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7月11日訊】共產黨語系的陰影
看到最近在《九十年代》和《開放》雜誌上刊出的鄭義關於文革的文章和《中國之春》最近刊出的關於文革中的“道縣事件”的文章，發覺中國人對文革的看法至今仍在共產黨的觀念專政下，深受共產黨關於文革的政治宣傳的誤導。我特別欣賞蘇煒關於打破共產黨“話語系統”的觀點。從這兩篇文章，我們可以看到，很多批評共產黨的人，甚至是不少香港和海外作者的意識形態和辭典都沒有跳出共產黨的“話語系統”和意識形態專政的陰影。鄭義對廣西文革中大屠殺中人食人的慘劇的政治背景作了非常有趣的回避。凡是經過文革的人，都知道廣西的大屠殺是保守派“聯指”在軍區和地方新政權支援下殺造反派“四.二二”。而湖南發生的殺死數千人的道縣事件也是湖南省當時有周恩來直接支援的保守派組織“紅聯”殺出身不好的人和造反派。這本是盡人皆知的歷史事實，但在文章中，卻被作者們有意回避。而我們一般聽到的故事卻與共產黨的宣傳一致：“文革”是造反派“殺人放火”。
這種故意回避起的效果與欺騙和彌天大謊一樣。我在《中國之春》發表的我的“囹圄中的精靈”中的一章“復舊和斬草除根”（發表時誤印成“復仇和斬草除根”）的幾個關鍵印刷錯誤說明了這種彌天大謊的深廣影響。我在文中用兩個道縣事件的活證人的故事說明道縣的大屠殺是湖南的保守派在一九六七年夏天得勢時，爲了防止在大城市裏得勢的造反派（他們中很多是出身不好或與共產黨有隙的人）與農村裏出身不好的人合流推翻他們的“紅色政權”，由保守派組織“紅聯”動員共産黨和骨幹分子成立貧下中農法庭，對出身不好的人進行家族滅絕性的大屠殺。而在《中國之春》發表時，卻誤爲“造反派在道縣殺人”。
周恩來和毛澤東的政治衝突
當時這件事之所以被人知道，是因爲林彪和毛澤東支援城裏的造反派，與支援“紅聯”的周恩來有政治衝突，所以林彪以此事發難，攻擊周恩來支援的在“二月逆流”中成立的“紅聯”。林彪的四十七軍在湖南奪了“紅聯”和湖南軍區的權後，曾一度支援調查道縣事件，而一九七二年林彪垮臺，周恩來勢力復舊後，對道縣事件的調查又再度受阻。文革後，“紅聯”的勢力成了“反極左路線”的正確路線，所以道縣事件的調查更無法深入下去了。
廣西的情況更加複雜。由於周恩來派與毛澤東對韋國清的態度表面上沒有大衝突，特別在一九六九年時，毛、林、周已取得共識，要停止文革中的結社自由狀態，把所有非官方的造反派組織鎮壓下去，所以廣西大屠殺是保守派在整個中共的支援下，以軍隊爲靠山，屠殺造反派。文革後，造反派成了“極左路線”，自然沒有人爲被殺害的人說話。
文革中的造反派也都不再承認自己是造反派。例如有名的造反派何維淩，陳一咨，文革中都是利用中央文革反迫害的口號，與保守派唱對臺戲的人物，文革後，他們都搖身一變，成了反極左路線的人物了。他們這樣改變立場有其理由，但是，他們沒有必要爲文革中利用中央文革與周恩來的矛盾造反而自慚。他們那時的造反行爲實在是保守派政治迫害逼出來的。
有名的研究文革的學者陳佩華曾撰文分析爲什麽中國知識份子文革後會如此一致地認同官方對文革的歪曲宣傳，昧著良心指鹿爲馬。陳佩華特別反對巴金的建立文革紀念館的建議，她爭辯道，目前中國人對文革的話語系統完全受官方宣傳的操縱和誤導，一旦建立文革紀念館，整個話語系統無異于“皇帝的新裝”故事中的局面，而建紀念館會把官方對文革的解釋更加固定化，合法化。所以我們現在真正需要的是一個獨立於官方話語系統的對文革的反思。
文革不是前後一致的“十年浩劫”
她指出擺脫官方對“十年文革”這個概念的定義是開始獨立思考的一個條件。文革不是前後一致的“十年浩劫”，而大致可分爲至少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中共通過共產黨組織整肅政治的階段，這大致從“五一六”通知到一九六六年八月。這個階段中，非官方的群衆結社都是非法或反革命，所有的批判運動都是在共產黨的嚴密控制之下的。
在這個階段，毛澤東發覺他發動的運動又像是一九六四的幾次運動一樣，完全被保守的政府系統控制。所以他在尋找新的政治牌。最後他發現中學出現了自發的非官方的結社“紅衛兵”。這種自發結社馬上被官方打成非法組織和反革命。毛澤東於是選擇了“結社自由”牌，公然戴上“反革命組織”的袖章支援“非法組織”。“十六條”中關於學生可以自行結社和保護少數等條款對毛澤東的新戰略已有明確說明。但我當時雖也是被打成反革命的學生，卻根本不相信“十六條”的誠意。我覺得大概又是一九五七年的那一套。但我當時不懂毛澤東與劉鄧矛盾的確使毛澤東下了挺而走險，開放結社自由的決心。
劉鄧一旦發覺毛澤東公然支援被他們打成非法組織的紅衛兵，於是馬上又接過這張牌，支援“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口號，企圖煽動這種正統觀念，把矛頭轉向四類分子。鄭義回憶的北京一九六六年八月的紅色恐怖正是在這背景下産生的。當時劉鄧及周恩來的國務院都直接支援鼓勵老紅衛兵打殺黑五類的行爲。周恩來的愛將周榮鑫，後來還直接給殺人最凶的老紅衛兵西城區糾察隊財政支援
。
各地的黨組織紛紛效法，把黨團員組織成“自發的群衆組織”，他們自稱赤衛隊，紅色政權保衛軍，高喊“只許左派革命，不許右派造反”。而那些對當局不滿的學生組織被他們稱爲造反派，當時這是個貶義詞。毛澤東發覺結社自由牌子被劉鄧接過去，於是轉而支援造反派，要陳伯達等人調查紅衛兵殺人的行爲。毛澤東利用市民、造反派對老紅衛兵的不滿，提出反迫害，支援出身不好的造反派，批判血統論等口號，於是造反派和保守派的分野出現了。當然這個過程非常複雜，有多次反複，特別是林彪對鎮壓造反派和支援造反派有過幾次大搖擺，周恩來是利用一切可能的機會把造反派打成反革命。而毛澤東是在不斷搖擺，見風使舵。
一九六六年八月，北京毛主席支援紅衛兵的消息傳到長沙，官方將其解釋成紅色恐怖，有意將毛澤東打結社自由牌的策略按對無產階級專政有利的方式解釋。所以我當時雖然有頂反革命帽子卻不敢亂說亂動。學校裏的高幹子弟組織了紅色政權保衛軍，我因爲父母已被省委定爲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所以屬於黑七類，沒有資格參加紅色政權保衛軍。紅色政權保衛軍一成立，就把北京那一套，打罵出身不好的同學，鼓吹血統論，抄家等照搬過來。學校出身不好的同學組織了一個戰鬥隊，支持反對省委的大學生造反派。我還不敢參加。但直到串聯學生傳來消息，毛主席真的支援造反派，我才動了心。這個消息是由人民日報一篇社論所證實。八月十九日，湖南大學的學生在長沙市委示威，喊打倒“三相信”和罷市委書記官的口號。市委馬上調動幾十萬工人赤衛隊和紅色政權保衛軍把“右派學生”打得頭破血流。而幾天後的人民日報公然指責市委和“紅色政權保衛軍”，支援造反的學生和工人。
不能把帳算在造反派身上
在這同時，紅色恐怖波及長沙，而紅色恐怖的行刑隊主要就是紅色政權保衛軍。所以把紅色恐怖的帳算在造反派身上的確是顛倒黑白。正如陳佩華所說，陳雲在文革後清查三種人的一個批示中說，對老紅衛兵中幹部子女在紅色恐怖中殺人打人的，不但不追究，而且要重用。所以共產黨批判所謂文革中的打砸搶也是個騙人的口號，對打砸搶最厲害的高幹子弟，他們要重用，他們真正要清查迫害的人是對共産黨不滿，在文革中造了他們反的市民。
以中共的歷史而言，老紅衛兵的打砸搶，道縣大屠殺，廣西大屠殺都與共產黨土改中的大屠殺是一脈相承的。文革中的造反派也有暴力行爲，但這種暴力行爲一是分散和無組織的，二是不少有仇報仇，有冤報冤。三是根本沒有共產黨的系統暴力那麽慘無人道。而現在在官方的宣傳中，文革的暴力全成了造反派的罪行，而保守派個個升官，成了正確路線的代表。具諷刺意味的是，文革中以反迫害爲名，批判血統論，和下令禁止聯動(高幹子女紅衛兵)殺人暴行的還是陳伯達和中央文革。他們眼看劉、鄧、周接過結社自由牌，爲了打擊他們的政敵，由陳伯達出面發難，批血統論，解散聯動的勞改營。無庸諱言，我們這些“狗崽子”，那時的確高興，而且都打著支援中央文革的招牌揭露聯動令人髮指的暴行。
北京當時的“狗崽子”遇羅克和同情他的“四三派”都打著支援中央文革和毛澤東的口號，利用江青關於“君子之澤，五世而斬”的那個講話與同情“聯動”和“血統論”的“四三派”據理力爭。而那篇代表這種造反派“新思潮”的有名的“四三派宣言”，也成了我的“中國向何處去”批判特權階層的思想來源之一。不庸諱言，在那個階段，中央文革和“造反派”的確是相互利用。
中國政治的幾個關鍵的變化
文化大革命的第二階段爲大約在一九六六年八月到一九六八年二月之間。這個階段中國政治制度有幾個關鍵變化。一個是“十六條”正式規定學生可以自發結社。而這種非官方結社在中共歷史上都是反革命。有人說“紅衛兵，造反派的意識形態都是共產黨的附屬品，因此不能算真正的自由結社。”但是在中共歷史上，如果結社是非官方的，意識形態越接近共產黨，這種非官方結社受的迫害越厲害。因爲這種結社被認爲更危險，是所謂“托洛斯基”分子。我在坐牢時碰到過很多自稱“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共產黨人”的政治犯，他們的下場比反共的反革命要慘得多。所以，不管文革中的紅衛兵相信什麽意識形態，三人爲伍就可以成立“戰鬥隊”，這本身是個很大的制度變化。
到一九六六年十月左右，中央文革，中央軍委發佈文件，正式允許工人和農民自組政治組織。接著毛澤東又親自下令停止軍隊以外的共產黨組織生活。所以到一九六六年底，政治結社是有相當的自由了。到一九六七年二月，周恩來再三提醒毛澤東，全國性組織向政黨一樣出現了，如不及時鎮壓，共產黨江山會危險，他還特別用“風起於清萍之末”來警告毛澤東。
在毛澤東的默許下，周恩來一九六七年二月發動了一個全國性鎮反運動。所有全國性組織，不分青紅皂白全被打成反革命組織。各省的造反派政黨型組織全部被打成反革命組織。很多有經驗的老人告訴我，那次鎮反比共產黨歷史上任何一次鎮反規模都大。而文革中真正的大動亂應由這次鎮壓而始。一個大規模鎮壓自發結社的政權，怎麽可能用合法和和平的方式提供秩序？那次鎮壓與“六四”一樣，受到市民激烈反抗，很多地方軍隊開了槍，有記載的就有成百上千人被軍隊殺害。這還不包括中央文革沒有透露的數位。中央文革後來在與周恩來奪權，把青海軍區司令趙永夫開槍殺人的事實公佈出來。
文革之後，二月逆流成了正確路線，而中國的知識份子附和中共的宣傳，聲稱二月逆流中反對政治迫害的造反派是極左派，帶著軍隊抓人的保守派是正確路線。這種“文革反思”有什麽獨立思考，有什麽聲張正義的良心。
一九八九年的民運中，官方與學生的衝突還是集中在結社自由的這一點上。官方不承“學自聯”，“工自聯”。至今，反對中國共產黨的不同政見者被分成參加反動組織的和沒參加組織的。據說內部文件劃了一條線，對參加反動組織的一定不能寬恕。在結社自由這一點上，文革中造反派和官方的衝突與今天在朝在野派的衝突
是一樣。
文革中的造反派像任何革命中的政派一樣，經歷了無數次分化。以我的家鄉長沙而言，一九六六年“八一九”事件把市民分成了造反派和保守派。當時的保守派實際上就是變相的共產黨，共青團。但造反派只有學者有正式組織，工人因爲還不能結社，所以支援造反派的工人都是散兵遊勇，與學生聯繫。這些散兵遊勇一個個都被單位打成反革命，不少人被批鬥，被關押。一九六六年十月中央文革下了反迫害，爲反革命平反，和允許工人自組政治組織的文件後，正式工人組織出現了。這種組織馬上發展成跨行業的政黨型組織。一九六七年二月這類組織全部被打成反革命。
到一九六七年夏天，毛澤東眼看壓不住，又對周恩來，劉鄧派的放肆不滿，於是突然支援造反派平反。平反前，市民群情激憤，平反消息一來，市民興高采烈。二月逆流中，就長沙而言，過去在“八一九”事件中造反的大學生轉向支援當局的鎮壓行動，因此造飯派分爲高司派和湘江風雷派。前者支援軍區，後者被軍區打成反革命。
湘江風雷派八月份平反後，周恩來搞了一個籌備小組名單，這個名單上有名字的造反派轉而支援政府，叫工聯派，這個名單上無名字的組織了一個在野聯合組織，叫省無聯。因此湘江風雷派又進一步分化爲工聯派和省無聯。像法國大革命一樣，自由結社和革命一旦發生，它就會朝激進的方向不斷分化，直到一個軍事強人用暴力恢復秩序爲止。從這點而言，一九六六年八月到一九六八年的文化革命是一種政治學中所說的革命，它的特點是，原有的社會秩序完全崩潰，原有的政府和共產黨癱瘓，社會處於半無政府狀態。政治是在軍隊，各派政治派別之間玩出來。由於共産黨的政治控制已處於半癱瘓狀態(除了軍隊以外)，自由結社自然會發展出自由的意識形態。
結社自由比言論自由重要得多
這就是一九六八年初一種被稱爲“新思潮”的非官方意識形態發展的背景。這種新思潮的代表人物有北京中學的四三派人物，大學中的“極左派”，上海反對張春橋和周恩來的紅革會和支聯站的人物，武漢三鋼派中的北斗星學社，山東魯大主義兵派中的“十月革命小組”，湖南省無聯等等。這些新思潮的代表人物雖還沒完全擺脫中共意識形態壟斷權的陰影，但他們宣稱中國的政體不民主，形成了特權階層。山東十月革命小組一位人物指出“炮打司令部”應該形成一種制度，群衆組織應該容許反對司令部，不論其是無產階級的還是資產階級的。這種新思潮的發展說明，只要結社自由成了事實，思想和言論自由就不可扼止。如果不是中共一九六八年用殘酷的暴力把造反派鎮壓下去，自由的思想就會從自由的結社發展出來。
所以我與胡平強調的不一樣。我認爲結社和政黨自由比言論自由重要得多。一旦結社自由，就會出現尾大不掉的局面。有了一個獨立於共產黨而共產黨又吃不下的政治組織，共產黨的專制政治就不可能存在了。
文革中造反派中的同鄉知青造反組織和合同工組織是最具獨立色彩的。以湖南爲例，湖南一九四九年前，很多人在國民黨政府或軍隊中任要職，有不少名門望族，文革前這些人的子女都因成份不好考不上高中和大學，被迫下鄉。他們是一群對共産黨丟掉了幻想，瞭解社會，又有能力的人。他們文革中回城造反，成立了他們自己的政治組織（大多參加了省無聯）。這些知青創造了最早的傷痕文學。並排成話劇在長沙演出。我看了其中的一個，劇名是“姐姐你別哭”，講的是一個歷史反革命的女兒，如何受共產黨欺騙，在考試落第後下農村，如何被貧下中農欺侮的故事。那是個極其動人和令人傷感的故事，看戲的人無一不落淚。
我的這個例子是想說明，文革後的自由派知識份子不見得比文革中的造反派更獨立於官方意識形態。一九六七年中國的確是發生了一場革命，過去耀武揚威的當權派一九六七年一月後都成了平民，像其他老百姓一樣提著漿糊桶在大街上貼大字報。而過去無權無勢的人卻可以通過他們的造反派組織，叱詫風雲。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文革初期被打成小鄧拓，黑幫的人在文革第二階段大多參加了造反派，要求當局和保守派爲他們在文革第一階段所受的迫害平反。湖南省無聯的教師聯合會和文藝界紅色造反團的成員就大多是文革第一階段受迫害的知識份子。
我認識的一位元的右派朋友，文革後遇到我時大批極左路線，但一九六七年夏天，我遇到他時，她興高采烈地告訴我，林彪剛有個講話，說“分路線是非不看出身，而看批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反迫害是否立場堅定”。這位右派醫生一九六七年與丈夫跳河自殺未死(她丈夫已死去)。文革第一階段受盡保守派羞辱，第二階段中參加造反派，反迫害，鬧翻案。如果這些人真有獨立人格，他們應該敢於站出來道出真象：在文革第二階段他們曾經利用劉鄧與毛林的矛盾反迫害和造反。當然那時右派造反都是打著江青的旗號，因爲江青有一個“不但要批判七十天，（“五一六”通知至八屆三中全會）的劉鄧路線，還要批判十七年（從一九四九年到一九六六年）的劉鄧路線”的講話，右派們就以此講話爲大旗，向十七年的“反動路線開火”。
政治從來就是相互利用
有人說文革中的造反派是受人利用的。但政治中從來是互相利用的，毛澤東利用了造反派，而鄧小平會說，造反派中的“壞人”利用了毛澤東。我在《中春》連載的我的回憶錄中就用真人真事說明了，當時的確有不少有頭腦的右派在自覺地利用造反派。他們不比現在一些自以爲頭腦清楚的人笨，他們一直在有意利用造反派反對共產黨，但他們的失敗並不是因爲人們沒覺悟，而是因爲毛澤東支援造反派反對當權派，使造反派從自己利益出發願意與毛澤東聯手劉鄧代表的共產黨 。
如果你將大陸今天那些自由派人士打著鄧小平的招牌反對共產黨頑固派的行爲與文革打著毛澤東旗號的造反派相比，他們的獨立性（或不獨立性）並沒有什麽本質的差別。就以“六四”事件中的學生而言，如果他們沒有利用趙紫陽同情和讓宣傳工具自由化，學生運動也根本不可能搞得那麽大。學生運動搞大很大程度上是市民在報紙報道趙紫陽肯定學運後，才真正發生的。“被人利用”這是一種典型的共産黨套話，沒有任何實質意義的。
一九六九年，軍隊把造反派用武力鎮壓下去，以此戰備爲藉口，把所有自由結社都取締，然後通過“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等一系列軍隊和保守派聯手發動的運動，用殘酷的屠殺，才結束了革命和無政府狀態，重建了共產黨的秩序。這兩個運動中共產黨殺人無數，特別是清查五.一六運動中，凡是造過反甚至只是同情造反的人都受到殘酷迫害，西方研究文革史的，有人估計那次運動死了一二百萬人。而人們今天所說的十年文革浩劫中的大多數悲慘故事是發生在保守派和軍隊當權派的這第三階段。而其中令人髮指的清查五.一六運動是毛澤東和周恩來聯手發動，而以周恩來爲主要元兇。他自己一九七四年就不得不承認，清查五.一六運動中死人那麽多，他應負主要責任。
而文革後，“清查五.一六”不但無罪，而且有功，所有的政治運動都被否定，唯獨這個運動不能否定。很多我的造反派朋友都憤憤不平地說，這個運動是文革中死人最多的，這個運動不否定，他們死不暝目。“清查五.一六運動”之所以不能否定，是因爲周恩來是元兇，也因爲清查五.一六被迫害的人在文革後的清三種人運動(實際上是清造反派運動)中又成了被迫害的物件，很多人再次被判刑。
我在這裏講的不少觀點，已由大陸著名不同政見者劉國凱在其傑出文章“論文化革命”中表達過。他在文中氣憤的問道，造反派絕大多數在文革中都一而再，再而三地被迫害，不少人家迫人亡，而今天在官方的文革史中，造反派都是迫害人的人，而那些文革前，文革後一而再，再而三的迫害犯人卻在文革後成了正確路線的代表。世上還有比這更不公正的世道嗎？
政治秩序比生産力發展更重要
今天再談文革，不是想翻舊賬，而是提醒中國知識份子，要擺脫共產黨那一套話語系統，如“極左路線”，“撥亂反正”，“十年浩劫”等等。有不少香港人對這種勸說無興趣，而對鄧小平的“唯生産力論”十分欣賞。但我卻不敢苛同。要知道，一九五六年毛澤東在八大時是個比鄧小平還徹底的唯生産論者。他的《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中就有非常徹底的唯生産力論。但一見他犯了錯誤，或上層內部産生政治危機，他們就不再提唯生産力了。
從中國孔子的學說到當代政治學都指出一個穩定的政治秩序比生産力發展的確更重要。英國的發達是因爲自光榮革命建立代議制、兩黨制，內閣制後三百多年沒有政治動亂，美國的發達也是因爲她有民主制度保證其二百年長治久安。中國要有二百年不斷政治動蕩而中斷，不要任何政治家去強調經濟爲中心，經濟一定會世界第一的。但政治不動蕩非有結社自由，政黨自由，自由選舉這一套民主制度不可。從這裏而言，唯生産力論是極端錯誤的。而建立一個公正和禁止任何政治迫害的法治和民主的社會才是長治久安和經濟發達的根本大計。
造反派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獸
講了那麽多造反派的好話，我必須承認，造反派與其他人一樣，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獸。現在輪到我來講造反派的壞話。造反派中的活躍分子據不少文革史專家研究，大多患有革命歡快症。他們中不少人是在秩序面前嫉妒權威，在動亂面前留戀秩序。一旦革命暴發，他們的形態就像一個初嘗性愛的少女，全不顧日後分娩的痛苦。劉鄧路線一九六二年後給他們帶來的好處，對他們而言，似乎遠不如毛澤東一九六六年給他們的結社自由更重要。爲了結社自由帶來的權力滿足感，他們可以不惜毀滅整個社會秩序。
從這個角度而言，保守派中雖大多是些唯唯諾諾沒有獨立思想的人，他們對秩序和既有權威的尊重的確有著可貴的價值。如果你看不出這種價值，你就去仔細研讀一下日本和德國的近代史吧，在這兩個民族中，正是這種保守主義，對權威和等級秩序的尊重，使這兩個國家至少在經濟上比法國（他們大多是有革命歡快症的人）更大的成就。我自己對造反派的反思可以寫本書，但是這種反思最有意思的是對革命的反思。文化革命第二階段雖然暴發了毛澤東並不能完全控制的革命，但這革命卻像法國大革命和英國大革命一樣，其醜無比。對於我們這些當時被革命歡快症感染的造反派，革命的確看似像盛大節日，小偷都成了聖人。但這個革命卻充滿著殘暴，混亂，互相殘殺，和黑暗。
我們可以用一種誠實的態度來反省革命，但是，我卻不能接受中共官方那種以迫害造反派爲基礎的反思文革。從我對革命的反思，我有幾點最重要的心得。第一點是，共產黨的秩序比革命中的無秩序更可怕。第二點是，共產黨的系統的政治迫害在有秩序時會被人們故意地僞裝遺忘，人們不再相信儒家的恕道和保護弱者的原則，而是群起欺侮迫害者。因爲共產黨的秩序是對連不迫害被迫害者的旁觀者也要歧視的。但人們並沒有真的忘記這種迫害，所以一旦政治控制放鬆，被迫害者就會混合著革命歡快症一下突然暴發出來。當“六.四”的學生說他們是和平非暴力時，他們並不明白，一旦革命真的暴發，其後果可能是任何人也無法控制的。
共產黨的反對派在幫共產黨開閥門
從這個角度而言，目前共產黨的反對派實際上是在幫共產黨開閥門，把這種革命的潛力慢慢放掉，使社會能較平穩地過渡到一個政治開放的狀態。在這個過程中，我主張反對派應提出一個訴求：通過人身保護法或人權法案，使四十年來受過政治迫害的一切人都可以通過法律的途徑伸張正義，保護自己的權利。不要只提六四的問題，或只提文革知識份子問題。而要包括所有土改，鎮反，清查五.一六等一切運動中的人權問題。對實行政治迫害的人，應該像紐倫堡法庭一樣，追究個人的法律責任。這條法律應該對所有人都一樣，不管他是文革初的紅衛兵，文革中期的造反派，或一九五零年的土改幹部。
我特別希望大陸的文人們在反省文革時不但注意鄧小平等人在文革中所受的迫害，而且特別注意鄧小平等共產黨人在文革前和文革第一階段和文革第三階段中實施的慘無人道的政治迫害。
最後一點是針對反對派的。反對派不要以爲真理全在自己手裏，共產黨的保守派也是有部分真理的，他們也是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獸。反對派要作好和保守派平等競爭的準備。不要像共產黨批文革一樣，把一派講成絕對正確，而把另一派講成妖魔鬼怪，十惡不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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