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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平:不僅僅是譴責——評《被遺忘的大屠殺》

胡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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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11月13日訊】(驚聞張純如自殺,重貼舊文「讀張純如《被遺忘的大屠殺》」,以示哀悼。胡平)

去年(1997年)年底,美國哈潑‧科林斯出版社(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Inc)出版了一本記敘1937年南京大屠殺的書,書名是《The Rape of Nanking——The Forgotten Holocaust of World War II》。作者是一位年輕的美籍華裔女士,名叫Iris Chang,中文名字是張純如。這本書的中文譯本書名是《被遺忘的大屠殺——1937南京浩劫》,譯者肖富元,於去年12月由台北的天下文化出版公司出版。事實上,這本書的中文本和英文本是同步出版的。這本書在英文世界和海外的中文世界都引起了強烈的反響,可惜的是,直到今天,它還不能在大陸出版,不能和大陸十二億中國人見面。

《被遺忘的大屠殺》一書共347頁,分兩部,共十章。正文前面有天下出版公司發行人高希均教授寫的「出版者的話」,有台灣中央研究院研究員李思涵寫的序,有美國哈佛大學歷史學家威廉‧柯比(William C. Kirby)寫的導讀。正文後面有譯者寫的譯後記。另外還附錄了作者寫作這本書所涉及的參考書目及資料目錄,這個參考書目和資料目錄就有47頁。作者張純如用了好幾年的工夫收集材料和訪談記錄,整本書資料翔實,論述嚴謹,既有高度的學術價值,又有可讀性。

斯大林講過:「殺死一個人是殺害,殺死一萬個人只是統計數字。」這就是說,暴行的統計數字,不管數字本身有多大,也不管統計的有多準確,因為它是抽像的數目字,在一般人心目中反而留不下多深的印象。為了避免統計數字的令人麻木的效果,作者特意選出了幾個具體的故事,使抽像的統計數字變成了活生生的形象,使讀者的心靈產生強烈的震撼。

在本書的「緣起」一章中,作者向自己提出了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為甚麼南京大屠殺不像猶太人的大屠殺或廣島事件那樣深深地印在全世界人民的腦海裡?答案是,因為受難者一直保持沉默。然而,為甚麼南京大屠殺的受難者並沒有大聲呼喊正義?如果他們真的發出怒吼,他們的痛苦為甚麼沒有得到廣泛的呼應?作者說:「我很快就弄清楚,看管這張沉默之簾的就是政治。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民國,甚至美國,都要為歷史忽略這個事件負責,原因就根植於冷戰時期。一九四九年,中國共產黨解放革命之後,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中華民國兩岸政府,都沒有向日本要求戰爭賠償,雙方為了與日本從事經貿以及爭取政治承認,激烈較勁。即使是美國,在面對蘇聯與中國共產主義的威脅時,也向過去的敵人日本尋求邦誼永固與忠誠支持。因此,得力於冷戰的緊張關係,使得日本能夠逃脫許多她的戰時盟友在戰後所遭受的嚴厲審訊。」也許,就是這句簡單的批評,使得這本書至今還不能在大陸公開出版。

讀完《被遺忘的大屠殺》,我感到有幾個問題必須引起我們嚴肅的思考。

(1)為甚麼要屠殺?

這個問題讓很多南京大屠殺的研究者都感到困惑不解。因為南京大屠殺不是發生在戰場上,而是發生在守衛南京的中國軍隊已經放棄抵抗,日本軍隊已經佔領南京之後。南京大屠殺的死難者,一部份是已經投降的軍人,另外則是手無寸鐵、完全沒有進行反抗的市民。

威廉‧柯比教授對南京大屠殺一事既感到震驚,又感到困惑。他說,這種行為「公然違反戰爭的一切法則慣例。更令人詫異的是,日本的這些行為都是公開為之,顯然是為了要實施恐怖的高壓統治。」柯比說:「我們也許永遠無法確切得知,促使日本司令官和部隊犯下這些獸行的動機到底何在。」

依我的推測,日本人進行大屠殺,可能是效仿當年滿人入關後的「揚州十日屠」,其目的正在於徹底摧毀對方的反抗意志。我們知道,做任何壞事都需要有一個好藉口,任何暴行都需要把自身合理化,這不只是為了欺騙別人,首先是為了欺騙自己。那麼,日本侵略者又是怎樣給自己找藉口的呢?他們不是說要和中國人「共存共榮」,建立「大東亞共榮圈」嗎?也許日本人會這樣為自己辯護,他們說中國人不知好歹,桀傲不馴,所以先必須給他們厲害嚐嚐,讓他們嚇破膽,從此不敢反叛,這就叫殺人立威,然後才能實行「仁政」,實行「王道」,也只有在這時,他們才會接受「大東亞共榮圈」,才能夠享受到「共存共榮」。看來,像這種先殺人,然後再實行「仁政」的觀點,像這種先採取「堅決措施」,然後才能造成「長期穩定和發展」的觀點,並不只屬於日本侵略者。

(2)面對日本侵略者的大屠殺,中國人為甚麼不拚死反抗?

作者寫到:「當日軍在十二月十三日拂曉粉碎城牆時,他們進入的是一座人數遠遠超過他們的城市。歷史學家後來估計,超過五十萬平民以及九萬名中國部隊(譯注:應有十一萬名中國部隊)受困在南京,相較起來,攻擊南京成的日本軍人只有五萬人。」一位日本軍官說:「面對一大群上千、五千、或是一萬個人,光是要他們繳械就極端困難……,他們如果要鬧事的話,就是個大災難。」

作者指出,日本採取了極其陰險狠毒的辦法,「先假裝答應要公平對待中國人,以換取他們結束抵抗,哄騙他們向日本征服者投降,把每一百或兩百個中國人分為一群,然後再將他們誘騙到南京近郊不同的地方殺掉。」

這就是為甚麼柯比教授要譴責南京大屠殺「公然違反戰爭的一切法則慣例」。我們知道,即使在野蠻的古代,交戰雙方常常無所不用其極,但一般而言還是存在著一些規矩或習慣的,像古典小說裡時常提到的「不殺降將、」「不斬來使」。近代以來,人道主義思潮流行,人類的文明程度有了顯著的提高。這體現在各種領域——包括戰爭——都確立了一系列法則慣例。正因為這些法則慣例已經比較深入人心,所以投降的中國軍隊很容易心存僥倖,這樣就落進了日本人的圈套。

柯比教授到底是美國人,有美國人特有的天真,相信甚麼事都是有法則有慣例,相信一般人都是要遵守的。長期生活在文明世界的人每每會把種種文明的規則慣例視為理所當然。這既是文明的力量所在,也是文明的弱點所在。其實,文明從來不是當然的。極權怪物的崛起,以前所未有的規模蔑視、踐踏人類文明的各種規則慣例,大多數人由於缺少思想準備,往往在這類暴行面前表現得驚恐失措。於是,各種文明的規則慣例便毀於一旦。這一教訓,我們必須認真吸取。

(3)如作者所言:「現在我們面臨到令人最困惑的問題——在南京的日本士兵的心理狀態。在這些手持來福槍與刺刀的青少年士兵心中,到底有甚麼力量驅使他們去犯下這種暴行?」

現在流行把甚麼是都歸到文化,歸到民族性,歸到宗教,等等。作者不贊成這種觀點,因為「人類數千年曆史清楚地顯示,沒有哪個種族或文化,獨有戰爭期間的殘酷暴行」(當然,反駁者可以說,畢竟,像南京大屠殺這樣的暴行也不是每個種族或文化都犯下過的)。作者更強調教育的作用。她指出:「因為他們所受到的教育,是除了天皇,所有個人的生命——即使是自己的生命——都毫無價值可言」。一個參加過南京大屠殺的日本軍人後來告訴作者,他們當年接受的教育就是「忠貞重於泰山,生命輕於鴻毛」。為天皇而死是至高無上的光榮,被敵人生擒活捉則是最大的恥辱。「如果我的生命不值錢,那麼敵人的性命就更不值錢……。這種哲學讓我們輕視敵人,最終造成大屠殺,並惡意凌辱俘虜。」許多日本軍人後來回憶說,當他們以新兵的身份初上屠場時,心裏還很害怕,但不久後,感覺就遲鈍了,逐漸學會了屠殺,把暴行當作例行公事。

《被遺忘的大屠殺》一書對日本侵略者進行了嚴厲的譴責。但本書的價值還在於它不僅僅是譴責。在「後記」裡,作者引出了三條深刻的歷史教訓。一、文明本身脆薄如紙,人類是很容易被形形色色的壓制善良本性的「主義」煽動起來的。二、「權力使人殺戮,絕對的權力絕對的殺戮。」越是不受制約的權力,越容易突發奇想去做出殘酷的暴行。三、人性的本質反覆無常,只要災難發生在別人身上,對自己沒有威脅,一般人就很容易接受暴行。

這三條教訓都是基於對人性中惡的一面不敢掉以輕心。如果我們對人性估計得悲觀一些,也許我們倒更有可能去避免人類的悲劇。

19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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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11-13 5:56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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