲,所以必須明確下一任國家領導人、也就是接班人的產生辦法。西方國家領導人的接班人的產生辦法是「文鬥」,即通過投票選舉下一任總統。而中國卻始終沒有建立起與憲政體制相配套的競選接班體制(即「文鬥」接班方式),這樣中國就只能通過「武鬥」的辦法來產生新的國家領導人了。

1916年中國大總統袁世凱死後,他的部下各自拉一隻軍隊來爭奪國家領導人位置,結果導致十多年的軍閥混戰。此後蔣介石靠軍隊北伐奪取了國家領導人位置,之後毛澤東又靠軍隊南征再次奪取了國家領導人位置。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中國在經過幾十年的競爭國家領導人的「武鬥」之後,終於獲得了一時的平靜。可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新政權,仍然迴避了國家領導人的接班人的產生辦法問題。

毛澤東出任國家主席,當時的中國憲法卻沒有規定國家主席的任期,實際上成為了終身制。但人的壽命總是有限的,而且天災人禍是瞬間發生,國家領導人有可能突然得急病死亡,也有可能突然遭到刺客暗殺或飛機失事,因此西方國家的憲法都有明文規定,明確在國家領導人突然遭遇不測時由誰來接班,比如美國憲法就明文規定總統遭遇不測時由副總統接班。

中國並沒有關於接班人的明文規定,而是採用了傳統上的慣例,即由領導人親自指定自己的接班人,這就像以前的「立太子」一樣。當年毛澤東先後指定過劉少奇、林彪和華國鋒當他的接班人;鄧小平也先後指定了胡耀邦、趙紫陽和江澤民(胡錦濤)當他的接班人。這種中國傳統的「欽定太子」指定接班人方法,乍看似乎解決了接班人問題,但實際上卻埋藏下一個致命的隱患。

古來的皇帝父傳子方式,接班人是自己的親生兒子,自然不會懷疑接班人的忠誠心,也無需擔心接班人把自己取而代之的危險,因此父傳子的接班方式一般都較順利。最近幾十年中,東亞也有蔣介石傳位於蔣經國,金日成傳位於金正日的父傳子事例。不過中國大陸已不存在父傳子的封建意識和土壤,因此中國領導人不得不指定一位與自己沒有血緣關係的異姓人為接班人,這就難免不讓領導人對他的接班人的忠誠心有所懷疑。

如果領導人選定一位很能幹、很有威望的人當自己的接班人,那麼這個接班人很可能樹立起比現任領導人更高的威望,而接班人一旦樹立起較高的個人威望,就不可能指望他唯唯諾諾地聽從現任領導人的指示了。這樣不僅現任領導人的個人獨裁權限有所減小,而且羽毛豐滿的接班人還可能提前把他趕下台,即所謂「搶班奪權」。因此現任領導人出於維護自己地位的考慮,自然會對異性姓的接班人進行各種各樣的防範。

以前毛澤東選擇了劉少奇和林彪兩個很能幹的人作接班人,結果劉少奇樹立起個人威信後,不再對毛澤東的指揮言聽計從,結果導致毛澤東發動一場文化大革命把劉少奇的權力奪走;而毛澤東再次指定的接班人林彪,更出現「搶班奪權」的危險,毛澤東又不得不把他除掉;最後毛澤東指定了一位威信不高、才能一般的華國鋒當接班人,總算平安地接了班。

鄧小平以前也選擇了胡耀邦和趙紫陽兩個很能幹的接班人,結果胡耀邦樹立起個人威信後,也不再畢恭畢敬地遵守鄧小平的指示,所以鄧小平借學潮事件把胡耀邦的權力罷免;鄧小平再次指定的接班人趙紫陽,在六四期間又表現出「搶班奪權」的苗頭,又被鄧小平再次廢免;最後鄧小平也指定了一位威信和才能不是非常突出的江澤民當接班人。

中國傳統的政治構造是一元權力體系,即所謂的「天無二日,人無二君」,要保持這樣的一元化領導,現任領導人的接班人必須是一位在威信和才能上相差很多的陪襯型人物。慈禧太后要選擇光緒、宣統等幼兒皇帝接班,就是因為幼兒皇帝在威信和才能上與她相差太大,不會威脅到她的垂簾聽政地位。毛澤東和鄧小平在最後都指定一位平庸的人物接班,也是出於同樣的考慮。

可是一個平庸的人接班,他接班後由於威信和才能的不足,很難長期控制整個局面,不得不充當一個過渡性的角色。他從前任領導人那裡繼承來的權力,很快就會被一個更有威信和才能的政壇人物奪走。華國鋒的權力很快被鄧小平奪走,江澤民的權力也很快被胡錦濤接管,這都是平庸接班人必然遇到的問題。

好在華國鋒時代,中國政壇上只有鄧小平一個人有絕對優勢,其他人都沒有問鼎鄧小平的實力,因此鄧小平奪權沒有遇到太大困難;在江澤民時代,政壇上也基本是胡錦濤一花獨秀,胡錦濤上台也沒有遇到很大困難。然而將來中國政壇或許會出現幾位勢均力敵的人物,都有實力問鼎國家領導人,他們各自率領一股勢力爭奪國家領導人,就有可能在中國引發一場內亂。

事實上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所發生的多次流血事件,都與國家領導人的權力爭奪戰有關。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流血武鬥,直接關係到毛澤東與劉少奇爭奪領導權的鬥爭;1976年的「四五」天安門流血事件,又直接與毛澤東和鄧小平爭奪領導權的有關;1989年的六四流血事件,也同樣直接關係到鄧小平與趙紫陽在國家領導權上的爭奪。當時天安門廣場的學生已經打出「鄧小平退休」、「李鵬下台」的口號,鄧小平要想保住他事實上國家領導人的地位,只有出動軍隊鎮壓學生一條路。1989年的六四流血事件,實質上是爭奪國家領導人的外圍戰。

現在的中共政權由黨、政、軍三個方面組成。「黨」的最高領導人是中共總書記,「政」的最高領導人是國家主席,「軍」的最高領導人是中央軍委主席。最初毛澤東一人身兼三職,1959年毛澤東把國家主席「讓給」劉少奇後,造成劉少奇在「政」的方面權力坐大,埋下了文革種子。在1980年代,中國的黨、政、軍最高領導人分別由不同的人擔任:趙紫陽任中共總書記,楊尚昆任國家主席,鄧小平自己任中央軍委主席。鄧小平不把軍委主席的職位交給趙紫陽,顯然是對趙紫陽不太放心。

1989年的六四以後,鄧小平感到黨、政、軍三權分立,有可能引發激烈權力鬥爭的危險,因此他把黨、政、軍三權都交給江澤民一人獨攬,現在胡錦濤又再次一人獨攬黨、政、軍三權。從權力分散的角度來看,在1980年代是中國歷史上權力最分散的時代,因為那時中共黨內反對個人獨裁,呼喚集體領導的呼聲很高,黨、政、軍三權分別由不同的人擔任,也是反映了當時中共內部的意見。

然而1989年六四事件後,中共內部的意見一變,認為黨、政、軍三權分散不利於中共的團結,削弱了中共的領導力量,因此把黨、政、軍三權歸於一人獨攬,反而又成為中共內部的主流意見。前一段時間,出現了胡錦濤掌握黨權和政權,江澤民掌握軍權的分權現象,此時中共黨內有很高的呼聲要求江澤民交出軍權,讓胡錦濤一人獨掌黨、政、軍三權。

如果說胡錦濤是鄧小平隔代指定的接班人,那麼胡錦濤的接班人又是誰呢?目前中共政權處於沒有明確的接班人的狀態。儘管胡錦濤年輕,身體也好,但誰也不能保證他的健康絕對不會出現問題,萬一胡錦濤突發急病,或遭遇什麼事故或不測,誰來接替胡錦濤領導中國呢?

按照中國憲法的條文規定,國家主席因故不能履行職責時,由副主席接替職務。現在胡錦濤為國家主席,曾慶紅為國家副主席,萬一胡錦濤遭遇不測,曾慶紅可接任國家主席。但問題是胡錦濤同時擔任了黨、政、軍三項領導職務,現任中央軍委副主席是郭伯雄等三人(曾慶紅並不是中央軍委副主席),如果萬一胡錦濤遭遇不測,按照黨內規定,郭伯雄可接任中央軍委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排名第二的吳邦國可接任中共總書記。

這樣一來,萬一胡錦濤身有不測,他一人兼任的三個黨政軍最高領導職務,將由吳邦國、曾慶紅、郭伯雄三人分別接任。這三人中誰是最高領導人呢?中國目前的法律或黨規並沒有明文規定。(雖說中共的原則是黨指揮槍,可是1989年六四時,鄧小平就以軍委主席的身份解除趙紫陽的黨總書記,成為槍指揮黨的範例)。因此萬一胡錦濤遭遇不測,中國就難免群龍無首的混亂局面,甚至出現天下大亂。把中國整個國家的前途命運,寄托到一個人的健康或命運身上,顯然是十分危險的事。

中國當前政治體制的一個致命隱患,就是沒有明確的接班人制度。今後胡錦濤政權首先要做事情之一,應該就是把接班人制度法律化、明文化。儘管現在胡錦濤集黨、政、軍三權於一身,可是要讓他像毛澤東、鄧小平那樣獨斷地指定自己的接班人,似乎已經不太可能。也就是說,中共政府由現領導人獨裁地指定自己接班人的老慣例,今後恐怕是行不通了,必須有一個新的接班人產生方法。如果今後中共的接班人是採用黨內投票選舉的方法產生,那麼中國距離民主化也就不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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