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1月26日訊】雖然中共當局對中國的人權情況做出種種似是而非的解釋﹐例如把人權視為只要可以活得下去的“生存權”﹐或者說現在是中國歷史上人權最好的時期﹐但是中國的民眾﹐還是以自己的實際行動為自己的權益同當今的中國統治集團抗爭。其中既有純粹的政治抗爭﹐更多的則表現在維護自己生命財產上的抗爭﹐其表現形式亦有不同﹐有的只是造輿論﹐有的則是有激烈的抗爭行動。這些已逼迫中共的當政者需要直接面對而無法迴避。
以輿論抗爭來說﹐主要針對名人的維權﹐例如網絡作家劉荻案﹐農民企業家孫大午案﹐軍醫蔣彥永案﹐“南方都市報”程益中案﹐以及從非名人而成為名人的孫志剛被毆死案﹐等等。這些﹐中共當局做了不同程度的讓步。但是大多數案件中共還堅持其頑固立場。這一期的香港“開放”雜誌刊出“中國獄中作家”的專題﹐提到國際筆會獄中作家委員會屬下的獨立中文筆會獄中作家委員會在仔細研究和比較一些個案以後﹐確認了有47位獄中作家﹐是他們要拯救的對象﹐他們包括黃琦﹑“新青年”四君子的楊子立﹑張宏海﹑徐偉﹑靳海科﹐以及姜維平﹑吳仕琛等等﹐還有最早在1989年被捕的喻東嶽與最近被捕的趙岩﹐以及旅居美國的楊建利﹑王炳章等。而這些作家中﹐多數居然是在中共十六大後胡錦濤﹑溫家寶執政時期被捕的。
但是更多的維權行動是在基層低下階層之中﹐由於缺乏媒體的報導﹐我們所知甚少﹐等到有報導時往往已經是驚天動地的大案了。如果說以前是幾百人的抗爭行動﹐由於當局沒有也不可能將他們“消滅在萌芽狀態”之中﹐如今是數以萬人﹐甚至四川漢源的暴動﹐創造了六位數字。民眾自覺的維權意識升高﹐越來越多的民眾要求中共把憲法﹑法律乃至政策的空口白話落實下來﹐成為維權的新形式和規模擴大的原因。“華盛頓郵報”引述中國一份內部資料稱，中國去年發生了五萬八千宗較大的社會不安事件，平均每日達一百六十宗，而且衝擊黨政機關的事件也頻頻發生。而涉及信仰的法輪功抗爭事件更擴及海外﹐困擾中共高官的外事訪問。
僅是今年11月15日美東“世界日報”網絡版有關中國大陸的二十則新聞中﹐有五則就關係到維權的抗爭﹐如“漢源事件﹐胡錦濤要求嚴懲官員”﹐“廣東上千人 怒燒大橋收費站”﹐“江西南昌大學發生300學生抗議事件”﹐“雲南民警打死兩人﹐爆警民衝突”﹐“電子廠欠薪 港商夫婦遭禁錮”。這些說明了中國社會日益呈現的危機。儘管中宣部下令媒體不得隨意報導有關抗爭的新聞﹐但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卻取決於社會矛盾的普遍與尖銳程度而不是媒體是否報導﹐何況互聯網已經越來越多的突破當局的封鎖而報導出“機密”消息﹐海外媒體也不斷以向當地政府與居民打電話方式套取“機密”﹐再“出口轉內銷”﹐鼓舞這些維權行動。
中共當局對付維權抗爭的方式還完全老一套的舊思維﹕能鎮壓就鎮壓﹐不能鎮壓就採取分化瓦解的方式﹐然後再秋後算帳﹐從來沒有檢討本身的問題﹐就是檢討自己﹐也是處理的技術方式﹐從來沒有探討這些事件發生的根源﹐老實說也不敢這樣做﹐因為觸及到一黨專政的根本體制與特權利益問題。因此胡錦濤責怪沒有處理好“上訪”問題﹐要改為“下訪”﹐然而如今中國有13億人口﹐今年九月上旬中共十六屆四中全會召開前夕﹐北京就有二十萬上訪者投訴冤情﹐為了會議的“穩定”﹐抓了三萬人。官方承認八成的上訪者確有冤情﹐但只有0.2%的上訪者能解決問題。加上上訪對象不止北京而涉及各省市﹑縣城﹐請問全國需要多少個包青天﹖
因為累積的問題解決不了﹐當局又採取鎮壓為主的方式﹐這些維權抗爭也就越來越多的採取暴力方式。本來的順民變成了暴民﹐不但造成社會動蕩﹐也勢必影響投資信心﹐一旦經濟出問題﹐就加劇社會的不安。胡溫“新政”如果不採取堅決推行政治改革的新思維﹐只怕變成摧垮中共的新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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