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京:把思想自由的火炬傳給新一代

--評楊小凱之死

梁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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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7月27日訊】由於大陸的重要報刊對楊小凱的死和生平成就進行了突出的報導,許多人,特別是青年人第一次知道了他的名字,並對他傳奇的一生和思想發生了濃厚的興趣。看來,楊小凱英年早逝,雖令人惋惜,卻成就了他在中國大陸傳播憲政和思想自由的聖徒地位。這自然並非楊小凱和他的親友所願,但事實是,他的早逝很可能讓他的思想對大陸發生更加重大的影響。

楊小凱是革命的逆子。他曾因真誠地信奉革命而險些被革命吞噬。十年牢獄,楊小凱自助天助,不僅沒有虛度光陰,反而苦學成才。楊小凱又是革命倖存者中之最幸運者。他思想自由的天性不僅沒有因劫難而泯滅,反而大難之後得到了充分施展的契機。他得到了在世界上最崇尚學術自由的普林斯頓大學深造的機會,並在西方學術界嶄露頭角。

表面上看,楊小凱死後得到大陸報刊的追捧,是因為他在西方獲得卓越的學術成就。不少經濟學者相信,楊小凱若不死,將是最有希望獲得經濟學諾貝爾獎的中國人。大陸報刊對這一點的宣傳,不僅大大提高了楊小凱的知名度,也幫助遮掩了這樣一個事實:畢竟他們宣傳的,是大陸專制制度最有思想深度的一個持異議者。

一些大陸的青年學者,知道楊小凱與大陸主流經濟學者對大陸的改革有不同的見解,但是,由於當局對海外華人刊物的封鎖,很少知道楊小凱對大陸專制的批評,更少知道他的思想與他的人生道路的聯繫。對楊小凱生平的報導,使大陸青年有機會看到,在楊小凱學術成就背後的,是他對人格獨立和思想自由的執著追求。這和大陸主流和非主流的多數知名學者形成了強烈對照。

六四以後,犬儒主義成為大陸思想界的主流。在共產主義大退潮的巨變中,中共淪落成為一個完全以求生本能來執政的政權。大陸學者的多數人,發現自己別無選擇,只有與專制政權一道求生存。於是,各種建立在個人利害精巧計算基礎上的“學術”充斥學界。一些聰明人因此而名利雙收。反對這一主流的,則有一批不甘精神和道德墮落的勇敢者。但是,他們的主要工作,則是對當局和主流學者們進行道德指責,結果往往是招致當局對自己的迫害。也有一些優秀學者,不受虛名的誘惑,也不把道德批判等同於探索真理。不過,這樣的學者人數不多,更重要的是,他們誠實的思考和工作很難得到社會的認同,也難為外部世界所知。在扭曲的價值判斷影響下,青年一代深受各種“明星”學者虛浮學風的影響,而不知獨立思考的價值。需要特別指出的是,不少留學海外的大陸學子也加入到了大陸沽名釣譽的學術市場中,對青年發生了極壞的影響。

楊小凱不僅堅持獨立思考,繼續對經濟學的一些基本理論進行大膽創新,而且,他對大陸面臨的根本問題,進行了深入的研究。楊小凱一生從未放棄中國知識份子以天下為己任的傳統抱負,但是,他遠遠超越了多數中國知識份子。雖然他從不隱瞞自己反對專制的政治和道義立場,但是,他也從不滿足於對專制政體的道德批判。作為一個學者,他想知道,專制國家為什麼會在競爭中輸給民主國家,作為一個中國人,他近年更苦苦地探求西方走向憲政的奧秘,希望從中得到的啟示,有助中國擺脫專制。百餘年來,中國現代化進程劫難不已,正是因為缺少楊小凱的這種理性精神。

理性精神在中國知識份子中發揚的最大障礙是自負。瞭解楊小凱的人都知道,他是一個自視很高的人。但楊小凱最難能可貴之處,在於他成功地克服了中國知識份子自負的頑症。這不僅表現在楊小凱嚴格遵從西方學界嚴謹的治學規則和作風,更難得的是,他對自己一生因無知的自負而發生的行為,正式懺悔。他感悟到了許多中國知識份子也許永遠不能懂得的道理:自負是理性和思想自由的大敵。

當然,如果楊小凱的思想和學術成就沒有能夠在西方國家得到高度認可和尊重,他的思想也許不大會對勢利的中國人發生太大影響。而楊小凱之死,無疑放大了這一影響。這對他的家庭是不幸的,但我相信,楊小凱會想到,這是上帝別有深意的安排。上帝希望通過他把思想自由的火炬傳給中國的新一代。

──轉自《自由亞洲電台》(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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