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2日訊】張汩（音Ｍｉ，同“密”），女，二十七歲。北京市公安局政保一處一科工作人員。未婚。有“藥癖”。（這種癖好在心理學上尚無記載，但在藥學上被稱作“賴藥性”。）
第一次見張汩，她從她的旅行袋裏首先掏出來的不是衣物，不是洗漱用品，也不是書，而是藥。各類常用藥有鼻通、白花油、感冒沖劑、傷風膠囊、六神丸、止痛片、牙疼粉、牛黃解毒丸、傷濕止痛膏、紅黴素、安定片、撲爾敏、清涼油等等。搽的，貼的，吃的，喝的一應俱全。她如一日三餐似地用藥，治臉上看不見的小包看得見的癬，治感冒初起喉嚨疼痛，治胃疼腸子疼頭疼，治拉肚子和大便乾燥、腳後跟乾裂頭皮過多，嗓音嘶啞鼻音過重。她有病常吃藥，沒病也常吃。平日裏，她擺弄大大小小圓圓方方長長扁扁的藥瓶藥盒藥袋以及裏面的藥，一如女孩子擺弄自己情人送的首飾。
過了許久，我終於發現，她身體健康，四肢健全，五官完好，七情六欲一樣不缺。
問題可能出在思維系統。
于洪潮（張汩稱之爲“我們的領導幹部兒”）倒背雙臂，將手提在臀後很威嚴地搖出門去後，我開始忍痛寫檢查：我在被依法受審過程中，由於不瞭解這裏也實行承包責任制，故而冒犯了承包我的審查人員張汩的神聖不可冒犯的尊嚴。主要表現是，要求看書，並向其他看守借到了書；二是希望在悶熱夏日雨前時分，拉開一會兒厚厚的窗簾，以便透透空氣；三是居然敢公開開玩笑或用冷漠的語氣回答審查人員張汩的問話；四是對電視中單調的節目表示不滿；五是數分鐘以前還長歎一聲，暗自發泄對收審的不滿。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我忘記了既然被收審，就喪失了一切公民權，還以爲上述都是自己作爲一個活人的基本權利……
我準備好繼續看戲和“演戲”。我準備皺起眉頭嚴肅的反問“難道還不深刻嗎？請問什麽地方不深刻？”或者一臉糊塗地反問，“什麽？爲什麽不過關？怎麽不行？”
出乎我意料，張汩竟然沒有看懂。她接過“檢查”，從上至下逐字逐句端詳良久，一轉身，出去了。半晌，回來告訴我，“你的檢查通過了，暫時沒什麽事了。”
多少有些遺憾。望著那身筆挺的公安服，我不能確定的是，那兩個“金色的盾牌”的上部是否是一顆正常水準的大腦？
每晚七時整，張汩總是正襟危坐和我一起看電視新聞，以便觀察我對那些陳詞濫調的“反革命”反應。而每當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瑞環出現在螢幕上時，張汩總是不失時機的地對他嗤之以鼻：“這人，一臉的舊社會！”她對萬惡的舊社會的控訴從未因李瑞環的政務沖淡過，她顯得很有些北京式的幽默。但她不僅看不懂我的“檢查”，也看不懂美國兒童動畫片“米老鼠和唐老鴨”。當唐老鴨呱呱不休時，她不止一次地對我說——頗爲清高——“我就不耐（愛）這節目！沒勁兒！”我從螢幕上收回目光審視她時，她大言不慚地補充道：“我看不懂。”
比起受過中等教育的同等文化水平的人來，她看不懂的節目多了些。甚至連那些充斥螢幕的、從藝術到思想都極爲拙劣的三等電視劇，她看起來仍然費勁。故事中的鋪墊、暗示等藝術手法對她簡直不起作用，她的感受難得接受劇情的誘導卻總是在風馬牛不相及的地方發出莫名其妙的驚呼。比方，沈冤十載的獄中被害人終於打破心理障礙，開口對律師陳述自己的冤屈了。說到憤悶處，被害主人翁扼腕長歎，律師沈默不語，連一旁的獄卒都爲之動容，她卻會突然驚呼道：“哎呀呀！這個人戴了一頂多麽髒的帽子呀！”我必須不時充當電視劇的“旁白”，介紹其中人物關係，解釋故事發展線索，才能部分地減少她這類不著邊際的“幽默”。有一次，劇情故事圓滿結束，尾聲音樂響起，在最後的畫面消失前，我關掉了電視。她卻奇怪地望著我發問，“幹嘛你關了？”我說：“完了呀。”“完了？”她很驚訝。我只好再次打電視機。她疑惑地瞪起眼睛，看著麻麻點點的熒屏，眼裏泛出同樣銀白色的光。
在高級客房看守學者身分的人犯是一美差。住得好，吃得好，有加班費和夜班補助費。到了後期，審訊任務也結束了，輕鬆自在地跟神仙似的。比在北京城裏勞而無祿地按鐘點上下班、擠汽車有天壤之別。在這裏樂得舒服，有時周末他們連家也不願回。我常聽見他們在休假日相互推來推去，最後乾脆誰也不回了。如此悠閒情況下，娛樂自然是日常需要。於是發展起了羽毛球、檯球、乒乓球、撲克、象棋、圍棋、軍旗。還有書（他們管一些封面上印有紅男綠女的破爛不堪的雜誌叫做“書”）。而張汩的與衆不同在於她全不爲這些所動。她不愛文體活動，卻也不像另一些女孩那樣用織織勾勾的手工打發時光；有閉路電視，人人晚上沒事守著看，她仍興味索然：打著中文字幕的她說看著“累得慌”，而不打字幕、對白翻譯成中文的也不看；情節緊張驚險的警匪片、槍戰片她說“害怕”；音樂恢巨集、景觀壯麗的美國西部片她說“土氣”；歷史題材如二戰片她說“沒意思”。她除了不停地抹藥、吃藥、貼藥外，差不多什麽也不幹。偶爾看瓊瑤，實屬不易。每每揣起書，多則十五分鐘，少則三分鐘，便心有旁鶩，或昏昏欲睡，不了了之。
很替她有那麽多的時間而發愁。
嚴格說來，張汩的“難能可貴”還不在於她過於偏低的智商指數和人的乏味，而在於她具有“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
在審訊的間隙，張汩經常教導我：“不管怎麽說，你現在還是一名黨員。黨員要講黨性，要有黨性原則。所以你不應該有顧慮，知道什麽講什麽，別人的、自己的都要講。以便於我們完成黨交給的任務，清查出動亂和暴亂的總根源。”
談到八九時北京的社會秩序，她的高見是：“你可不知道！都亂了套了！警察不上崗，學生指揮交通！連那些個體戶都騎著摩托在大街上成群結夥，耀武揚威。好像天下真成了他們的了。一幫烏合之衆！勞教勞改釋放犯！國家要是依了他們，不就反了？！”
說起新聞，她振振有詞：“新聞就得有導向！什麽都說、都報導，不是就亂了？在導向的前題下才能講究真實，不然怎麽體現黨的領導？再說了，該知道的讓你知道，不該知道的就是不能讓你知道。什麽都讓你知道了，這社會怎麽管理？誰聽誰的？”
說起法，她氣就更大了：“哼！那時候都說，人人都上街了，法不責衆。現在讓他們看看，法責不責衆？法就是要責衆！”
說到“反革命暴亂”，她頗爲激動：“你應該認真反省。給黨和國家造成了那麽大的損失，燒了多少軍車呀！多少坦克呀！搶了多少機關槍步槍呀！這就是審查你們的理由！審查你們是完全必要的！”
說到審查，她特別有責任感：“我們不會放過一個好人，也不會放過一個壞人。最後總會搞清楚的。”
但關鍵的是她根本好壞人不分，根本沒有正確的區分標準。
她是這年頭少見的預備黨員，正在接受黨的考驗。她異常認真地寫自己給黨組織的思想彙報和關於“動亂暴亂”的反思總結。“作爲一個年輕的預備黨員，我在反革命動亂暴亂中堅守崗位、旗幟鮮明、立場堅定地執行任務，反對動亂……”這些話，在許多人是不得不說，應付交差，在她則認真嚴肅，頗以爲崇高和自豪。
她把寫好的總結材料東掖西藏，不厭其煩，因爲她的兩位女同事總想從她這裏獲得靈感，學學總結究竟怎麽個寫法。她們挺頭疼，眼瞅到了限定日期，總結還沒落下第一筆。她們問她：“張汩，那東西你寫了麽？怎麽寫的？讓咱瞧瞧？”張汩笑笑，靜靜回答：“我也不會。就那麽寫唄！我沒寫好呢。”急了，同事就趁張汩不在屋，東翻西找，哪怕照貓畫虎也算。就是翻不到。張汩說，“哼！我才不會給他們看呢！讓他們看了，她們不就和我一樣了！”她別無所長，卻很清楚自己何處與同事不同。那是她未來前途的資本，決不轉手讓人。
張汩不止一次對我說：“將來有機會，你應該去深圳看看，開開眼界。去了那裏一回來，你就覺得自己簡直是井底之蛙，什麽也沒見識過。”看來，深圳之行給她留下了難忘印象。以至於平日觸景生情，懷念的也是深圳。十•一押我們遊十三陵水庫，走到小花園一角，她就忍不住對同伴說，“你看這兒像哪兒？特像深圳！”這種對現代物質文明的讚歎，卻並不曾絲毫動搖她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憎恨和批判。她從根本上不清楚，深圳的面貌正是資產階級自由化的結果。而眼下這些正被審查、被她教導要“認真反省”的人，正是爲了那樣的面貌而付諸行動才被囚在此。她對新加坡的資本家羡慕之至，對那些中專畢業的窮學生四處打工，終於發展成大老闆、小老闆充滿同情理解（新加坡電視連續劇《調色板》），但這並不妨礙她扭轉頭就把中國的個體戶看成下里巴人、烏合之衆。她不懂，資本家就是個體戶，豪華別墅、文明舉止、雍容氣派都將從中國個體戶腳下手中産生。她不懂，如果中國的經濟全部讓這類“烏合之衆”佔領，深圳的面貌就會遍及內陸各地。她甚至對美國的窮人有小汽車也感到驚訝。她從未接觸過這樣的問題：美國的乞丐也會領到聖誕餐，也有政府提供的落腳處，而中國即便在職人員照樣爲衣食犯愁，幾代同堂擠在簡陋小屋裏！這是爲什麽？她沒有“平均生活標準”這樣的集合概念，不知道即便去過深圳，她仍是“井底之蛙”。
她堅定的無產階級覺悟正是建立在如此浪漫不堪的思路和低劣的認識水平上的。
她是一個地地道道的工具。據說，她是她所在科的“紅人”，常被委以重任，正在接受培養。這樣的人怎麽能不入黨做官，青雲直上？
我每天面對的就是這樣一片蒼白的心靈和荒蕪的精神原野，卻要接受這片蒼白和荒蕪的一天二十四小時監視，聽其“教導”，任其擺佈。
一絲憐憫，幾多厭惡，無限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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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對我的神經直接産生影響的，不止她的低智商、“高”覺悟，更在於她的德行。
我被迫檢查事件過去後，張汩似乎從中獲得了一種前所未有的快感。從此，不動聲色地變本加厲起來。
她能夠控制的我的專案不多，只有飲食起居、日用品的購買以及轉交家人稍來的物品這幾方面。被囚禁過的人都知道，一個囚徒的全部生活內容就是如此簡單：在八、九平米的房間內吃飯、睡覺、洗漱、走動，日復一日，年復一年。而對於幾個月沒有放風的我來說，拉開永遠緊閉的厚重的窗簾，呼吸一點新鮮空氣，讓白天也須著燈的晦暗房間有一時半會兒容納陽光與氣流；或者，有張紙點墨用來胡寫亂畫，有一管牙膏和一瓶護膚膏以完成每日的洗漱；在漫長的白天能夠打開電視機，哪怕看看有所變化的熒屏畫面，聽聽廣告中的音樂。這一切都變得如此重要。即便是堂堂正正地站在挖開的窗前，讓視線向著並不優美也不遙遠的外界空間望上一望，也是極大的享受。張汩卻使這種簡單到可憐的希望真正變成了一種奢侈，一種可望不可及的幻想。
從順義的潮白管理處招待轉移所到昌平縣招待所，當我第一次沿警戒線曲曲拐拐、別無選擇地走進這個門上標有“３２４”阿拉伯數字碼的房間裏，我曾穩穩地立在張汩剛剛拉開窗簾的窗前，向沒有星星也沒有月亮的低矮夜色眺望。幾分鐘以後，張汩拉上了窗簾。從此，窗簾白天幾乎沒有拉開過，而空調機巨大的轟鳴聲在白天也幾乎沒有終止過。長時間處於這種巨大噪音轟炸下，神經付出了極大的代價。一旦關掉怒獅狂吼般的國產空調，就必須忍受室內的高溫與憋悶。這兩者之間並非很好選擇。那正是一年當中最熱的季節，八月。氣溫有時高達三十八度，一些單位已經推遲了下午上班的時間，甚或乾脆放假。即便我決心捨棄轟炸，選擇悶熱，也還是別無選擇：張汩主管房間一切設施，我只有“享受”的份兒。一旦我在她離去時關掉空調，她一走進屋，就示威似地立即打開它。張汩自己是無須享受她製造的這種優越環境的。她白天大部分時間不在房間呆著，只在夜晚就寢時進來，關掉空調，打開窗簾。只有在這時，我才在黑暗中和屋子裏的物什們一起獲得解放。
只以爲悶熱與轟鳴難當。直到有一次牙疼數日不止，去醫院拔了牙回來，走進自己昏暗的房間，一股強烈的腐臭氣味撲鼻而至，我才意識到原來我是整日整日地如一塊豆腐一樣被醃在一個封閉發酵的醬缸裏。白天十幾個小時的轟鳴則如催化劑一樣，可能令我在變成一塊臭豆腐前先變成一堆崩潰塌倒的臭豆腐渣。洗手間的透氣孔小得幾乎看不見，倒在垃圾簍中的剩飯剩菜在封閉高溫中一日如幾日地快速腐爛，還有人呼出的二氧化碳以及洗手間的潮氣……難怪服務員小董每打開房間走進來就會臉紅、就立即“嘩啦”一聲扯開窗簾；難怪進來送飯的人不僅要脫口一聲“這麽黑！”，還時常在出去時“忘記”關門。
有很長一段時間，我總在轟鳴中祈禱上午九至十時那個時刻快些到來。服務員小董總是一進來就擦窗臺，一擦窗臺就開窗簾。最初，她總是“忘記”關上窗簾就走掉，到後來，她終於忍不住了：“人家別的屋整天整天都開著窗簾，你們屋怎麽回事？感情她不用在屋裏受熱也不聞這股難聞味兒！她這人心眼怎麽這麽不好使？”再後來，小董便命令我，“我走了以後你不用拉上！看她能把你怎麽著！”張汩當然不能怎麽著，她只不過學會了小董打掃房間時她守在門口，小董一走，她便進來關上窗簾。並且，在向她的“領導”告我的狀時，順便加上了一條罪狀：擅自打開窗簾。
我的皮膚漸漸感到刺癢。反正一天到晚除了受審別無它事，我便勤奮地洗自己。刺癢卻有增無減，愈演愈烈。每日裏，我不斷地撓這撓那，直撓得皮膚下邊出現許多小紅血點。刺癢從腋下胸部向下蔓延，無論怎麽洗，怎樣更換內衣都無濟於事。我害怕了，必定是來前在監獄關押時染上了皮膚病，現在發作了。同囚中曾有一個犯人長滿了疥瘡，夜間沒人願意挨她睡。看不下去她一臉的尷尬，我咬咬牙充硬挨著她。據說黃水瘡不治，水流到哪里，哪里便生出瘡來。而我身上，一片片紅斑中，出現了小疙瘩。大夫來巡診，開了撲爾敏，卻更導致我在睡眠狀態將身上撓的破爛不堪。我要求到醫院治療。
醫生驚奇地望著我，不明白一個社科院研究人員是何故被兩名警察陪著寸步不離。問我是否居住地潮濕？不通風？不見陽光？人也不常在室外活動？我肯定地、不住地點頭。醫生若有所思。他給我開了三盒硫磺軟膏。“求求您！”我說：“多開些。”他問我要多少？我要了三盒的四倍：“我難得上來一次。”我解釋，天知道下一回見光日是何時。醫生不再發問，卻在四倍基礎上又加了一倍。抱著十五盒硫磺軟膏回到我那讓人發黴的高級住所，遵醫囑將軟膏遍塗於全身潰瘍處。
只一日，所有內衣外衣還有被子都肮髒不堪，放入水中浸不濕，打上肥皂不起沫。次日，重新上藥後，將全身用衛生紙一團團纏裹，再裹好內衣內褲。然而，粗糙的硫磺軟膏有些顆粒大如小米，加上皺紋衛生紙的摩擦，更令我痛苦不堪。我幾乎是忍著全身痛楚，雙手握拳，一分鐘一分鐘地熬。心裏極清楚的是，我這塊豆腐終於開始發酵而且無可挽回地爛下去了。
張汩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勉強打開窗簾的。每天半小時，還必須是有陽光的日子。下雨不開。陰天不開。多雲也不開。而有陽光的日子也時常“忘記”開。爲這所謂“每天半小時”的陽光，她剝奪了我更多的東西：收走了她的同事給我找來的雜誌；宣佈我不得擅自看電視；同時，越來越經常“忘記”給我送來當天的報紙。
半小時陽光和硫磺軟膏根本無濟於事，病勢控制不住。我懷疑水質問題，是否洗得太勤了，洗去了皮膚上一層保護性油脂而導致過敏？我開始減少洗澡次數，同時請求張汩給我買了一瓶有護膚功能的普通浴液。她答應著，一天天過去，浴液始終沒買來。我再三請求，心想，既然她如此盡忠職守，既然她經常一本正經地詢問我生活上有什麽要求，既然代購日用品原本是她作爲看守的職責，又既然她經常和同伴上街轉，買回一堆堆的小吃放在茶几上磨牙，她怎麽會拒絕順便爲我買一瓶浴液呢？“先給你錢吧？”怕她忘記，我說。她卻回答，“不用，買了再算錢吧。”但是，直到她離開，浴液始終沒買來。她說：“你不知道，附近沒有，商店可遠啦。”到了後來，連護膚膏也不代我買了。我不得不數日不洗臉，以防臉上由於乾燥而染上皮膚病。那些東西對當時的我來說，實非囚禁中的奢侈，而是無可救藥的皮膚的一線希望。張汩與我同屋，連我在什麽時候歎了一口氣，她都記得一清二楚。那次她領導她的領導對我以“送秦城”相威脅時，所羅列的我的“罪狀”之一就是：“你剛才還唉聲歎氣！”她對我呼吸的方式都如此謹記在心，可就是從來忘記代買我急需的浴液。
她走後不久，我獲得了外出散步的權利，這時才知道，小買部近在咫尺，就在本招待所一層大廳裏，那的日用品應有盡有，根本無須出樓門。而商店也不遠，出樓門的三、四百米處，就是商品一條街。
所有這一切尚可忍受。難以忍受的事還在後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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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去冬至，除了不斷增減變化的藥物，張汩拿來了更多的衣物。它們統統放在門背後的壁櫥裏。那也是我放衣物的地方，我用上格，她用下格。說不上什麽原因，她的兩名女同事時常要分別、私下光顧她的東西。久而久之，她們對她衣物的“檢閱”變成了一種經常性的儀式。每逢張汩休假日，女同事替她看守我時，雖然也總是不守在房間，但卻總是噔噔噔走來，一進門便扭身開壁櫃，把張汩的提包拉鏈拉的刺刺響，東西翻得撲撲啦啦。檢閱完畢，關壁櫃門轉身出屋徑直走掉。不過她們見面時，彼此仍舊一派親密無間。
尷尬的卻是我。她們之間彼此的言行本與我無幹，我歷來對她們在這房間的一切舉止言語視而不見，充耳不聞。但現在就由不得我了：分明二十四小時不離開這房間的只有我，我因而具有最大的“作案”嫌疑。這種嫌疑太讓人作嘔，它和“反革命宣傳煽動”嫌疑是兩回事。我試圖制止兩位女警察在她們同事背後的小動作，試了幾次卻張不開口。我實在怕看到她們爲之臉紅難堪。最好的辦法是向張汩解釋清楚。但張汩並未公開發出疑問，哪怕是含糊其辭地問一句：咦？我的東西誰動過？我只好對她同伴的檢閱行爲聽之任之，等待機會公開解釋。
張汩只是越來越多地突然擰動把手，開門進來。甚至有時剛噔噔噔走遠，卻悄然無聲地返回來，嘩地拉開門，出現在門口。
這正是她的一貫作風。
我得承認，我修練得極不夠。無法在被人當做鼠竊狗偷之輩時仍臉不改色心不跳。金錢、權力及其他可以超脫，事關人格形象，我超脫不了。真夠蠢的！
我就這麽愚蠢地在忍無可忍中忍著，體驗著屈辱、氣憤和焦慮。直到有一個星期六，張汩臨回家前收拾她的衣物。她將擺在壁櫃裏她衣箱前的一把新鎖拿在手中，故意側身向我，哢吧哢吧地試鎖。
我正伏案看舊報紙，突然擡起頭，轉過臉，慢慢說：“你不在時，她們有時來翻你的東西，你知道嗎？”說完，我如釋重負。
她卻像第一次知道自己的東西被人暗中翻動似地，表示驚訝：“是嗎？誰呀？”
出乎意料的是，她反而變本加曆地一次次突然旋風般推門進來。在一個按時來熱水的晚上，她沒有如往日那樣回來沖浴。等她良久，還是未歸。熱水時間有限，我決定先洗。剛打開壁櫃取衣物，門突然開了，她進來站在我背後。她似乎很久以來就丟掉了高跟鞋在水磨石地板上碰撞的聲音。假日裏，代她監管的另一個女同事，也學會了這種突如其來的進門方式。更令我焦灼尷尬的是，當樓下她的同事在窗外喊她去某處玩耍時，她一邊大聲應和，一邊從壁櫃裏取出錢來，故意轉身對我點錢，數完又放回去，然後才出門走人。回來後，第一件事，就是打開壁櫃，對著我的面，嘩嘩地那些她走前清點過得錢。這等誇張的舉動是什麽意思？暗示我想偷她的錢？
她縱使丟了金子銀子，丟了壁櫃裏所有的東西，連同床頭櫃裏她的藥，洗手間裏她的洗漱用品統統丟光，也不幹我的事！並不是我喜歡呆在這裏整日整夜分分秒秒不離不去！她卻將那沒說出來的臭狗屎盆子準確無誤地扣在我頭上！而她既不發問，也不指責，這樣做只不過是爲了讓我沒有機會辯解，讓我啞巴吃黃蓮，無法不承受栽贓。
我第一次領教什麽叫含蓄、溫柔。張汩永遠不會橫眉豎目、暴跳如雷或歇斯底里，形之於色。她的典型風範是：面帶微笑，和藹謙懷、語音輕柔，舉止得體。
獨自一人時，常瞬間産生一種衝動：想砸電視機、空調、摔電話機，掀翻室內一切陳設，讓所有東西頃刻變成一堆讓人舒心解氣的破銅爛鐵臭垃圾。每逢此，我咬牙切齒地控制自己，抱緊不聽話的雙臂，困獸般在室內疾走！僵直著雙腿在椅子邊，命令自己坐下！坐直！拉開抽屜！取出紙！拿起筆！寫！寫什麽？我在心中對自己大吼。紙上無一絲空白處！筆已乾涸了多日！我能怎麽寫？經常把“生活上有什麽要求？提出來我幫你解決”這句話挂在嘴邊的張汩的確曾代我買過一支筆，拿來十多頁紙。但自從發現這兩樣東西和家中稍來的英語教材一起成了我穩如磐石守在桌前、賴以安靜充實、日日有收穫的寶物後，她便開始對我謊稱：公家沒墨水了，所有的筆都沒有了。紙也不能拿了，領導不讓。即便寫交待材料也得嚴格控制。與此同時，她扣押我家中稍到公安局的東西。幾度拖延到不得不拿來時，卻故意暗中將書從衣物中翻出扣下，並在家中寫來的物品清單中悄然劃去了“稍去書”等有關字句。我是怎樣信賴而懇切地告訴她書對我的重要性並請求她爲我帶來啊！她當然也一邊和顔悅色地答應幫我購買墨水和稿紙，一邊絕不去買。我還能做什麽來緩解壓抑到極限的心身？腦筋嘣嘣嘣地抽搐，我用沒有墨水的鋼筆在沒有空白的紙上數十遍、上百遍地劃出二十六個英文字母，直到臂肘發酸，手指發麻，牙齒生痛，太陽穴暴脹。
“檢閱”行爲仍在繼續。上了鎖的皮箱並不能喚起張汩同伴的自尊自愛！皮箱不能翻了，可以翻提包、挎包。我懷疑她們認定了要我作替罪羊！
我終於將自己的全部衣物轉移出那令我噁心的壁櫃。這一度引起張汩的暗自驚慌，她愚蠢地不知我將東西放在了何處。故作鎮定地滿屋子四下尋找之後，終於和服務員小董要來了電視機櫃鑰匙，打開了那個一貫鎖著的電視機櫃。裏面空空如也。這一發現更頗費她猜測。她終於用她一貫的溫柔體貼語氣開始調查發問了。她是這樣瞭解我那些不翼而飛的東西究竟放在何處的，她扶著打開的電視機櫃門輕聲對我說：“北明，把你的東西放在這裏吧。”
當她驚訝地看著我只不過踩著椅子從壁櫃上端打開一個頂壁櫃的門，從裏面取出自己的衣物時，明知故問道：“你怎麽換地方呢？”然後，她告訴我一個她早就知道的事實：她的那位叫做王薑麗的女同事在一次翻了她的衣箱之後，告訴她了。而之所以那一次翻完告訴她，是因爲女同事不能將箱子中一件從深圳買回來尚未拆包的衣服的包裝復原，“拉鏈拉不上了，”張汩說，“如果能拉上，按原樣放好，她肯定不會告訴我。”她接著說：“我就知道准是她！你不要多慮，我心中有數。”
她說的是衣箱。也就是說，這事發生在她喀喳喀喳上鎖之前。這意味著，張汩早已確認翻她東西的不是我了。她最近以來對我變本加曆的監視，並非是爲了維護她的“金銀財寶”，只是爲了明確地暗示我，我是個鼠竊狗偷之輩！她刻意利用我的潔身自好從心理上、精神上打垮我。
這個發現使我不寒而慄。這是怎樣的一個女人！一旦發現可以不受懲罰，她將如何迅速地膨脹自己的惡性。
在一個明媚的中午，我作了一個白日夢：
招待員小董站在窗臺上擦玻璃，以便迎接某衛生檢查團的檢查。小董拉開了那個關著陳年秘密一樣的窗簾，頓時清新的空氣帶著美妙的歡悅在房間中流動。窗外的景致如同從未見過天日的陰謀一樣暴露在璀燦陽光下，顯得蒼白而死寂。張汩笑眯眯地對小董說，“小心點，你可別掉下去。”說著她走進窗口，探頭下望，繼續道：“喲！這麽高，下去了就沒命了。”說著，她自己掉下去了。摔成殘廢或者摔死了。她是怎樣掉下去的？對了，是我把她推下去的。我彎下腰，搬起她的兩條腿，沒等她喊出聲，就讓她到窗外接受地球引力去了。我會對調查者說，是她自己踩著椅子、登上窗臺、不小心失重掉下去的。我始終呆在沙發上，距窗臺三米遠，小董可以爲我作證。
夢醒後，我對自己說，這個白日夢做錯了。是她自己掉下去的，而我只是看著她踩不穩，看著她在窗邊搖搖晃晃，沒有去拉她一把。我將向法庭否認我有拉她的可能。
但我不能對自己否認，我作了這樣一個夢，一個謀殺的夢。我發現，有生以來第一次，我的內心充滿了仇恨。
當這仇恨隨時間的推移、境遇的改善而淡化時，我恢復了理性。反思這段經歷，體會出一些平日裏無從體會的事理：
人之間的許多Persecution（迫害）是建立在相互隔膜基礎上的。而這種迫害的確是人類仇恨的起源。
某種程度上，無知等於殘忍；愚昧導致胸懷坦蕩；心靈枯竭的人可以製造人間奇觀。
我們都傻過。可怕的是，有些人注定要一路傻過去。
米蘭•昆德拉沒有說：儘管上帝發笑，人類仍要思索。
作者爲中國作家、記者，現居美國
－－轉自《觀察》(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