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3月31日訊】（大紀元記者吳雪兒香港報導）三月廿八日，「天安門母親」丁子霖在失去兒子蔣捷連快十五周年之際被中共當局抓走，下落不明。她之前剛透過香港的「天安門母親運動」公開「六四」死難者親屬證詞的錄影中表示，她從兒子死去那一刻直到現在，喪子之痛那種「生不如死」的感覺一直沒有離開她。她又公開呼籲國際社會關注「六四」失蹤者的命運。
兩年來在生死徘徊
鏡頭前的丁子霖，頭髮班白，她作證時表示，兒子蔣捷連死後兩年，她在生與死之間徘徊。最後，她「選擇了生；選擇了生後，又選擇了打破沉默；打破沉默後，受中共的監控」。
| 丁子霖(左)夫婦和兒子檔案照 |
她說，在失去兒子的震撼、在中央對她的監控和迫害、在尋找其他死難者家庭、在這些家屬的遭遇裏面，使她「認清了共產黨的真面目，認清了制度的罪惡」。
喪子之痛從未減輕
丁子霖說，從尋找其他同一命運的母親的過程中，她得到了安慰，讓她尋找到活下去的力量，但失去兒子讓她活得非常痛苦。她公開自己的感受是想說明一點──喪子之痛沒有因為時間而減輕，反使她在越接近人生的盡頭而變得更加沉重。
另外，丁子霖呼籲國際社會關注「六四」失蹤者。她說，在隨著「六四」死難者名冊人數逐漸增加（截至目前為止，共搜集到一百五十五名死難者資料），有一個過去幾乎被忽略的問題逐漸凸顯，就是十四年前那場大屠殺裏「失蹤者」的命運。
失蹤者命運更悲慘
丁子霖指那些「六四」失蹤者和死難者一樣都是那場流血慘案中無辜的受害者，然而，失蹤者的命運比死難者更悲慘。她說，隨著北京迎接二○○八年奧運會，到處的胡同和舊房舍被拆遷，許多線索都斷了，所以要找到一個失蹤者家屬非常困難。
讓丁子霖難以心安的是，在大量失蹤者當中，至今仍未發現一個生還者。她認為，這個事實證明當年「六四」慘案發生後不久，北京民間有個傳聞，指很多死難者已經被殺人的戒嚴部隊毀屍滅跡了。
在她的呼籲中，丁子霖講述了兩個失蹤個案，一個是另一名被指「涉嫌危害國家安全」而被抓走和抄家的「天安門母親」張先玲，她十九歲的兒子王楠，遇難後，屍體被集體埋在位於天安門廣場西邊的第二十八中學門前的土坑，其後因屍體發臭，經學校交涉，被埋在校門前的屍體再被挖出來。因為王楠身穿軍訓的軍服，以為他是戒嚴部隊，不致隨其他被掩埋的屍體—併搬走，毀屍滅跡，家人才得以奇蹟地在護國寺醫院找到他的屍體。
| 王楠遺照 |
丁子霖又提到一位十四歲的男孩，他父親在「六四」屠城當天失蹤，有一天該男孩在課桌上寫了「向劊子手李鵬討還血債」的字句，被班主任發現後向戒嚴部隊告發，少年後來被判三年「少管（少年管制）」。她說：「一個十四歲的孩子還未踏上社會，就開始喪失自由，喪失尊嚴的囚徒生活。」
最應批中共無人性
丁子霖對於該少年的命運感觸良多。她說：「人們常常會譴責一個專制政權如何獨裁，如何壓制民主，如何踐踏人權等等等等，但我想這樣一個政權最最應該（被）詛咒的是它的無人性！否則怎麼能夠你殺了他的父親，連屍體都不放過？連他的遺孤都不放過？」
她續說：「那位老師的行為當然可憎，但是這個人又何嘗不是那個專政機器上的一個可悲的零件呢？正是那個無人性的政權造就了這樣一批喪盡天良的所謂『共和國公民』。」
殘酷確確實實存在
最後，丁子霖解釋發表證詞的背後原因，她說：「本來我們不想向大家展示這人世間的苦難和殘酷，但是考慮到它畢竟是一個真實存在，我想有必要讓那些心靈幾近麻木的同胞們知道，讓那些受共產黨蒙騙的外國朋友知道，在中國大陸確確實實有這份真實的殘酷存在。」
| 「六四的玫瑰」，希望有一天人們不再擔心政府的迫害，可以自由地把由六朵白色和四朵紅色的玫瑰組成的玫瑰花束獻到天安廣場，公開悼念在「六四」屠殺的遇難者。 |
二○○二年十月天安門母親加入了「亞洲反失蹤聯盟」，是亞洲一個致力於反對強迫及非自願失蹤的組織，與各國遭遇相同命運的死難者家屬一起推動「制止政府逃責」運動，使那些侵犯人權，任意殺戮、虐待及奴役人民或迫使其失蹤的人為自己的罪行負上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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