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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汶:作為一種歷史的六四以及未來中國

邢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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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3月18日訊】A

1989年,我在山東某小鎮讀初三年級。5月份極炎熱,我躲在樹陰下迷戀台灣詩人席慕容的詩歌。隱約感覺到,外界好像是出了什麼事情——但這和15歲我的我有甚關係?

現在回憶那個夏天,恍若隔世。那個夏天發生的很多事情,十年之後我才逐漸瞭解。而當年的那些領袖人物,現在估計也已經生出鬍鬚,身穿西裝,常常感慨歲月流逝,而前途難料吧。有些海外媒體還是把這些人作為中國民主運動之精華人物,實際上已經有昨日黃花之嫌。我不瞭解他們在國外的影響力,就在國內來說,已經是最淡漠的民眾記憶了。而六四,也漸漸被龐大的歷史身影,掩蓋了所有機密。即便這些機密被不停地披露出來,又能如何?歷史啊,它畢竟是當代利益訴求的折射。而正義,則僅存於假定的上帝身上。

作為一種歷史的六四,對於王丹、北京之春這種雜誌以及其他民運人士,價值在於,他們是這種歷史的邏輯結果。這是他們之所以存在的根基。而這種慘淡而單薄的歷史記憶,只能如一陣輕微的秋風,連地上的落葉都無法掠起。所以這些人之合法地存在,也已經甚為勉強了。海外民運,猶如世外桃源,已經對中國民眾的心境,反應至為遲鈍。它越來越成為一種執拗的堅守,對若干年前的戀人的徒勞追憶,在離正義越來越近的同時,也離力量越來越遠了。

未來的中國,需不需要新鮮的血液和嶄新的思考?

B

理性的思考已經是一種稀缺物質了。

作為一種歷史的六四,之所以值得關注、研究,是因為它能夠給中國未來力量提供借鑒。而不是它本身的價值。政治從來不以道德價值來衡量對國民的貢獻。有些文章很好,很凜然,但是毫無用處。有些文章,能夠傳達給無數耳朵,切入了現實的土壤,就是有價值的。這就是我為什麼放棄沉默,發出獨立聲音的認識。在審美的文學不能繼續給我帶來愉悅之後,我選擇了作為一種武器的文學。

我常常在暗夜之中,與那些死去多年的溝通,揣測他們的心境,體會他們的感受。毛澤東在開國大典上的方言,曖昧而嘶啞。鄧小平在軍委會議上的錄音,緩慢而低沉。希特勒穿著筆挺的軍裝檢閱部隊,神態張揚快樂。羅斯福的爐邊談話,常常停頓一下,凝神沉思。我也在暗夜之中,揣測江澤民在人大主席台上端坐的時候,不停地琢磨各種古怪事情。還有王丹,他在黃昏街頭漫步的時候,是否會想念起那個沒有政治的祖國——未名湖畔的漂亮女生,以及食堂裡熱騰騰的米飯。

他們從來都不是神,他們都是具體的、活生生的、呼之欲出的人!他們奔走,掙錢,做愛,閒談,他們有時候還會親自下廚,在某些時候,他們未必不在麻將桌旁打發一個無聊的下午。體會到他們這樣一種身份,我們對政治的理解,會有不同的感受。

C

我最常想起的人,是孫中山和鄧小平。我常常琢磨他們,這種琢磨,常常走進了熟悉而且想念的魔境。似乎他們作為遠行的老朋友,終有一天,他們還會回來。

有時候,我會夢見日本國。我夢見我拜訪了孫中山,我看見他穿著西裝,生活頗精緻。我跟他交談,我說,中山先生,海外革命之要義,首推辦學!同盟會哪怕脫褲子、賣房子、吃糠菜,也要辦一所幹部學校。因為任何革命、運動、改良、政黨——一切之宗旨,皆賴於信奉這個共同宗旨的堅強幹部隊伍。只要有了這個幹部學校,大批力量就可以源源不斷,他們的忠誠和凝聚無可比擬。即便革命失敗,這個幹部學校依然可以為未來中國留下火種血脈。

我看見,孫中山似乎並沒有聽見我的聲音,他依然在那個朦朧暗淡的房子裡,與他的戰友們爭論時局、預見未來,不時發出開懷的笑聲,我還看見,作為秘書的漂亮的宋慶齡,走進來,輕輕放下一個盤子,裡邊是瓜子和水果。我甚至還看見她那崇敬的眼神,投向了一個注定要成為悲劇主角的中山先生。

驚醒在這樣的時刻,我披衣起床,北京的清晨已經來臨。我凝望著窗外的中國,正如每天所能做的——我沒有放棄這種凝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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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03-18 10:44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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