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5月9日訊】六四精英人物戴晴竟說六四不是民主運動，理由是”因為當時的中共中央高層人物已經在醞釀變法改革，修憲，甚至制定新聞法等等”。
按照戴晴的這番邏輯，那麼辛亥革命也是多餘的運動。因為二十世紀伊始，經過八國聯軍的蹂躪和掃蕩，滿清朝廷上下幾乎都認識到中國的積弱肯定是制度使然，不變法不足以自強，已經成為高層的共識。我們不妨看看這段歷史。
馬關條約和辛丑條約使國人猛醒，連慈禧太后也痛定思痛，以皇帝的名義下了罪己詔。
1901年1月29日，清政府詔令變法，開始了晚清第三次新政，史稱清末新政。清末新政的主導力量仍是洋務派那些人，只是他們現在已經變成了立憲派。張之洞、盛宣懷等洋務精英提出變法要求，甚至連洋務派中穩健派代表李鴻章也認為”至於根本大計，尤在於變法自強”。
1904年駐法公使孫寶琦上述，”吁懇聖明仿英德日本之定制為立憲整體之國”堪稱是第一次明確提出中國的憲政改革。
1905年載澤等五大臣出洋考察，對日本的立憲君主製表示出濃厚興趣，於是再派達壽等人到日本專程考察。
1906年，清廷發佈”預備立憲”的上諭，詔告天下。
1907年，憲政講習會向政府呈遞請願書，要求速開國會。
1908年公佈由憲政編查館編寫的《憲法大綱》，宣佈以9年為預備期限，承諾在”光緒四十二年”實行君主立憲政體。
清末的新政還在經濟上有所建樹。創建了軍事工業企業、民用工業企業，以及近代開礦、交通、通訊、金融業設施和企業。制訂了一批近代工商業的政策和法規。軍事上，從西式武器的購買、製造，到新式陸軍、海軍的編練，以及軍事人才的培養，軍事制度的建立和完善等，從而初步建立了一個近代國防體系。教育上，1905年，清政府上諭宣佈：”自丙午科為始，所有鄉、會試一律停止。各省歲、科考試亦即停止。”至此，隋唐以來歷時一千三百年的科舉制度被廢止了。
清末新政以後，全國學堂總數從1904年的4222所增加到1909年的52348所，增長了12.4倍；
全國學生總人數從1904年的9萬多人增加到1909年的150多萬人。民初教育總長、著名教育家蔡元培曾說：”（民國）新學制的組織托始於民元前十年的學堂章程，自蒙養院以至大學堂，規模粗具。”
政治上，1908年8月，清政府公佈了中國歷史上第一部憲法——《欽定憲法大綱》。清政府建立近代三權分立雛型的立憲政體，在全國范圍推行了地方自治制度，還制訂了民法、刑法、民事訴訟法、刑事訴訟法以及律師制度，且這一政治架構，基本上被民國所接受。
1909 年，奉天、吉林、直隸、江蘇、湖南等16省的咨議局代表上海聚會，第二次進京請援，要求速開國會。
1911年清政府出台”皇族內閣”。
10月，辛亥革命爆發，清政府倒台，清末憲政無疾而終。
清政府倒台，中國封建社會結束了。但是中國憲政之路依然舉步維艱辛亥革命後，中國一樣沒有擺脫傳統的束縛。軍閥混戰，洪憲稱帝，張勳復辟，國民黨一黨專制。甚至在國家建設方面，很長一段時間都沒有超過清政府的洋務運動和清末新政。孫中山在他的臨終遺囑中，甚至大惑不解，為何中國”去一滿清之專制，演生出無數強盜之專制”。
按照戴晴女士的邏輯，既然滿清朝廷內外已經在主動變法改革，辛亥革命又有什麼意義？辛亥革命僥倖成功了。憲政民主仍遙遙無期，辛亥革命算不算民主運動？
戴晴在改革初期寫出別具一格的小說《盼》，在六四慘案後又為政治罪名入獄一年，還為阻止三峽工程奔走呼號，又做過儲安平研究等有益的工作。是一位值得重視的當代知識分子代表人物。可是由於她的出身局限，（中共貴族家庭的養女），她始終不能擺脫的對共產黨上層的幻想，有點像共產黨宣言中馬恩所嘲笑的貴族社會主義者屁股上的家族紋章。在封建門閥觀念深重的共產黨社會中，她的背景使她不易被處以極刑，（而張志新、林昭、黎九蓮等平民子女都死於非命），戴晴的言行不是一個人的表現，而是一大批中國知識分子的代表。他們總是”為領導著想”，盼望”新政”，深信”天皇聖明，酷吏誤政”。中國的憲政民主舉步維艱，就是因為這樣的知識分子太多了。他們始終認識不到，共產黨人是不願意放棄權力，根本不肯實行憲政。對比東歐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立場言行，高下立判。捷克戲劇家哈維爾反覆多次入獄，不斷跟當局打交道，他和七七憲章的同仁們從心底裡就藐視那些共產黨政權的達官顯宦，從來不把他們的紅潮謊言當真。2003年十月在籌備後江時代民主中國前途研討會和民陣七大的時候，一部分國內的民運朋友也來信責備我不給”胡溫新政”留有餘地。在覆信中，我認為國內民運活動當然不宜用強烈的詞語去引火燒身，但也不必要求海外的活動放棄我們的旗幟鮮明。對於所謂胡溫新政之類的一廂情願，我實在忍不住心頭的深深浩歎：我們批判毛澤東的愚蠢和專制，可是為什麼我們的許多民運朋友至今仍然缺乏那種”糞土當年萬戶侯”的浩然之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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