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3月12日訊】被傷害的心靈，最初是憤怒，然後是絕望，最後則是最可怕的傷痛感受。因為憤怒可以因為情感交流而平息，絕望可以因為情境轉換而挽回，傷痛，則是在漫長的時間內都無法消除的可怕裂痕。直到15年後的今天，我們才能更尖銳地感受到1989年學生事件給中國遺留下的漫長而深重的傷痛。
死去的人，已經永遠不能復活了——包括學生、市民和那些本應該死在戰場上的軍人。現在我們的爭論、呼籲以及所有的努力，在那些活生生的生命和黯然的死亡面前，都是蒼白無力的。當歷史給我們提供了越來越廣闊的視野之後，檢討回顧六四事件，我們能夠汲取甚麼教訓？這才是死者的生命不至於浪費，而我們這些活者的人不至於苟活的關鍵。
六四事件傷害了中國萌芽中的民主政治進程，加劇了西方社會對中國大陸的不信任甚至是敵意，這些，我們都已經看到了。但是，還有一個更嚴重的問題，是六四事件對中共政府本身，同樣是一個巨大的傷害。因為從1989年之後，中共政府所致力的改革開放，就不可挽回地失去了青年群體的熱情支援。正是因為這個緣故，改革的利益目標被廣泛質疑，民眾對改革的前途，也發生了嚴重的動搖。改革成為中共當局孤苦伶仃的搖旗吶喊，而民眾則陷入了一片可怕的沉寂和冷漠。
冷漠是一種疾病，它的特點是四處傳染，而且有極強的遺傳性。現在中國大陸的主流青年，多出生在70年代和80年代，他們沒有親歷文革，也沒有親歷六四，他們卻及時而全面地繼承了由於恐懼而瀰散的冷漠。他們很快就學會享樂主義，熱情洋溢地推廣性愛自由，他們還能迅速地觀察改革中暴露的制度漏洞，從中尋找發財致富的良機。他們似乎已經習慣了腐敗現象，並且積極地利用腐敗現象來謀求自己的利益。他們承包某個工程，發現如果自己獲得10萬元的利潤，必須要讓政府流失一個億，他們會果斷地去做而且不會感到絲毫不安。
關心政治問題的人群依然很龐大，但他們已經喪失了實際行動和深入研究的興趣。他們更樂意從事的是無窮無盡的嘲弄和懷疑。幾乎每個法院的每個判決，每次嚴肅的政治會議，每次嚴肅的官員談話——無論是否公正合理——都會引起他們的哄堂大笑和一連串的俏皮話。他們就是以這種嬉皮士的姿態，高舉無知和快樂的大旗，將政府、執政黨和一切綱領理想的權威神聖，輕而易舉地化解了。
美國有部電影叫《沉默的羔羊》，FBI的女探員因為幼年目睹一個無辜的羔羊遭到屠殺，深夜常常被這個羔羊的尖叫聲驚醒，因而投身於追捕罪犯，試圖平息自己的不安。我們內心是否有甚麼不安讓我們在夢中驚醒呢？如果有，我們是否採取了甚麼行動去平息這些不安呢？是否有補救和反思？正如這個女探員一樣，六四事件，已經成為中國的一處不能觸摸的創痛，成為一個無法醒來的夢魘。面對這樣一個創痛和夢魘，中國給予了最大也是最令人畏懼的答案，那就是沉寂和冷漠。這就是為甚麼中共政權在改革陷入困境無處可去的時候，民眾站在一邊指指點點，一言不發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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