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3月19日訊】六四剛過，鄧小平講了一句「要像珍惜眼睛那樣珍惜來之不易的穩定」。從此，「穩定論」就成為中共拒絕政改和迫害人權的魔咒，也成為大陸的權威主義與自由主義之間的重大分歧之一。只要是面對民意批評和民主訴求，無論是對外還是對內，中共及其御用精英的理由只有一個：「維護穩定」。
美國批評中國人權惡化，中共祭出「為維護來之不易的中美關係的穩定，應該以對話代替對抗」；台灣政府推動「去中國化運動」，中共指責阿扁破壞「台海局勢的穩定」；香港民意要求政制改革、2007普選，北京說「民主派反中亂港，破壞了香港的穩定和繁榮」；至於對國內的政改訴求和民間維權，更是為了「穩定」這一最大的政治利益而鎮壓沒商量。前不久，溫家寶在記者會上，以「穩定比甚麼都重要」的理由，為六四屠殺作辯護。
這是典型的敵視民意和人權的獨裁邏輯：從來不問是否合法合理合情，只要是自發生長的民意表達和人權訴求，獨裁者就會視為不穩定因素，即便是以和平方式表達的和平內容，也是充滿敵意的和威脅穩定的，必須將之消滅於萌芽狀態。所以，按照這樣的邏輯，不進行六四大屠殺，中國早就天下大亂了。不鎮壓法輪功、不壓制失業者和農民的權益訴求、不堵截上訪者、不嚴控異見人士、不封鎖信息和壓制網絡言論……也將引發社會動亂。
就當下中國的具體國情而言，民間的自發訴求，中共政權及其御用精英們所指控的「天下大亂」，絕非是民粹主義的暴力革命，而是民間對強權下的不公正秩序的非暴力反抗，所採取的形式，無非是網上議政，聯名信，座談會、法律訴訟，群體上訪，至多是和平的請願、靜坐、示威等方式，按照中國憲法的權利條款，這一切維權活動皆是合法的。而且，民間首選的維權方式大都是循合法途徑，只有在合法途徑毫無效果之後，才會採取沒有經過公安局批准的街頭維權，極少數陷於絕望的民眾才會採取激進維權行動，如自焚、衝擊縣鄉政權等。在民間維權中，民眾與官方執法人員發生肢體衝突，大都由執法人員的野蠻鎮壓引起。
如何評價這些民間自發運動，人們會基於不同的價值觀和不同的利益集團而做出不同的判斷。信奉《世界人權宣言》的人認為：這些民間運動，不僅是合法合理合情的，而且是理性的和平的有序的善意的，根本不是「動亂」，也決不會導致天下大亂。恰恰相反，民間訴求的和平表達正是自發的良性秩序的組成部份。
比如，在那些尊重民意和人權的國家中，批評政府和上街遊行，非但不是違法亂紀，反而是法定權利；非但不會引發動亂，反而社會的自由活力和穩定秩序之間的良性平衡。無論西方諸國還是亞洲的日本、南韓和港、台，媒體上對政府的批評舖天蓋地，也會時常有街頭政治，甚至出現幾十萬人、上百萬人的大示威，社會仍然井然有序。僅就港、台而言，香港五十萬人大遊行之秩序井然，台灣大選前的兩次百萬人上街也沒有影響島內秩序的穩定。
在轉型國家裏，蘇東巨變並沒有導致天下大亂，大多數蘇東國家的一夜巨變都以和平方式完成。前蘇聯的解體僅僅是極權帝國的崩潰，是本來的民族地域版圖的各歸其位，而非俄羅斯作為民族國家的解體。而且，蘇東轉型過程中的效率損失,經過一段時間的調整也開始得到彌補，經濟最不景氣的俄羅斯在新世紀有了不錯的復甦。前不久，格魯吉亞發生要求總統下台的全國性示威，也沒有導致暴力衝突和社會動亂。
然而，信奉權威主義的人，卻基於「穩定壓倒一切」理由，把對政府的言論批評視為充滿敵意，把爭取正當權益的民間運動硬說成「動亂」或「暴亂」，並作為「民主或政改將導致天下大亂」的論據。這種「動亂」指控、「邪教」定性和天下大亂的預期，既不符合運動本身的客觀事實，因為它絕非基於客觀經驗的事實判斷；也有違於人類文明的基本道義，因為它不是基於常識性的是非善惡的價值判斷；而是基於特權集團的利益需要的主觀認定，是合法性不足的獨裁政權製造的莫須有罪名，是靠刺刀和謊言強加在民間頭上的。
中共及其既得利益階層強調的穩定，不過是強權下的獨裁秩序，所優先保護是權貴集團能夠毫無顧忌地將公器變成私具！那些跟著權貴們強調穩定的知識精英，也絕非為民眾和國家的利益著想，而只是基於既得利益的考慮來為權貴們站台。
說白了，為了使野蠻的掠奪、鎮壓和屠殺合法化，就必須編造出一個似是而非的藉口，而六四以來，這個藉口就是「穩定論」。
2004年3月19日於北京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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