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2月1日訊】二十世紀的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孫中山領導中國人民進行辛亥革命，推翻了滿清王朝，結束了壓迫中國人民兩千多年的封建社會，建立了民主制度的中華民國。但是，封建社會的陰霾一直不散，三十年代，毛澤東領導農民進行秋收起義，企圖復辟封建社會，在這兩個中國之命運的時刻，引起了先進的知識份子關注，進行了關於中國封建社會長期延續問題的第一次大討論，主要代表有莫高斯等人；八十年代毛澤東已經復辟了封建社會，中國大陸面臨是繼續走封建社會的道路，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又一次兩個中國之命運的時刻，又一次引起了先進的知識份子關注，進行了關於中國封建社會長期延續問題的第二次大討論，主要代表有嚴家祺等人。這兩次關於中國封建社會長期延續問題的大討論，雖然間隔幾十年，但是一脈相承的，都是反對中共復辟封建社會，特別第二次關於中國封建社會長期延續的問題大討論，對國際共產主義失敗，對震驚世界的八九民運影響非常大，嚴家祺先生《論中國的政治現代化》的文章是大討論的主旋律。
1、為甚麼封建社會形態在中國長期延續？這個問題從1840年中英貿易戰爭以後，經歷了百日維新（學習日本），辛亥革命（學習美國），新文化運動（學習俄國）。這些資產階級政治運動，從實踐和理論上打破了封建制度，取得了很大成果。但和日本、美國等民主制度國家相比，有很大差距，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這引起了政治家們的深思和擔憂，他們試圖解開這個迷，為中國現代化的不斷發展指明方向。到本世紀三十年代的主要論述有：莫高斯、陳高鏞提出的農民戰爭破壞論，蘇聯學者沙發諾夫提出中國始終沒有完成封建論，李中立提出歷史循環和小民經濟基礎論。這些論述對促進中國政治制度變革，開了先河。
為甚麼歷史學家和政治學家們在本世紀三十年代掀起了研究中國封建社會長期存的問題？他們以敏銳的歷史洞察力和高度歷史責任感，認識到1927年在中國爆發的農民秋收起義，和歷代農民起義一樣，會使1840年中英貿易戰爭，西方資本輸入中國後，所產生的積極作用，就是不自覺地初步打破了中國停滯型的經濟結構和超穩定型的政治結構，為封建傳統社會注入一股資本主義的新鮮血液，加速了中國社會現代化的發展，經過近百年幾代人的努力奮鬥，經歷了洋務運動、百日維新、辛亥革命、新文化運動、北伐革命，已初見成效的大好局勢，附之東流，毀於一旦。
但是，他們憂國憂民的關於封建王朝可能復辟的科學預言，在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變成了血腥的現實。正如嚴家其先生所說「農民戰爭或者被王朝統治者所鎮壓，或者成了改朝換代的工具。不論農民戰爭的領導者的出身和個人品質如何，勝利了的農民戰爭建立起來的無一不是新的王朝，中國歷史上的任何一次農民戰爭都沒有背離這一歷史規律。直到本世紀上半葉，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武裝力量仍然主要是農民。正如毛澤東所說，中國共產黨的武裝鬥爭，實質上是農民革命。這是繼太平天國革命後，中國近現代歷史上最大的一次農民戰爭。正因為是農民戰爭，1944年延安整風期間，毛澤東特別提出了要注意農民革命蛻化變質的教訓。按照中國發展的固有傳統，這一次勝利的農民戰爭，應當在中國建立起一個新的強大王朝。」（1987年《論中國的政治現代化》）
造成中國封建專制社會經久不衰，延續了幾千年，直到中共統治時期，不論從政治制度、經濟、文化上還都是封建性質的，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它的封建專制制度，這種封建專制制度一個典型的政治現象，就是政權無程序更迭。「在中國歷史上，雖然王朝也有法律，但皇帝從來不受法律約束，法自君出，皇帝的權力凌駕於一切法律之上，無法無天 ，正是這種非程序的皇權政治產物。由於掌握在個人手中的最高權力並沒有絕對的保證，這種權力是建立在世襲原則和道義威信基礎上，因此，強化皇權就是這種非程序的內在需要。為了強化皇權，皇帝往往採用各種卑劣和殘暴的手段來消除妨礙皇權強化的因素。由於皇帝終身任職，皇帝的逝世會造成重大振動。當皇帝一意孤行，舊的政策在也無法推行時，皇位的更替成了政策變動的先兆，接踵而來的是大臣和官吏的大批更換。由於爭奪皇位與爭奪官位互相交錯，宮廷陰謀和宮廷政變就層出不窮，即使皇帝生前選好繼承人，有時也不能消除爭奪皇位的鬥爭。當皇帝大權旁落時，皇位可以 成為掌握實權的人們手中的玩物和工具，爭奪皇位控制權的鬥爭更加殘酷。」（《論中國政治的現代化》嚴家其）這種政權無程序更迭，是以犧牲人民和破壞生產力為代價的，維持封建制度賴以生產存的土壤是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這種封建政權無程序更迭的重要特徵是，當朝皇帝設立「太子」為繼承人，而皇帝往往又是多子多孫，爭當「太子」是靠高層次政治鬥爭完成的，往往是兵刃相見，這樣引起社會動亂，大到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的無數次農民起義，小到宮廷政變，引發市民暴動、學生運動。戰亂過後新皇帝新政權新「太子」誕生，叫改朝換代。這時由於生產力在戰亂中受到破壞，新皇帝必須讓人民休養生息發展生產，出現歷史上著名的「文景之治」、「貞觀之治」、「開元之治」等封建盛世，安定一個時期。然後，土地又高度集中，又為爭奪皇權引發新一輪的戰亂。這種爭奪皇權的政治現象，造成幾千來中國社會戰亂不斷，狼煙四起，生產力停滯不前，封建社會週而復始的運動著。偉大的中華民族就這樣地被週期性的災難所折磨，社會財富就是這樣週期性的遭到摧殘和破壞。
中共建立的所謂社會主義國家——中華人民共和國，無論從政治、經濟、文化各個方面看，都是封建社會的返祖現象。形形色色的舊事物一旦披上了新的外衣，也被看作是一種前所未有新事物了。在魚目混珠的時候，許多目光短淺的政治家和熱血青年們，被捲入共產主義洪流。例如：國民黨方面的宋慶玲、陳嘉庚、何香凝、李濟深、程潛、張瀾、張伯鈞、付作義、郭末諾、蔡廷鎧、彭澤民、沉鈞儒、馬敘倫、黃炎培等人；也包括共產黨方面的陳獨秀、陳公博、周佛海、張國濤、劉冰雁、王實味、林彪、戈陽、方勵之等人。當然，這些人在認識到中共的封建專制本性後，都反戈一擊脫離了共產黨，是共產黨中的優秀分子。例如：中共一大選舉的委員長陳獨秀和副委員長周佛海，他們以科學的態度從經濟的角度研究馬克思主義學說，並把中國當時的經濟狀況與英國產業革命時期的經濟狀況進行比較，從而得出在中國實行共產主義革命實在「時機尚早」的結論。周佛海認為「共產主義革命具有物的要素和人的要素，而中國既沒有『生產規模的廣大和企業的集中』這樣物的要素，又沒有『無產者的階級自覺和數量增加團結堅固』的人的要素，『人和物在中國幾乎等於零』。因此，他得出結論，馬克思的研究主要在歐洲，它不適合中國國情。」（《黑龍江黨的生活》2001年第8期《中共一大代表的迥異人生》）他們代表了中共中真正為了中華民族的政治現代化而獻身的人，而不是為了一個人和一個黨的私利。如果中共在陳獨秀和周佛海等人的思想指導下發展，中共會和世界上其它資本主義國家的共產黨一樣，為國為民做出許多有益的事業，中國會和台灣、韓國、日本、泰國一樣繁榮富強。這和中共封建專制世襲的強硬派毛澤東之流，不管中國國情發動農民戰爭，策動內戰，把一個很有光明前途命運的中國推向水深火熱之中，引來日本侵略者，採取坐山觀虎鬥的策略，建立所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造成中華民族的千古奇冤，有幾千萬人在六十年代餓死，形成了鮮明的對比。誰對誰非，歷史會有公正的評說。他們沒有胡適、戴季陶、蔣介石等政治家的高瞻遠矚。例如：1923年8月16日，孫中山委任蔣介石為「孫逸仙博士代表團」團長，秘密率代表團從上海出發到蘇聯考察黨政軍組織，其中最主要的目標就是請求蘇聯支持「西北軍事計劃」。蔣介石在這個計劃中，要求蘇聯支持建立軍事基地，一個是在烏蘭巴托，另一個在烏魯木齊，如兩個造一個，首選在烏蘭巴托，一年後直取北京軍閥，統一中國。但蘇聯對外蒙、新疆有佔有心，所以，不同意這個計劃，後來蔣堅決拒絕在外蒙獨立協議上簽字。蔣在會見托拉斯基時，托說「國民黨可以從自己國家的本土上，而不是從蒙古發起軍事行動。」這句話對蔣打擊很大，蒙古在托看來不是中國領土。蔣是個愛國主義、民族主義者，他如像中共一樣出賣外蒙，也許會討蘇聯歡欣，也許會支持西北軍事計劃的，不會落個胎死腹中的結局。但蔣與蘇的政治立場不一致，必然要分道揚鑣了。蔣說「蘇維埃政治制度乃是專制和恐怖組織，」如果遵照蘇聯的政策，那麼「對於我們中華民國和國民革命的後患，將不堪設想。」「彼之所謂國際主義與世界革命者，皆不外愷撒之帝國主義，不過改易名稱，使人迷惑其間而已。」（1956年蔣介石在台灣出版《蘇聯在中國—中國與俄共二十年經歷紀要》）當然，他們的愛國熱情是正確無疑的，投奔中共的目的也是為了中國現代化，只不過走了彎路。特別是國民黨方面的鼠目寸光者，在毛澤東1948年「五一」口號，大談民主的騙局下，自投封建治羅網。如：1949年7月4日，毛澤東為了自己蹬基當皇帝做準備，請黃炎培等到延安參觀。毛澤東問黃炎培「來延安有甚麼感想？」黃炎培誠實的說「我生六十多年，耳聞不說，所親眼看到的，其所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團體、一地方、乃至一國，不少單位都沒有跳出這週期率的支配力……中共諸君從過去到現在，我略略瞭解的，就是希望找出一條新路，來跳出這個週期率的支配。」毛澤東狡猾的笑著說「我們已經找到了新路，我們能跳出這週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人人負起責任，才不會人亡政息。」（1999年第11期《黑龍江黨的生活》中《毛澤東在開國大典前後》）這些可悲的人們，空憑一腔愛國熱血，在中共民主和高官厚祿的誘騙下，成了中共專制的犧牲品。張學良經過數十年的刻苦學習和深刻的反省，才恍然大悟，認識到自己發動西安事變的錯誤，至死再不和中共合作，拒絕中共多次邀請，沒有辜負蔣介石的一片良苦用心。
當人們看清所謂新事物的弊病時，終於承認傳統在歷史發展中的頑固力量。從歷史的眼光認清了潛在當代中舊時代的種種痕跡。這是真正的社會大倒退，毛澤東通過社會主義改造等一系列暴風驟雨的運動，使資本主義在中國有了近百年的發展後，倒退到封建專制社會中去了，以至後來有些地方倒退到原始社會的生產方式。所謂民主集中制原則「少數服從多數，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中共黨章》）體現了君主專制，權大於法的人治本質。所謂共產主義核心「集體主義原則」，是把人變成奴隸，使人民沒有民主、自由、人權。就連毛澤東親自選定的「太子」，並寫進《中共黨章》裡面的接班人林彪，制定的《571工程紀要》中都說「當代中國已成為掛著社會主義招牌的封建王朝。打倒當代秦始皇B——52。」B——52是毛澤東的代號。可以說林彪政治集團是反對中共封建專制的先鋒隊，《571工程記要》是反對中共封建專制的《革命軍》。「九一三」事件後，發現林彪屋裡沒有一條毛澤東語錄，反而到處掛著孔孟語錄的條幅等。例如：「天馬行空，獨來獨往」「攸攸萬事，唯此為大，克己復禮」、「勉從虎穴暫棲身，說破英雄驚煞人，巧借聞雷來掩飾，隨機應變信如神」。毛澤東也自稱是當代秦始皇，1973年8月5日，他寫下首《讀〈封建論〉呈郭老》的七律詩：「勸君少罵秦始皇，焚書事件須商量。祖龍魂飛秦猶在，孔學名高實秕糠。百代猶行秦政治，《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讀唐人《封建論》，不從子厚返文王。」肯定了秦始皇統一中國的歷史功績，和「焚書坑儒」的必要性。以歷史上的封建中央集權制為根據，繼續強化這種政治體制。毛澤東的封建專制統治，在中國漫長的封建社會歷史中，也是最黑暗的朝代之一，也應驗了黎明前最黑暗的現象。
中共封建專制政權，是仿襲清朝體制建立。同樣也擺脫不了這種權力更迭時造成的週期性動盪。「中國政治仍然遵循古老中國的不可動搖的法則：就是國家存在著一個集中在個人手中的不可分割、不可轉讓的最高權力，政治鬥爭是圍繞這一權力而展開的。」（嚴家其《論中國政治的現代化》）從秦始皇、漢武帝、康熙，到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那個不是靠農民起義、宮廷政變上台掌權的呢？文化大革命發生的根本原因，也是毛澤東權力交接班問題而誘發的。眾多的革命原老都要接班當「太子」，朱德、劉少奇、周恩來、林彪、鄧小平都當過「太子」，不爭個天翻地覆才怪呢？毛澤東就是懷疑彭德懷爭奪皇權，在廬山會議上把他打倒。1976年的天安門四五運動，也是毛澤東逝世前夕，中共高層爭奪皇權而引發的，導火線是中共「太子」總理周恩來逝世，中共高層親周恩來的一派，對毛澤東罷免了周恩來有病後自薦的接班人鄧小平，然後自立「太子」華國鋒不滿，而在北京等地掀起的群眾民主運動。這個運動為後來鄧小平東山再起，奪取皇權奠定了群眾基礎。
毛澤東死後，鄧小平聯合手握軍權的葉劍英等人，發動宮廷政變，把毛澤東生前選立的接班人「太子」華國鋒趕下台，以「垂簾聽政」的形式，爬上權力的頂峰。鄧小平順呼民意實行改革開放，人們認為是新的「洋務運動」，因為他繼承了洋務運動「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方針，鄧小平總結概括為「四項基本原則」。他只進行經濟改革，不進行政治改革，這樣還保留著中國封建傳統的政治特徵。毛澤東在1935年開展「反對右傾機會主義」讓總書記博古、張聞天、王稼祥下台；鄧小平在1979年開展「反對兩個『凡是』的鬥爭」，讓中共中央主席華國鋒下台，1986年開展「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運動，讓中共總書記胡耀邦下台，1989年鎮壓八九民運，讓中共總書記趙紫陽下台，這根本不是甚麼反對錯誤路線，而是圍繞著維護集中在個人手中的最高權力，而必然形成的鬥爭。鄧小平和毛澤東一樣，是終身任職，只不過做得比較隱蔽一些，甚麼不當國家總理，不但當中共總書記，不但當國家主席，只當軍委主席，實際上他要軍權在握，垂簾聽政，做當代的慈禧太后。這樣使1982年通過的憲法中規定的廢除幹部終身制，國家元首和政府首腦的任期，連續任職不得超過兩屆，和1987年中共十三大通過的政治體制改革實行黨政分開，建立協商對話制度等措施成為一紙空文。由於鄧小平和毛澤東一樣終身任職，由於這種權力不可轉讓，當代中國政治必然採取傳統中國政治的非程序更迭。
2、八十年代中國知識份子再一次掀起討論中國封建社會長期延續問題。因為這個問題由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不但沒有解決，而且和三十年代中華民國相比更加嚴重。他們在前一次討論的基礎上，結合中共復辟封建專制的歷史教訓，對這一問題的研究有了突破性發展，並應用現代科學控制論和現代媒體電視，在中國產生很大影響。主要理論觀點有：
（1）、1984年，歷史學家金觀濤出版發行了《興盛與危機—論中國封建社會的超穩定結構》一書。他運用控制論「揭示了中國封建社會的停洩性和週期性（危機）之間深刻的內在聯繫。」使人耳目一新，對中國的政治改革產生了重大影響。
他認為中國封建社會超穩定結構是由政治、經濟、意識形態三個子系統組成，既發達的地主經濟、大統一的官僚機構，儒家學說。在三個子系統中起決定作用的是超經濟強控制，其控制中樞是封建專制機構。超穩定狀態的維持，依靠兩套完善而有效的修復機制來實現。他說「中國封建王朝的改朝換代，只需要十年到三十年左右，對於一個巨大的社會機體的更新，這種修復速度之快是驚人的。這種劇烈而又高效率地王朝更迭，說明了中國封建社會結構內部存在著一種生命力極為頑強的修復機制。」就是封建王朝的國家機器，它凌架於社會之上，進行強制調節。當其失靈時，就用第二套修復機制，農民大起義的週期性震盪，進行破壞性調節，通過崩潰—修復機制，使整個社會回到原有的適應狀態，重建超穩定系統。這個超穩定系統不但使中國封建社會延續兩千多年，而且由於封建主義勢力過於強大，以至於馬克思主義傳人中國之後，很快和中國封建主義相結合，變成封建的馬克思主義，中國革命在封建的馬克思主義指導下，變成一場農民戰爭，毛澤東是農民領袖，中華人民共和國是農民封建政權，又重建了超穩定系統。他說「超穩定系統造成了中國封建社結構長期延續，使得資本主義新結構發展不起來。」
（2）、1980年《世界上古史綱》編寫組在《歷史研究》上發表了《亞細亞生產方式—不成問題的問題》一文。他們認為馬克思創立的共產主義中許多觀點是很落後的，不攻自破的。1845年，德國軍官哈克斯特豪森發現了俄國公社所有制，巴古寧把俄國公社和共產主義等同起來，把農民看成天生的共產主義者。馬克思不希望把他發現的人類最高級的共產主義社會和最落後的俄國公社等同起來，所以不得不花費很大的心力長期研究公社所有制問題，提出了「亞細亞生產方式」，直到逝世也沒弄明白共產主義與俄國公社與亞細亞生產方式有甚麼本質不同。
「這種亞細亞生產方式的基本內容是原始時代的公社所以制，是自然形成的或自發的公社所有制，是所以制的原始形式，既公有制。」東方國家起源於人工灌溉需要，自始就是專制國家，土地國有制，農民依附於國家，還有普遍的奴隸制，保留集體生產和生活，使私有制的商品經濟發展受阻。這裡地理環境起到重要作用，所以叫亞細亞生產方式，或東方公社。封建王朝統治下的公社，不管看起來怎樣無害於人的世外桃園，卻始終是專制統治的經濟基礎。這些公社本身往往不顧王朝的不斷更替，自己卻很牢固不動搖，這就是所謂東方亞洲社會的停滯性。
歷史是最好的證明人。巴古寧的科學預言得到實現，後來的俄國果真首先建立了共產主義社會，農民果真成了天生的共產主義者。俄國公社一夜之間成了共產主義集體農莊，而且更令人神往的是中國也把這種原始低級的，比私有制落後的農民公社的共產主義社會，硬說成是比資本主義先進的，無產階級的科學社會主義，毛澤東毫不隱晦的叫做「人民公社」。這一返祖怪胎的出現，給中國人民帶來巨大災難。
（3）、1984年侯外廬在《歷史研究》刊文《我對中國社會史的研究》，他說「曾經比較了歐洲的和中國的封建社會的不同特點，認為中國封建社會早期就建立起中央集權專制主義，正根於皇權壟斷的土地所有制形成。歷代黨爭以及歷代君主直接利用宗教而無皇權教權之分的根源，都可以從這種經濟基礎上得到說明。我依據史實指出秦漢帝王對於豪族地主即可以賜田，又可以把他們佔有的土地沒收為『公田』，說明皇帝是最高地主，豪族的土地佔有權是不固定的。而且隨著土地國有制的所有制形式，在主要手工業生產方面（例如：鹽鐵）也實行國家管制，從而使整個經濟基礎服務於封建專制主義。我所以提出封建土地國有論，正是為了闡明中國封建專制主義長期賴以存在的真實社會經濟根源。」
（4）、1988年啟良在《世界歷史》刊文《古代中西方抑商問題的比較研究》說「古代中國大統一專制統治延續兩千多年，作為基本國策的重農抑商政策一直奉行不變。尤其是，專制統治與抑商政策相互依存，相互強化，嚴重阻礙了中國社會發展的行程。首先，抑商的目地是維持專制王權的統治基礎小農經濟的廣泛存在。而小農經濟的廣泛存在，正是中國封建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長期遲滯的根本原因。在封建地主經濟的剝削下，小農普遍處於極端貧困的生活狀態，他們只能維持簡單再生產。其次，小農廣泛存在極其生活的極度貧困的生活狀態，他們只能維持簡單再生產。其次，小農廣泛存在及其生活的極度貧困，是中國幾千年來社會長期動亂的主要原因。中國社會的矛盾就在於統治階級抑商的目的，是防止商人損壞農人，防止商人過分發展而引起社會動亂。他們萬萬沒有想到，中國古代災荒最多，農民起義次數最多，規模最大，其原因也在這裡。其三，小農經濟的獨立性和分散性，客觀上需要一個凌駕馭全社會之上並能夠維持社會穩定的政治力量。這種政治力量就是封建王權。所以，古代農民起義，推翻了一個封建皇帝後又擁立另一個封建皇帝。歷史也就一翻一覆，輪迴往轉打圈圈，使得兩千年裡的政治始終無變化。其四，商業是對傳統生產方式的否定因素。由於中國政府採取嚴厲的經濟和行政手段進行打擊，商品經濟一直沒有得到正常發展。所以中國的資本主義萌芽長期處於幼苗階段，而不能生枝長葉，開花結果。」
（5）、1988年《人民日報》發表電視系列政論片《河殤》的解說詞，主筆是蘇曉康、遠志明等人，它以史詩般的語言，論述了中國封建社會長期延續問題。它說「在喜馬拉雅山背後的這個黃種人的文明，卻異乎尋常地延年益壽。這似乎是個例外。為甚麼封建社會形態在中國延續這個問題，已經爭論了許多年，人們提出種種解釋，總認為是一種特殊現象。其實，真正特殊的並不是東方的古老現象，而是歐洲出現了突變現象。美國哈佛大學華裔學者張光直教授認為，兩河流域的蘇美爾文明，由於自身具有重視經濟、貿易和技術等等因素，後來同地中海的古希臘文明結合，產生了突破性的新文明因素，最後走向了現代西方工業文明。它在整個人類文明史上，原來並不是一條常規性的歷史走廊。」
（6）、1988年《天津社會科學》發表了社科院政治研究所嚴家其的《從「非程序政治」走向「程序政治」—論中國政治現代化》一文。該文毅改過去文章中對中國封建專制長期延續研究時含蓄、婉轉、影射、隱喻的寫法，站在新的歷史高度，明確指出二十世紀建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依然是封建專制週期性循環下產生的封建專制王朝。它的最根本特徵是沒有程序的權力更迭。他把民主鬥士魏京生等人在西單民主牆時提出的第五個現代化—政治現代化，披上中共官方合法的外衣展現給民眾，可以說該文是當代中國政治改革的基石。
他認為中國傳統政治的週期性「振興」與「衰亡」，同中國傳統政治的四項特徵密不可分。第一是存在一個集中在個人手中的不可分割和轉讓的最高權。第二是全國存在一個單一化的金字塔式的權利結構。第三是權利範圍不受限制，可以干預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第四是權利行使和更迭缺乏程序。辛亥革命雖然推翻了清王朝的統治，實質上並沒有打斷中國王朝循環，沒有改變中國傳統政治四項特徵。1949年中共建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仍然保持著中國傳統政治的四大特徵。今天中國政治中仍然存在著大量的「非程序政治」的因素。沒有程序的權力交替和更迭，就沒有民主。「我相信，一個努力改變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的殭化模式，努力發展市場經濟的國家，一個日益開放的國家，政治現代化是一個不可阻擋的趨勢。」
3、這兩次間隔半個世紀的關於中國封建社會長期延續問題，都是針對中共的封建統治。所不同的是，第一次討論是在中共剛剛出現時，第二次討論是在中共內部進行的。「春江水暖鴨先知」，嚴家其等中共高級知識份子，他們接近中共高層領導，清楚看到鄧小平手中存在著不可分割不可轉讓的權利，他年老體弱，既將卸任，各種政治鬥爭就是以維護和奪取，強化和削弱這一最高權為中心而展開的。
鄧小平在1987年利用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大棒把中共總書記胡耀邦的權力中心打倒，那麼下一個目標，就是發動一次大的運動，削弱或摧毀趙紫陽的權利力中心。鄧小平與趙紫陽之間的衝突，和毛澤東與劉少奇之間的衝突一樣，是不可避免的。面對鄧小平繼華國鋒、胡耀邦之後，將再次利用非程序更迭手段搞掉趙紫陽的緊迫局勢，中共體制內改革派和知識份子，再不能沉默了，再不能坐以待斃了，他們要奮起抗爭，也許能衝破那週而復始的歷史循環。不是魚死就是網破。
山雨慾來風滿樓。中共高層權力鬥爭，利用海內外媒體，掀起一股所謂倒鄧保趙風。中共總書記趙紫陽在1988年9月會見美國經濟學家後，香港《信報》發表《大家長該退休了》的文章，提出「排出超級老人政治障礙，使趙紫陽有足夠的權力。」香港《解放》雜誌刊文說「就中國走資的希望，我們看準了趙紫陽。」北京《經濟學週報》發表了嚴家其與溫元凱《關於時局的對話》，嚴家其說「就是不能重蹈赫魯曉夫、劉少奇那樣非程序權力更迭的覆轍。」「中國不在允許像文革那樣用非程序化的方式進行權力變動。」「這個苗頭許多人已經感到了。」這個對話在香港《鏡報》、上海《世界經濟導報》等海內外多家報刊上發表，引起了很大反響。1989年3月1日，清華大學和北京大學，同時出現《討鄧檄文，告全民書》，要求中共「取消四項基本原則。」這標誌著一場大規模的政治運動將要爆發，在中國近現代史上，幾次重大政治鬥爭都是在清華和北大點燃火種的。恰好4月15日，中共前總書記胡耀邦逝世，這無疑給這次封建專制高層權利鬥爭投入了催化劑。因為胡耀邦就是鄧小平一派利用學生運動，以非程序權力更迭，趕下台的。這引起了知識份子和學生們的聯想，為胡耀邦鳴冤平反，可以反對鄧小平在搞非程序權力更迭，保住趙紫陽的權力地位，還可以推動政治改革。這樣民主派和知識份子及學生不約而同地走到一起，用和平的方式開展民主運動。鮑彤說「胡耀邦逝世，當天晚上就有大學生陸陸續續地到天安門，第二天人就更多了，越來越多，幾十萬人為他祭奠，表示悲痛，一是他堅決否定文化大革命，二是他下台，學生對鄧小平不滿，所以來紀念。」（1999年6月）
八九民運是在中共封建專制社會裏發生的，就必然帶有封建專制社會裏民主運動的特性。八九民運不論帶有洋務運動的救國性（趙紫陽為代表），資產階級的變法性（嚴家其為代表），辛亥革命的堅定性（王炳章為代表），新文化運動的啟蒙性（方勵之為代表），學生運動的無畏性（王丹為代表），工人運動的壯烈性（韓東方為代表）等等。但是，歸根結底是鄧小平在將交權前夕，由於沒有法律程序，高層各派系之間爭奪皇位，造成了政治鬆動時機，又恰巧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進入徹底失敗的時候，對中共積怨甚多的民眾，利用這種政治自由時空，以遊行示威方式，表達爭取民主的意願。而中共高層在政治鬥爭中，鄧小平保守派利用民運力量，亂中取勝、小題大做，達到奪取中共總書記趙紫陽權力的目地。毛澤東利用運學生運動—文化大革命，打倒了劉少奇反對派，保住了皇權。他說「文化大革命七八年來一次，這是歷史規律。」鄧小平繼承了毛澤東建立的中共政治制度，而且久病成名醫，他在中歷史上三次被政治權力鬥爭趕下台，又三次利用學運，把華國鋒、胡耀邦、趙紫陽趕下台，保住了皇權。他說「這場風波遲早要來的，這是國際大氣候和中國自己的小氣候所決定的，是一定要來的，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只不過是遲早的問題，大小的問題。而現在來，對我們比較有利，最有利的是，我們有大批老同志健在，他們經歷的風波多，懂得事件的利害關係，他們是支持對暴亂採取堅決行動的。」（《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可見，鄧小平他們對封建專制社會的政權無程序更迭時產生的週期性動盪瞭如指掌，並且能夠順水推舟，當作改朝換代的工具。
中國大陸封建專制政權的非程序更迭甚麼時候能打破？怎樣打破？很明顯，中國封建專制制度不是一朝一夕建立的，秦朝是初期，漢代進一步完善，到清朝更加完備。那麼打破它也不可能一蹴而就，必然要經過一個長期過程。到目前已經歷了三次比較大的事件，推進了中國民主化進程。第一次是1840年外國資本主義入侵，最主要的積極作用，是初步打破了中國的停滯型經濟結構和超穩定型的政治結構，為傳統中國社會注入一股資本主義血液。第二次是1911年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進一步打破封建專制社會超穩定型政治結構它不僅推翻了清朝，結束了幾千年來的君主制度，而且初步建立了民主共和制度。第三次是1998年台灣首次民主選舉國家總統，李登輝當選，完全打破了封建專制超穩定結構，在台灣實現了政治現代化。這三次民主化進程中，最重要的是外國資本主義入侵，正如《河殤》說的「真正特殊的不是東方古老的現象，而是歐洲出現了突變現象。」沒有外國資本主義入侵，就不會有辛亥革命，就不會有台灣的民主制度，這一中華民族的光輝榜樣。
中國歷史上有一種奇特現象，就是由封建制度週期循環造成天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三國演義》）在天下分裂之時，中華民族最優秀的文化傳統，在偏南一隅保存下來，待到分久必合之時，這些保存下來的優秀文化，又發芽、開花、結果。所以，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才能淵源流傳。例如：春秋戰國時的魯國，偏安江南的東晉，還有兩宋、，現在的台灣也一樣。1949年台灣民主制度和大陸封建制度分道揚鑣以後，台灣在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指引下，逐步實現了現代化，而且中國傳統文化保存下來，成為中國大陸政治現代化的復興基地。張孝炎說「國民黨退守台灣後認識到，在現代社會專制獨裁，不能持久的，國民黨不是不喜歡大權獨攬，而是認識到，阻擋民主化無意於自掘墳墓。」（1996年5月）中國民主化的正常之路在台灣，它走過的民主道路，大陸潛移默化自覺不自覺地在學習，台灣保持下來的中華傳統文化，又回流到大陸，這是有目共睹的事實。要不是有共產主義傳入中國大陸和封建專制相結合，建立了所謂中華人民共和國，打斷了中國現代化過程，那麼大陸也會和台灣一樣，在孫中山「三民主義」指引下，享受在民主的陽光中。學者柏揚說「國民黨就是由於獨裁專制而失去大陸的。假如不實行民主，國民黨也會失去台灣，民主化使國民黨受到了衝擊，也因此在台灣站穩了腳跟。共產黨當年打敗國民黨原因之一，就是人們認為共產黨比國民黨民主，沒想到共產黨當政後，反而比國民黨更加獨裁。」（1989年6月3日《從五四到六四民主向何處》）
中國的希望好就好在有民主化的榜樣——台灣，它給中華民族開創了一條通向現代化的光明大道，它告戒大陸民眾怎樣才能衝破封建專制的週期性循環，那就是勇往直前的走民主化道路。具體怎樣走？台灣金門島上有一條標語：「用三民主義統一中國。」魏京生說「台灣的民主制度，完全是自己摸索和實踐的，它打破了中國人不能實現民主的神話。台灣民主制度的成功，不僅對大陸有意義，東亞、東南亞都受中國傳統文化影響很深，對這些國家民主制度的建立也是個促進。」（1999年5月11日在加拿大紀念八九民運十週年大會上的講話）可以預測到，在大陸結束中共封建統治，打破封建超穩定型政治結構，衝破封建專制的週期循環，建立真正的中華共和國，是人心所向，大勢所趨，只要我們不屈不撓、前仆後繼的去努力，在不遠的將來一定會變為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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