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鋒:從孔雀東南飛到黃色娘子軍

凌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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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3月3日訊】去年九月十六日在廣東珠海發生的日本遊客集體嫖娼事件﹐因為把嫖娼時間同“九一八”國恥掛鉤而成為政治事件﹐但是仍然掩蓋不了性產業在中國已經進入興盛的輝煌時期。在短時間內三百個“三陪女”可以“召之即來﹐來之能戰﹐戰之能勝”﹐充份反映了中國性產業的繁榮﹑發達。雖然後來因為演變成政治事件﹐使有關酒店被“整頓”﹐有關人員受到重判﹐珠海的“三陪女”也雞飛狗走﹐但是在“三個代婊”精神照耀下﹐一定可以很快恢復常態﹐甚至進一步發展。

中國的性產業﹐發軔於八○年代改革開放之初。不是說改革開放前中國沒有娼妓﹐實際上即使在文革肅殺時期﹐也有變相娼妓的存在﹐到了文革後期﹐一方面共產黨的控制力已經削弱﹐另一方面經濟瀕於破產﹐有些下鄉女知青﹑家庭婦女等被迫賣身養家糊口﹐但是那時還是個體戶﹐而且很隱秘。到了改革開放初期﹐市場經濟開始發育﹐人肉市場也應運而生。不過開始主要在沿海特區﹐例如深圳﹑廣州﹑廈門﹐當時上海﹑蘇州﹑杭州﹑北京﹑哈爾濱﹑重慶﹑成都等大城市的美女得風氣之先﹐紛紛到東南沿海淘金﹐被稱為“孔雀東南飛”。她們的主要恩客那時還是以“港澳同胞”與外國人為主。

中國性產業的緣起﹕孔雀東南飛

中國改革開放後的第一代娼妓﹐經過名副其實﹑用自己原始本錢的“原始積累”﹐賺取第一筒金以後﹐不少趁回鄉或“金盆洗手”時﹐從南方沿海批購一批時裝等時髦物品帶到內地開起時裝鋪等改行發展其他事業去了。由於文革已經打碎了傳統的道德規範﹐她們的原始積累有些還得到丈夫或未婚夫的支持﹗但是也由於當時剛剛改革開放﹐官場還沒有那樣腐敗﹐一些“老革命”經常指責這些黃業﹐所以當局常常“掃黃”﹐性產業的發展還是初級階段。

八十年代後期人肉市場擴大

到八○年代後期﹐中國性產業得到進一步發展。原因是﹕一﹐市場經濟的規模擴大﹐人肉市場也擴大﹔二﹐台灣開放﹐到中國大陸的人越來越多﹔三﹐中國“先富起來”的人數增加﹐飽暖思淫慾﹔這些都為性產業提供更大的市場。

八九年六四以後﹐當局以“反自由化”為名﹐開始也大肆掃黃。但是很快鄧小平南巡講話﹐推動市場經濟蓬勃發展﹐發展是硬道理﹐包括了性產業的發展﹐中國也就更加“繁榮娼盛”了。這時候貧富差距越來越大﹐因為掃黃暫避風頭回鄉的賣淫女成為當地民眾發財致富的象徵﹐她們再重回沿海時﹐會從家鄉帶多也想一圓淘金夢的“姐妹”﹐從而壯大了黃色娘子軍的隊伍。即使本來去做打工妹的﹐面對辛辛苦苦一個月四﹑五百塊錢的工資﹐只要陪睡一晚也可以得到相同的報酬﹐能有多少年輕女孩能夠抗拒這個誘惑﹖

性產業開始同軍警共營共生

於是中國的“黃色娘子軍”遍地開花﹐活動地點從卡拉OK﹑酒店﹑髮廊﹑浴室﹐發展到街頭拉客。這時到東南沿海淘金的多為四川﹑湖南﹑貴州﹑江西﹑河南等貧困地區的工人﹑農民的女兒﹐“素質”比第一代的差。同公安勾結欺詐“客戶”﹐或佈下“仙人跳”等騙局的事情也越來越多。這時除了“零售”的賣淫以外﹐隨著外商大舉進入﹐也就有越來越多的長期包養的“二奶”出現﹐深圳等地區還出現“二奶村”。

由於中國賣淫業一直是非法的﹐各級領導都熱衷於掃黃來表明他們的革命堅定性﹐公安也喜歡掃黃﹐不但危險性小於捉強盜﹐而且可以通過收容遣送制度進行罰款“創收”﹐甚至得到免費“性服務”﹐所以性產業必須同軍警結合才能生存和發展。因此有些性產業根本就是同軍警合作辦的﹐有的也不隱瞞這點﹐因為這是提供安全的保證﹐例如軍隊或公安的招待所反而客似雲來。

由於性產業的發展﹐帶動其他行業﹐例如娛樂業﹑飲食業﹑酒店業﹑服裝業﹑美容業等等。九○年代以後﹐地方當局發現每次一掃黃﹐娼妓回鄉﹐不但帶走上億的銀行存款﹐使銀行出現危機﹐而且市面立刻蕭條﹐影響政府的稅收﹐在這個情況之下﹐“掃黃”大為減少﹐一般到了國慶或春節前夕才掃一下。根據中國人民大學性社會學研究所所長潘綏銘所作的調查﹐“掃黃”的查獲率也只有百分之十左右﹐說明掃黃只是應景而已。當局睜一眼﹑閉一眼﹐使中國的黃業邁入黃金時代。

性產業從地下逐漸浮上水面

在“三講”和“三個代表”之後﹐中共“走資”越來越公開化﹐性產業從地下逐漸浮上水面﹐文藝作品和出版物中不再忌諱這些內容了。在“開發大西部”口號下﹐連“人間淨土”的西藏都充斥娼妓而成為愛滋病的高風險區﹔革命聖地延安也“性”旺發達﹐出現“色情一條街”。就是天子腳下的北京﹐根據去年八月當地媒體報導﹐北京市內繁華區酒吧街的小姐拉客現象還不算囂張,一些城鄉結合部或郊區才算“火”,包括北苑、藍靛廠、舊宮等地,小姐公開拉人,拉了下車的乘客不說,連出租車駕駛都不放過。

去年八月世界衛生組織公佈﹐中國官方承認的中國娼妓人數有六百萬。

性旺發達反映在許多體現民間智慧的順口溜中﹐其中最典型的是一﹑兩年前流行的“三陪歌”﹐在幽默中透露人生的悲愴和對社會的控訴﹐而中共的腐敗也盡在其中了。

下崗妹,別流淚,挺胸走進夜總會﹔
陪大款,掙小費,不給國家添累贅。
爹和媽,半生苦,老來待業很淒楚﹔
弱女子,當自強,開發身體養爹娘。
做美容,隆豐胸,中外功夫都學通﹔
練內功,學口技,風情氣質巧相配。
跳探戈,走四步,各種喜好要對路﹔
會矜持,巧放縱,把握時機才讓弄。
多撒嬌,少貧嘴,揪準口味要油水﹔
很舒服,也勞累,拉動內需創外匯。
誰敢講﹕沒傳統,延安整風就跳舞﹔
賀子珍,曾大鬧,啥子下場你知道?
你敢說:沒背景,中南海裡有身影﹔
老總理,好四步,主席常常施雨露。
誰敢講:沒地位,昨晚我陪書記睡!
我的客,都要票,不是領導哪能報?
你敢說:是犯罪,呸!那是萬惡的舊社會﹔
老封建,舊孔教,共產黨人都不要。
誰敢講:道德壞,哼!我勸首長別休醜太太!
他愛好,我奉陪,我和首長誰跟誰﹖
搞開放,百業舉,要比奉獻我徹底﹔
香風薰,美酒醉,紅唇輕啟羅裙退﹔
骨頭酥,意志頹,誰都為我當保衛﹔
選靠山,定要牢,搞定書記第一條﹔
一不偷,二不搶,一切獻給共產黨。

性產業和權色交易的蔓延

性產業的發展﹐必然也助長權色交易﹐反之亦然。每一個貪官差不多都扯上情婦和女色﹐如人大副委員長成克傑的情婦李平﹑雲南省省長李嘉廷情婦徐福英﹑鄒麗佳等等﹐都有權色的交易。最近南京一名因貪腐已被判刑十四年的大型國企總經理在東窗事發前,多年來在媒體上刊登數則徵婚廣告,公開許諾女方若是「在校生可資助學費、碩士博士可贊助科研經費」,引來全國數百女士寄來照片應徵,他在「飽覽美女」之餘,先後與其中廿八名未婚女子同居「試婚」。在同一位王博士同居一年後送她到日本讀書﹐一位李小姐則送到美國。有的貪官則提拔情婦當官﹐甚至當法官﹑宣傳部長等等。

性產業和權色交易的蔓延必然導致社會道德的沉淪。海南省紡織工業局副 局長李慶普,被內地媒體揭發生活極度荒淫無度,除了嫖宿雛妓,還寫下厚厚九十五本嫖妓日記、自拍與淫樂照片二百多張、蒐集帶有編號的女性毛髮二百三十六份。

共產黨的假禁慾被揭穿後﹐帶來矯枉過正的性解放﹐也促進性產業的發展。

共產黨假道學致性病愛滋病氾濫

共產黨的假道學﹐使“性”成為禁忌﹐因此黃業開始發展時﹐性病也成為禁忌﹐醫院裡把性病患者登記在案﹐通報所屬單位﹐成為政治問題。因此當時患者不敢到醫院求診﹐只能到街上亂貼廣告的江湖醫生那裡就診﹐導致性病蔓延﹐以後更帶來愛滋病。社會對患者的歧視﹐導致患者諱疾忌醫﹐助長了這些疾病的失控。

據《重慶晚報》去年十二月的報導,重慶市政府對三百七十九名年齡在十六到四十二歲的性工作者做長達兩年的追蹤調查顯示,有三百四十一人患有性病,患病率近百分之九十﹗其中,二百一十一人同時患有兩種性病,三十五人同時患有三種性病,六人同時患有四種性病。廣東《南方都市報》引用衛生廳的消息說﹐廣東全省廿一個市均出現愛滋病流行,珠江三角洲地區已成為愛滋病流行最嚴重的地區。至去年十月底,廣東累計報告愛滋病病毒感染者四千五百三十二宗,位居全國第四位。據估計,廣東實際愛滋病感染者已超過三萬。

根據專家的分析﹐中國大陸自一九九四年以來,愛滋病人數明顯增加;到去年六月,估計實際感染人數已超過一百萬人。而自一九九九年以來,愛滋病病毒感染者每年增加百分之三十。雖然愛滋病的感染有些是輸血感染到的﹐但始作俑者還是性濫交。

性產業者兩千萬人GDP百分之六

作為“性產業”﹐在中國還處於地下狀態﹐所以它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不容易算出來。根據北京師範大學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鍾偉在前年的統計﹐中國的賣淫女不少於五百萬人,如果每個人帶動三個輔助就業,則中國性產業從業人約達二千萬人。如果假定二千萬性從業人員的年均收入為二萬五千元人民幣的話,則其收入總額約在五千億人民幣,約占GDP總額的百分之六左右。

鍾偉還引用“新左派”經濟學家楊帆假定“性產業”群體的收入中約有百分之五十用於消費,則每年消費額為兩千五百億。賣淫女需配備傳呼機、手機、需要出租車、租公寓或民居,需要購置高級服裝和化妝品,甚至需要配備保鏢,并可能帶動賭博業、醫藥業、賓館和旅遊業等等。如果估計“性產業”群體的消費支出乘數(就是每一塊錢“性消費”帶動的其它消費支出)為四倍的話,那麼由“性產業”帶動的年社會總消費額就達一萬億!

這幾年中國經濟用擴大內需﹑刺激消費來對付通縮﹐性產業的重要性更是不言而喻了。

娼妓出口全世界連阿富汗都有

中國十三億人口﹐不但提供取之不盡的廉價勞動力﹐也提供黃色娘子軍的龐大資源﹐以致大量出口。三十年前毛澤東會晤基辛時曾說可以向美國出口幾千萬中國婦女﹐當時當作玩笑話﹐如今卻成了現實﹐中國的黃色娘子軍大批出口到香港﹑澳門﹑台灣﹑新加坡﹑美國﹑日本等地。根據香港入境處數字顯示,去年頭九個月,在香港賣淫被捕的內地女子有六千四百九十九名,數字已超過前年全年的六千零十一人。澳門某著名酒店被稱為“雞竇”。去年一到八月﹐台灣海巡署及各警察機關所查獲的大陸偷渡客人數,計有一千兩百卅九人﹐其中女性多達一千零五十人,之中又有四八八人是從事色情交易。中國方面遲遲不肯收回去﹐令台灣勞民傷財﹐非常頭痛。九丹的小說《烏鴉》則反映了新加坡的情況﹔今年一月十日﹐新加坡警方展開前後二十八小時的掃黃大行動,突擊東部的芽籠、如切和丹戎加東一帶,逮捕一百九十五名當街拉客的女郎﹐這些非法流鶯,大多來自中國大陸。在日本﹐有“洋插隊”的年輕中國婦女從事色情行業的工作。美國則是偷渡中國人的激增﹐華人社區的色情場所也越來越多。甚至遠至戰火才息百業待興的阿富汗﹐及教律甚嚴的波斯灣回教國家安曼﹐也有中國妓女前往謀生。

中國性產業因人口政策前景看俏

由於一胎化的人口政策﹐以及社會上重男輕女的思想﹐加上科學發達可以在懷孕時就檢查出性別決定是否人工流產﹐因此男女人口比例嚴重失衡。二○○○年全國人口普查顯示,中國新生兒性別男女比例為一百一十六比一百,和正常值的一百零五至一百零七比較,已經嚴重失衡,逐漸出現男性娶不到老婆、近親通婚等社會問題。重慶在二○二○年時的男女人口比例將是一四○比一百﹐失衡更為嚴重。再加上“一等婦女嫁美軍﹐二等婦女嫁皇軍﹐三等婦女嫁國軍﹐四等婦女嫁共軍”﹐能留下嫁給普通中國男人的更少了。在供不應求的情況下﹐中國的色情業肯定會更加蓬勃發展﹐也許還要“進口”才能平衡需求。但是如果當局不加強管理﹐例如給它合法化﹐則產生的許多社會問題將很難解決。

2004年3月開放雜誌(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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