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2月16日訊】如果不是1998年元旦那一天﹐偶然而又命定地重讀幾本關於西藏的書籍﹐在那芬芳﹑夢幻和啜泣之中﹐驚覺到某種使命﹐今天的唯色﹐也許仍然是一個擺不脫風花雪月兒女情長的女詩人﹐浪漫﹑輕盈而耽于幻想。就在那奇跡般的一天﹐這位年輕的藏漢混血兒突然發現了自己的責任和理想﹕“我終於明確了今後寫作的方向﹐那就是做一個見證人﹐看見﹐發現﹐揭示﹐並且傳播那秘密﹐—那驚人的﹑感人的卻非個人的秘密﹖”
這種“非個人的秘密”﹐即一個高原民族千年文明的秘密。為了這個秘密﹐唯色告別了她過去“淺陋的藝術化的生活”﹐吟唱着“怎能打開我的西藏”﹐義無反顧地走上了行吟詩人漫長的旅程。在空明澄淨的雪域詩國裡﹐她撰寫自己富于生命美學和宗教審美體驗的詩文。
唯色有福了。她以自己清純向善的悟性﹐奔向一片博大的精神天空﹐一塊充滿佛性慈悲的心靈家園。然而﹐唯色的災難也由此而來﹐她的那些純潔優美的詩文﹐不小心招惹了一個大漢族主義政權﹐在她的《西藏筆記》被全面查禁之後﹐她被當局要求做“檢討”和“過關”。當她拒絕違背一個佛教徒的良心去譴責達賴喇嘛時﹐原來即將升任《西藏文學》雜誌副主編的她﹐便遭受到一系列嚴厲懲罰﹕剝奪工作職位﹐喪失收入﹐沒收住房﹐中止醫療保險和養老保險﹐不批准辦理出國護照。這一切﹐從佛教的觀點看﹐是權勢者在給自己增加惡業﹐它將給唯色的修行帶來善果。
溫柔的聲音闡釋一個文明
在當代詩歌一片蒼白﹐一味浮躁﹑瑣碎﹑平庸和閑情之際﹐穿紫衣的歌手唯色點起褐色的梵香﹐面對佛像﹐“深深沉醉在一個幻象構成的美妙世界裡”。這位兩個文明的女兒—一個半漢半藏的解放軍軍官父親和一個藏族農奴主女兒的愛情結晶﹐這位藏名意為“永恆的光輝”（茨仁維色）的才女﹐仿彿手攥隱隱發光的一把鑰匙﹐急切地要打開一個奇異文明的大門。
文明涉及一個民族全面的生活方式﹐是一個最廣泛的文化實體﹐它包括鄉村﹑宗教﹑種族群體都在文化異質性的不同層次上具有獨特的文化。作為一種東方文明﹐西藏文明的基石和核心是佛教的信仰體系。
想要為這個罕見的文明做見證人﹐唯色緊緊抓住歷史和今天之間的紐帶。她風塵仆仆地朝聖﹐漫游﹐記錄和採訪。在具有神秘力量的八蚌寺﹐她秉燭閱讀噶瑪巴的傳記。在德格印經院﹐她輕輕撫摸奇妙的印版而暈眩﹐並許下來世的承諾。在帕廓街旁的寺院﹐她和作罷法事的僧人一起清掃殿堂。———。
左手腕上套一串念珠﹐背包裡裝着經幡﹑隆達和桑﹐懷着一顆滾燙的心﹐唯色踏上迢迢轉經路。有一首歌常在她耳邊響起﹕“啊——﹐我要投奔那芬芳的部落﹐我要過上那芬芳的生活。”她含着淚﹐念誦着六字真言﹐跟隨着一盞搖曳微弱火苗的酥油燈﹐和黑夜裡走出來眾多轉經者—那同樣渴望解脫﹑追求覺悟的眾生﹐融入了另一種生活的芬芳氣息裡。
文明在《韋氏大辭典》中被定義為“教化的行為”﹐心靈敏感﹑渴望求知的唯色﹐在被漢化很多年之後﹐終於被藏民族的文明所教化了。閱讀世界屋脊那一塊遼闊的絳紅色地圖﹐在描述地理的西藏的同時﹐唯色探索人文的西藏。憑着信仰的虔誠和知識的豐富﹐她用溫柔的漢語﹐充滿感情地講故事﹐將西藏的神聖娓娓道來。
在《那一張張西藏的臉》裡﹐她描繪藏人臉上的光芒﹐一種難以用筆墨形容的美﹐“傳達的是整個西藏的信息”。在《石頭也會唱歌》中﹐她描寫世界上最輝煌的瑪尼堆—供奉在天地之間最美麗的西藏藝術。《書及梵剎》介紹桑耶寺的整體佈局和佛教的宇宙觀﹐也介紹“第二佛陀”—金剛乘之開山祖師蓮花生﹐還有名剎塔爾寺地那棵長滿佛像或文字的神奇之樹。
在唯色筆下﹐那亙古永恆的西藏文明幾乎無處不在—它在有關美麗藍罌粟的古老傳說裡﹐在梵文和藏文經典有關香巴拉的指南書上﹐在混合着酥油﹑青稞與梵香的氣味中﹔它在口耳相傳的真言播揚﹑在花朵般的手印中涌動﹐在戴羌舞面具的人群跳躍﹐在伏藏師們靜坐祈禱的偏狹洞穴中深藏﹐在鷹鷲雲集的天葬場盤旋﹐在八廓街小攤的氆氌﹑卡墊﹑長刀﹑火鐮﹑銀杯﹑木碗﹑銅佛﹑唐卡﹑法號和白螺之中滄桑﹐在有着“火舌般的金色屋頂”的佈達拉宮上輝煌。
帶着對本族文明的深情和驕傲﹐用輕柔的語調說故事﹐唯色就這樣自覺或不自覺地﹐成為藏文明的一位優秀記錄者和闡釋者。不管大漢帝國的統治者如何強行代表一個弱小民族﹐剝奪該民族對自我文明的闡釋權﹐唯色—這位堅持自我表述的佛教徒﹐以致力于用“記憶”對抗“遺忘”的猶太作家威塞爾為榜樣﹐把講故事作為自己的首要責任。她用動人的音調吟誦着﹕“在輪迴之中永懷摯愛﹐在永無止境的轉經路上實踐這樣一種使命﹕寫作即遊歷﹔寫作即祈禱﹔寫作即見證。”
信仰即生活﹐信仰即命運
去西藏旅行在今天已經成為時髦﹐不少漢族和西方的作家﹑藝術家﹐熱衷于去高原尋求創作靈感。但是﹐對唯色這樣的西藏本土作家來說﹐他們的使命更為沉重。唯色強烈地意識到自己民間寫作立場﹐不但要言說本民族和文化的光榮﹐展示本民族的審美精神﹐更要捍衛西藏文明的核心和基石—佛教信仰。於是﹐她的筆下出現不少有關信仰的動人故事。
例如﹐在《我讀巴伽活佛》裡﹐唯色介紹了巴楚仁波切這樣一位禪修菩提心的“精神英雄”。當山谷中兩個家族即將發生戰事﹐巴楚就橫躺在山徑轉彎處﹐為每個不得不跨過他的騎士祈禱﹐希望能平息他們暴力的情緒。結果﹐當地的流血爭斗很神奇地平息了。唯色從巴伽活佛身上看到藏族社會的希望。
信仰即生活。在唯色的詩文中﹐宗教語言和現實生活奇妙地融合在一起。她“只有進了寺院才會重新快樂起來”﹐因此﹐寺院才是“我們生生世世的庇護之所”。她因此細緻地描繪一切與宗教有關的事物﹕酥油供燈﹐祥麟法輪四週的風鈴﹑大佛慈祥的微笑﹐飄飄欲飛的袈裟﹐發黃的經書﹐前生往世的輪迴之路﹐——。
令唯色詩歌充滿輕逸之美的﹐是她經常使用指甲和羽毛等奇特意象﹐例如﹐“我多麼想遠走高飛|我和你﹐藏在雲朵之中|唱着歌﹐孵着指甲|耐心地等待最初的戀人|”“指甲”這種為漢族讀者不太熟悉的意象﹐與藏傳佛教裡佛的殊勝化身的秘密有關。唯色是認識現實並且承擔現實的﹐但她在承擔的同時﹐也尋求生活的快樂和豐富﹐仍然充滿飛翔的夢幻﹐她的詩歌因此充盈而繁美﹐熠熠生輝。
在信仰中如此沉醉的唯色﹐很自然地﹐把西藏人心中的觀世音化身—達賴喇嘛﹐作為最景仰的對象。她毫不忌諱地在《西藏筆記》中引用達賴喇嘛的語錄﹐毫不客氣地揭穿《北京有個金太陽》那首為漢人熟悉的歌曲﹐原本是歌頌“喇嘛的尊容”的。
在《丹增和他的兒子》一文中﹐她講了一個感人的故事﹕一位原來的活佛﹑後來的政協主席丹增﹐在退休後帶着兒子去了印度﹐回來向唯色展示了一張“朝聖照片”—父子倆和達賴喇嘛的合影。哽咽地分享丹增的喜悅﹐唯色把那張無比珍貴的照片﹐用文字記錄下來﹕“一間不算寬敞﹑也不華麗但灑滿金色光線的屋子裡﹐他和江央班登神態謙恭地候于兩側﹐而被擁于中間的﹐正是所有虔誠的藏人最熟悉﹑最親切﹑最渴望的人–達賴喇嘛。—”par
唯色因此犯下了不可饒恕的“錯誤”。在處份唯色時﹐中國新聞出版總署負責人指責該書“存在讚美十四世達賴喇嘛﹑十七世噶瑪巴﹐崇信和宣揚宗教等嚴重的政治立場﹑觀點錯誤。有些篇什已經在某種程度上進入某種政治誤區。”
信仰即命運﹐這是唯色必須承受的命運。
被割裂的民族心懷痛楚
一條綿延的中印分界線﹐把西藏民族割裂為兩半﹕中國西藏和流亡西藏。筆者曾在印度訪問流亡藏人社區﹐深切體會了他們望眼欲穿的思鄉之情﹐這些心靈煎熬的痛苦﹐表現在許多藏族流亡作家的詩文中。但是﹐身在中國西藏的藏人如何看海外藏人﹐我們很少看到這方面的書面表達。
在北歐一隅撰寫有關西藏問題的文章﹐筆者從來沒有想到﹐自己的這些粗淺的文字﹐會被一些包括唯色在內的藏族知識分子迫不及待地傳閱。由於當局罪惡的新聞封鎖﹐境內藏人想要多了解一點海外藏胞流亡的情況﹐竟然需要通過我這個流亡漢人的漢語書寫。
對整個藏地版圖情有獨鐘的唯色﹐常常以深情的目光﹐遙望那十幾萬走下雪山﹑集體流亡的藏人—她那血脈相連的同胞﹐並為他們唱起一首悲哀的流亡曲﹕“……那些念念不忘故鄉的人恰恰是終生遭到放逐的人﹐他們心懷痛楚地混跡在這個世界上的每一個角落卻不難辨認﹐因為他們敞開的額頭上銘刻着一種隱而不現的記號……”。
刻畫西藏被人為割裂的痛楚﹐《尼瑪次仁》是唯色作品中令筆者深感震動的一篇﹐也是被中共當局點名批判的一篇。此文被指責為﹕“描寫著名的宗教人士尼瑪次仁在國際會議上與達賴支持者相遇的那種困惑﹐反映出作者對達賴分裂祖國﹑鼓吹西藏獨立的本質認識模糊的觀念。”
該文中的主人公尼馬次仁是著名的大昭寺的喇嘛﹐他于１９９９年受中國政府派遣﹐前往挪威參加一個關於人權問題的世界性會議。中國當局的目的很清楚﹐他們要利用這個唯一身批袈裟的喇嘛現身說法﹐證明在共產黨西藏是有人權的。
這位身份尷尬的“共產黨喇嘛”（藏人稱之為“加米喇嘛”）在達賴喇嘛榮獲諾貝爾和平獎的奧斯陸﹐無地自容地面對幾十張西藏流亡者“憤怒的面孔”。唯色細膩地描寫尼馬次仁下車後的心情﹕“他無論如何也回憶不起來他是怎樣走過那一段路的﹐但那顯然是他三十二年的人生中最長的路﹐最艱難的路。他的西藏僧侶的袈裟如烈火燃燒﹐火焰燒灼着他藏人的身體﹐藏人的心。更何況火上澆油火更猛。那每一個鄙夷的眼神啊就是一滴飛濺的油。是飛濺的滾燙的酥油。尼馬次仁他低垂的頭顱﹐彎曲的脊背﹐蹣跚的雙腿﹐被一滴滴飛濺而來的酥油深深地燙傷了。”
更為深刻的無奈還在於﹐這位共產黨喇嘛在離開挪威的那一瞬間﹐也產生了流亡的念頭﹐但支撐他忍受羞愧回到北京的想法是﹕“假如藏人都走了﹐西藏留給誰呢﹖”唯色以如此真實的記錄告訴漢語讀者﹕儘管中國政府誇耀他們經濟援藏的成勣﹐但西藏民族作為一個整體﹐卻因為大漢族強行的“解放”和“援助”﹐而被無情地割裂和傷害了。
行吟詩人從幻想走向現實
剛在文壇冒出頭角之時﹐唯色被評論者認為是“一位耽于幻想與幻象﹑沉溺于內心體驗﹑才華縱橫的詩人”﹐“是生長于這片古老高地上的超現實現象﹐超常的浪漫氣質使她把夢幻美推向了極致。”這位以夢想為生的藏族才女﹐自稱“我只是我內心的記錄者”﹐她想要“變成介于祭司﹑巫師和游吟者之間的那種人”。
由於深愛一個文明和一個民族﹐原本耽于內心幻想的唯色﹐不可避免地要直面現實。早在《西藏筆記》裡﹐她就揭露文革時代佛像砸碎﹑經書燒盡的劫難﹐記述近年來四川藏區色達五明佛學院被中國官方關閉搗毀﹑僧尼遭到驅逐的惡性事件﹐以及女尼流離失所的悲慘故事。
被趕出體制的唯色﹐更意識到自己關注人權的責任。最近﹐寄居北京的她戰勝自己的恐懼﹐撰寫長詩《西藏的秘密–獻給獄中的丹增德勒仁波切﹑邦日仁波切和洛桑丹增》﹐為被迫害的西藏政治犯歌吟。在詩中她自述說﹕“我素來噤聲﹐因為我幾乎什麼都不知道。……人到中年﹐遲來的憤怒幾欲衝出喉嚨。紛飛的淚水只為比我年輕卻蒙難的同胞難以止住。”
唯色的經歷告訴我們﹐文學的本質是反專制的﹐因為專制必須用謊言來掩蓋真相﹐而文學卻是必須有洞察力的。凡是要真實敘述西藏的作家﹐都不能不反抗專制﹐不能不用他們的審美活動做雙重的見證—既是外在苦難現實的見證﹐也是一個民族內在心靈的見證。
這是一個真正優秀的作家的宿命。懷着一顆對美和苦難敏感的心﹐唯色會繼續以她天馬行空的瀟灑姿態﹐用典雅的漢語真摯地歌吟﹐歌唱高原上那不可征服的信仰﹐歌唱西藏民族自由不羈的靈魂。
(原載《開放》雜誌12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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