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1月28日訊】讀了蘆笛先生的《失貞的國粹》和《難伺候的中國人》後，感到有些話還想再說，因此這裏再談一談自己的一些看法。
‘?現在中國似乎有兩種讓人擔心的傾向，一種是盲目自大，不管什麽東西都是中國的好；另一種則是盲目自小，不管什麽東西都是中國的差。看來蘆先生的兩篇文章就有這種“盲目自小”的傾向。
‘?現在有一種觀點，認爲既然外國人已經給中國人發獎了，我們感激還感激不過來呢，怎麽還好意思對洋大人表示不滿？打個不很恰當的比方，是不是有這樣的感覺：“皇上已經賞你們了，還不趕快叩首謝恩，怎麽還敢對皇上說三道四敢？這個奴才也太難伺候了！” 這恐怕就是一種“盲目自小”的典型表現。
‘?首先應該搞清楚的一個問題是：瑞典人把諾貝爾獎授予華人，是中國人感謝諾貝爾，還是諾貝爾感謝中國人？所謂獎勵和皇上的下賜不同，是獎勵者感謝被獎勵者，而不是被獎勵者感謝獎勵者。比如一個戰士因爲英勇殺敵被授予戰鬥英雄的光榮稱號，這是我們爲了感謝他英勇殺敵的英雄行爲，而不是要求被獎勵的戰鬥英雄感謝我們。同樣諾貝爾獎是諾貝爾先生爲了感謝那些對人類做出傑出貢獻的人們，請瑞典人用他的遺産贈授獎金，以代表諾貝爾先生對這些傑出貢獻者的感謝。將諾貝爾獎授予愛因斯坦，是瑞典人代表諾貝爾先生，感謝愛因斯坦的研究對人類做出的巨大貢獻，而不是諾貝爾先生對愛因斯坦的特別恩賜，愛因斯坦無需爲授予他諾貝爾獎而感激涕零。
‘?同樣這次諾貝爾文學獎授予華人作家，是瑞典人代表諾貝爾先生感激中國文學對人類做出的巨大貢獻。中國人本來是被感謝者，難道還不能說說自己的看法，難道還要對諾貝爾授予我們而感激涕零？有人說諾貝爾文學獎是授予高行健個人的，與中國無關。如果真是如此，中國人何必爲了一件與自己無關的事而瞎高興呢？其實諾貝爾文學獎授予華人作家，是表示世界對中國文學本身的肯定和感謝，高行健先生是作爲中國文學的代表者而被授獎。
‘?既然華人作家獲獎是諾貝爾先生對中國文學的感謝，中國人作爲被感謝者，當然有資格對其評獎方式和公正性提出異議。如果說“中國人難伺候”，豈不是把中國人被洋人感謝的地位，降格爲中國人要感謝洋人，要無條件地接受洋人的下賜？這難道不是盲目自小表現？
‘?爲什麽對諾貝爾文學獎有異議？先談談我的意見。以前我以爲諾貝爾文學獎的標準極高，100年來中國作家無法獲獎是我們的水平低，達不到諾貝爾的要求。這次高行健先生獲獎，我才明白諾貝爾文學獎的標準比我們想象的要低得多，按照高行健先生獲獎的標準，100年來中國作家達到和超過諾貝爾文學獎標準的至少有一個連，洋人卻一直無視中國作家和中國文學對人類的巨大貢獻，無視大量中國作家的“達標和超標”，遲遲不肯向中文作家授獎，這難道不是對中國文化和中國人的歧視？
‘?對洋人表示不滿並非意在煽動中國人對外國人的仇視，中國人固然有做錯的時候，但洋人也未必就向來公正，總不應該要中國人對洋人的腐敗和不公也要忍氣吞聲，甚至盲目喝彩。要說中國人的仇外心理，多數來自洋人對中國人和中國文化的歧視或蔑視。如果洋人能夠平等看待中國文化，對中國文化和中國人給予應有的尊重，那麽中國人的仇外心理至少可以縮減大半。中國人的仇外心理並非中國人單方面的責任，爲什麽只要求中國人自責，卻不要求洋人懺悔呢？
‘?另外我認爲蘆先生對中國文學的一些評價實在難於苟同。比如蘆先生說：“《三國演義》粗糙之極，毫無文學價值；《水滸》其實是本短篇小說集，各短篇藕斷絲連地勉強綴合在一起；《西遊記》的八十一難多所雷同，而且是一根腸子通到底，，，”。但蘆先生應該記得《三國》、《水滸》、《西遊》是什麽時候的作品，這些都是十六世紀的作品，即西元15XX 年間的作品。而蘆笛先生推崇的西方文學大師：“巴爾扎克、雨果、弗樓拜、莫泊桑、梅裏美、司湯達、莎士比亞、司各脫、狄更斯、果戈裏、托爾斯泰、屠格涅夫、萊蒙托夫、陀斯妥耶夫斯基，，，”，這些作家基本都是十八世紀到十九世紀的人物，即西元17XX年以後的作家。如果要求寫《三國》的羅貫中、寫《水滸》的施耐庵、寫《西遊》的吳承恩，比兩、三百年後的西方作家的寫作水平更高好，總不是太公平吧。西方在15XX年間，有沒有可以與《三國》、《水滸》、《西遊》並肩的小說？中國人在17XX年間，又出了一個傑出作家曹雪芹，他的《紅樓夢》在小說的寫作技巧上有極大的突破，一改以往單人物單線條的小說結構，而是多人物多線條，曹雪芹的寫作技巧比起他同時期的西方作家，恐怕是有過之而無不及。中國古典小說的成就，說明中國文學的水平是相當高的。
‘?西方文學在文藝復興後的確有飛躍的發展，但如果究其原因，則是文藝大衆化的結果。文藝從貴族走向平民，從象牙塔走向人民大衆，這是西方文學在文藝復興後飛速發展的原動力。相比之下，當時中國的士大夫階層卻反對文藝的大衆化，他們崇尚詩文，歧視小說戲曲，認爲吟詩作詞才是“高雅”，而看戲、讀小說則是市井俗人的“庸俗”。寫《三國》的羅貫中、寫《水滸》的施耐庵、寫《西遊》的吳承恩、寫《紅樓夢》的曹雪芹、寫《聊齋》的蒲松齡，哪個得過舉人、進士？當時這些爲平民寫作的作家，根本不被那些推崇陽春白雪的文人階層所承認。可是幾百年後，當時那些文人雅士們的“陽春白雪” 式雅作已無人知曉，而“下里巴人”的戲劇小說卻流傳到今天。
‘?中國文學的前途是走大衆化的道路，中國1917年開始的“新文化運動”，提倡廢除被讀書人壟斷的文言文，採用平民大衆使用的白話文，其目的就是爲了在中國實現以文藝、文學、文化的大衆化。毛澤東的話固然不是“句句是真理”，但也不是““句句是錯誤”，“文藝爲工農兵服務”的口號並沒有錯，脫離人民大衆的文學，終究沒有生命力。歷史不也是這樣告訴我們的嗎？
‘?各國文學都有各自的成就，把文藝作品橫向比較是不很恰當的。比如日本的教育水平很高，不僅沒有文盲，大學的升學率達60%，而且對西方的開放程度比中國大得多，不僅西方經典，而且西方的文學近作也立即被翻譯成日文。但絕大多數日本人還是喜歡讀日本的文學作品，這不是因爲日本人思想保守，拒絕排斥西方文學，而是因爲西方文學講的都是和日本人毫不相關的異國他鄉的事，寫日本的社會，表現日本人自身的情感只有靠日本本土的作家。日本可以引進西方的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卻無法引進西方的文學。同樣的道理，中國將來即使達到日本這樣的教育水平，外國文學的讀者也不會比現在多出許多。
‘?外國的文學再“先進”，巴爾扎克、托爾斯泰的水平再高，在中國讀巴爾扎克、托爾斯泰作品的讀者，也永遠不會超過讀《三國》、《水滸》的讀者。對於中國人，或者對於任何國家的人來說，外國文學永遠扮演配角的地位，外國文學永遠不可能擊敗本土文學，因爲外國人無法瞭解本國人的思想感情。在中國、在漢語文化圈，外國文學永遠不可能擊敗中國本土的文學。既然這樣，說外國文學比中國文學“先進”，又有什麽意義？
‘?“自大主義”固然不對，“自小主義”也不應提倡，不知蘆先生以爲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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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10月19日寫於日本’??font color=#ffffff>(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