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22日訊】對於坐牢，僅從道理上講，我並不特別擔心。我自問沒有做過什麽應該下牢的罪惡。但即使坐牢，我也並不很怕。入獄的心理準備我早就有，人爲刀俎，我爲魚肉，潛意識中，我不懷疑自己已有一隻腳踏在牢門口。如果某一天真的面對牢獄之災，我也會坦然自若。只是，坐牢能改變什麽呢？能解決什麽呢？難道坐過牢之後我會放棄“自由主義”，改信“共產黨主義”？–摘自杜導斌2003年8月19日文章《我們失去了自由結社的權利》
■杜導斌文章歷程概述
1964年，杜導斌（真名杜道賓）出生於湖北省武漢市黃陂區。1989年秋季，杜導斌的某些敏感文字在湖北省作協熊召政的家中被安全部門發現，從此杜導斌被列入警察部門的黑名單。1989年～1998年，杜導斌相當消沈，按他自己的話說，基本上是“蒙著腦袋過日子”。在此9年間，他只是以“業餘作者”的身份在《中國環境報》發表文章，其餘作品也僅僅是發表於《詩歌報》、《詩林》、《芳草》等雜誌上的十幾首詩。1997年是杜導斌人生的一個轉折。他由湖北省應城市環保局進入應城市政府，搞醫療保險改革工作，從此接觸政經資訊頗爲豐富的《中國改革報》。也是在這一年，他閱讀了王小波、錢理群、徐友漁、朱學勤、摩羅、餘傑等當代作家學者的作品。
事實上，當時發表作品並不多的杜導斌，卻有著的較爲龐雜的知識結構。在文學、古文、法律、經濟、歷史、哲學方面，他都有一定的功底。魯迅、莎士比亞、艾略特、博爾赫斯、川端康成，乃至《資本論》、《純粹理性批判》、《行政教程系列》、《論美國的民主》、《美國憲法》、《拿破侖法典》等著作，他都有所涉獵，這些都爲他後來的政論寫作及強烈的入世精神提供了基礎。直到1999年，當地方集資過多過濫時，他已經止不住寫出《致市委書記公開信》，在當地引起極大反響。
2000年～2001年秋，杜導斌以大陸網媒爲主要寫作陣地。2000年，他向《亦凡網》投稿，獲得了互聯網寫作的第一筆稿費：100元人民幣。其後，他常出入於《聯想網》、《真實天空網》等大陸網媒，並向海外那些影響力並不太大的部分媒體投稿。2001年元旦，他在電視上聽到江澤民的元旦獻詞，極不滿意，寫下《致江澤民萬言書》，要求切實解決城鄉稅費政策不公正、中央政府對東西部投入不公平等問題。2001年7月，他寫出《一文不值–評江澤民七一講話》，成爲大陸第一個公開批判江澤民的“三個代表”的人。2001年10月，因作家摩羅常在《關天茶舍》發表作品，他首次進入《關天茶舍》，而此時他的政論寫作已經積累了幾十篇，其中以《<南方周末>的大地震與新華社的命根子》、《對<人民日報>的四點質詢》爲其代表作。
2002年3月10日～2003年11月23日，從杜導斌在海外媒體發表正式文章第一篇到最後一篇，其間共歷時1年零8個月加13天，這是他正式的“文章發表生涯”。而他的“文章寫作生涯”，則是從2002年1月15日正式開始，到2003年10月23日正式結束，其間共歷時1年零9個月加8天。2003年10月28日，杜導斌被捕。
■杜導斌的“媒體文章第一篇”
《民主論壇》第一篇：《造個中產階級給黨用》，2002年3月10日發表。該文寫作於2002年1月15日，全文共計2495字，《民主論壇》可以說是破例（字數限制）地刊出此文。杜導斌在這篇文章中指明瞭兩點：第一，官方經濟學家所倡導的“中產階級使社會經濟穩定論”，實際上是想用拔苗助長的辦法，在短期內人爲地造出和擴大一個對現政權忠誠的中產階級，其目的是爲了擴大共產黨的執政基礎；第二，中國新興的中產階級的成功，不是靠公平比拼，而是靠對自己原來所屬的赤貧階層的加重剝奪，靠一隻邪惡的手在背後扶持得來的。
《議報》第一篇：《吉炳軒有雙釋伽牟尼的手？》，2002年6月24日以“黃喝樓主”筆名發表。該文語言略帶黑色幽默，直接挑明對中宣部副部長吉炳軒的反對，尤其指出《中國青年報》在其控制之下已成爲典型的“禦用工具”的荒謬與無恥。正如杜導斌所言：“這份官報從創辦以來，一貫唯共青團中央書記之命是從，到了現在，雖然還挂著‘青年喉舌’的招牌，但全中國到底有幾個青年通過或希望通過它來表達自己是個天大的疑問。如今的青年又有幾個相信《中國青年報》上連篇累牘的假話、空話、大話？”
2002年8月30日是杜導斌應當記住的一個日子。在此之前，除以上兩篇文章之外，他還發表了《論朝鮮難民不該遣返》（《民主論壇》首發，後被《觀察》轉載）、《保衛個人網站和質疑<互聯網出版暫行條例>公開信》（《關天茶舍》首發，後被《新世紀》轉載）、《法官模範，模範違法》（《北大三角地》首發，後被《議報》轉載）、《對嚴重侵犯公民憲法權利的中國新聞出版總署、中國資訊産業部的控訴書》（《關天茶舍》首發，後被《觀察》轉載）、《中共的全面褪色》（《民主論壇》首發）等文章。可是，2002年8月30日，臺灣《中央日報》發出報道–《大陸政論作家杜導斌批評中共遭封筆》（後被《大紀元》轉載）。
該報道所述之事是“《民主論壇》的作者、居住中國大陸湖北省應城市、筆名黃喝樓主”的杜導斌之網路通訊自由遭到封殺，杜導斌對此提出強烈抗議。報道引述的杜導斌言辭，如“我不忠誠於中囯共產黨的政權，不僅不忠誠，而且堅決反對，強烈反對中囯共產黨的一系列歪理邪說”，“資本主義既然被證明是好的，社會主義何必又要堅持？”，“‘三個代表’的問世，終於褪盡了‘無產階級政黨’身上最後殘存的一點紅色”，“如今的共產黨是一個失去了理論家園的喪家犬，它目前唯一可做的事，只是策略上的垂死掙扎，以換取既得利益集團的苟延殘喘”，等等，在2002年的中國大陸，這已是相當強烈的公開批判之聲。自此以後，杜導斌的首發文章進入了《大紀元》、《北京之春》和《觀察》。
《大紀元》第一篇：《竭澤而漁，內地業主叫苦不疊》，2002年11月27日發表。該文矛頭直接指向湖北省應城市的私營經濟狀況，揭露“徵收稅費的部門多、名目多”、“稅費征管混亂”、“收稅收費人員中飽私囊”、“稅費奇重”等實際情況，類似於一篇以事實揭露腐敗的檢舉文章。
《北京之春》第一篇：《國家越糟，法網越密》，2003年5月15日發表。該文倍受關注，剛入《北京之春》便成爲“封面主題文章”，其矛頭直接指向《關於嚴禁利用互聯網製作、傳播有害和不實等資訊的公告》，對“上海市互聯網有害資訊專項清理整治工作協調小組”提出抗議，並且非常大膽地指出：“只要炮製或支援這部法規的上海市委、上海市政府的成員們不是上海市民衆所選舉，而是由上級禦賜欽點和私相授受，上海市人民就有權利從事實上顛覆它，當然也更有權利‘煽動’顛覆它。”
《觀察》第一篇：《力挺胡溫的，可以休矣》，2003年6月22日發表。該文在海內外對所謂的“胡溫新政”一致叫好的大環境之下，極爲無情地指出：“胡、江現在的關係，都想極力維持既得利益階層一統江湖的現狀，襲用一句成語就是：二人是一繩上的兩螞蚱。”並從重判楊子立等四人、重判黃琦、非法關押劉荻、關閉《北大三角地》、《世紀中國》、《不寐論壇》、《民主與自由》等有影響的網站等事實出發，對世人發出警示：“挺胡抑江者們必須清醒，現在首先需要防範的不是江大胡小，而是胡江聯手殘害民主運動。”事實證明，他的警示一語中的。
■杜導斌的“媒體文章最後一篇”
《觀察》最後一篇：《胡錦濤肚子裏賣的什麽藥？》，2003年10月14日發表。該文進入《觀察》之“今日觀察”欄目，檔次頗高。在中共十六屆三中全會接近尾聲之時，杜導斌從《人民日報》、《參考消息》、CCTV-1、《博訊》、《中國新聞網》、《大公報》、《鳳凰網》等媒體中找出胡錦濤的某些變化，最後指出：“我們很難說，這些氣球不是胡錦濤主導下有意放出的。”對於這個“氣球”的態度，他非常不放心，即：必須以“付諸行動”爲考核要量，才算數。這是杜導斌對官方一貫的不信任及持續監督。
《議報》最後一篇：《何德普之罪，罪在有罪之人司法》，2003年10月20日發表。該文所指內容幾乎就是杜導斌本人所遇到或將遇到的事情，所辯論和反駁的言辭恰恰像是他在爲自己辯護–8天之後，在警車、看守所裏面，相信這些話都在他的腦海之中。比如，他說：“何德普一案中，何本人並不犯法，倒是秘密警察、檢察官、警察三者犯法事實確鑿。中國的法官向來是與秘密警察、檢察官、警察狼狽爲奸的”，“中國的哪條法律賦予法官以威脅取消被告辯護權利的權力？中國的哪條法律賦予法官以秘密審訊的權力？中國的哪條法律賦予法官以不平等對待旁聽者的權力？中國的哪條法律賦予法官以禁止被告與家人說話的權力？沒有！都沒有”，“從何德普一案中，我們看到了中國公、檢、法的集體墮落，集體串通犯罪”，等等。此文是杜導斌被捕之前與何德普等異議人士最“感同身受”的精彩文章，它與首發於2003年10月19日和10月21日《大紀元》的評論“羅永忠案”的《應該入獄的是審判長曹洪光》、《逮捕羅永忠極其不得人心》異曲同工。
《大紀元》最後一篇：《整頓報刊的狐狸尾巴終於露出來了》，2003年10月23日寫作，2003年10月28日4時35分發表。正是這一天的下午，杜導斌被捕。此文揭露的是黨報黨刊尤其是湖北黨報黨刊借助權力干預，強行發行、搭車攤派的醜聞，這些報刊包括《人民日報》、《湖北日報》、《農村新報》等。杜導斌在文章最後指出：“壓縮黨報黨刊，根本目的在於預防因媒體過多而出現的輿論失控，用維持核心黨報黨刊獨家壟斷地位的辦法，來實現更好地操縱新聞輿論的陰謀。”這可以說既是對所謂“胡溫新政”整頓報刊雜誌的動機揭露，又是對湖北當局拿納稅人的血汗錢爭先恐後地獻媚爭寵的強烈批判。此文可能是完全激怒湖北當局的一個原因。
《開放》最後一篇：《太空燒錢，效益何在？》，2003年10月17日寫作，2003年11月1日發表。該文發表時，杜導斌已被捕三天，海內外的抗議之聲已經如火如荼，相信《開放》編輯、排版之時，其心情一定頗爲沈重。此文毫不客氣地指出神舟五號寧可太空燒錢也不願救助窮人的荒謬，其真實目的在於證明中國領導有方，它是冷戰時代軍方主政的怪胎，是打腫臉充胖子式的爭雄，是叫花子與龍王比寶式的爭雄。
《民主論壇》最後一篇：《馬振川濫施淫威的影響更惡劣》，2003年10月18日寫作，2003年11月23日發表。或許此事頗具戲劇性：杜導斌文章的正式發表生涯從《民主論壇》開始，又到《民主論壇》結束。當此文突然閃現於諸位面前之時，我們依稀能夠感受到杜導斌對於底層民間弱勢群體的那份強烈的責任感。他所堅決反對的是宣佈拘捕葉國強、張理積兩名天安門自焚者的北京市公安局局長馬振川和副局長于泓源，揭露其三點“司馬昭之心”：一是殺一儆百，企圖靠嚴刑峻法維護專制秩序；二是借嚴厲懲辦來發泄自己因自殺者而尷尬甚或仕途蒙上陰影的憤怒；三是借拿自殺者立威來討主子歡心。
■杜導斌的“顛峰之作”
關於互聯網：《保衛個人網站和質疑<互聯網出版管理暫行規定>公開信》（2002年7月26日發起）、《對嚴重侵犯公民憲法權利的中國新聞出版總署、中國資訊産業部的控訴書》（2002年8月17日發起）。兩者均由陳永苗、杜導斌發起，控訴《互聯網出版管理暫行規定》及中國新聞出版總署、中國資訊産業部侵犯公民權利，超越職權，粗暴踐踏國際法中有關人權的公約。他們借此簽名活動，期望促使《互聯網出版管理暫行條例》得到修改或限制性的解釋，促使非經營性的個人網站不被列入“互聯網出版”的概念而實行審批制度，促使在憲法和法律許可的範圍內，積極尋求包括建議、抗議、訴訟在內的對《互聯網出版管理暫行規定》的修正途徑。
關於劉荻案：《關於劉荻案致全國人大代表及政協委員的公開信》（2003年2月28日發起）、《我們願陪劉荻坐牢–自願參加者簽名》（2003年9月30日發起）。前者由杜導斌起草，由杜導斌、王怡、劉曉波、任不寐、茉莉等18人發起，敦促人大、政協擔負起民意代表的責任，爲身陷囹圉的劉荻振臂一呼，並積極督促相關執法部門以法律的名義，早日還劉荻及同案的青年學生李毅斌一個公正，還法治精神一個清白。後者由杜導斌發起，激勵人們清醒地意識到：在二十一世紀，良心犯或政治犯的存在本身就是不仁不義，就是踐踏人權和法律，我們完全有理由、有必要起來阻止。我們應用人性化的方式，喚起世界關注劉荻，關注楊建利、李毅斌、黃琦等等所有深陷囹圄的政治犯、良心犯。其實不光是這兩封簽名公開信，杜導斌還有一篇寫於2003年9月27日的《致哈維爾先生的信》，他在信中希望曾經坐過專制政府監獄的哈維爾能夠支援援助劉荻的行動，爲公開信簽名。不過，此文正式公開於《新世紀》時，已是2003年10月31日。
關於香港23條：《緊急呼籲中央政府中止香港23條立法的公開信》（2003年7月3日發起）。此次簽名活動由杜導斌、劉曉波等人發起，呼籲中央政府採取果斷行動，順應香港民心，體諒香港民情，緊急召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重新考慮23條中引發爭議的措辭；呼籲港府當局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對23條進行討論作出明確結論以前，中止爲23條立法，以促使香港社會早日恢復團結穩定的民主秩序。
關於法輪功：《良心不許我再沈默》（2003年7月26日《議報》發表）。諸多輿論認爲，杜導斌之被捕與此文關係重大。在他之前，以明確的、公開的、來自大陸的、同時又頗影響力的抗議當局殘酷迫害法輪功的文章極少，我僅發現遼寧政論家鄭貽春先生于2003年5月21日接受《大紀元》記者採訪時，發出對當局的抗議之聲。杜導斌的《良心不許我再沈默》一文，從他接觸的一位與政法部門的“610辦公室”直接對口、主管法輪功的國企副經理談起，再從他非常信任的《大紀元》網站中尋覓資料，找出“610辦公室”在北京、遼寧、江蘇等地殺人如麻的各類案例，最後“仿佛一夢醒來，突然目睹他們的悲慘境況，突然發現一個巨大的邪惡已經成爲事實並且還在繼續擴大，我感到震驚，心中升起俄底甫斯式的自責”。在此文末尾，他向大陸的知識界和網民們呼籲：“中國善良的還緘默著的人們，你們醒醒吧，就在你們保持緘默時，納粹的幽靈回來了，佔據了我們的國家政權，用最不人道的方式殘殺你們的同胞！該出手了！該救救他們了！用你們的聲音支援那些和我們擁有同等國民權利的不幸的人們吧！向那個巨大的怪獸勇敢地說出‘不’字吧，冤獄已經到了必須結束的時候。”
■杜導斌的其他文章兼總結
據我搜集整理，近年來杜導斌在大陸網媒、海外網媒、刊物的親筆作品共計198篇，大略70萬字，是一位元頗爲高産且具有網路號召力的政論作家。他對此的評價是：“我個人認爲，我的出名，主要是因爲我的寫作，一種民間的、底層的思考，楔入了精神話語圈。其次才是簽名將這種影響擴大。”如今又因其被捕，www.google.com輸入“杜導斌”三字便有25700項查詢結果。不過，身爲體制內人士，他被捕之前所受到的政治壓力卻不能被我們忽略，這裏略說幾項：
2003年2月28日，杜導斌寫出《就海外對<公開信>的謠言作些澄清》。文中說：“我的硬碟上多次出現異象，文件夾裏的文件像長了腳，無端地到處亂跑，打開有的文件時，隨機音箱裏偶爾會發出電話鈴聲。就在我正準備把給王怡的回信存入‘信件文件夾’時，忽然發現該文件夾不冀而飛，C盤D盤全找不著。”
2003年5月13日，杜導斌向他的朋友們寫出一封非公開信–《迫不得已的謝幕》。信中表示：自5月13日起，他將被迫“遵守合同”不在海外發表一個字。一直到6月4日那天，他將此信公開。在此之前，他確實有22天沒有給海外媒體投過稿。
2003年7月23日和7月28日，杜導斌當地的黨委和國安局兩次接觸他，以“給予機會”、“善意”爲警告：不要再在“反動刊物”發表文章（見《我的文稿爲何多在海外發表？–與某國安局和某黨委商榷》，2003年8月4日《民主論壇》發表）。
即便在此等惡劣的環境中，2003年8月6日，杜導斌也仍然寫出了《向楊建利博士捐款的委託書》（見2003年10月6日《議報》）。文中說：“我委託張偉國先生從我在《議報》應得的稿酬中拿出200美元捐給傅湘女士（楊建利之妻），如果《議報》的稿費不夠這麽多，就從我其他的稿費中補上不足部分。”
2003年8月10日左右，杜導斌從湖北省武漢市“89網友聚會”回家後得知：在此期間，爲了警告杜導斌不准參與網友聚會這樣的活動和在海外媒體發表文章的行爲，當地國安局對其妻夏春蓉威逼利誘，其中讓她擔心的一項就是要讓杜導斌下崗（見《“反動派”與“反對派”》，2003年8月19日《大紀元》發表）。
2003年8月23日，正當杜導斌準備帶其子杜文玉到北京旅行時，他遭到當地國安局綁架。當局要求他與海外網站斬斷一切關係，並且要他承諾在10月1日之前不得離開湖北省應城市蒲陽區。非常明確地說，杜導斌的往來電話此時已被人竊聽，發表自由、旅行自由、行動自由被強行中止或限制。自此日起，杜導斌一直被軟禁（見《悲哀，淹沒了無奈和憤怒–二十三日遭國安綁架的記實和抗議》，2003年9月6日《民主論壇》發表）。
馬上，一個奇怪的現象産生了。2003年9月30日～2003年10月23日，在此23天之內，杜導斌向海外媒體連續寫出了15篇文章，平均每三天寫兩篇文章。我無法判斷他是不是已經完全預見到了他將被捕，他的文章在此23天之內充滿了一股“時間已經不多了，要狠狠地寫”的意味。在這15篇文章之中：他欣喜地看到了2003年中國民間出現的公民維權努力；他教育他的孩子如何用錢；他向古巴持不同政見者致敬；他責問江澤民是“繼續揮舞螳臂，或識趣讓路”；他繼續懷疑“胡溫新政”；他大罵貪官李真到死的時候仍然沒認識到誰是真正的兇手；他嘲諷神舟五號的民族主義大狂歡；他痛斥當局枉判何德普、羅永忠；他反對鎮壓弱勢群體的馬振川、於泓源之流；他抗議當局封鎖google和hotmail。直到寫最後兩篇文章之時，他一是想念對他幫助甚大的《民主論壇》主編洪哲勝，二是矛頭直指湖北當局的輿論控制。此時的杜導斌仿佛已經“豁出去了”，同時又好像還有一點未交代完的事情，比如他的孩子、他的同道、他的朋友。
然而，2003年10月23日～2003年10月28日，杜導斌爲什麽一字不寫？這是個莫大的懸念。按投稿經驗來講，他此時完全可以再向《觀察》投稿，並寄文章給《北京之春》、《動向》供11月15日錄用。他在這5天裏面究竟幹了些什麽？若換成我，我必定會整理我即將被捕之前的所有文章、圖片、資料及法律委託書，將之傳送給部分摯友。他顯然覺得沒有必要這麽做；或者有一部分必須做的，在那之前已經做了（如法律委託書）。以我對杜導斌性格的判斷，在此5天之內他一定無比沈著，他一定能夠預見到被捕之時不在明日便在後天。他甚至可能壓根兒就沒有“不甘心”的想法，心裏面覺得該做的也做了，該寫的也寫了，文章也有那麽多了，話也說得差不多了，已經足夠盡力了……那麽就來吧，“我等著你們，劊子手”。
轉載《議報》151期(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