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3月9日訊】自中共1949年建政以來，凡六任總理：周恩來、華國鋒、趙紫陽、李鵬、朱鎔基、溫家寶。六任總理一半是技術官僚出身。以民間的口碑，周恩來、趙紫陽、朱鎔基、溫家寶，這幾位是勝出者。對這四位善意的評價是：親民，溫和，清廉，任勞任怨。怎麽都不能否認，得出這樣的判斷，是基於中國民間幾千年崇拜“清官”的愚昧傳統，是以放棄公民權利和犧牲個人自由爲代價的。如若把總理們擺放在全球視野，用普世價值觀對他們來作縱向考量，這些政治官僚呈現出共同的局限性：他們只是中共人治制度的“守夜人”，而不是中國民主化的“清道夫”——當民意與執政黨利益發生衝突時，他們首先千方百計維護的是中共“家族”的利益，站在反人民的一邊；他們沒有，或者試圖超越中共一黨獨裁並做出顛覆，爲中國民主化進程，展示出一個政治家的偉大抱負和膽略。抛開政黨立場而言，他們的個人政治作爲，只局限在修復層出不窮的政權統治漏洞上，甚至不惜忍辱負重收拾制度作惡帶來的社會震蕩事務上。中國問題，首禍是一黨專制制度。人文、道德以及三農、失業、貧富嚴重錯位等問題，都跟制度設計密切相關。制度腐敗，民權不在，喜歡流眼淚的總理們，于國何補？如果以人民意志作爲一架天平，一邊是專制制度，一邊是民主自由，他們一任接一任加重制度一側的砝碼，爲什麽都做出這樣的選擇？
本文試圖對中國社會的“大管家”國家總理階層作以淺析，意圖廓清中共作爲執政黨人治本質的一個側面。華國鋒作爲中共執政歷史上的過度性人物，本文不作分析。
“不倒翁”總理 周恩來（任期27年，1949—1976）
周恩來（1898—1976）是中共元老之一，性格謙卑、溫和，善於見風使舵。作爲中共的“重臣”，跟毛澤東等高層有很好私交，是中共第一代可數的“不倒翁”之一。他的仕途一帆風順，很少受到遭受排擠打擊。斯諾（《西行漫記》作者）如此評價周恩來：“他是一個書生出生的造反者”。中共用暴力奪得政權，靠獨裁維護執政的合法性，暴民運動在中國延續數千年，最終原因歸結在文化上——民主憲政資源短缺。書生總理卻不憚作出這方面的努力。在文革期間，周恩來一度與大獨裁者毛澤東沆齏一氣，殘害同黨和人民，他從來沒有站出來公開制止毛澤東禍國殃民的殘暴行爲，對“四人幫”的暴行也聽之任之。據《晚年周恩來》一書披露，周恩來在毛澤東迫害致死國家主席劉少奇的陰謀中，扮演了幫兇角色。周在文革中確實保護了黨內外一批人。不過周不僅要看毛的臉色行事，還必須兼顧林彪和江青的態度。而在所謂“大樹參天護英華”的背後，周也幹了不少不光彩的事，簽字抓了不少人，對文革中的冤假錯案，如彭真、賀龍、陶鑄等人的案子上都負有重大責任。但是幾十年來，中共對這段歷史一直採取了捂著蓋著的態度，真相不能大白於天下。1981年中共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所謂徹底否定文革，其實是很不徹底。
十年文革，在國家瀕臨崩潰的關口，周恩來沒有勇氣公開站出來捍衛人民利益，更沒有勇氣退出中共。這些都大大降低了他作爲一個卓越政治家的色彩，充其量是個沒有民主理想的“良臣”。周恩來儘管兩度留洋，接受了馬克思主義信仰，但他的思維裏糾結著傳統“謀士”濃厚的忠君思想。眼睛朝上不朝下。他的所作所爲都圍繞著“忠臣”角色打轉，不敢越雷池一步。他首任中國總理長達27年之久，爲後來的接任者樹立了忠臣典範：只在中共體制內尋求變革，從來沒有野心敢挑戰極權專制。周恩來開了一個很不好的頭。他所以受到人們的擁戴，在於他是一個次惡者。
悲劇總理 趙紫陽（任期7年，1980—1987）
第三任總理趙紫陽（1919—）。1970年代末期，他尚在四川省委書記任上，很務實。從省委書記到國家總理，“包産到戶”他是積極策劃者和回應者，被人稱道爲溫和的改革派。1980年9月，在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上，他從華國鋒手上倉促接任總理職務，華國鋒仍保留國家和軍委主席職務。恪於錯綜複雜的中共派系爭鬥，初期趙紫陽難有建樹。1980年代，中國的民間言論空前開放，一部分原因跟中共黨內權力爭鬥正酣，無暇顧及民間社會有關，主要在於殘暴的十年文革結束，民間開始覺醒。這一時期，中共對社會的控馭力失範，但這正是一個正常社會萌芽的常態，社會內生的強勁變革力量，就象一個承壓太久的彈簧，舒展起來。農村土地承包制，讓農民獲得了最初的實惠，農民尚能安居樂業。但也爲農民後來大量淪爲被政府掠奪的流民埋下了伏筆。如果土地産權私有一步到位，讓農民早日擺脫土地、地域和戶籍限制，那農村城鎮化，將會提前到來。農民出身的中共領導者，反而沒有這樣的智慧和胸襟。現在，三農問題不光考驗著中共的執政能力，更嚴重困擾著未來中國的發展。
中共龐大的集權體制，利益內傾，權力內部分配，使得中共極端“家族化”。專制思維，論資排輩嚴重制衡個人權力擴張，政治領袖難以展示個性魅力。1987年11月，中共召開十三屆一中全會，趙紫陽接替胡耀邦擔任中共總書記職務，總理由李鵬接任，鄧小平擔任軍委主席。自毛澤東以來，中共權力安排慣于將黨政軍大權集於一人，有時候連他們也搞不明白是“党指揮槍，還是槍指揮党”。戰爭年代，高度集權，便於決策提高效率，但在和平時期，風險非常明顯。毛專權搞個人崇拜，嚴酷清除異己，內耗嚴重，致使社會變革成本加大。三反、五反、反右、文革就是例證。但是，中共並沒有吸取教訓，繼續推行“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政策。趙紫陽在這一時期，並沒有顯示出領袖風範，執政號召力隱含在垂簾聽政的鄧小平陰影之下。這從趙紫陽在報給鄧小平的《關於草擬十三大報告大綱的設想》可以看出，全篇以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作爲立論的根據。鄧作批示“這個設計很好。”
趙紫陽趕上了中國自由主義思想空前活躍的年代，但是他沒有抓住機遇。中共極端緊張民間自由運動。1979年以魏京生等在北京西單牆貼出“政治現代化”標語爲標誌，隨後北京高校學生介入基層選舉，中國民主思潮開始興起，推動自由化運動不斷擴大。1984年、1986年，大學生走上街頭要求民主和自由，這可看作1989年大規模民主運動的預演，中共將前兩次民主運動定性爲“精神污染”和“資產階級自由化”。趙紫陽對此採用默許的態度，他還沒有還權于民、順應世界民主潮流的念頭。社會主義不需要自由，中國不需要自由，人民不需要自由，這就是中共一貫的邏輯。中共的執政理念，仍然跟封建王朝一樣，將自己與人民看作“父子”關係。老子管兒子天然有理，兒子造反，大逆不道。在中共內部是以君臣體現父子關係的，原理也一樣。趙紫陽在1989年民主運動中，反對中共派軍隊鎮壓，敢於跟鄧小平叫板。在中共執政史上，這是罕有的一次總書記造反。很動情的一個鏡頭：趙紫陽在天安門看望勸解絕食學生，他說：“同學們，你們好！你們還小，還年輕，不象我們，我們老了，不中用了……” 時任中共辦公廳主任的溫家寶陪同在側。膽識不足，跟民衆脫節，趙紫陽錯失了顛覆中共政權、順應民運的大好機遇。自此，趙紫陽的政治生命終結，在中國人面前消失，至今被軟禁達15年。他是一個悲劇性政治領袖。中國歷來的“宮廷政變”，都是內部自相殘殺，這跟統治者歷來嚴酷鎮壓民間自由結社，難以崛起足以抗衡的反對黨有直接關係，使得高層革新派無法仰仗到民間政治力量資源。
“公子”總理 李鵬（任期11年 1987—1998）
李鵬（1928—）是以根正苗紅、最早一代“太子党”身份出現在中共權力舞臺，連任兩屆總理，一屆人大委員長，在中共權力核心盤居達16年。其父爲中共早期烈士李碩勳，他後被周恩收做養子。李鵬在中共聖地延安完成他的初級教育，在延安意識形態清洗最爲嚴酷的年月，李鵬是被佑護者，更是一個潛移默化的旁觀者。這與形成他內斂，圓滑，陰詐的個性，不無關係。1955年，李鵬從莫斯科動力學院學成歸國，在東北底層的水電廠幹技術工作11年，文革開始，始進入北京。這段經歷，看似流放，實則欲升故放——在中共權力圈子，爲培養自己可信賴的接班人，慣于如此，以爲其積累政治資歷和經驗。這跟歷朝官員科考晉階有所不同，中共要高明許多。李鵬的“中共公子”身份，在十年文革期間，出乎意外的順當，且先後官至北京電力系統革委會主任、局長、黨組書記。與其他“中共公子”，比如劉少奇兒子劉源，鄧小平公子鄧朴方等等，遭受揪鬥，甚至喪命、殘疾，形成天壤之別。這跟他有個左右逢源的養父總理周恩來有直接關係。
受到的恩惠庇護越多，革新和背叛的主觀願望就越見式微。李鵬從小浸潤在紅色政權的氛圍中，骨子裏潛藏著優越感，因而，他的執政理念呈現守護形態。自他1983年從水電部副部長躍升爲國家副總理，逐漸進入權利中心，他的保守政治觀念，越來越清晰。他扶正次年，中國爆發大規模學生民主運動。李鵬親手簽發“戒嚴令”，密合鄧小平派軍隊屠殺北京民衆，讓全球震驚。李鵬在“六四”屠城中的狠毒，是他作爲一個獨裁領袖的最大罪惡和恥辱，冷血猙獰面目暴露無遺。將近15年了，“六四”成千上萬的死傷者，魂魄仍未得到安置；留給死難者家屬的傷口，仍未彌合。中國在全球社會主義破滅的前夜，歷史性地選擇了“六四一代”，他們用年輕明澈的生命，肩起了歷史使命。歷史痕迹慢慢淡化，血仇可以放棄，但是，罪惡不該被淡忘，屠城的血債仍將得到審判，這將是對中共獨裁歷史總清算的血案之一。李鵬們沒有想到，“六四的孩子”不斷在成長起來，將與專制制度展開持久的角力。
屠殺的惡果，在隨後幾年遭遇民心強力反彈，通過社會整體衰退間接地表露出來。在李鵬的政治生涯裏，這是唯一一次遭受到的滑鐵盧。東歐巨變，蘇聯解體，中國民心不穩，中共亂了方寸，遭遇空前的執政危機。但在國家機器的強大護衛下，“老人政治”發威，鄧小平在南方轉了一個圈，將中共的危機導向經濟市場的開放，喧囂一時的“姓社”意識形態，急劇扭轉到“姓資”，這是中共極不情願的被動選擇。社會危機及時轉嫁和化解，李鵬連同中共履險度過。自由市場經濟，本來早就是中國的選擇，但圉於當局的保守、封閉和愚昧，限制了中國市場經濟跟外界的連接。中國改革，從來都是在社會和人民付出巨大代價以後，被迫推動的。但是，急劇推進的“貓論”、“摸著石頭過河”，帶給經濟和社會的混亂是顯而易見的。1993年，朱鎔基副總理倚靠鄧小平支援，強勢對通貨膨脹進行“宏觀調控”，實現“軟著陸”，收效巨大。這讓李鵬的愚頑和執政乏術，完全現露出來，但是，他的忠誠和聽話，很被“鄧核心”看重，才使他沒有象楊家兄弟被鄧利用之後，一腳踹開。1997年，鄧小平去世之後，弱君“江核心”資歷遠不及李鵬，李鵬依靠自己培植十多年的“北京幫”，跟“上海幫”暗地裏叫板，形成中共家族權力的局部制衡，進而在1997年轉任中共寡頭政治的人大委員長。李鵬在中共第三代權力核心後期，以不作爲保住高位，可以用“占著位子不幹事”來概括。2003年3月他全身而退，據說忙著著書立說，2003年8月出版《衆志繪宏圖–李鵬三峽日記》。這裏不能不提到一點，李鵬任上，喜歡四處留鴻，直到今天，在許多城市建築上還保留著他的筆墨，也好，留待後人記挂著他。不能不承認，李鵬在中共歷史上是個少見的“幸運兒”，但是，他的餘生能否安然度過，還是一個未知數。
（未完待續）
──轉自《議報》(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