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7月10日訊】毛澤東一貫講：“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歷史的真正主人”。包括我在內的草民們都曾為此而自豪、昂首挺胸。似乎只有我才是中國歷史的主人，也只有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中國人民才有當家作主的權力，世界上其他資本主義國家、帝國主
義國家的人民的命運是操縱在大資本家和政客手裡的，什麼民主、自由都是假的。
中共自49年掌政以來，都是這樣宣傳、教育人民的。所以絕大多數在大陸的中國人，自49年以後幾十年都是這樣認識的，都以自己生活在中國共產党領導下，生活在毛澤東的溫暖陽光下而感到自豪、滿足和慶幸。
直到文革中期，“誰反對林副主席誰就是反革命”的林彪摔死在蒙古草原以後，在極度惊愕地听到這個消息之後，使人進一步去思索一些問題，發現原來我們都受騙了，人民群眾早已成了中共上層斗爭的工具，我們絕不是創造歷史的“英雄”，而是被人利用的真正的“阿斗”。當然，也還有不少在中共文過飾非，巧言令色的宣傳下，仍然受著他們的迷惑的人群。
改革開放後，這個國家誰是主人，誰在這個國家裡說了算，已被人們追求金錢、追求生活享受代替了。中共也不再以這“主人”的高帽子作為群眾相信自己的誘餌了，群眾也不愿再畫餅充飢，只要能使我生活富裕就跟誰走。於是在中共的向錢看的口號下，大家不惜采取一切手段去獲得金錢財富，以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
如果說文革以前，中國人的命運主要掌握在中共少數最高領導人手裡，可能這還不确切，應該說決定於一代梟雄毛澤東。因為中共高層人士的命運也決定於他，進而言之，中共的命運也決定於他，他可以把中共其他高層人士、整個中國共產黨玩于鼓掌之上。
那麼文革之後形勢是否有些改變呢？事實上中共獨裁體制仍無所改變，變化的是“強人”﹐“權威”越來越少，如果說“革命元勛”鄧小平是中共最後一個“強人”的話，但由于體制未變，還有一些沒有什麼“革命”老本的如江澤民之流，也想擠入“強人”之列，以求獨裁統治。
就是中共高層內，也有一些比較開明的如胡耀邦、趙紫陽、李瑞環及後來的朱熔基、胡錦濤、溫家寶等，但他們畢竟受黨“教育”多年，在骨子里也還是把維護共產黨領導，鞏固中共政權看成是第一位的。下面且看看他們的言行。
鄧小平在八十年代中就強調“四個堅持”，在字面上就要“堅持黨的領導”，1989年“六四”時，不顧任何民意，堅決主張用武力血腥鎮壓。“六四”事件引起國際上普遍的遣責，許多國家紛紛撤回大使，停止不少商業活動。中國當時很孤立，但鄧卻說“中國封閉了幾十年，再封閉幾十年又有什麼了不起？”這說明，在他心目中，中國就如他家開的店，他要怎樣經營，甚至停業、關店都是他一人說了算。甚至連中共其他高曾領導都不能參与。當鄧小平在八十年代初接見香港人士時，他們要求“港人治港”，鄧就很不理解地說：“什麼港人治港，那中國其他地方也要各自為政嗎？”就連大家認為比較開明的當時的總書記胡耀邦也說：“我就不相信共產黨管不好香港﹖後來他們也是迫于形勢才讓步的，原來的設想是香港實行共產黨直接領導下的”一國二制“。
江澤民接班後，就強調“江核心”，以鞏固他在黨內的絕對權威的地位，并想把自己列入馬、恩、列、斯、毛、鄧之後的第七把交椅，成為中共和共產國際上的祖師爺級歷史人物，可惜今非昔比，一個人一言九鼎，一句頂一萬句的時代再也一去不复返了。在眾多高層領導轟擊下，他的偉大理想也就成了泡影。
現在，比較開明務實的胡錦濤、溫家寶等人，雖在人民群眾中威信越來越高，但如果要讓他改革中共和中國一套已經腐臭的政治體制，他也還是不愿意的。他們的關心人民也只是發自他們的一定的“善心”，并不是真正想讓人民享有當家作主，讓人民有充分的自由、人權。
所以胡錦濤最近關于“限制政治體制改革”的講話，就使不少人大失所望。另一方面，中國政治體制是否改革、怎樣改革、是否讓人民享有自由、人權，還是要決定于幾個中共高層領導人。回想起來中國經濟上的改革開放不也是鄧小平与幾個人一商量就決定了嗎？如果當時鄧小平反對改革開放，試想中國現在狀態能是這樣嗎？那些高樓大廈也不會有，与國外貿易交往恐怕也不會高於現在的十分之一。再說遠一點的，如果毛澤東現在還活著，恐怕大陸還是以防修、反修為主題，毛是一貫認為商品交換、貨幣流通是產生資本主義的溫床，“餓死事小，失節事大”。大陸會完全是另外一种情景，仍會到處是革命口號，處處是餓浮哀鴻，如果現在這些中共領導，敢于談改革開放的話，那麼可能不是坐牢就是被“賜死”了。
現代雖与以前有所差別，不是絕對一個人說了算，但中國人民的命運仍然掌握在中共極少數幾位高層領導手中，中國人民仍然只能是當“阿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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