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國湧：儲安平正在時間中復活

【大紀元5月3日訊】走近儲安平我孤陋寡聞，直到1989年夏天讀了戴晴的《儲安平與“黨天下”》長文，才知道儲安平其人。他至誠的理想和追求，他一手創辦的《觀察》周刊，他的一針見血的見解，他那些擲地有聲的熱血政論，他摔給前後兩個政權的“一場爛汙”等斷語都讓我觸目驚心、永生難忘。

此後我便開始留意儲安平的文章，但只是在１９８３年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國現代思想史資料簡編》第五卷（蔡尚思主編，以下簡稱“簡編”）中讀到過他的五篇文章，當時就毫不猶豫地複印了下來，並裝訂成小冊子，經常翻閱。這大約是1995年的事。差不多也是這一年，在《讀書》雜誌的補白文章中得知山西有個謝泳先生早就在讀《觀察》舊刊，研究儲安平和《觀察》，不禁心向往之。

從那時起，讀到儲安平在《客觀》、《觀察》時期的全部政論，幾乎成爲了我生命中的渴望之一，卻因種種原因始終未能如願。1998年夏天，我偶爾在一張舊報紙上看到《儲安平文集》出版的消息，真是喜出望外，便到處托朋友、家人一起留意此書。當年秋天，當我在書店一見到此書時，心中確有一種難以抑止的激動，連翻都沒翻，就立馬掏錢買了下來，儘管書價不低。

當《儲安平文集》（以下簡稱“文集”）終於面世時，離他“活不見人、死不見屍”已足有三十二個年頭。編者張新穎說：“儲安平基本的重要著述大致都搜羅在這裏了”，我滿以爲這下可以領略到曾經打動過千萬心靈的儲安平政論的全貌了，可是當我在“文集”下冊第３頁讀到這樣一個“編者”注時，心就涼了半截：“但由於歷史環境和思想的限制，作者對當時的局勢和某些問題的認識也有偏頗、不當之處。爲了尊重歷史，我們除沒有收入個別文章（篇目仍列出）及對少數篇章的文字稍加刪節外（刪節的地方加省略號，並用符號標出），其餘的都按原貌收在這裏了。”

在“大致”之外，“文字稍加刪節”的“少數篇章”有：《國民黨的病症》、《共產黨與“國家”》、《中國的政局》等。全文沒有收入但標明瞭“存目”的篇目有：《閻錫山》、《共產黨與民主自由》、《停戰令下，戰仍不停》、《協商成就》等。其實，上述《共產黨與民主自由》、《共產黨與“國家”》、《中國的政局》等篇，早在１９８３年出版的“簡編” 就曾全文收錄，公開面世。1989年江蘇文藝出版社出版戴晴的《梁漱溟王實味儲安平》一書也曾大量引述文集中被刪節的那些內容，我都有幸讀到過。差不多同時出版的一些著作如謝泳的《〈觀察〉研究》等也都引述了其中一些內容。也因此，那些被刪節的句子、段落和僅“存目”的篇目，很長時間成了我揮之不去的隱痛。好在1999年嶽麓書社出版了《觀察》周刊的影印本，我郵購了一套，總算了卻了讀一讀儲安平和《觀察》的一點微小心願。

1945年12月1日，離抗戰勝利不久，儲安平在重慶《客觀》周刊第四期發表一組評論，共4段：標題分別爲《共產黨的前途》、《共產黨與“國家”》、《共產黨在爭取政權中所走的途徑》、《共產黨與民主自由》。文集編者刪節的是《共產黨與“國家”》中的一句：“過去外蒙之爲中國領土，無人敢加否認，而共產黨報紙竟公然刊載‘外蒙共和國總理’某某人抵達莫斯科之消息。蘇聯東，共產黨亦東，蘇聯西，共產黨亦西；甚至蘇聯與中國有什麽問題時，共產黨報紙的論調似乎也成爲了一個非中國人的報紙的論調。”（簡編，23頁）

全文未收，僅存篇目的是《共產黨與民主自由》一段，其中說：“今日中國人民都在要求民主，爭取自由，然而假定在共產黨統治下，究竟人民有無‘民主’，有無‘自由’，此實大爲可研究之事。我個人的答復是負面的。我不相信在共產黨的統治下，人民能獲得思想及言論等等基本自由，能實現真正的民主。凡是在一個講究‘統制’，講究‘一致’的政黨的統治下，人民是不會有真正的自由，因之也不會有真正的民主的。人類思想各殊，實爲一種自然的人性，假如任何政黨想使在他統治下的人民，在思想上變成同一種典型，這實違反人性而爲絕對不可能之事。而人民之有無思想自言論之自由，又爲一個國家或一個社會之有無‘民主’的前提。因爲假如一個人沒有思想自由、言論自由，則他何能自由表示其意見。假如人民不能自由表達其意見，則這個國家或這個社會，又何能實行民主？”

“……共產黨是否能容許今日生活在共產黨統治區域中的人民有批評共産主義或反對共產黨的自由？假如容許，則我們何以從來沒有看到在共產黨區域中出版的報紙有何反對共產黨或批評共產黨的言論，或在共產黨區域中有何可以一般自由發表意見的出版物？……就我個人言，共產黨今日雖然大呼民主，大呼自由，而共產黨本身固不是一個能夠承認人民有思想言論自由的政黨，同時共產黨所謂的民主，是‘共產黨民主’，而不是我們所要求的‘人人可以和平地，出乎本願，不受任何外力干涉，而自由表示其意見’的民主。”（簡編，25、26頁）

其實，王實味的死早已說明瞭一切，“革命聖地”延安，那裏的一切都是不容質疑，更不許批評的。《中國的驚雷》中，美國記者白修德在盛讚延安之餘，對那裏的思想言論自由也提出了同樣的疑問。1947年3月8日，國共內戰的硝煙彌漫了大半個中國，儲安平在《觀察》周刊第二卷第二期發表《中國的政局》一文，鋒芒所向當然主要是國民黨當權者，但也涉及了他對共產黨的基本評價。文集雖然收入了這篇分量很重的政論，卻作了三處刪節，其中最重要的有兩處：“坦白言之，今日共產黨大唱其‘民主’，要知共產黨在基本精神上，實在是一個反民主的政黨。就統治精神上說，共產黨和法西斯黨本無任何區別，兩者都企圖透過嚴厲的組織以強制人民的意志。在今日中國的政爭中，共產黨高喊‘民主’，無非要鼓勵大家起來反對國民黨的‘黨主’，但就共產黨的真精神言，共產黨所主張的也是‘黨主’而決非‘民主’。要知提倡民主政治有一個根本的前提，而且這個前提一點折扣都打不得，就是必須承認人民的意志自由（即通常所稱的思想自由）；惟有人人能得到了意志上的自由，才能自表達其意志，才能真正貫徹民主的精神。”（簡編，34頁）

“老實說，我們現在爭取自由，在國民黨統治下，這個‘自由’還是一個‘多’‘少’的問題，假如共產黨執政了，這個‘自由’就變成了一個‘有’‘無’的問題了。”（簡編，35頁）

我要感謝“簡編”的編者，他們早在1983年就能尊重歷史、忠於原作，收入了這些文字，這是需要多大的勇氣啊，最起碼比十五年後的文集編者強多了。從1947年到現在，一晃已過去了半個多世紀，儲先生在我們這個充滿殺戮與罪虐的人間蒸發也已經36年，然而無論時光怎樣流逝，他的那些評價和判斷依然新鮮如昨。這是儲安平在1949年前夜對共產黨的認識。

儲安平，不愧爲一代“文人論政的典型”，他對時勢的見解那樣洞若觀火。像他這樣看問題一針見血，如此驚人的準確，只能讓後人歎爲觀止。我爲這個世界上曾有過一個叫儲安平的生命感到靈魂的溫暖。老實說，迄今爲止，對共產黨的認識還沒有什麽人敢說超過了儲安平當年甩給歷史的這句話。半個多世紀後我們産生的也不只是“不幸而言中”的感慨，在1949年前夕歷史大轉型之際，知識份子中有如此先見之明的人幾乎鳳毛麟角。以傅斯年之明，1949年在去留之間也曾猶豫徘徊過。有了這樣的論斷，儲安平就不會死，他永遠活在歷史的記憶裏，活在我們的生命中。儘管他給這個欲哭無淚的無奈時代下了先知般的預言，他自己既沒有選擇離開，更未能逃過一劫。

一個時代的結束儘管《儲安平文集》有種種不如人意之處，畢竟有助於世人重新認識曾以言論報國爲天職的儲安平，在這個意義上，無論如何我們都還是得感謝編者的搜羅和成全之功。在文集下冊第3頁有一條不起眼的注解，編者說：“儲安平的這些文章由於仗義執言、飽含鋒芒，對當時國民黨腐敗、黑暗的統治作了尖銳、有力的批判而産生極大的影響，贏得人們——尤其是知識界的好評。”半個多世紀後，重讀儲安平那些痛快淋漓的激揚文字，我們依然只能望洋興歎——“我們要求終止一黨專政。這種一黨專政的終止，決不僅僅是一種形式上的終止，必須同時是一種精神上的終止。一黨專政在精神上的主要特徵和主要苦痛，是人民的各種基本公民權利沒有保障。人民的基本公民權利包括人身自由、居住自由、職業自由、財産自由、宗教自由、言論自由、集會自由及結社自由。其中人身自由尤爲一切自由的基本。我們所以要求上述各種基本的公民權利，僅僅是因爲只有人民能獲得上述的基本民權，人民的智慧的、道德的、身體的能力，始能作充分優性的發展，以充實國家的生命，培養社會的活力，提高政治的道德，促進文化的進步；從而産生合理的政治活動和安定的社會秩序。”（《儲安平文集》下冊，東方出版中心１９９８年７月版， 63頁）

“爲國家服役絕非任官之謂。一個從事言論的人，假如環境允許他秉其智慧，憑其良心，公平論政，他對國家所能有的貢獻，未必在一個部長之下。”（同上，65頁）

他尖銳地指出：“國民黨執政失敗的主要原因，在他所採用以維護其政權的方法；只此一著，毀壞全局。政黨要獲取政權，原爲題中必有之義：在野的要想法獲取政權，在朝的要維護其既得的政權；中外古今，無有例外。”“歐美的政黨都以其政績來維護政權，無論內政外交、經濟文化，執政當局總是處處爲國家前途著想，時時替人民的福利打算。只要政績良好，人民自然擁護政府，政權自然不會動搖。這是一條積極的以政績來維護政權的道路。相反，國民黨走的是一條消極的只知道加強政治控制來維護既得政權的死路。”曆觀往史，沒有一個政府能夠不顧人民而猶能長久維持其政權者。不顧人民苦樂的政府，必然失去人心；不爲人民福利打算的施政，必然不能使國家社會得到健全的發展。……政績窳敗，人心怨憤；人心怨憤，政權動搖；政權動搖，執政者的控制勢需加緊；壓制越緊，反動更烈。如此回圈，互爲因果，而終必全盤傾潰，不能收拾。“（同上，56—57頁）

在國民黨治下的上海，他公開發表了如此批評國民黨政府的言論——“若從歷史的眼光看，這個前後統治了中國20年的政府，實實在在耽誤了中國的國運，它阻礙了中國的進步。而其一切過失之中，本文作者認爲現政權最大最不能寬恕的罪惡，就是由於它的缺德的統治，大大的促成了中國人民道德的墮落。在這個政府的作風和統治之下，一切不守法的、不道德的、沒有良心人格的人，都比一般奉公守法潔身自好的人，容易生活下去。在這個政府的作風和治理下，除了極少數堅貞的人物，仍能保持他們的人品、意趣和工作理想之外，大多數人都已趨於取巧、投機、幸進、不守信用、不負責任、不講公道、強凶霸道、爲劣作惡。在這種混亂的情形之下，大家已失去了生活的目標，失去了努力的自信，失去了一切崇高的理想，結果是人的品格愈降愈低，社會的風氣愈來愈壞。”（同上，177頁）

如果說儲安平以其金石般的政論達到了那個時代書生議政的最高峰，從《失敗的統治》到《一場爛汙》、《政治失常》，他爲國民黨二十多年的統治下了最後的斷語，言論之激烈、論述之精闢，令人歎爲觀止。那麽他所創辦的《觀察》周刊更是攀上了百年言論史的一個新高峰，成爲一座幾乎難以跨越的豐碑。

9月1日，確乎是百年言論史上一個不尋常的日子，張季鸞、胡政之他們接續《大公報》星火是這一天。1933年，因爲劉煜生之死引發新聞界及社會各界的抗議風波，9月1日，國民黨當局被迫作出積極的回應，一年後這一天被新聞界自發地定爲“記者節”。永垂史冊的《觀察》周刊也誕生於1946年9月1日。或許這一切都只是歷史的巧合。在《觀察》創刊號上，儲安平以“編者”名義發表《我們的志趣和態度》，直言：“我們這個刊物的第一個企圖，要對國事發表意見。意見在性質上無論是消極的批評或積極的建議，其動機則無不出於至誠。這個刊物確是一個發表政論的刊物，然而決不是一個政治鬥爭的刊物。……我們背後另無任何組織。……毋須諱言，我們這批朋友對於政治都是感覺興趣的。但是我們所感覺興趣的‘政治’，只是衆人之事——國家的進步和民生的改善，而非一己的權勢。同時，我們對於政治感覺興趣的方式，只是公開的陳述和公開的批評，而非權謀或煽動。”（同上，51頁）

接著，他提出了“民主”、“自由”、“進步”、“理性”四個基本原則，並表明“公平的、獨立的、建設的、客觀的”態度。以後，在《觀察》存在的近三年半歲月中，儲安平信守並踐行了他在這一天提出的這些“信約”。《觀察》以其“獨立的、客觀的、超黨派的”追求迅速成爲“全國自由思想分子的共同刊物”。

78位撰稿人幾乎都是全國一流的學者、專家、教授，由他們撰寫的專論是《觀察》的一大特色。在1949年前夜的中國，《觀察》以其堅定的道義擔當、獨立的品格爲知識份子自由論政提供了一個公開的平臺。1947年5月，當上海《文匯報》、《新民報》等三報同時被國民黨當局封殺時，他沒有顧及自身的安危。當國民黨當局宣佈民盟爲“非法組織”予以取締，面對惡劣的政治氣候，1947年11月8日，《觀察》在頭條位置發表了周炳琳、金嶽霖等四十八位教授《我們對於政府壓迫民盟的看法》，以及董時進《我對於政府取締民盟的感想》。對此儲安平說：“編者的根本原則是：生死之權操之於人，說話之權操之於我。刊物要封，聽命封，遇到大問題時，我們是無法躲避，無法退讓的。在這混亂的大時代，中國需要的就是無畏的言論，就是有決心肯爲言論犧牲生命的人物！”

1948年7月8日，南京《新民報》遭永久停刊處分，政府磨刀霍霍，新聞界黑雲壓城，《觀察》風雨飄搖，7月17日，儲安平發表彌漫著一股浩然之氣的《政府利刃，指向觀察》一文：“在這樣一個血腥遍地的時代，被犧牲了的生命不知已有多少，被燒毀了的房屋財産也不知已有多少，多少人的家庭骨肉在這樣一個黑暗的統治下被拆散了，多少人的理想希望在這樣一個黑暗的統治下幻滅了，這小小的刊物，即使被封，在整個的國家的浩劫裏，算得了什麽！朋友們，我們應當挺起胸膛來，面對現實，面對迫害，奮不顧身，爲國效忠，要是今天這個方式行不通，明天可以用另個方式繼續努力，方式儘管不同，但我們對於國家的忠貞是永遠不變的！”（同上，248頁）

1948年10月，離《觀察》被“勒令永久停刊”已爲時不遠，國民黨敗像已露，《觀察》在頭條位置發表張申府《呼籲和平》一文，儘管這位哲學家別無動機、別無背景，僅僅“出於真情、實感、仁心”而呼籲和平——“真和平”、“長期的和平”、“爲國爲民的和平”。但在有些人看來，在毛澤東即將作出“再有一年左右的時間，就可能將國民黨反動政府從根本上打倒了”的著名論斷時，還在呼籲和平，那是多麽的不合時宜。儲安平曾說：“在這個社會中，只要你批評國民黨一句，大家便說你‘左傾’了；要是你批評蘇聯或者共產黨一句，大家便說你‘右傾’了。”在“左”、“右”之外，它走的是另一條道路，在一個這樣的社會，儲安平和《觀察》周刊要堅持“獨立的、客觀的、超黨派的”立場，又何其困難，何其難能可貴。他說：“好漢做事，來去光明，用不著鬼鬼祟祟，而我們對於一切誤會、傳說、曲解，也不急急於辯護、闢謠或解釋。只要我們自己腳跟站定，我們相信，‘時間’終將替我們洗刷一切謠言。”

在動蕩複雜、擾攘不安的百年中國史上，一本小小的《觀察》周刊樹立起了一個富有個性的批評模式，一切都可以公開議論、公開批評，思想、立場、觀點容或不同，但對批評權利的珍視，對公開批評的追求，成全了《觀察》有容乃大的品格，它的78位撰稿人“皆一時之選也”，其中既有李純青、楊剛等中共地下黨員和趙超構等“中間偏左”的知識份子，以及張東蓀、費孝通、許德珩、傅雷等參加了民主黨派的知識份子，也有傅斯年、胡適、梁實秋、葉公超等有真才實學、聲望卓著的自由知識份子，更多的是像馮至、宗白華、錢鍾書那樣的學有專長、不左不右的知識份子。他們匯合在《觀察》的旗幟下，不是一個歷史的偶然。自“五四”以來成長起來的幾代知識精英以“特約撰稿人”的身份聚集在一起，人數之衆、陣營之強、影響之大，超過了當年的《現代評論》、《新月》和《獨立評論》，這是一種精神集合，使那一代自由知識份子的道義理想在戰爭的喧囂中放射出最後一次奪目的光華。儲安平以他的執著、熱情和勇氣完成了百年言論史上蔚爲壯觀的謝幕演出，《觀察》最高一期發行量超過了10萬份，爲那個混亂、黑暗、醜陋的時代畫上了一個句號。半個多世紀以後，我們依然爲那個不幸的、生靈塗炭的時代曾有過這樣一本周刊而感到溫暖。

《觀察》並不是孤立的，在風雨如盤、炮火連天的年代裏，不說《大公報》這樣有著世界聲譽的民間報紙，差不多同時的民間刊物就有《世紀評論》、《新路》等一大批周刊，它們幾乎無一例外地在1949年到來之前嘎然終止。1947年1月，何廉、張純明等在南京創辦《世紀評論》，宗旨爲“超然獨立、公正客觀”，1948年11月被迫停刊。1947年3月，《時與文》在上海創刊，發行人程博洪，主要撰稿人施複亮、張東蓀等，1948年9月停刊。1948年1月16日，《周論》在北平創刊，主要撰稿人包括了朱自清、朱光潛、賀麟等，12月停刊。《新路》誕生於1948年5月的北平，與錢昌照、吳景超的關係最密切，當年12月30日就遭國民黨當局勒令停刊。1948年9月，劉不同在南京創辦《天下一家》周刊，不到2個月就停刊了。

1948年12月24日，《觀察》被國民黨當局封閉，成爲一個時代終結的象徵性事件之一。《觀察》的雕謝，對儲安平而言，也結束了他生命的顛峰時代。

作爲１９８０年“不予改正”的５名大右派之一，儲安平之死至今還是一個謎，無數人已爲此寫過無數的文章，從戴晴的《儲安平與“黨天下”》到鄧加榮的《尋找儲安平》，再到餘開偉的《儲安平生死之謎又一說》（《書屋》1999年第2期），我們至今還不知道他到底是“投河自殺”、“滔海而死”，還是被紅衛兵活活打死了（“虐殺斃命”），或者是出家當了和尚。也許永遠都無法知道了。無論怎麽死的，儲安平終究是在1966年“文革”爆發後“活不見人，死不見屍”了。但是人們永遠忘不了他那些擲地有聲的政論，忘不了他先知般的預言，忘不了他甩給親身經歷過的前後兩個政權的著名論斷。儲安平死了？儲安平還活著？“儲安平正在復活”，飽經憂患、才氣縱橫的章詒和女士如是說。

──轉自《北京之春》(http://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