瘟疫與人類：明末崇禎時期的瘟疫

【大紀元6月28日訊】瘟疫和其它天災，旱、水、蟲、風、地震等一樣往往對人類和人類的歷史起著關鍵的作用，在人間的社會、秩序、社會變動與重大事件扮演著重要的角色。縱觀歷史，是人主宰著人類的命運，還是蒼天主宰著人類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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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禎朱由檢是明朝最後─個皇帝，當時社會秩序十分混亂，自然災害不斷，農民起義不斷。崇禎年間，明朝統治區域內許多地方都流行起了鼠疫，尤其是崇禎末年，各地的瘟疫是一場連一場。

崇禎六年(1633年)，山西突然很多地方出現疫情。萬歷《山西通志》記載這年垣曲、陽城、沁水大疫，“道殣相望”。高平、遼州大疫，“死者甚多“。這年山西南部普遍出現旱災，而疫情主要是在山西東南地區流行。沁州沁源縣城中僅數百家，但由於“歲荒，鬥米錢半千，夏遭瘟疫，死者不計其數”。

崇禎七年、八年，山西西部靠近黃河的興縣“盜賊殺傷人民，歲饉日甚”。社會不安定，自然災害交加，興縣就出現了疫病，“天行瘟疫，朝發夕死。至一夜之內，一家盡死孑遺。百姓驚逃，城之為空。” 靠近興縣的臨晉這年也有大疫，疫病的高峰在三四兩月之間。

崇禎十年(1637年)以後，山西自北到南瘟疫大流行，這年大同瘟疫流行，“右衛牛也疫”。十四年，“瘟疫大作，吊問絕跡，歲大飢”。南部的稷山縣也出現大疫“死者相枕藉”。崇禎十六、十七兩年是山西流行瘟疫的高峰。渾源縣崇禎十六年大疫，“甚有死滅門者”。崇禎十七年大同府“瘟疫又作”，而靈邱縣“瘟疫盛作，死者過半”。南部的潞安大疫，“病者生一核，或吐痰血，不敢吊問，有闔家死絕不敢葬者”。

疫情也傳到河南地區。河南內黃縣《荒年志碑》記述了黃河兩岸崇禎十三年“風大作，麥死無遺，有家無人。食糠榆皮，受飢者面黃身腫，生瘟疫，死者過半”。崇禎十四年，中原大地疫病四起。春二月，內黃縣一帶家家遭瘟，人死七分。當時有地無人，有人無牛，地遂荒蕪，偃師縣“春大疫，死者枕藉”。閿鄉縣春天飢荒大疫。陽武縣“瘟疫大作，死者十九，滅絕者無數”。滎陽縣“春大疫，民死不隔戶，三月路無人行”，商水縣“春大疫，抵秋方止，死者無數。初猶棺斂，繼買薄卷，後則闔門皆死，竟無一人能斂者。至六月間，街少人跡，但聞蠅聲薨薨而已”(順治《商水縣誌》)。這些地區的疫病十分劇烈，挨家挨戶傳染，一批又─批地死人，連棺材也來不及製作，馬路上嚇得連行人也沒有。

今江蘇吳江縣曾遭到連續二次的大疫襲擊，崇禎辛巳年(1641年)吳江突然大疫流行。這場大疫中死去的人不計其數，死亡率之高令人驚訝。有一大戶人家，先是一人染病但幾天裡全家數十人一一被感染，最後全部不治身死。《吳江志》稱：“闔門相枕藉，死無遺類者。”這種高死亡率的疫病當時人十分少見，只覺得“偶觸其氣”必死無疑。

崇禎十七年(1644年)春，距上次瘟疫流行僅隔三年，吳江再次瘟疫大流行，得病者最主要的症狀是口中不時噴血，噴血後不久就斃命不起。吳江城內死掉的人在歷史上從未有過這麼多，甚至一條巷內的居民全部得了這種病而死亡，更不知有多少人全家死絕，一個活的也沒留下。這場大疫持續了一個多月，奪走了大量吳江人的性命。

河北京津地區，崇禎十三年後也是大疫流行。崇禎十三年，順德府、河間府有大疫出現。大名府“瘟疫傳染，人死八九”。第二年，河北的疫情繼續有所發展。大名府上年的瘟疫傳染一直延及到了崇禎十四年。當年春天無雨，“瘟疫大行，人死十之五六，歲大凶”。順德府由於連年荒旱，“瘟疫盛行，死者無數”。廣平府、真定府、順天府均出現大疫，並於這年七月疫病傳進了京師。

崇禎十六年，順天府通州於七月流行疫病，“名曰疙疸病，比屋傳染，有闔家喪亡竟無收斂者”(康熙《通州志》)。京師北部的昌平州“十六年大疫，名曰疙疸病，見則死，至有滅門者”。保定府處於京師南約200多裡，這年“郡屬大疫”，其中雄縣的瘟疫最為嚴重，“人心驚畏，吊問之禮幾廢’。疫病蔓延進京師是在這年的二月。《明史》雲：“京師大疫，自二月至九月。”這場瘟疫流行造成了20多萬人的死亡。

據吳震方《花村談往》記載：崇禎十六年(1643年)八月至十月，京師內外疫病流行進入高峰。流行的病叫疙瘩病。不論貴賤長幼，得了這種病很快就會死亡，甚至一呼病名，病就來了，不留片刻，人就死去了。患者胸腹稍滿，生白毛如羊，日死人數千，很多人死了連病名都還不知道。兵科曹良直正與客人對談，舉茶打恭行禮，人站不起就死去了。兵部朱希萊拜訪客人急急趕回來，剛進室內就死去。宜興吳彥升受命為溫州通判，剛想登船去上任，一個僕人就死了，另一僕人去買棺材，很久還未回來，趕去一看，這個僕人已經死在棺材店。有同在一個旅館住宿的朋友鮑某勸吳某搬遷到另一個旅館，鮑某先背負行李到新居，吳某稍微落後一會趕來，他看見鮑某已死在新居裡。吳某趕忙又搬出去，等到第二天清晨，他也死去。金吾錢晉民陪同客人飲酒，話還未說完就斷了氣，過了一會兒，他的妻子及婢女僕輩在短時間內死了15個人。又有兩個同伴騎著馬趕路，後面的人先說話，前面的人答了話，後面的人再說話，前面的人已經死在馬鞍上，手裡的馬鞭還在高高揚起。沿街小戶人家死的人更是無法計算，街道上已經沒有人在閑談、散步了。死的人實在太多，很多人連棺木都設有，因為棺材店來不及趕製。根據官方計數，九扇城門抬出的死者有20余萬人。崇禎十七年，天津督理軍務駱養性談到京師的鼠疫時說，“昨年京師瘟疫大作，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戶丁盡絕，無人收斂者。”所談和吳震芳的記述完全符合。

與京師很近的天津也受到瘟疫的侵襲，不過已是崇禎十七年了。駱養性談到：“上天將災害降臨人間，所以瘟疫流行。自八月至九月，疫病傳染到達頂峰。感染疫病者時間長的，一二天中死亡，而時間短的，早晨得病，晚上已經死了。天津城內每天就有好幾百人死亡，甚至有的全家不留一個活的。這種病一戶挨著一戶傳染，沒有一戶能倖免的。只要有一個人得了病，就會傳給全家人。這病在天津城內已經傳播了有二個月，引起了重大喪亡，至九月達到高潮，城內外都在死人，而城中心死的更加多。現在的天津城中路途上到處都是棺材，耳朵聽到的都是哀號之聲，人們個個都是悲涼惶恐。”

崇禎十七年二月，李自成的農民起義軍攻佔了太原，遂分兵直趨北京。北京西北的宣府地區在李自成大軍經過後疫病重又活躍，“凡賊所經地方皆大疫，不經者不疫”。京師周圍的瘟疫直到清初仍未停息。順治元年(1644年)九月，保安衛、沙城堡大疫後死絕的不下一千家。康熙《懷來縣誌》載：“生員宗應祚、周證、朱家輔等皆全家疫歿，雞犬盡死，黃昏鬼行市上，或嘯語人家，了然聞見，真奇災也”。

參考資料：《三千年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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