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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視中國】余傑的故事 — 無悔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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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11月4日訊】(新唐人電視台記者林丹,謝宗延報導)一九七三年余傑出生於四川成都蒲江縣, 一九九二年考入北京大學中文系, 二零零零年獲得文學碩士學位。 一九九八年他出版了處女作《火與冰》, 對當時中國的現實和北大的現狀進行了激烈的批評, 引起了很大反響, 至今他已出版了十多部作品集, 成為中國大陸青年一代最受歡迎的作家之一。 那麼余傑是如何走上寫作之路的呢? 在今天《透視中國》的節目中, 讓我們一起來聽聽余傑的故事—無悔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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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傑:應該說跟八十年代中國大陸的文學熱潮, 有非常重要的關係. 我的中學時代可以説是趕上了熱潮的一個尾巴。 那時候寫作是個很神聖的事業, 而且作家他是承担一個社會良知這樣一個角色。所以我在中學時代, 我是讀着象劉冰雁,蘇曉康他們這代人的作品長大的。 經過他們這代人的啓蒙, 我願意獻身于寫作這樣的一個事業。

記者:您是在北大開始您的大學生活的, 那我想請問一下, 您考北大中文係, 當時您是想圓您的作家夢, 還是有其他什麽原因呢?

余傑:應該說是有兩個方面的原因。 一個是我對“五四”時代的嚮往,對蔡元培掌管的北大时期,兼容並包思想自由的這樣的一種精神氣質的嚮往。我覺得“五四”是北大歷史上最輝煌的一個時代。而且此後我覺得即使在全球範圍内, 我們也找不到一所大學,能夠對一個國家的命運起到這麽重要的、推動的、改變的作用。

第二個原因是一九八九年天安門的屠殺。當時我只有十六嵗, 還在四川成都平原,一個很偏僻的小縣城。但是這個事件它改變了我的一生。經過這個事件以後,此前的官方的教育, 官方的宣傳這些謊言,它就像一個紙糊的房子一樣,在那一夜之間就破滅了。我就是從那一刻起開始自己獨立的思考,獨立的寫作。而且我產生了這樣一個夢想, 必須要到北大去接觸,要去感受, 要去學習,從五四到八十年代的這種自由、獨立。

但是我到了北大去以後,實際上是經歷過一段時間的一種幻滅的痛苦。結束了一年的軍政訓練以後,回到北大,那是一九九二年,一九九三年,正是北大最壓抑的時候。聼不到任何有意思的學術講座,最優秀的一些教授已經被迫離開了。黨團對學生的控制極其嚴密, 學生甚至教職工告密的特務到處都是。所以剛開始一兩年, 我非常的失望, 非常的痛苦。但是慢慢的,我還是發現有很多志同道合的教授, 同學。 所以我後來在这幾年閒, 最大的收益, 與其説是課堂上,不如説是在一些老師的的書房裡,他們的客廳。就是在北大還存在着,這樣一種精神上的,心靈上的,思想上的薪火相傳。這種東西在其他學校裡面,我覺得已經非常少了。

記者: 那像您寫的這些文章,在你在中國的經歷上,會不會對您造成一些影響,或者限制呢?

余傑:畢業以後我是我們那一屆唯一一個找不到工作的人。 我本來已經跟中國現代文學舘簽了一個工作的協議, 就是所有的法律上的文件, 都已經具備了。但是當我獲得碩士學位去報到的時候, 他們不讓我報到.他們也不告訴我是什麽原因, 後來我才聽説是當時的中宣部長丁関根,直接打電話給中國作家協會。中國作家協會是現代文學舘的直接的主管部門, 強迫他們不准接收我。但是對於這樣的一些遭遇, 我個人囘過頭去想, 我覺得……。當然我對自由撰稿人這種説法不是特別同意, 因爲在大陸沒有真正的寫作自由, 最多就算半自由撰稿人這樣的一種身份,我現在獲得這種身份, 反過來想我覺得很幸運。所以我假如有一天我碰見丁関根的話,我會上前去向他表示感謝,因爲這種自由剛開始是他強迫給予我的。當然會有很多的, 比如説經濟上的壓力, 我沒有一份固定的工作, 沒有醫療保險,沒有養老保險。我只要能夠有自由, 這些東西我都可以放棄, 因為自由是最高的一個價值。

記者: 您剛才在講的這個自由, 主要講的是什麽方面的自由, 是自由寫作呢? 還是自由發表呢? 還是自由……

余傑:我主要還是講了自己的一種生活狀態的,精神狀態的一種自由。因爲自由發表, 現在所有的出版社,報社, 電視臺都是官方的,沒有一個私人的。所以這個還沒有可能,但是我覺得這種心靈上的自由,生活上的自由更重要。我現在反過來想要是我當時真的進入到現代文學舘這樣的一個研究機構, 我在那邊有個研究員的職位, 無形中會有一個鐐銬。但是我現在在體制之外, 迄今爲止我沒有領過官方一分錢的工資。我的每一分錢,都是我通過我自己的寫作獲得的。我現在有的同學已經是部長,省長的秘書。當然我現在跟他們見面,我覺得我跟他們的人生狀態完全不一樣。當然我尊重他們的選擇,但是我自己絕對不會做那樣的選擇。

記者:他們那是什麽狀態呢?

余傑: 比如説我跟他們聊天, 當年在宿舍裏面, 我們可以很慷慨激昂的, 對中國的現實的問題發表任何的意見。但是現在我們同樣會有機會相聚, 但是他們在任何一丁點敏感的問題上, 他們不會說一句話。

記者:您怎麼看目前的中國的學術研究的環境呢?

余傑: 應該説是非常不好, 這也是我最後離開北大的一個重要原因。 我不太願意繼續留在學校裡面念完博士,再留在學校裡面走這種純學術的,學院的,象牙塔的道路。其實我覺得憑我的天賦,我的勤奮,和這些導師對我的關愛, 我走的這條道路會很順利。 從博士留校以後, 講師、副教授、教授、博導,這樣的一個很課程化的, 很體制化的這樣一個階梯。我覺得我到四十嵗出頭也可以走完,我就是一個很成功的,一個專業的教授, 但是我覺得我不願意做這樣的工作, 我更願意選擇像安徒生童話《皇帝的新裝》中那個說真話的小孩,這樣的一個角色。因爲在學院裏面,那麽多的人做學問,作出一部又一部很厚的學術著作來。它們對中國究竟有多大的意義?中國今天究竟是更需要這种著作? 還是更需要一兩句說出真相的,說出常識的這種話來?

八九以後,幾任的北大的校長和黨委書記都是非常左的。這樣的一些官僚,他們跟學術沒有任何關係。他們也不懂得什麽叫思想自由,學術獨立。他們在學校裏面拼命的壓制思想的自由,壓制學術自由,這些官僚把北大的學風大大的敗壞了。我覺得現在的北大已經淪落為一個政府機關,跟一個官僚機構沒有太大的差別,他的學術色彩已經很淡化。最近有很多關於北大改革的討論,就是要改革教授聘任制度,國内外也反響非常大。但我覺得如果不改變黨對大學的控制,如果不恢復大學的獨立性,這些小的修修補補都沒有任何的價值和意義.就好像當年清末時候,李鴻章對他自己的事業的一個評估,他說:我一輩子做的事情就是在這個風雨飄搖的房子上面,我給它糊上一層一層的白紙,使它看上去結實一點,但是風雨一來它馬上就垮掉。 

記者:人們通常把七十年代出生的人與網絡,享受或是玩世不恭聯係在一起。那您作爲他們的同齡人,您對這一代人是這麽看呢? 

余傑: 籠統的說七十年代的人,我不同意。我更願意以一九七五年,或者一九七六年,就是以七十年代的中期為一個界限。我覺得前半段的這五年可以是一批人,後半段這五年是一批人。七十年代初的這一批人,比如説包括我在内,對文革后期,對鄧的改革開放前期的一些歷史還殘存著有一些記憶。尤其是對於一九八九年,對於六四事件。我那時候是十六嵗,正在上初中三年級,我覺得有比較深刻的印記。我身邊有好幾位跟我同齡的朋友,這個事件改變了他們的一生。然後到了七五, 七六以後,七十年代后半段的這批人我覺得他們更接近於八十年代出生的人。他們的青少年時代是在九十年代初的這樣一個很物質化的,商品經濟的時代長大的。所以我覺得七五、七六它應該是一個很明確的界限。

第二個我覺得在談論整個七十年代出生的人的時候,再用這個代際的觀念來談已經很困難了,因爲它已經呈現一個很多元化的格局。沒有人能夠成爲七十年代人的一個代表。比如説原來有人寫文章評論,把我作爲七十年代人的代表,我個人是不同意的,我覺得我只能代表我自己。七十年代人中有我這樣的一種選擇的人,也有比如説像綿綿、衛惠這樣的美女作家,他們寫上海北京的都市的生活。在他們的筆下在酒吧裡,在外交公寓裡面,跟在紐約、在巴黎沒有什麽區別。這也是一種選擇。我覺得它是非常多元化的,所以七十年代的人我覺得很曖昧,很難用一個詞語,用一個説法來全面的概括它。

記者:您現在是以政論文章,作爲您的一個主要的創作,那我想知道,爲什麽您選擇可以説是得罪人,而且在中國大陸是風險很大的政論文章,而不選擇學術研究,或者是文學創作呢?

余傑:我的研究方向是中國近代的思想史、學術史、文學史、而且尤其是集中在從一八九八年戊戌變法,到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也就是說,十九、二十世紀之交,中國思想文化的一個變遷,我特別關注的是兩代知識分子.戊戌變法這代人我關注的是康有爲,梁啟超,譚嗣同。五四運動這代我關注的是蔡元培、胡適、魯迅。我覺得這兩代知識分子對中國社會的進步,對中國社會由一個專制帝國,進入到一個民主社會,我覺得他們是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而我在研究他們的時候,我特別關注到他們這兩代人中,分別有一個人。五四運動這批人中,我特別關注到陳獨秀。戊戌變法這一代人中,我特別關注到梁啟超。這兩個人他們給我很多啓示。所以我就想我不應該僅僅做一個很學術化的,對他們的某一篇文章,某一個事跡進行一個很學術化的,圖書館式的這種客觀的研究。更應該把他們的實踐的這種行爲繼承下來。

因爲一九四九年以後,政論作爲一個文體在中國完全消失了,完全被壓制住了。但到了八十年代短暫的出現過。九十年代它又被斬斷。當下的這個時刻,我覺得這樣的一種文章體裁對中國來説很重要。因爲經過這十幾年以來官方對教育,對新聞的這種控制,把教育和新聞變成一種愚民的工具。這樣的一個特定的時刻,我覺得選擇寫作政論是打破這個謊言的一個很好的工具。正如魯迅先生說的那樣,它像匕首、像投槍。當然寫作政論,會有很大的風險,會得罪很多的人,而且得罪他們以後能夠直接的來傷害我,對我施加壓力。但是我覺得就在今天這樣的一個時刻,這種事情縂得有人來做,而且我願意爲此来承擔一定的風險和代價。

當今中國謊言橫行, 面對以““難得胡塗””為座右銘的中國知識界, 對謊言的普遍失語, 面對國人對謊言的泰然處之, 余傑先生公開提出 “拒絕謊言”, 體現了一個青年知識分子的良知和勇氣。他在為《拒絕謊言》一書所寫的<跋> — 《自由与陽光》中寫到: 這是我的選擇, 終身不悔的選擇. 這是我的道路, 剛剛開始的道路。我們祝願余傑先生在這條 “剛剛開始的道路上”堅定地走下去。 這次的《透視中國>>節目到這裏就要結束了, 主持人林丹感謝您的收看, 我們下次節目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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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11-04 4:06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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