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春光:學習英雄詩人黃翔

楊春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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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4月2日訊】黃翔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完全可以稱得上的真正的英雄詩人。他的無所謂懼的英雄氣節、獨立特行的錚錚骨質、寧死不屈的戰斗人格和偉大的批判主義精神,都完全繼承了近代魯迅的風骨和遺志,也超過了當代台灣的不畏強暴、挑戰極權的李敖,是我一直崇敬和學習的當代民主斗士榜樣、詩化人生的精神楷模之一。

訖今未止,黃翔被中國大陸專制體制活埋了將近半個世紀,其跨度了人類兩個世紀的交叉線。這是中國當代文學史的恥辱,是中國大陸專制體制造成的最黑暗的一頁證明!黃翔所走過的詩歌藝術悲劇人生之路,是我們中國在威權下的知識分子精英學人的靈魂和思想的集體寫照,是我們中華民族最寶貴的精神藝術遺產和民族魂的具體體現之一。

一、黃翔的詩歌道路與人生證明

黃翔的詩歌道路,是中國前強權和後極權這兩個威權時代的悲劇而浩然的藝術人生道路。這是跨世紀的超常人生寫照,也是鋼鐵在烈火中煉成的鐵打詩人性格;這是在中共建政後,一直與極左、極權專制體制抗爭和挑戰的唐·吉柯德式的悲劇英雄,也是中國當代一直被活埋於地下的堅執正義、真理和人權道義精神的詩歌魯迅;這是用自由之血,來雕塑成功的一尊用詩人藝術家的話語權力,向極權政治中心權力話語頑強作戰的永遠打不倒的民主先鋒斗士塑像,也是我們未來民主自由社會永遠值得紀念的中華民族精英先驅!

黃翔的人生證明,是中國苦難先進知識分子的鋼鐵意志證明;是中國詩人俠肝義膽的大智大勇、不屈不撓的戰斗精神證明;是中華英雄兒女和歷代仁人志士的悲涼血歌的事實證明;是一代詩人梟雄在極權鐵墓裡的活著的民族英雄證明。

黃翔,由於出身一個官僚地主家庭,其父親為前國民黨將軍。這就注定了他在五星紅旗下的、被命定的天生帶有原罪的人。為此,他從小就飽受了階級歧視與政治迫害,也天生養成了他的反抗極權制度的反骨品格。

黃翔16歲開始寫詩,一生為追求藝術人生的自由,先後六次被投入監牢。從童年、少年、青年甚至中年,他都在人生坎坷和殘酷的罹難中渡過。他經歷了大半生的中共監獄生活,可每一次坐牢,他都更加堅定了他對自由、民主和人權事業的一以貫之的執著追求。他對極權制度的反叛和抗爭,是最為頑強、慘烈而又自我永不間斷性的。他用血寫的長期受到嚴歷打壓的精神創造詩歌活動,是60年代到90年代初,鮮為中國知識精英和民主斗士們,很少經歷的悲劇人生。

他的批判極左共產主義理想的前政治詩歌寫作,和批判極權專制主義制度的後政治詩歌寫作,皆是中國現代最早的理想批判和制度批判的文學啟蒙地下詩歌運動的先聲,是比北島們的今天派暨朦朧詩歌的地上運動,其還要早得多的、真正意義上的中國現代早期文學啟蒙運動。

1978年10月11日,黃翔率領詩歌黔軍突入中國首府北京,“火燒”王府井大街,在北京首次貼出了民主啟蒙運動的第一批大字報:《火神交響詩》(組詩)等,由此公開創辦了第一份自中共建政後的民間自由詩歌刊物《啟蒙》,以詩的形式揭開了中國人民爭自由、民主和人權運動的序幕,締造了震驚中外的北京民主牆運動的發生。

緊接著,1978年11月24日,黃翔率李家華、方家華、莫建剛和楊再行等,在北京天安門廣場由他親自刷貼了兩條震驚中外的標語,一條是“毛澤東必須三七開!”一條是“文化大革命必須重新評價!”由此震動了北京最高決策領導層,喊出了當時億萬人民壓在心底的聲音,提醒了標志著中國改革開放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實踐是檢驗真理唯一標准”的時代先聲。這是比著名的作為中國民主斗士象征的魏京生先生的行動,還要提前走一步的早期民主斗士先行者。

從此,黃翔的詩歌人生,更是除了苦難,就是牢獄的災難。只有等他步入了中年之後,才得到了人生的唯一幸福——與一個年僅17歲的純情少女——秋瀟雨蘭發生了生死之戀!

二、黃翔的詩歌實踐與存在意義

黃翔的詩歌實踐,是偉大的批判主義精神的詩歌實踐!

批判主義精神,是人類藝術實踐的最偉大、最主要的具體精神。人類藝術的人文主義實踐過程,就最主要是批判主義精神在不斷推動著人類社會前進的過程。

無論是14世紀的文藝復興,還是18世紀的文學啟蒙;無論是19世紀的五四新文化運動,還是80年代末的八九民主運動,其起著主導作用的,都是人文的理想批判和制度批判之精神。

沒有批判,文學文化就將無法革命,社會制度就將無法改革。批判,是人類社會的最高級審美思維功能和天才條件,是推動人類社會進步的第一生產力。而黃翔,正是堅持了這種批判主義精神的、決不投降、決不犬儒的寫作路線。

黃翔首先是一個批判主義大詩人。

黃翔的理想批判,也叫理想政治批判。理想政治批判的核心,就是批判假人性、偽道德和假大空的烏托邦主義。他不僅要為之爭取實現個性獨立,還要堅持獨立特行的人生原則;他不僅要為之具有最先覺悟的啟蒙話語權力的積累知識,還要具備批判虛幻的、代表極端暴政主義的權力話語的表達能力。批判主義詩人,他必須主張人權在民和個性自由解放的理念。

黃翔其次也是一個性情主義大詩人。

這種理想批判之解放:在人權層面,一是必須包括能夠作為人權的基本人權的充分自由行使的解放;二是必須包括作為人權的起碼人權的人生經濟相對私有支配的解放。在個性層面,一是必然包括能夠作為存在的絕對個性的盡量民主運用的解放;二是必定包括作為人生的天然人性的各盡所需的性愛不斷追求與占有的解放。

在這個前提下說來,黃翔的詩性人生大寫,是在現代極權專制的中國,乃是最先覺悟的、掌握著人權政治話語權力的獨在先行者,也是最早擁有追求個性獨立的握有人性性愛生活權利的火熱瘋狂者。

黃翔在詩歌政治上,大呼猛叫、憤世沖殺、毫無畏懼、肝膽相照、勇於犧牲,也勇於獲勝;黃翔在詩人情愛上,大莫愛焉、淋漓盡致、毫無遮體、撕心裂肺、勇於索取,也勇於奉獻。他是前者的真正的真人,真人不言敗!他是後者的有種的情人,情人不言窮!!

最早在1962年,那時正值死要面子的鶯歌燕舞、歌舞升平和歌功頌德的,只有毛一人會思想的假大空年代,可黃翔在這個時候,就開始了他的《獨唱》了。這證明,除老毛以外,也有一個在地下以詩的形式會獨立思想的人:“我的唯一聽眾/是沈寂”!那時,如果誰能發出這樣的“獨唱”,那麼,天下人就定會首先堵上耳朵,誰也不敢去真聽的。若讓北京城裡的毛主席聽到,肯定是龍言大怒,非要立即斬你頭不可的。可好,而極左的聽眾沒有聽下去,或者根本不懂,那麼就只有在黃翔獨立個性的心靈裡獨白而已了。所以,批評家張嘉諺說,這是“抽屜裡的寫作”,而思想者摩羅卻同意了張嘉諺的說法,又叫“隱態寫作”。

正如黃翔於1966年寫下的《預言》一樣,只能預言這是“讓後代聽見歷史的浩歎”!這與其說是“浩歎”,還不如說是他的自歎而已!!在文革時代,像這樣的詩,你拿出來也沒人敢發。即使是你走後門而被什麼人僥幸發表了,也不會認為這是黃翔的真實署名寫作,而定言無疑是什麼反動組織和集體署名的膽大包天!況且,你只有在抽屜裡寫作還行,但你若是拿給身邊的算是知己的朋友看——試式,也不會認為這是你黃翔的本人寫作,而且,不管是真是假的,你叫一個朋友來讀,其都會恐慌異常地對你說:“快別告訴我這是你寫的,就當我什麼也沒看見吧!”

可黃翔全然不管!他沒辦法不滿足於自我的“獨唱”,他必須在自己的心靈上,首先發出生長於自己內在上的對虛幻理想主義的深刻批判!這種獨立先行的狂飲不醉的內在抒情,並自我忘形的狂妄表達和堅定立場及對於全社會烏托邦理想主義的清醒批判,其藝術走向,則是越走越遠了,越走越瘋狂,越走越無人阻止,越走越像非人中的獨立“野獸”一樣,把自己真正的勇敢人性,讓別人誤認為是獸性吧,他將誤以誤,除錯即錯,以那個年代顛倒了的獸性當人性,於1968年繼續寫作了蔑視強權下的人性扭曲的證明——《野獸》:“我是一只被追捕的野獸/我是一只剛捕獲的野獸/我是被野獸踐踏的野獸/我是踐踏野獸的野獸//一個時代撲倒我/斜乜著眼睛/把腳踏在我的鼻梁架上/撕著咬著/啃著/直啃到僅僅剩下我的骨頭//即使我只僅僅剩下一根骨頭/我也要哽住一個可憎時代的咽喉”!可見,在中國那個最黑暗年代裡,在層層鐵柵欄的牢籠裡,真正的人、獨立的人和要自由的人,如果不變成野獸,你就只得把自己活人當死人,或者你五尺男漢,也只能變成僵而不化的百足之蟲。強權者已變成了吃人不吐骨頭的野獸,而真人要想做人,做真正的人,就是要當“一只被追捕的野獸/……一只剛捕獲的野獸/我是踐踏野獸的野獸”,最後“我”哪怕變做了一只“僅剩下……骨頭”的野獸,也要來“哽住一個可憎時代的咽喉”!這才是真正的野獸之王、“野獸”之“英雄”!所以,我們稱黃翔是英雄詩人!難道這還不夠在現代專制中國驚天地、泣鬼神、動人魄、警人心和催人進嗎?真可謂是:催枯拉朽是人寰、驚河動海天地翻!!

在那個瘋狂紅色年代裡,在中共專制絞刑架下,在國家恐怖主義的絞肉機裡,甚至在屠場的被槍斃之時,有多少經過洗腦而變得愚昧而赤誠了的、頑固透頂的、真做了奴隸的人們,他們就這樣,在野獸的暴虐下,也還要懷著一顆赤誠共產主義理想的忠心不變,即使把靈魂升入了天堂,他們也以為這是去笑見馬克思了,還以為殺他的人不是真正的毛主席,所以,他在臨刑前,一定要能夠高喊就要高喊“毛主席萬歲!”而像林昭和張志新那樣的——徹底清醒者,可是很少、很少呀,而像黃翔這樣,能在到處都是可怖的屠場荒原上,還敢做人間真人真獸的,其這種英雄,是絕對僥幸活下來的林昭和張志新,也是人間悲劇的大悲之大幸也!

以詩為批判武器,批判理想,或進行理想批判,這在那個人獸不分的年代裡,其作為一個青年詩人,並且具有高超詩藝和芬芳才華的重量級詩人,這就更加獨一無二和僅無絕有了。如果說在古有之的話,但也沒有這樣艱難和如此悲劇活下來的,而後來者呢,如我等輩芸芸,也是在他的單性隔代血脈遺傳下,才踩著他的這個活著的前輩英烈之血而鋪就的路,於此前進的!

在那個年代,不說是絕對“反動”的大氣之詩,會在抽屜裡發表不出去,就說是絕對的“三忠於四無限”的“萬歲”之詩,又豈止是成千上萬地被埋藏在抽屜裡呢,而卻不准你隨便發表出去或不敢發表出去呢?這種世界文學人類史的之絕之怪,恐怕只有是在當時的中國,才能夠辦得到、才能夠這樣登峰造極、才能夠如此離奇古怪的!甚至令後來者,包括我們的同輩們,則也會永難在心理上,承受得了和破解得掉的!!這種無法言說和無可解釋,卻也讓我們的無法言說的黃翔,在抽屜裡、心靈裡,也在部分詩友的受眾裡,在設在啞默家中的“野鴨沙龍”裡,在路茫等詩友的集群裡,在秋瀟雨蘭的呵護情懷裡,在張嘉諺的評論桌上,在望風而逃或戰戰兢兢的部分朗誦聽眾裡,在非常隱態裡,則也只能是他們,才為之保存了至今不變的歷史真相,和具有活化石般的出土文物一樣的真實記憶!不然,英雄詩人的心靈,何以讓非英雄們一定要深刻記住,包括還要讓極端愚昧者去誣頭涎足、搬弄是非呢?!若不然,如此先驅豪傑,如是素王之道,何以讓成千上萬的庶民百姓與眾多的知識精英和犬儒投降派們,皆能夠到了今天,才可以基本現場性地從正面來盡情評價他的詩歌存在意義和歷史真像實質呢?!

黃翔,這個真人性的獸中素王,難道他永遠可以甘於他的個性抽屜裡的自我靈魂驚叫,或自鳴淺唱嗎?不!他在首先完成了自我獨立人格的雕塑之後,他肯定不會甘於在小面積的心靈理想中臥薪嘗膽地批判。他要沖出這個個性人格圍限,他要從理想政治批判的單調驚叫,走向制度批判的復調嚎叫與呼喚中。

黃翔堅持探索真理,倡言人權的隱態寫作,之所以存在了,這絕對是沒辦法的辦法啊,也是不得以才為之的獨在形式而已。隨著他詩歌實踐的深入,也隨著專制社會的萬變不離其宗的表面形式的變量,更隨著他個人力量的增多和他身邊朋友(如啞默、路茫和張嘉諺等)的越聚越多,他才決定了沖出隱態,走向顯態,走向震動與轟鳴的時代交響曲中,走向黎明的一線曙光,走向夾縫中的一絲光明,走向主動的破禁姿態,走向絕對政治禁區的十萬埋伏的險境,而且,他完全可能由此,就要步入“壯志未酬身先死”的、自我以身師法的爆炸制度的大雷場上了!

這就是黃翔!這就是從批判自我做起,到心靈外在的批判不止,然後再到更能喚起民眾人心的人生外在制度的進一步批判——這就是對極左、極權專制主義的根本制度批判!這無疑是最徹底的批判,也是紅色中國前所未有的詩化人生的驚天動地的批判!!

而所謂性愛批判呢?這就是針對男女性愛的身體寫作與靈魂寫作的上下交融或灌注一體的批判!這也就是以生命書寫上半身和下半身的刻骨銘心的愛、神魂飄蕩的狂喜、整個生命墮入其中的驚奇。在那個性愛也同政治是一樣嚴酷禁區的頑固非人性時代裡,誰想偷吃一紅一粉的禁果,弄不好就會被殺頭的!所以,對性愛保守觀的批判,就等於是對政治固守觀的第一禁區的沖破。如果說,政治是那個極左社會的絕對禁區的後院,那麼就可以說,性愛便是那個瘋狂社會的嚴堵禁區的前門。黃翔重復著錢鐘書先生所描繪的警世箴言:“自己有道德而要求別人奉行道德的不算本事;自己不道德而要求別人奉行道德的才算本事。”這是人妖顛倒的偽道德史,黃翔以自己和秋瀟雨蘭的身體聯體進行寫作,非常驚險地完成了世界上最偉大的愛情典章——一個偉大詩人和一個傑出清純少女的、詩情畫意的生死之戀!

為此,在黃翔的豐滿無窮的、灌天溢地的愛情詩歌裡,光是給秋瀟雨蘭寫作的,就幾乎是占去了全部。正因為有了秋瀟雨蘭的生死之愛,他才走出了由極權者蓄意編制的死亡和絕望的陷阱;如果不是秋瀟雨蘭堅貞不渝的決不投降,那麼83年的嚴打者的陰謀就會取勝,英雄詩人黃翔的高貴人頭就不會挺到21世紀初葉的今天,更不會在我的文章裡,以活著的英雄筆法來這樣紀念他!

因為有了秋瀟雨蘭,黃翔才有了《裸女》、《出生》、《母性》、《叫我不等我不能》等內在抒情詩;才有了具有宇宙生命意識的愛情組詩《血嘯》;才有了短詩組成的精神生命史詩《世界你的裸體和你的隱體》,等等……

再談黃翔的政治批判寫作,這就是針對政治制度而展開的徹底批判,目的是旨在以非暴力的和平文本武器,來結束或改變人性惡的專制極權的壞制度,建立民主自由的人心向善的好制度。制度批判比理想批判,更加強化了在破壞舊制度的同時還要建立新制度的必須性,而且利用文學藝術的文本,這就是“破壞即建設”的非實用哲學文本,即它文字的破壞的到達,就是建設的到達。它與之實用哲學的破壞與建設的關系,根本不同,諸如政治經濟等俗世領域,其破壞的到達,那絕不等於建設的到達。文學詩歌藝術是非實用哲學,它破壞了什麼,就等於建設了什麼。它是一度還原的,而社會實用哲學的破壞了什麼,就不等於建設了什麼。它從破壞到建設,則是需要二度還原的。

所以,黃翔的政治寫作,更重視詩歌文本的這一破壞與建設的同一性,由此,更加堅定了他的文學啟蒙必須先行於社會革命的自覺理念,即一旦文學啟蒙的成功,就是社會和平變革的自然來臨。他為之堅持的以文本代替人本的制度政治批判,就是來源於他的這一文學啟蒙的基本堅定思想的,而他至今一直不同意社會暴力革命的民運基調,所以,他始終是一個堅持非暴力主張,獨立於狹隘黨派功利政治追逐的人,一個以個體生命自由為主要人生目標的人,一個以人文主義精神為主流的文學啟蒙式的和平和理性的文化民主運動主義者。為此,他以詩歌的形象哲學為主動力,開始了他的從始至今的在堅持理想批判的同時,又進一步推進了他的政治批判主義寫作路線的實施。

非暴力的邏輯關系及其效果驗證,其人文歷史就是相互批判與實踐的關系。批判主義的廣義理解,就是矯正、規范、涵養和擴充等義,而批判制度,就是要用“以文非武”的方式,在破壞舊制度的同時,通過非實用哲學的文學理念意義,來建設新文化法定的新制度,隨後才能在實用哲學領域內,二度建設社會俗世的法律新制度。

如果把黃翔的這種承傳人類文明的、非暴力文學文化的批判武器思想,稱為素王之道與文王之行的話,那麼,就可以把惡劣的傳統繼承性的、人類社會政治野蠻史的暴力社會革命,即可稱之為霸王之道和葷王之為。因為,行任何霸王之道,都會以大批犧牲人的有機生命和大量破壞物質生產力——為慘重代價的,而行任何素王之道,都會根本保衛人的有機生命為目的和保存社會物質生產力為結果的。

黃翔無論是在任何惡劣的社會政治情態下,他都義無反顧地堅持了以人文救天下的和平素王之道,而始終毫無動搖地沒有參加任何以暴力為手段的社會革命實踐。這是在當代中國文人知識分子中,最為缺少的珍貴品質。

他以“文能安邦也能救國”的新型民主理念,以詩歌大字報的形式,挑起並點燃了人權、民主之火,以此啟動了中國偉大的民主牆運動,所以,他對有人說他的不能以此立即轉向社會暴力革命的指責,而毫無理會和覬覦!因此他根本不怕百般折磨和血性罹難以及惡性循環的接二連三的失敗。他堅持在哪裡倒下來,就在哪裡爬起來。很多時候,他利用僅剩下來的刮淨了皮肉的礪骨繼續站起來,挺身走進自己的屋子裡或桌子邊,還是堅持他的文學啟蒙式的在屋子裡靜悄悄進行的溫柔非暴力的詩歌革命寫作。經過時間的推移和打磨,現在越來越看明的是,我們中華民族最後自由民主解放的最安全可靠的成功方式是,就只能更加指望文學啟蒙式的溫柔非暴力的文化革命的成功。

這就是具有中國特色的黃翔式的制度批判的後政治寫作。

這種寫作,應是他的從1969年開始探索到1976年才完全出爐的組詩——《火神交響詩》——為明確標志和輝煌轉折點的。這組詩包括《火炬之歌》、《火神》、《我看見一場戰爭》、《長城的自白》、《不 你沒有死去》、《倒下的偶像》、《世界在大風大雨中出浴》。同類題材的詩先後還創作有《長城》、《白骨》、《中國你不能再沈默》、《我》、《民主牆頌》和《自由女神》等篇篇大作,篇篇都狠狠錐擊了共產主義神像,篇篇都狠狠推倒了統治人民心頭的個人崇拜偶像,篇篇都熊熊燃燒了焚毀極左制度的自由火神,篇篇都狠狠批判了極權專制制度的上層意識形態思想領域,篇篇也都狠狠敲響了社會主義制度自我全面崩潰的喪鐘!

如果說,《火神交響詩》(組詩)是仍帶著理想批判為輔、而制度批判為主的偉大傑作,那麼,到了他流亡海外的晚年時期的近來,才創作了更是偉大的傑作:《一朵紅玫瑰的力量》。這才是他的登峰造極之作。

《一朵紅玫瑰的力量》,它之所以在我認為是比《火神交響詩》(組詩)更加偉大的原因是,它是黃翔從青年到晚年批判制度寫作的完全成熟化了的新標高和典章代表,而黃翔也以此走向了致死不渝的偉大文學啟蒙主義思想裡程。因此,這是劃時代的文獻,也是永恆時代的必然產物。

因為,《一朵紅玫瑰的力量》寫的是“一個神聖的時刻,一個開端的時刻。從這個時刻開始,格魯吉亞就開始風雲突變。繼貝爾格萊德之後,繼印度尼西亞、秘魯、阿根廷等國家的和平起義之後,格魯吉亞完成了一場避免流血沖突的革命!”(引自黃翔《一朵紅玫瑰的力量》“引言”)

當我讀到《一朵紅玫瑰的力量》後,我非常激動和欣喜。我感到這是我在本世紀初讀到的最偉大的詩篇,與他上個世紀的《火神交響詩》(組詩)同樣具有偉大的歷史意義,並更加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甚至比“火”更有藝術質地和生命價值。如果說一個詩人寫到了晚年,還能煥發出比青年更有旺盛力的青春火焰、更有明辨是非的思辯觀察力,那麼,這個詩人就肯定是世界上空前少有的朝氣蓬勃的民主斗士和英雄詩人!

這首詩,主要貫穿了他一貫的遠謀大略的堅持不流血革命的非暴力政治家精神,並從這一溫柔革命的順利結果來講,使他更加看到了堅持非暴力革命和素王之道的可以繼續大展宏圖之理與有望可救的實踐基礎。

在這裡,黃翔不僅把自己的制度性批判的後政治寫作,推向了最高峰,也為世界性的、特別是目前中國急需的制度性批判寫作,找到了新的起點;同時更為這個新世紀必將全面到來的一場以網絡為主的非暴力溫柔文化革命敲響了洪鐘大呂!

批判制度,並不能僅僅理解成,就光是批判惡制度,而是必須堅持對好的制度在內的所有現行制度的批判,於此才是我們永恆的制度批判主義寫作路線。

批判主義哲學是無止境的,而批判制度寫作更應是循環不停的。如果一旦停下來,那麼,不光是惡制度沒法從根本上徹底結束與改變,就連好制度也定然會從它的來源上無法進步與完善。

格魯吉亞,應該說是在共產黨統治結束後,出現的一個較共產統治肯定要好的多的初步過渡期的民主雛型社會,但過渡期的民主雛型社會,必定是不完善和非常幼稚的民主制度,而且格魯吉亞在前共產黨內的反對派,即後來的總統謝瓦爾德納澤的領導下,由於謝的思想還不能從根深蒂固的共產體系中全部解放出來,所以,由他領導的過渡政府,還是一個打著民主旗號的,而實際上很多還是頑固地維系著共產黨的後極權政治,由此,格魯吉亞人民經濟凋敝、政治腐敗和總統極權,人民仍然遭受著苦難,民主改革仍然舉步維艱。這個時候,格魯吉亞急需要從理想批判轉向制度批判,並若不以和平方式結束假民主、新極權,格魯吉亞人民就會在剛剛迎來的曙光中,又會輪入黑暗的鍋底,或就此便永遠陷入這種黑暗的周而復始之中。因此,“一朵紅玫瑰”的溫柔革命,就勢在必行、刻不容緩了!而這樣的革命就真的成功了!這怎能不是“紅玫瑰”的勝利,和如此天鵝絨革命的勝利成功呢?!為此,英雄詩人黃翔,對“一朵紅玫瑰的力量”的事件,給予了高度的歌贊,並鏡像反映了大陸國內極權制度的黑暗背後與許多東歐國家並不是完全成熟的民主制度的灰色側面,從而對此進行了狠很批判與切骨鞭擊……

由此可見,我們千萬不要以為,所謂制度性文學批判,就是只使用於專制時代,恰恰相反,它將不僅適用於完善的民主制度,而將更適用於不完善的、特別是像格魯吉亞這樣的民主雛型社會。這樣的超前認識和藝術實踐,其實是對所有詩人等藝術家的永遠批判精神價值的完全誤解與無知的撥亂反正。

這就是“一朵紅玫瑰的力量”!而選擇這種“一朵紅玫瑰的力量”的藝術革命形式,也就是基於黃翔自從《火神交響詩》以來和上溯《獨唱》、《預言》及《野獸》以後,他一貫堅持的溫柔非暴力的詩歌革命原則的藝術存在意義。

三、黃翔的詩歌精神與藝術實質

黃翔的詩歌精神,就是詩人的藝術批判主義精神。

黃翔的詩歌寫作,就是充滿著這種強烈的批判精神。而且,黃翔的這種針對平面政治的詩歌批判,是比北島們的那種只有對深層文革歷史的批判,還要徹底而代價深重的。

所謂平面政治批判,就是針對現存政治的當場(或現時的)批判;而所謂深層政治批判,一般都是對歷史社會政治的過場(或過時的)批判。這兩種批判,前者是更勇敢而更大無謂的真正英雄的批判;而後者的批判,若算是英雄的批判,那也是肯定不比前者更英雄的,或者弄不好就是狗熊的。特別是在極權社會,平面批判,肯定是要冒著極大風險的,並且必須要准備好隨時坐牢的發生,或者有時還要付出生命的慘重代價(如林昭、遇邏克等就是)。而後者呢?一般說來危險性並不大。因為,任何極權社會都要為了自己的英明正確性,而要對歷史政治文化進行全面的、不管三七二十一的深層批判與清算,不然就難以維持和即時證明現存統治的合法性與正確性,並且專制政治最害怕的就是對平面政治的深入批判。因為平面批判,就是等於批判他們專制本身的。即使你去批判其他外國社會的平面政治的,他們也要懷疑並且認定這是批判他們自己極權本身的。

一般來講,極權社會文人,也就因此采取了不是投降、就是犬儒,或者就干脆當孝順的奴隸,再好一點的也只能是適當地試探著官方文化政策的現存意識,以其對深層政治文化的適量批判。如此說,這種批判,是終不會是有疼有癢的批判的,也不會是從根本上動搖體制核心思想的批判,說到底是投降主義的、幫閒主義的,或者本身就是狗的文人對當權政治主人的垂涎三尺不到嘴的批判!當然,這種犬儒批判,在一定社會條件下,在一定當權者要求自我變革的特殊時代條件下,也會起到維持社會穩定和變革現存部分體制問題的作用。但,有時也會出現,因為犬們的揣測不好和迎合不好主子們的說變臉就變臉的心意,反倒因有了主子的倒台和其他別人的倒霉,而受其連累與株連的,更不幸的是遇到文革那樣遭殃的時候,還會因此坐牢和被剿殺的!

可黃翔堅持的平面制度批判寫作,這是從根本上被官方所不容、所敵視的。於此,官方必定是要嚴酷打壓和絕不留情地剿殺而後快的。因此說,黃翔從來就不是為著適合極權時代而生存下來和發展下去的詩人。所以,黃翔死不投降、死不悔改、死不低頭和死不認罪;黃翔至死不渝地追求民主與自由的理念,也至死不渝地批判專制與極權的現實,這樣,就使他六死一生地被大陸極權體制活活地掩埋至今。

若單是從這個意義上說,黃翔當然要比因寫詩而得勢和得意於這個極權時代的犬儒們,乃是而更堅實、更勇敢、更艱辛、更值得、更了不起和更偉大的,也更值得我們學習和全面繼承的!

再從黃翔的詩歌文本藝術價值來看,如果有人願意把黃翔和北島的代表作,單列拿在一起客觀比照,黃翔——無論在歷史發生時間表上,或是在詩歌質地的歷史價值與現實當下意義上,其幾乎要比北島提前差不多一個時代;打壓黃翔,推出北島,這只是一種荒誕性政治選擇和意識形態導向,決不意味著黃翔遜色於北島,而且我認為黃翔比北島是更勝上一籌的!比如在大氣鈣質與藝術造詣的原創性上,其黃翔是絕對不可模仿的,而北島是更適合於集體模仿與全國詩人的群體炒作性的,如此可說,乃都是史無前列的;另外,最根本的就是在思想力度與藝術形式的高度統一上,其黃翔是少年風發、青年旺盛與中年蓬勃和大器晚成,如此一直是始終向上性的,而北島的少年朦朧、青年得志與中年衰退和晚年式微,那是一直不斷向下性的;所以,他們基本在“詩想”傾向與藝術突破的求新能力上,其黃翔是既適合於低就底層現實的,又適合於高瞻上層知識精英的,而北島是既不能適合於低就底層口味的,又不能適合於高就知識上層心理的。因而,黃翔的低也能成、高也能就,而北島的低不能成、高不能就,則是兩廂對比,可說是狹路相逢,必有更大英雄氣概與一般勇夫之別。

在政治理想與制度批判上,北島等朦朧詩人的詩,差不多都是在文革後寫過去時態的,即是存在於回憶層面的反思、審視、譴責與批判的,而對當代的後極權政治,除了有點兒些許的理想主義的模糊朦朧的抵觸情緒外,再沒有直面的、慘淡人生的和鮮血淋漓的、對現存政治制度的任何當場批判。

而黃翔呢?黃翔在前政治極左時期,即文革時期,他也是以當場見證人的身份,給予直接的政治理想與政治制度的批判的。他早在文革前,即1962年,就寫作了《獨唱》,既是對當權政治的理想批判,又是對個性獨立意識的覺醒呼喚。他在文革初期,即1966年,就寫出了《預言》,及時發出了“讓後代聽見歷史的浩歎”之聲。更不用說他寫於文化大革命進行中的歷史名篇《野獸》和《火神交響詩》了。

在文革時代,是沒有集體反抗專制政治土壤的,更沒有以藝術形式表達言論自由的客觀條件,存在的只能是及其嚴酷的個體寫作和隨時遭受劫難的自我表達的主觀因素。那個年代,是只能有最高領袖還是活屍和活思想,其他群體,也包括知識分子群體在內,基本上都是僵屍和死思想。用黃翔的個人表述就是,“那是一個不許思想作聲的時代,那個年代的中國知識分子作為一個階層,是另人失望的。他們面對強暴,或依附,或屈從,或在夾縫中生存,或因恐懼而違心說話。他們在精神上是整體逃亡形象,遠沒有像二十年後1989年一樣,是作為一個覺醒和具有反叛意識的階層出現的。”(引自黃翔手稿《喧囂與寂寞》)

在極左的強權時代,在黃翔的詩歌實踐中,他絕對是以個人就是一個軍團的力量,來冒著隨時可能被殺頭的危險,而獨立特行的。他的隱態詩歌與朦朧詩相比,前者只是一人和數人的比例的,而後者還是群體和眾人的方程式的;前者是當場批判和當事沖擊性的,而後者是過場批判和馬後客反思性的。如此鮮明的不同質的批判精神,這是叫誰也絕不能同日而語或等量齊觀的!

從此,黃翔更加一以貫之地進行著他的平面化的政治制度批判寫作,而且為之付出了六次坐牢的代價!最後已是無路可走了,在自己的國土上被逼得無立錐之地,為此,他在戰斗到最後一息時,唯有無奈選擇告別故國家園、漂泊異國他鄉。難道非要他死於專制極權的血腥屠刀下,才算他是真有價值和真是愛國英雄嗎?!

1978年後,他除了在北京這個專制極權政治文化中心,爆炸了《火神交響詩》組詩以外,他仍在回黔蝸居和被迫流浪全國各地時,一直到他被迫流亡到美國自由女神領土上後,他都一直在堅持針對中國大陸極權體制的平面詩歌作戰和現場詩歌批判!

現在,黃翔在漂泊海外的人生暮年,終於通過一生的心血積蓄,和在他的年輕貌美的愛人秋瀟雨蘭女士的瀝盡肝膽的呵護下,才把他的包括“受禁詩歌系列”、詩論、文論、小說、散文、隨筆、回憶錄等各類形式在內的幾百萬字的作品全部出版了,並由此震動了西方文壇和自由世界的政治文化多種領域。但在中國大陸極權指令下,他的出版仍然被層層攔截、嚴密封阻,並不准媒體轉載或公開傳閱,更不准再版印刷和紙媒宣揚,就連相對自由開放的詩歌等網絡上,也在指使網管到處刪貼、封堵,並還有意慫恿和放縱詩歌愚輩起哄及其各種小人落腳等,如此進行非常歹毒與下作的圍攻與誣陷,使之原來同他一個戰壕裡的戰友,也趁機反唇相擊和有意進行詆毀之能事,對如此敵者喜、而友者悲的現象,近期才在黃翔巨大的對此沉默形象的重壓下,開始式微與落潮。

這正如流亡海外的女作家北明女士所言及的那樣,“大凡你活得有生色,總會引來小人的攻擊。黃翔被埋葬的時候,沒有多少友人幫助他。幾十年過去了,他的墳地上早已長出了青草,長出了樹苗,長成了大樹,樹上也早已長出蟲子了。山羊野牛早就不到這裡吃草了。他的墳地上了已經快要成為被遺忘的荒地,樹也將要被無視生態的人們砍伐的時候,在異國他鄉,他終於像出土文物似地給發掘出來了。可是他還沒有抖掉身上的土,卻已經迎來了滿身的污水。他現在不再直接面對專制的壓迫,卻要面對‘友人’的惡意中傷(還有的人雲亦雲的眾人起哄)。不改革這個體制,不解密那些被鎖在各級保密室裡的檔案,你永遠無法鑒定究意有多少中國良心自我出賣,究竟為了多少價錢,厚顏無恥地就變成了這個族群牢不可破的長城。大概沒有多少人真正了望得見:專制是愚昧的孿生兄弟,那裡面不會有人有能力意料到自己在歷史中處於什麼樣的可憐可歎的位置;自由與寬容同行並立,外面總會有人對遙遠的黑暗生出自作多情的解釋和向往。”(原引自黃翔著《海外清純女性系列之三:獨自擁有的遼闊》一文中)

曾經先後六次坐過鐵牢的黃翔,專制鐵牢都奈何不了他的鋼鐵意志,何論這種犬儒們和愚小們的起哄,就能真的以為可以打倒從墳墓裡重又站起來的英雄詩人嗎?!這不但絲毫無損於他的光輝形象,而且,反而襯托與雕塑了他的高大、堅強和人無完人的偉岸與真實。

黃翔就是黃翔!唯有黃翔,才能擔當起黃翔!唯有黃翔的坦誠與真實及其大無畏英雄氣概,才鑄就了他黃翔的一身鋼骨鐵質,才最終落成了一尊民族魂的英雄詩人銅像!

2004年3月23日星期二於盤錦藍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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