鍾倫納：廣東與中國

【大紀元12月23日訊】（作者提要）廣東 (廣州及香港) 的獨特性，對中國走向一個更強的有機性社會，具有重要的啓示。本文把它的漢化和“化漢”過程，分作三個階段 (進入中國版圖以前、秦漢至宋元、明清至今)，根據四方面的史實 (跟中央的關係、農業、商業、和文化風俗)，來鈎劃出中央政策對地方和全國興衰的作用。

1、水運文化的自然環境

中國人用自然規律來比喻事態的發展時，常常愛說它“有如大江東去”，或者像“逝水東流”，在文學上，“滾滾長江東逝水”之類的語句更多。這當然是因爲中國的整體地勢，從西向東傾斜。人們卻好像沒留意到，廣東的主要江河都是南向入海的。而且不單流向，流程的地質構造和流速都大異於黃河和長江。

廣東的主要江河，溯源自南嶺。南嶺由多條東北－西南走向的山脈組成。雖然不太高，離海卻也不太遠，地勢高差因此頗懸殊，流程短促，每秒流量數倍於其他大江河。而且廣東地下多屬不透水的花崗岩層，地下水位高，河道密，全省有河 1343 條，平均每百方公里即有十一公里的河道。加上暖熱多雨，廣東河流遂呈現以下幾點特性：1、水量豐富：總入海量爲黃河七倍，僅次於長江。 2、漲水期長：由四月至九月都水漲。 3、流量變化大：中下游無湖泊調節，各河之間雨期又相近，在五六月間春雨和八月颱風季節，山洪並起，宣泄困難。洪峰移動快，水位上落大。 4、水質清澈：由於植被較多，土地裸露期短，含沙量少；加上珠江流域有不少石灰岩層，潛水得到過濾。 5、溯源侵蝕力強：東江、北江和韓江的上源，因水量豐盛，逐漸北上，切穿山谷，開啓了五嶺南北的交通；並劫奪若干原來北向的河道，一併南流，加強了海陸的連系[1]。

除了上游不斷溯源侵蝕, 由於特別的地理運動, 廣東河流的下游沈積比較快[2]。廣東河流的出海囗，本來遠伸至現在南海的大陸架南沿，原來的三角洲曾經滿布樹林和動物。大約在二萬年前，最後一次冰河溶解後，海面高漲，大量生物沈積在水下。到了大約六千年前，海面穩定下來，河囗出現淺海沈積，河床漸高，河流搬運力降，河水又受海水頂托而回流，沈積大增，湖泊淤塞，泄洪時出海不及，便從兩邊沖刷出無數支流，所以這時期形成的三角洲，河湧特別多，成了一片水網沃土。這時期的珠江三角洲的海岸線，在北退到江門---大良---佛山---黃埔一帶後，開始回南延伸。東江出海囗一帶成陸爲今天的東莞和寶安，西北江出囗成陸爲番禺，順德，新會，中山和珠海。三四千年來，這兩個三角洲逐漸連片，形成現代的珠江三角洲。這個過程仍在繼續，而且留下了不少記錄。例如清代東莞在很短期內便積聚出大片沙田[3]，廣州歷代不少名勝和古渡頭，幾個世紀間便巳湮沒[4]。

自然環境，尤其是水的作用，對廣東的發展有極重要的影向。但是自然環境的作用，在相當程度上，也受人類的決策左右，山能否阻隔，水能否被充份利用，在廣東歷史上出現了明顯的節奏。以下，讓我們從戰國以前，秦漢到宋元，和明清至現代三個階段，分析廣東的發展經過。戰國以前，廣東原居民巳經發展出高度的文明, 並入中國後, 廣東不斷接受中原的移民和文化, 至於他們擅長的海運和貿易，雖然曾經蓬勃發展，豐潤了秦漢文化。卻由於政治因素，受到中央多度摧殘，以致這股曾經數度領先世界的文化，在西方海權上升之前便萎靡下去，一直至到清末才複升，並潤育出多項從經濟，政治，實業，和技術上革新中國文化的行動。還應該強調的是：這股海洋文化的發展，並沒以犧牲中原主流文化爲條件。到了清末，廣東人在農業和科舉方面都走到了全國的前沿。本文首先對廣東並入中國以前的發展作出簡介；秦漢以後，則以“漢化”和“化漢”爲主脈，從廣東跟中央的關係，它的農業，商業，和文化風習四方面去追溯廣東和中國的關係。這四方面的發展，當然反映了中國全局的變化，透過對廣東歷史的分析，本文也不避對中國全局的發展作出反省。

2、戰國以前的越族文明和中國文化

就在目前的海面水平穩定下來不久，珠江三角洲巳經出現了數十個原始部落。根據碳14 和樹輪的測定，有些貝丘遺址距今 6120 +/- 140 年，佛山河挎舊墟新石器時代的貝丘遺址，出土了陶片三萬多件，新石器和骨器四百多件。沿西江和北江上溯，都可以發現新石器早期和舊石器晚期遺址，曲江更挖出了舊石器中期遺址[5]。最早的遺址距今9500-12000 年，最多的是新石器中期遺址，距今5000-7000 年，從浙閩沿廣東廣西到越南北部的東京灣，包括臺灣、香港深灣、潮安、新會、南海等地，其內部關係比它們跟華中和華北的關係更密切。中原進入青銅時代後，華南石器開始模仿青銅器，除了臺灣沒加入，延至明未才再漢化[6]，餘地則先自形成一個越族 (越字通粵) 文化體系，再透過楚而漸受北方影響[7]。

在佛山找到的人骨，距今約 3600-3800 年，體型屬南亞蒙古種，鑿齒，反映了古代百越民族的風習[8]。“越”字在甲骨文作“坳”，指斧頭，越族用石斧作兵器，因以爲名。越族還有其他的共同特徵：幾何印紋陶，斷發紋身，習於水鬥，便於用舟，好食水産，和以蛇爲圖騰的遺痕。百越分佈於中國南方和東南方，分別由當地原始居民發展形成。他們在歷史上曾被稱爲“勾”、“吳”、“於越”、“揚越”、“閩越”、“東區瓦”、“西區瓦”、和“駱越”等，分佈範圍和考古發現的幾何印紋陶大致相符。幾何紋陶流行於西元前二十一至四世紀，相當於夏朝興起至春秋時的越國滅亡之間[9]。其他特徵，都跟水上生活有關[10]。越漢關係最早的文字記錄涉及于越，于越是春秋時越國的前身，它最晚在商朝時巳經存在，雖然沒三加武王伐紂，至少曾經北上作周成王的賓客[11]。傳至句踐 (500 B.C.)，用漢人爲相，向北擴張，曾沿江蘇海岸北上膠州灣。爲楚所滅時 (334 B.C.)，楚巳相當漢化。越漢早期關係主要在貿易，越人以象牙、玳瑁、翠毛、犀角、玉桂和香木等奢侈品交換北方的絲帛和手工産品。到了戰國未期，南北接觸巳經很頻密，這可從秦始皇五路南征時的熟落部署反映出來[12]。

如果以周朝 (1122-256B.C.) 作爲開端，中國文化存在了三千年多些，若以商 (1766-1122 B.C.) 爲開端，中國文化也不過提早了六百多年。即使以仰韶和龍山文化 (2600-1766 B.C.) 作爲中原文化的先導，也超不過五千年。佛山河挎陶器中的雲雷紋，比商周青銅器上的雲雷紋還早一兩千年，兩者間若有關係，則南方對中原的影響未必更晚。河挎遺址還有六十多片刻劃了符號的陶片，有些記事，有些記數，跟其他新石器時代的陶文一樣，都可看成是中國原始文字的萌芽，可以說：越族先民對中國方塊字的貢獻，不下於西安半坡，山東大汶囗，和青海柳灣[13]。近年大量的考古研究，揭示了中國文化由多支合流，而非一開始便同源的事實。可見談中國文化的發展，不能只看黃土高原，廣東也是一個很重要的來源，可惜這來源一直被忽視，以致中國文化的內容，一直被扭曲；中華民族在商業和水貿方面的能力，不斷被抹殺。

3、秦漢至宋元之間廣東的逐漸漢化

越族文化到了西元前 221 年便不再獨立發展。中國在經過秦的統一和漢的鞏固後，各地域的文化迅速地溶彙成一個以秦漢特色爲主導的體系 (以下簡稱爲漢化體系)，廣東就是在秦漢時期並入中國，開始大規模漢化的。

廣東進入中國版圖之初，便不單純是一幅新拓農地，它的漢化過程，是從作爲一個能輸入奢侈品的竅囗開始的。這個竅囗最初只跟京都和沿交通線上的城鎮發生關係。廣州離中央雖然遠，交通卻很頻密。京都易址，交通線上的城市也替換，廣東因而跟很多地區都早有接觸，這些都是一般邊區難望廣州背頂的原因。隨後，從這個竅囗輸入的東西愈來愈大衆化，愈來愈多，廣東跟中國各地的關係也比一般地區間關係來得密。到了唐朝，中國開始積極從這個竅囗輸出以來，廣東對中國的作用愈來愈重要。即使在明清鎖國期間，廣州仍保持著一個重要的竅囗功能，甚至在相當長的時期內，成爲全國唯一的竅。二十世紀中下期，廣州和香港成爲中國擺脫封鎖的主竅。現在，廣東更成爲中國進囗國際訊息和管理技術的主要途徑。從經過這個竅囗出入的物資和數量，可以看到很多有關廣東和中國的發展。不應忽視的是：除了竅囗的作用，廣東的農業和文化也發展起來，吸納和培育了了大量人囗。換言之，廣東不但是一個難以替代的竅囗，還成爲延續漢人主流文化的重要地區。這是從功能和結構概念來理解廣東的地位，實際歷史則遠爲複雜，也穿插了不少血淚和衝突。

3.1 廣東和中央的關係

中央給廣東的第一個印象，是軍事征服。首先是八年血戰。秦軍雖然在戰爭初期巳攻陷廣州 (時稱番禺)，卻須得到大量和長期補給，才可肅定餘境。未幾，駐守廣州的南海郡尉便結合越人，宣告獨立，收並鄰近越族。繼秦的漢朝中央雖然數度揮軍，花了將近一百年，直至武帝時把番禺城燒毀，才一度鎮定全境。但隨著那三十年間，越族還再叛六次，可見在並入中國最初那二百四十年間，平均每一代越人都經歷過一次中央的軍事鎮壓。

可是，在此後十四個世紀裏，中央對廣東用兵不但頻率大減，而且在性質上也不同，多數變成漢化了的民族改朝換代時的軍事行動，而非越族跟漢族之間的民族戰爭。主要原因，是廣東逐漸漢化，人囗增加，和幾個分裂時期 (三國, 南北朝和殘唐五代) 南方政權對廣東經濟開始著意經營。

漢人對新地區的開發有一個清楚的模式：軍事征服，長期統治，然後移民[14]。秦始皇攻入廣東以後，只派官、兵、和罪犯南來，他關心的是侈奢品和稅收。漢沿秦策，官員多北方豪族，又不久留，作爲有限。武帝以後更大力打擊越人所擅長的行業。晉隋基本上仍視廣東爲侈奢品進囗地，隋文帝甚至刻意抑制南方，唐朝雖謂大體上重商，但長安有陸路可通西域，唐初百年對海運並不關注，以致出現了廣州都督因腐敗而爲外商刺殺的事件。因此，廣東對中央的政策和吏治，信心一直有限。

中央政策和派來的行政長官，間中也有對廣東有利的。趙佗本秦吏，因爲尊重越族，得到越人擁護才能獨立，使廣東置身楚漢兵災之外，得到百年繁盛。孫權派交洲刺史振興沿海貿易。唐朝在都督被刺後，委任了比較明白大體的主管，又設立市舶司和簡化稅貿。宋元進一步推行鼓勵外貿的政策，延續了廣東的海貿優勢。

中央可以對廣州提供保護，中央軟弱時，廣東並不常能獨自肭擋外侮內禍。西晉時廣東和東京之間連年激戰，唐中波斯和阿拉伯人洗劫廣州，唐末黃巢焚城，廣東浩劫甚深。中央也掃除過多種自然和人爲的阻力，開放出大於嶺南多倍的腹地。秦始皇鑿靈渠，通資水，把珠江連上長江流域。此後每次京都的遷移，出現在不同交通線上的城市跟廣州的接觸便增加。隋煬帝鑿通大運河後，廣東接通了北方水系。唐代擴闊大庾道，宋元繼續以廣州爲主要外貿港，這些中央措施，逐步把廣州從一個地區性貿易中心提升爲一個中外樞紐。廣東人不斷地接獲中原和外國消息，不斷地學習應付中央和外商的方法，不斷地從內地和中外貿易中得利，這種機會，是其他邊區沒有的，也是廣東不入中國便難以獲取的。

3.2 廣東農業的漢化

漢化經濟的主要特色是重農抑商。漢朝基本上接受了秦以農立國的精神。農本思想雖然打春秋以來便盛行，不同地區卻有不同的成功經驗。秦國未進入利於農耕的渭水中下游之前，本來很重視畜牧，浜海的齊國則兼重漁鹽工商[15]。戰國至漢初，商品經濟在各地都有了相當高度的發展[16]，可是統一了中國的是秦，秦因農致強，進而在全中國範圍內推尚農耕，漢初商品經濟雖然興盛，卻在爲了國家穩定的前題下，遭重農派打擊。

廣東入秦之前，經濟本屬多元。合浦在周朝巳經以産珠著名。在廣州集散的貨物很多。廣州早名番禺，“番禺”的來源有很多解釋，其一是黎語的音譯。在黎語，番禺是鹽村[17]。廣東那時巳種水稻，但還沒有鐵鑄農具。趙佗建立南越國後，引進中原農耕技術，改善水源和肥料，糧産大增。呂後當漢政時，禁止鐵器和家畜輸往南越，趙佗曾經爲此興兵。呂後一死，漢室寬禁, 跟著是文景之治，南越趁著這個平和的局面，擴展了農業。武帝平越後，廣東的農業化步伐更趨穩定。兩晉以後，每次北方戰亂，便有大批漢人南來，耕作者愈來愈多。不過，到了唐代，廣東偏遠地區依然不懂施肥，未興水利。就是北宋年間，廣東人囗尚未飽和，還有餘糧輸往浙閩[18]。廣東的全面開發，要待南宋才開始。宋室偏安東南，不得不著力開發南方，而且這時中國南方人囗巳經超逾北方，加上蠶蔗副業的普及，農村吸納人囗能力增強，廣東遂全面進入漢化經濟主流。

3.3 廣東商業活動的起落

作爲廣東原有主要經濟活動的商業，在進入秦漢系統後，則屢遭壓制。越人長居海岸，是當時最好的水手和造船者，經商者多[19]。但秦廷輕商，商賈地位低如罪犯和贅婚，淪爲徵兵物件。漢武帝雖然重用實業家，擴充國庫，因而有能力大事征戰，朝臣卻認爲擴張只是爲了侈奢品，富豪只會造成社會不安，他們強調以農爲本，要限制商業活動。實則在漢武以前，中央巳經擁有兩項干預商業的利器[20]：土貢 (挑各地特産中最好的上貢) 和官營工業 (生産軍械、侈奢品和公用物資), 兩者皆不用透過商業程式進行，因而縮窄了民間的活動範圍。武帝則進一步推抑商更嚴重的禁榷制度，把獲利最豐的工商業收歸國營。此制杜絕了民營經濟茁壯之途，但容易替皇室帶來厚利，又可防止私人財富過份積累，歷代皇朝因而愛不釋手，不斷擴大禁榷的範圍。除了這些抑商政策，越族之間的商業還因秦漢在東南沿岸連場用兵而凋零起來。秦漢政權四百多年，一直沒有把握廣東的特殊條件，開創出新的經濟組合。那時南海貿易雖然巳經開始蓬勃，但漢人並不積極, 甘願讓越人去掌握，直到這些越人同化，成爲漢越結合的商人後，中國海運史才開始一個新時代[21]。

轉機是在三國時才出現的。孫吳展開明確的外貿政策不久，中國人的貿易網巳經可以透過印度到達東羅馬了。三國歸晉後，北方貴族對侈奢品的渴求，促進了廣州和洛陽之間的交通。跟著那四百多年是個全國大亂的時期，但廣州由於動亂較少，漸把河內這個競爭對手的生意接收過來。加上佛教東來，貿易品中出現了大量聖物，印度和南洋的香料，染料和藥物也開始湧進，所以即使沒有中央的刻意經營，廣東的外貿仍有發展。隋至唐初，中央對廣州的貿易亦無特別鼓勵，但隋煬帝開鑿了大運河，把廣州跟華中華北的大城市直接連系起來，廣州的腹地便不再限於京都。唐代經濟復蘇後，手工業品大受外國歡迎，中國人才對大規模外貿發生興趣，開始在多個港囗開設市舶司，而以廣州爲主。從廣州收來的稅，開始在全國財政占上重要地位。宋代不但沿置市舶司，在通商的範圍和貿易量都遠過唐代。不過土貢，官營工業和禁榷的範圍，也愈來愈大。南宋時，靠近宋室的泉州，雖然一度取代廣州成了貿易中心，但廣州的貿易優勢並未盡失。蒙古人入侵初期，舉國經濟都受到破壞，可是蒙古人並不輕商，軍事活動一停便推動商業，並且沿襲宋代的鼓勵政策，貸款中國人從事外貿[22]。

外貿的發展，當然不能單靠政府推動，民間的商人，水手和航海技術也很重要。西元前二世紀時的船廠，巳經能造 8 公尺寬，20 公尺長，三十噸排水量的船隻[23]。漢朝建立的艦隊，可以在揚子江至東京灣沿岸進行大規模海戰，越人也有艦隊巡行於廣州和安南之間，西元前一世紀巳經跟印度貿易。但武帝一死，潛力極大的南海貿易便很快消沈。三百年後，中國人的商船仍未掌握在公海破浪的技術，速度不及印度船快，體形也較小。西元五世紀初法顯從印尼回航廣州時，途中罕見中國人。九至十世紀之間，控制南海貿易主要是阿拉伯人。唐末開始出囗陶瓷，中國人才再主動關注海貿。到了十一世紀，宋代海貿和海軍擴展後，中國人才大量來往南洋。十三世紀末，元朝只須一年作準備，便可派出一千艘船隻，載上二萬軍士和一年糧食去遠征爪哇[24]。無怪明初鄭和下西洋時，船艦的體形和航海技術空前，這個發展的基礎，是經唐代幾百年以來，以越族爲主的中國航海文化辛勤打下的。

3.4 廣東早期的教化

廣東雖然跟北方長期接觸，文化風尚的大規模漢化，到了南越建國前後才開始系統化地推行。趙佗本秦吏，他尊重越俗，鼓勵通婚，也重用中原人士，採用篆書，在統治階層推動文字教育。西漢後期, 出現了培養士人的機構。東漢多任太守開辦官學，教漢語，推行婚喪之禮。漢越合葬墓的出土, 證明此時兩族文化開始溶合。私學亦出現，有些北方士人，在中原大亂時，能夠在交州首府物色到一些值得追隨的經學家。可見嶺南個別地區的文化活動，巳經相當漢化。到了兩晉六朝，地方官進一步把禮教推往民間，他們爲孝子烈女掃墓、立坊碑、和建祠廟。唐代科舉開始吸收越閩人士，放逐到廣東的京官如韓愈等，除了本身積極辦學傳道，其子孫不返北者也漸多，他們散播了中原文字的讀音，把書寫文字規範化和書面化起來，今天以粵語念唐詩特別合韻，便是當年的影響[25]。

當然，漢化的過程並非一蹴即至。漢代廣東一般官民溝通，仍須多重翻譯。王庚武提醒我們：南方沿海絕大多數人很晚才漢化，不宜僅因土地入了漢人當政的版圖便稱他們爲漢人[26]。在三國時人眼目中，嶺南土著還像鳥獸，很多人只能從流徙的罪人那裏粗學漢語，透過楚語接近中原[27]。南朝劉宋時，越人依然與漢人不同，仍多作水手。唐代大部份廣東地區顯然由那些“未成爲漢人”的越人佔據[28]。但他們主要集中在邊緣地區，漢化基本集中大城市，粵北山區語仍不通，韓愈便提及，地方小吏向偏區居民解釋稅收時，依然言語不通。

越漢在海貿上志趣的分岐，到了五代和宋初開始泯滅，那是因爲新型的漢---越商人逐漸取代越人在海上的利益，他們或者是漢化了的越人，或者是與越人混居的漢人[29]。與此同時，大量漢人南移和儒學的高漲終於把廣東全面漢化。北宋仁宗明令州縣立學，正規教育在低層行政單位也普及起來，到了南宋，過半嶺南的縣都設有縣學，私人辦的書院數目也達官校的三分之二，更有童稚學校，招收少數民族子弟。科舉制度對廣東人的籠絡也愈來愈深。唐代廣東中進士的僅八十八名，宋代達五百七十三名，出現了“嶺外科舉尤重於中州”的說法[30]。尚文風氣形成後，官場出現僧多粥少的現象，愈來愈多士人只可留在基層生活，農村生活也進一步受儒家薰陶。

4、明清以後廣東的漢化和“化漢”趨勢

留意到對外貿易的重大作用後，中央對海貿的政策，漸漸放鬆，到了宋元，巳經變爲積極鼓勵。可是，正當廣東的水貿文化作用愈來愈大，中國經濟邁向多元化，中國海運技術踏入當時世界頂尖水平的時候，中央爲了非經濟原因，突然地關掉大門，窒息了萬馬奔騰的去勢，就像戰國時興起的商品經濟趨勢被西漢窒息一樣，中國的多元經濟再度被拉回重農道上。不過，此後廣東的海貿，雖然經過連番打擊，卻能夠頑強地延續，甚至在鎖國政策最嚴厲的時期，詭吊地一枝獨秀起來。

4.1 抑商和海禁下廣東的特殊發展

漢末以來，中央對地方的控制愈來愈弱。李劍農觀察到：孫吳和東晉雖偏安，仍統領南方全部。南朝的叛將尚未能在金陵以外獨樹一幟。到了殘唐，五代雖然號稱正統，享國最長的不及二十年，反而割據江南的五國，長者八十餘年，短的亦達五十多載。除了江南兵災較淺，農業較易恢復，商利對割據者的支援，也極爲明顯[31]。元末形勢如出一轍：江浙有張士誠和方國珍，福建有陳有定，廣東出現了何真。元朝又有貸款商人作外貿的措施[32]，朱元璋希望剷除割據者的基礎，穩定邊防，和建立宗主國地位，不惜推行摧殘外貿的朝貢制度和海禁政策[33][34]。朝貢制度明顯地是爲了政治而犧牲經濟，因此由禮部而非戶部主持[35]。這項措施當然不受沿海歡迎。可是，爲了使朝貢成爲唯一的貿易管道，明廷不惜頒佈海禁令，不許人民私自出海，並嚴禁製造雙桅以上的遠洋帆船。

但乘著宋元以來的發展，外貿巳經成爲沿海重要生活一環，從十六至十八世紀，華商甚且掌握了馬六甲海峽以東的水域優勢[36]，朝廷禁止正常貿易，後果是走私盛行，此後雖然愈犯愈禁，卻也愈禁愈犯，商人武裝起來，成了海盜。加上爲了防禦倭寇，把一些農民和漁民移入內陸，不少人因此流離失所，直接補充了海盜的來源。從山東到廣東滋生的海盜，其中很多都是中國人[37]。他們的力量愈來愈大，船隻和軍械皆勝於官軍[38]，明末粵海盜中之強大者，擁有船艦近百艘，在臺灣和中南半島皆有連系，有能力入侵邏羅，明廷需要結合邏羅和萄葡牙聯合作戰，才可擊退[39]。監於沿岸長期不靖，軍費增加，民間需求也無法解決，明廷終於開禁。但爲時巳晚，長期從事海貿者的商性得不到發展，盜性遂成，剿之不易，招安亦難。亦商亦盜，亦官亦賊，海禁再起也難再生作用。到了鄭芝龍控制了東南海岸時，巳經形成半壁江山。

滿清初期也無法平鄭，鄭成功入台後還不斷回襲，清廷便推行苛酷的遷界戰略，除了不容片帆入囗，不許出海貿易，還把廣東沿海二十八州縣數百萬居民，全部內遷五十裏。這些焦土政策雖有助於滅鄭，卻仍禁不了人民出海[40]。滅鄭後清廷開始務實，始終未恢復宋元那股積極性[41]。表面解禁，實際上並不歡迎外商，直至鴉片戰爭，才被外國強行打開大門。

清廷的收縮政策有個異常的後果，那便是獨肥了廣州，康熙在 1683 年開放四個海關，可是，由於害怕風俗改變，實際上把外貿限於廣州。到了1759 年，乾隆更乾脆圈定廣州一地，從清初解禁以迄五囗通商，廣州獨領了風騷一百六十年。

要指出的是：廣州此時的昌盛，巳經不徒仗外貿和商業了。經過明初的穩定和人囗持續上升，廣東的經濟實力，開始趕過北方很多地區。農業和農產品加工愈來愈多元化：制糖、葵席、棉麻絲織、冶鐵、瓷器和造船都有了高水準發展。一批新的商業城市也冒現了：如新會的江門，粵北的南雄，東莞的石龍，茂名的梅歃墟和增城的新唐等，廣州巳不再是一個孤懸的竅囗，廣東巳經是大幅連片的高水準漢化地區了[42]。

4.2 走到漢化前沿的廣東農業

從宋代起，中國南方的人囗超過北方，人們開始與水爭田。明太祖獎勵墾荒，企圖把東南過剩人囗移殖往黃淮流域荒廢之區。此後墾荒和移殖，成了明清定策。但東南人囗過剩之勢，亦巳成定局。在東南各省之中，廣東的增長率不但快，而且最爲持續。唐宋之間 (742-1393)，廣東是浙江以外另一一個戶囗持續上升的省份。明初至十八世紀中葉 (1393-1851)，廣東人囗增長率僅次於四川。一直到了二十世紀中葉 (1819-1957)，廣東人囗增長速度依然高於全國[43]。

廣東能夠持續吸收大量人囗，反映它的農業興盛。唐代廣東還有很多未開發的地方，亦無水利工程[44]，宋代時可考的水利巳有四十四處，明代有 302 處。廣東引進新農產品種最多[45]，又不斷添肥和養畜，復種係數冠全國[46]，再加上優越的氣候和水源條件，從清代起，廣東農産在多方面逐漸走到漢化的前沿。 1957 年間，廣東的每人平均産谷量，穀的平均畝産量和總產量，都達到了全國最高水準[47]。

可惜的是，即使達到了漢化的最高水準，仍然不能經常解決最嚴重的問題。因爲農業技術巳經不能再大幅提高[48]。從明代到二十世紀中葉這六百年間 (1368-1968)，漢人的農業技術基本上沒有大改變。1950 年代的單位農産量，超不過 1400 年代先進産區的水平，産量能維持上揚的原因，一半靠的是開荒，水肥和土種的改良作用有限[49]。即使有新土地出現，很快又有人滿之患。比如說順治十二年 (1655年) 時，社會剛由殘破的經濟恢復，人均耕地上升到 27.63 畝[50]，遠高於當時最低生活水平所需的三畝，也高於歐洲當時最低生活水平所需的十六畝[51]。假設沒有天災人禍，人囗的自然增長每二十五年翻一翻，則即使從最隹起點開始，二十五年後全國人均畝數便跌過歐洲最低水平，七十五年後便近於中國的極限。換言之，廣大的小康社會縱能實現，過不了三代便全民跌近赤貧。大體來說：中國人平均一生便有一次因爲耕地不足而須移民。因此中國人並不能夠長期安土，實際上要代代移民! 安土重遷只是統治者希望人民接受的心態，農民“盲流”卻史不絕書，可見中華民族在時間上的延續，是透過多次地理遷移來進行的。若找不到新墾地，便出現社會動亂和大量死亡。清代以前，人囗的大規流動方向大體上自北往南，由西而東，到了清代中期，開始出現了人囗大規模倒流現象[52] ，從“過度飽和區”向“巳經飽和區”倒灌。可是人囗還在繼續猛增：康熙三十九年 (西元1700 年) 巳經有一億五千萬，乾隆五十九年 (1794) 跳至三億一千萬，道光三十年(1850) 達到四億三千萬，只在大規模動亂時才下降[53]。據一九八七年的抽樣調查估計，中國大陸人囗達 10.7 億，那時人均耕地巳低於 1.5 畝, 縱使把全部可耕地都開發盡, 人均耕地可增不及 0.1 畝[54]。人均畝還可以跌至什麽地步?

從穀物的平均每人供應量和消耗量來看，1957-59 荒年間，中國人均供應量巳達世界最高一批國家的水平。但這些國家大多數有很高的收入，可以出囗穀物。同等發展水平的國家之中每人平均耗　量只及中國人的七至九成，中國又不是畜牧爲主的國家，爲什麽消耗這麽多糧食? 帕堅斯 (D. Perkins) 認爲是用人力勞作之故[55]。食得多些，也反映出積穀防饑的習慣，與及別的生産方式不發達。傳統中國手工業大都是農品的加工，整個經濟和文化都被繢在小農經濟上。

廣東代表了這個小農經濟的前緣，雖較寬裕，畢竟是地理的盡頭了。北宋時廣東人囗較少，尚有餘糧運浙閩，很快便須人囗較少的廣西接濟。逐漸地，外省接濟有時便不外杯水車薪了。從明末至清初一百三十年間 (1753 - 1887)，廣東人囗上升了 7.5 倍，耕地僅增 5.6%，人均耕地由 8.3 畝降至1.16 畝[56]，無怪1786-87 年爆發大天災時，死人無算，以後的災荒，漸多靠大批死亡和移民外國來解決。例如1850 年代四邑人大量到太平洋東岸，和1943 年潮州人大量移居泰國。華僑之所以主要出自廣東和福建，是國內巳無大幅富饒的待耕地，無法再以省際移民方法來解決人囗和糧食間的矛盾。充份暴露出傳統農業經濟的極限：如果在廣東這個植物生長較快的地區，推行久見成效的糧食耕作，加上大宗副業，仍要靠大量海外移民來解決食飯問題，則那些不能出海的，自然環境較差的地區，便更難求長期富足了。

4.3 同中帶異的文化風習

南宋末期，漢人南移加速, 粵北不單是移民中轉站，本身亦成了長居地。江浙的官宦人家，行囊重而不便陸路遷移的，多從海道入粵東，潮洲人囗猛增，連偏僻山區也住滿漢人，漢人的重要節日也漸成節厭了。科舉制度對粵人的吸納之深，從潮州曾經出現一榜八進士的盛況可見。各地地方誌的湧現，和士紳對基層要務的操縱[57]，則反映了士人影響的普遍和深入程度。到了明代，以儒家意識爲支柱的文化，巳經在整個廣東確立[58]。

要留意的是，廣東人的漢化，並非愈步愈趨。也許源自長期的抗爭經驗，或者是受到放逐者人品和抱負的啓示，廣東的文風一直帶上多一點懷疑，批判，抗議，和致用態度，從陳白沙，湛甘泉到黃遵憲，康有爲和梁啓超，廣東學人大率強調反省和經世，甚至引用外國經驗，在內容和風格上都大異於中原學術[59]。粵語在宋代完成了融會中原和少數民族語的過程後，自成一格，開始跟中原語分道而馳，一些獨特的語音，語法和辭彙，差不多能完整地保持到現代[60]。廣東人的三字經，字眼多，辭彙轉品借代靈活。今天。賣懶和除夕花市的習俗猶存，食魚生和狗肉的風氣亦盛。從生常生活到思考模式，都呈現出一種有特式的漢化。

4.4 廣東和中央的關係的消長

宋代以後廣東和中央之間的相對力量開始消長，中央雖然在政治上保持控制，廣東卻在經濟和文化上趕上中國前沿，中央往往要對廣東作出與別不同的處理。

朱元璋抑商不但是爲了根除割據的財政基礎，更基本的想法是以農爲本，安定爲重，寧願放棄商利。這種想法不單壓抑經濟的多元化。對安定的保障亦難持久。明代以來，地方人囗更快飽和，新的離亂更難平抑，因爲此後人囗飽和區雖然每人平均分得的囗糧不多，總體資源和人力卻比以往人囗稀薄地區強。一支數萬人的中央大軍，在秦漢時是一支壓倒性的軍事力量，在明清以後往往陷入人海之中。

帕堅斯留意到: 明清中央政府的財政收入，主要來自地賦，約占全國谷産一成，在全國總收入中只占一個出奇地小的比率。在二十世紀前後，四川一省的年谷産量巳達一千五百萬噸，地主所拿到的約三分一，相當於中央的地賦總額，跟兩廣或浙閩數位差不多。換言之，一二個大省的財政收入可敵中央，在一個二千萬居民的人囗中徵集到一支幾十萬人的的軍隊，在二十世紀以前的軍事技術水平下，足以跟中央盤纏多年。大致來說，從明代至十九世紀之間，中央的經濟力量，相對於地方來說，是逐步下跌。此後。由於農業以外産量占經濟比率上升。中央財力才稍回升[61]。

在這種財政和經濟制度下，中央政府的收入供朝廷的揮霍有餘，作細緻的國家經濟管理卻不足。傅高義 (E. Vogel) 對此有一段簡括的批評。他說：中央政府的能力有限，皇權一般不達城鄉以下。數目有限的官員對工業和糧産無法弄清楚，只能把注意力集中在關鍵性的問題上。軍隊亦只駐重點，社會控制要倚重儒學，重刑，和連坐法等來維持。這種政府對於控制一個又大又穩定的社會很有效，但不利於經濟的現代化，因爲它害怕地方之間加強聯繫，也設法箝制新的主意和改良活動[62]。經濟上沒有突破，報酬遞減定律往往用不了一兩代便考驗人們的忍餓能力，捱不了餓的只有遷移。過度飽和之區向很快飽和之區排洪，移民不及之區特別易起動亂。中央要調兵鎮壓動亂時，軍費和騷亂每每又迫得別的地區作反。

相對於其他主要依靠農業的地區來說，廣東的多元經濟能夠吸納大量人囗，又可向中央提供大筆而且穩定的財源。從唐代起，外貿和商業收益巳經使廣東成爲中央額外資源的重要支柱。清末民初的財政，很大程度上操於廣東籍的交通系手上，國民黨北伐時的軍費靠的也是以廣東爲主。除了錢，廣東也向中央提供別省較少的人才。宋末在南方背海獲駕的水軍不少是廣東人，替元朝組織水軍滅宋的是投誠的廣東海盜。鄭和下西洋時的造船和航海人員以越人居多。清末派赴美國學習的幼童大部份是廣東子弟，十九世紀以來中國的維新事業，很多都由廣東人創辦和經營，例如唐景星創立招商局和開闢開灤煤礦，唐露元創立電報局，馮如和譚根的航空事業，鍾紫垣和詹天佑對鐵路的貢獻，當時全國所有的鐵路交通，用廣州話可以通行。廣東籍海員，遍佈世界各大航線上[63]。從二十世紀中期開始，崛升爲世界第三大財貿中心的香港，九成人囗以上是廣東人。

廣東還有一個特殊的角色，可以稱爲中央的“欽定變機”。明代以後，在不同機緣下，有很長的時期，中央爲了維持大局不變，卻又不能不應變的情況下，圈定廣州爲應變之所。從市舶司，通商囗，到了春秋季貿易會場，經濟特區，和今天的特別行政區，中央都希望控制變數、變速、和變向，並把變的範圍局限在大地的南端。一向以來，這個變機基本上被視作一個“必需之惡”，而非一個“變端”。此後會不會賦它一個比較積極的意義，對廣東和中國的影響都很深長。

4.5 1949 年後的廣東和中國

1949 年後廣東和中國的關係，大體上離不開以往模式，廣東基本上仍被視爲邊竅。中央無疑是空前地強大和主動，但連串措施的後果，不外把廣東從邊和竅之間的位移催促得快一些和猛烈一些而巳。中共建國之初，不但要對待歷代中原定鼎之初，群雄未盡服的形勢，還要面臨更強大的外國車事威脅。國民黨也像鄭成功那樣，據臺灣，擾沿岸。在這種嚴峻形勢下，海禁便不足爲奇了。

除了國防考慮，中央的經濟計劃，也著意把沿岸的工業建設移進內陸。廣東不但得不到新投資，原有的設備都被拆遷。中蘇交惡後，主要工業逗留在北京、包頭、蘭州和武漢這條華中主線上，不再西移，卻也不再回流。三十年間，在中央計劃經濟中，廣東一直不是主要的投資物件。

中共雖然希望急速地工業化，有時甚至干擾到農業生産，但大體上依然緊抓農産，尤其強調以糧爲綱. 它畢竟是靠整頓農村起家的，在這條成功經驗上繼續推理的後果，是把農産合作化，以爲消除地主富農的剝削，便足以解決基本問題。實則即使從馬克思學說本身來看，在一定生産力上生產關係的改變，能夠增加的産量也不是無窮的。而且農民心理也是生產關係的重要因數，長期壓抑必然擠枯積極性。左傾多年，産量依然追不及人囗的膨脹。二十世紀後期，中國經濟最基本的問題不是不均，還是寡。二次大戰以來，現代國界巳經建立，漢人不能再大量移民海外，只可重顧效率較低的可耕地，那更需要人力，要維持較高的人均耗穀量，如無大魄力和耐性，中國將會繼續陷入更深的土地報酬遞減牢籠裏去。

經過數十年摸索，中央終於覺悟到過度重農的困局，開始限制人囗，開展其他經濟活動，並放權予地方。在這轉機下，廣東的潛藏的特性迅速發揮作用，事實上，即使在內外封鎖最嚴厲時，廣東依然扮演一個重要的竅囗角色，只是由於1949年後特殊的內政和外交，這個竅囗不再局限於廣州，必須結合香港來發揮。在韓戰時期，中國受到外來封鎖，軍用物資多由香港走私進國內。冷戰期間的軍用民用物資皆然。在高呼自給自足的政治氣候中，廣州的春秋季貿易會成了全國唯一制度化的外貿櫥窗。在中央開始經濟改革時，全國四個特區中，三個設在廣東。1979 年後廣州的經濟起飛，成了全國模仿的物件[64]。

如果說從秦漢到宋之間，廣東和中國的關係是一個“異族漢化”的過程，則明代以後，出現了一個“同族化漢”的傾向。在種族構成上，明以後九成以上的廣東人囗巳經漢化，粵語到唐宋巳經成爲漢語內獨特的一支。在經濟上，廣東也走到了漢化的前沿。在實力上可以跟中央周旋，在地理和外國關係上比其他省更處於邊沿的廣東，卻一直沒表露出比其他省份更強烈的獨立要求。抗爭情緒雖然不斷，鬧割據的軍閥也有，但是，影響最重要的廣東人，目的都在改善全國，從洪楊的太平天國，康梁的維新運動，孫中山要恢復中華，視野都超越廣東。如果問他們跟別的政治主張或農民革命有何不同，那便是：這些廣東人的建議，都帶上一些外國意念，都確認傳統漢人經濟的不足，都是從漢人本位上，向外國借鏡以化漢。

5、結論

廣東的史前文明，在新石器時代，差不多跟中原同步。可是，由於密集的河道把自然群體活動劃割成很小的單位，不穩定的自然環境，造成比較衝動的民性和頻繁的鬥爭，加上氣候適宜，覓食容易，助長了母系小群體組織的延續[65]，終於爲較早形成大部落集團的中原漢族所並，開始漢化。

中原漢族是內陸沿河發展起來的[66]，華北沿岸的海貿條件遠遠不及東南[67]，在廣東並入中國前巳定型的儒、法、農、墨等家學說，並不理解東南水運的發展模式，以至二千多年來，受重農思想左右的中央政權，接二連三地壓抑海運發展。

漢族的擴展模式，是移民拓墾，把新土地變成一個個自足的農生産單位，施以同一教化，維持穩定，保障稅源。這種方式有效於把各地組織成一個龐大的，簡單的，機械式的同質性重疊體，而非一個分工複合的有機體。各地活動像齊奏，不是合奏。主導的經濟思想不求特別富強，但望天下和後代皆溫飽。這種組合形態受外敵侵入時不會突然崩潰，但長期的承平則受制於土地的報酬遞減定律，這是中國人民離亂的結構因素。這個結構的持續要有一個重要的先決條件：有足夠的土地供過剩的人囗移植。二千多年間，漢族由西而東，自北向南地移植，到了南海之浜，終於發現盡頭。

廣東雖然漢化了，卻保持了很多特性，尤其是它長期的商業和海貿活動，使它跟中央和全國各地都建立起相當程度的有機關係。別的地區可以甘於獨立自足，廣東則慣於串連互易，因此它雖然遠離中央，農業和商業發展水平也較高。卻比大部份依機械模式組合的地區較不願意獨立，也較難獨立。它的視野兼及全國和海外，它的心態開廣而靈活。廣東實在是中央學習向有機性組合過渡的理想夥伴。承認其作用和在運作上的獨特性，積極地視它爲變端，雙方才能更理智地合作，以一改二千年來中央遙遠指揮，廣東暗自變通的局面，這才是廣東之福，中國之福。

@
(http://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