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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莉藜:關注高耀潔

楊莉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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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11月30日訊】如果不是讀到加拿大《環球郵報》11月8日的報導,近一年來我一直以為高耀潔已經獲得了自由。

2003年末,可以看作中國“防艾”的轉折點。在以高耀潔為代表的草根階層的不懈努力和國際輿論的雙重壓力下,中共衛生部終於在一份通報中承認“瞞報疫情嚴重”、“專家估計,感染者超過百萬”。據官方資料,由中央財政劃撥的艾滋病防治專項經費也由2000年的1500萬元增加到2003年的3.9億。同時,大陸媒體也在上方授意下,一改對於高耀潔的蠻橫封殺,使她從抗擊艾滋病的幕後走到了前台。2003年底,中央電視台將她評為“2003感動中國人物”,此後關於她的報導開始見諸報端。然而,這一切原來僅僅是假象──

河南血禍依舊黑幕重重,瀆職者仍然逍遙法外

2003年11月,中共面對嚴峻病情,第一次不得不承認河南艾滋病泛濫的事實時,官方的報導說:“自1995年3月河南省發現首例HIV感染者至今,全省累計並報告HIV感染者6524例,其中現症病人1940例。”

2004年9月,河南省對既往有償供血者進行普查,之後河南省衛生廳廳向媒體通報,目前河南艾滋病疫情經過重新確認:HIV感染者25036例,現症病人11815人。

現症病人從1940例上升到11815例,不到一年之間直線□升了六七倍;HIV感染者6524例上升到25036例,不到一年之間直線□升了近四倍,這並不是媒體所說的政府工作有方,真抓實幹,而只是在掩蓋艾滋病的實情上稍稍做出了退讓。然而這個數字依然充滿水分。

“兩萬多人?簡直是在開玩笑!”高耀潔激動地說。高耀潔不相信,對河南的艾滋病狀況稍有了解的人都不會輕易相信。

簡單說來,這次普查存在著許多問題。首先是普查方法有問題。官方只對所謂當年的買血者進行普查,但當時的賣血者並沒有嚴格的紀錄,只是靠村民的自覺和基層部門的催促。然而由於十年來人口流動、管理機構變遷等原因,根本無法找到所有的賣血者。所謂“普查”其實僅僅是抽樣調查,據筆者了解,媒體上所謂“逐戶排查”完全是一種習慣性說謊。第二,普查對象定位有問題。由於民眾缺乏艾滋病常識,過去的十年大陸的性產業在沒有政府監管的情況下肆意泛濫,河南作為內陸貧窮身份,又是輸出涉黃從業者的大省,如果當年的賣血者中有一個HIV感染者,這十年間被他感染的人群早已呈幾何增長,因此,再去找這個最初的感染者已經沒有什麼實際意義。第三,做橫向比較,也可以看出河南省這次統計數字的虛假。1994年9月,四川省中英性病艾滋病防治合作項目辦公室發布的報告稱,四川省艾滋病實際感染者已超過6萬人,其中八成因靜脈注射感染。90年代的“血漿經濟”四川省並沒有河南省搞得那麼紅火,而四川的數字已經達到6萬,河南省卻只有2萬,這豈不是滑天下之大稽!

“艾滋病帶來的災難比二戰還嚴重。”高耀潔感嘆著說。我知道老人的話並不是聳人聽聞。戰爭年代,我們至少知道敵人是誰,敵人在哪裡,而面對日益泛濫的艾滋病,民眾卻在中共的層層封鎖下對這場悄然到來的災難茫然無知,直到病魔吞沒了你的親朋好友,左鄰右舍,包抄了你所有生還的路。

善良的人們以為中共的作為只是羞澀諱醫,擔心病況毀壞了中共的偉光正形象,事實上遠不止這樣。拼命掩蓋河南艾滋病事實的,還有中共內部一個對河南艾滋病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的腐敗團伙。這個團伙目前最大的幕後黑手就是高踞副總理職位的李長春。就是在李長春任河南省省委書記期間,發起了所謂“血漿經濟”,鼓勵農民賣血致富,而李和他的下屬又從血漿交易中拿到了大量回扣。李長春在江澤民的提拔下步步高升,河南的艾滋病真相也被他和他的團伙重重掩蓋起來。

在接受加拿大《環球郵報》的採訪中,高耀潔說,迄今為止河南沒有一個官員因為瀆職引發艾滋病而受到懲罰,甚至連一個立案調查的都沒有。這並不奇怪,因為這些官員的頭上有著李長春這樣的保護傘。據香港一家雜誌幾個月前的消息,河南省幾位人大代表準備聯名狀告李長春,以期徹底揭開河南艾滋病的黑幕。然而,在中共的體制下,這樣的訴狀目前很難有什麼結果。

為了掩蓋河南艾滋病的真相,中共依然在靠謊言和暴力,對付深受病疼折磨的普通民眾和民間艾滋病活動人士。據法新社報導,6月22日,數百名警察和便衣男子衝進上蔡縣艾滋病重災區的五龍鄉熊橋村,打碎村民門窗,砸毀家具,毆打村民,至少十幾個村民受到重毆,其中一位老者被打斷肋骨和牙齒,最後又拘捕了13個農民。而對於高耀潔,他們則依靠軟硬兼施的手段,一方面給了她一定的說話機會,以封堵國際社會的指責,另一方面又嚴厲監控她的言行,企圖永遠封殺河南滋病真相,從而逃脫正義的懲罰。

高耀潔依舊沒有自由,仍然在以耄耋之軀抗擊病魔和鬼蜮

雖然,高耀潔受到了媒體的關注,中共也在一定程度上承認了艾滋病的嚴重性,但她勇於堅持真理的品格和掌握的第一手資料,對於中共的謊言隨時是一種威脅。所以中共並沒有給她應有的自由。她的家依然被警察監控,電話被監聽,對艾滋病情況的正常調查也常常被騷擾。

《環球郵報》的記者採訪高耀潔時,她不能直接讓客人到家裡談話,而是要繞過警察的監控,搭上出租車,甩掉“尾巴”,到一個某飯店去見面。可是,“尾巴”最後還是沒有甩掉,他們的談話快要結束時,不遠處又出現了兩個便衣警察的身影。一個為人民福祉奮鬥的八十歲老人,還要像反募工作者一樣對抗中共的監控,其中的艱難可想而知。

當年的“血漿經濟”所衝擊的不止是駐馬店的上蔡縣,商丘、開封、南陽、三門峽等地區血禍同樣十分嚴重。當上蔡縣的艾滋村情況漸漸引起人們的普遍關注時,高耀潔開始到其它地區進行實地調查,以發現新的艾滋村。她的活動常常被人盯梢,一些鄉村的幹部也在上方的授意下拒絕合作。

然而,高耀潔沒有畏懼也沒有退縮。當筆者擔心在電話上談河南艾滋病問題會不會給她帶來麻煩時,她很爽朗地笑著說:“他們一直監聽我的電話,沒什麼可怕的,我已經是快八十歲的人了。”

我為她的執著感到肅然起敬,同時也為中共蠅營狗苟於一黨之私,剝奪民眾的知情權和話語權感到憤慨。如果一個執政黨罔顧人民的死活,又容不得人民自己起來去維護自己的利益,它還有什麼顏面自稱代表人民根本利益?

近十年來,為了幫助艾滋病人,高耀潔付出的太大的代價。為了救助艾滋病人、自費印刷、出版防治艾滋的材料和書籍,她花光了所有的積蓄,老兩口至今住在破舊的家屬房裡,自己最新的一件衣服也已經是十五年前添置的了。由於長年的奔波和勞累,健康狀況也明顯不如以前。她早到了含飴弄孫的年齡,卻要傾盡全力去關照本該由政府關照的艾滋病人和艾滋孤兒。

河南官僚集團對於高耀潔的打壓,也波及到她的家人。她的一個女兒因此失去了工作,在重重壓力下生計維艱,無奈只好移民加拿大。女兒不能理解母親的作為,所以至今很少和母親聯繫。高耀潔曾請求《環球郵報》的記者幫助找到她的外孫女。“她現在有15歲半了,”高耀潔提起孫女兒不禁老淚縱橫,“我太想念她了。可是我不能放棄我的工作。”

在一個謊言瀰漫的國度,良心尚存者誰不是異議人士?

大陸內外的媒體把高耀潔稱為“人道主義者”、“中國的德蘭修女”、“山東女夫子”等,但從來不把她稱為異議人士。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她的確不是異議人士。她不像蔣彥永醫生那樣,既有勇氣向世界說出SARS的真相,又有膽略上書中央呼籲平反六四。她關注的只是艾滋病的防治和艾滋病人的救助。然而,在一個謊言瀰漫的國度,良心尚存者誰不是異議人士?高耀潔不可能像河南某些官員那樣拍著胸脯說:“河南沒有一個艾滋病患者!”也不可能像有些所謂的專家那樣,按照官方的意志去製造虛假數據。她是一個有良心、有愛心、有勇氣的英雄,崇尚伯夷風骨,夫子情懷,這樣的人面對謊言注定要成為異議人士。

事實上,中共內部的一些黑惡勢力確實也曾經把她視為異議人士。他們指責她“揭了中國的瘡疤”,“為海外敵對勢力所利用”。在他們眼裡,人民的生命仍然是糞土草芥,手中的權力才是壓倒一切。為了壓倒這位倔強的老人,他們依然有可能重操故伎,在適當的時間祭出所謂“勾結海外勢力,詆毀黨的形象”之類的殺手鐧。

面對這些無端指責和黑幕重重的河南艾滋病真相,高耀潔從沒有想到退縮,也永遠不會退縮。“我和他們的觀點不同,對於河南艾滋病,我有自己的資料,也有自己的看法。”高耀潔堅定地說。

高耀潔那求是、崇真、不畏強權的性格和中國虛假、阿諛、私慾橫流的黨風政風,注定了她前面的路上會有防不勝防的陷阱。對於這樣一個以慈母之心關愛民生,赤子之情抗擊虐政的英雄,每一個中國人都應該給予她更多的關注、支持和聲援。

附:高耀潔小檔案

1927年,生於山東曹縣農村。

1950年,考入國立河南大學醫學院。

1954年,參加工作,先後在河南中醫院、河南中醫學院一附院工作。退休前為河南中醫學院第一附屬醫院教授、婦科腫瘤病專家。

1996年,開始致力於在民間普及防艾滋病知識。自編、自寫、自費印刷的宣傳品《預防艾滋病的知識》總印數近百萬萬份。

1999年,開始頂住各方壓力對河南艾滋病進行調查,是揭開中國艾滋病黑幕的主要人物。

同年,開始救助愛滋病人和孤兒,先後捐款近十萬元,用於幫助貧病交加的艾滋病人和孤兒。

2001年,高耀潔獲全球健康理事會頒發的“喬納森•曼恩健康與人權獎”,由於中共阻撓,未能親往美國領獎。

2002年,被美國《時代》周刊評為25位“亞洲英雄”之一,被列為第9位。

2002年,被美國《商業周刊》評為25位“亞洲之星”之一。

2003年8月,獲“拉蒙─麥格塞塞”獎,此獎被稱為“亞洲的諾貝爾獎”,高耀潔獲得該獎項中的“公共服務獎”。由於中共阻撓,未能親往菲律賓領獎。

作者為《觀察》評論員

──轉自《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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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11-30 12:52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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