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7月28日訊】小凯病逝后两个小时，贯中兄告诉了我这个令人悲痛的消息。虽然早知道他已到了最后弥留的阶段，但却还是让人难以接受这个事实。随即与小娟通了电话，她悲痛而又平静地说：我守了他一夜，直到早晨六点他还很清醒，一个小时后就走了。小凯临走前说：“将和朋友们在天国相会”。
正像中国近代以来的仁人志士一样，小凯一生始终围绕著“中国向何处去”这个主题，思索著，拼搏著，奋斗著。小凯从早年热情鼓吹巴黎公社原则，到坚信市场经济和宪政共和是人类摆脱奴役之路的通途，完成了他一生坎坷而成功的追求。小凯超人的眼光、正直的品格和渊博的学识，将会为继续探索“中国向何处去”的人们提供难得的榜样和借鉴。
也许是命运、理想和机缘，使我与小凯成为无话不说的莫逆之交，彼此相互珍惜，相互砥励、相互告慰。
一、初交成莫逆
八O 年底，何维凌来电话，兴奋地说：老陈，快来我家，给你介绍一个难得的朋友。赶到维凌家时，客厅里坐著一位双目炯炯有神、文质彬彬的青年。他伸出手说：我叫杨小凯。维凌说：他就是杨曦光！呵，记忆回到了六七年二月，当时恰巧我刚到长沙，就看到满街都是“长沙一中夺军权战斗队”贴的大标语，“湘江风雷大方向是正确的”，“省军区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揪出党内又一个最大的走资派周恩来”，“砸烂封建专制的官僚机器”，“巴黎公社原则是永存的”。听说这些标语是由长沙一中高一学生杨曦光指挥张贴的。我去长沙一中拜访，但却未见到他。不久，我返京后也被“新北大公社”抓回北大，作为“现行反革命”批斗而险些送命。六八年中，又看到了杨曦光写的《中国向何处去》。
说来很有意思。小凯比维凌小四岁，因为六八年写《中国向何处去》鼓吹巴黎公社原则坐了十年牢，刚考到社科院数量所读研究生；维凌比我小四岁，六七年组织<<共产青年学会》直批林彪、江青，年底也被捕入狱，后下放到北大鲤鱼州干校劳动，七八年初调回北大化学系，在徐光宪教授那里搞分子结构研究；我则因六五年二月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三万字的《对党和政府工作的若干意见》批评共产党不民主，十月受到批判，文革开始就被打成反革命，后下放农村，七八年底调到社科院农经所工作。
相似的命运与追求，使我们三人一下子成了相见恨晚、无话不说的朋友。这次竟一下聊了两天两夜，饿了吃方便面，夜深了则砥足共眠。交谈的主题虽然仍是“中国向何处去”，但个人的坎坷与民族的苦难已使我们从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为自由民主主义者。三人的共识是：中国需要一场深刻的社会政治变革，走向世界主流的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不同的是，维凌更主张从政治变革入手，而小凯和我则主张从经济变革入手；我则更主张经济变革从农村入手，农村变革从推行“包产到户“入手。这次交谈后，小凯欣然同意成为刚刚成立的“中国农村发展组” 的一员。
二、苏州再恳谈
因为过于劳累，八二年底我患了“疲劳综合症”中晚期，医生让我必须全休，一下子就休息了二十个月。八三年初我到苏州养病，春节刚过，维凌来电说，他要带我女儿吴笙和小凯一起来看我。一见面，大家都很兴奋。加之当时苏州市委研究室黄炳福主任的关照，既使我们尝到了各种苏州美食，又给我们安排游览了当地名胜。我五岁小女不时的唱歌、跳舞，更给我们平添了无数的乐趣，三个人吃的高兴，玩的高兴，聊的高兴。似乎成人以来，我还从没有过过这么轻松愉快的日子。十天后，我们依依惜别了。有意思的是，他们两人都送给我一本自己写的《经济控制论》。
这次的深入恳谈让人永生难忘。我们讨论了当时的局势和今后的可能发展。小凯说，维凌向我介绍了你们搞的《中华振兴百年设想》，我很赞成，但是不是太理想化了？我更喜欢《农村的曙光 中国的希望》、《以农村为突破口实行分区立体开发的改革战略》这样的东西，既从实际中来，又有前瞻性。谁也没想到，一个“包产到户”，一下子让中国活起来了！“农村组”真是功不可没。下一步该怎么办？我说，“包产到户”只是农村改革的第一步，农民有了积极性，但土地不是他们的，承包地又变动太快，所以现在农村流传“一年盖新房，二年娶新娘，三年吃喝玩乐走四方”的顺口溜，农民要有不断扩大再生产的动力，就要解决农民土地所有权的问题。小凯说，对！孟子说“无恒产者无恒心”，一定要“耕者有其田”，实行土地私有。我接著说，农村改革的发展，必然会推动商业供销、银行财税、工业交通、科技文化、人事劳动以至党政领导部门的改革，现在已经看到了这种趋势。但我自己的知识结构恐怕适应不了这种变局。
他们临走前，小凯和我说，我们给你三条建议，你在农村时读了萨谬尔逊的《经济学》，又作了许多调查，才使你能有所作为。但今后，你必须想想办法，不断派人出国取经，开阔眼界，扶植人才。一是到不同国家考察他们的成败经验，以为借鉴；二是培养和发现一批系统学习西方经济学、政治学和法学的人才，这是第一条。第二，我们讨论过，孙中山当年辛亥革命成功，得到海外华人和国际社会广泛支持非常重要，我们愿意在这方面作出努力，相互配合。第三，能否转告赵紫阳，会见那些花瓶式人物礼仪上必要，但若会见像台湾经济起飞的五院士，如蒋硕杰、费景汉、邹至庄这些人，可能对经济发展、改革更有实效。
我说，你的建议非常中肯。你写一封信给我，建议中央领导会见著名经济学家，我替你转达。一个月后，赵紫阳看到我转过去的信，表示同意。后来，他先后会见了邹至庄、弗里德曼和费景汉等著名经济学家。
三、建经济学会
八四年十月，赵紫阳和我谈，一让我出任新组建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二让我想办法把分布在中央、国务院各部门有志改革的中青年组织起来。小凯已于八三年被邹至庄教授看中到普林斯顿大学读博士了。我请维凌转告他，拟成立一个北京青年经济学会”，美国是否可以也搞一个？共同促进中国的改革开放。八五年初，维凌也到了美国。三月，维凌来电说，学会的事,美国的留学生很积极,小凯正在斡旋。五月，“北京青年经济学会”成立，鲍彤任会长，我任常务副会长，理事近五百人。五月底，“中国留美经济学会”成立，于大海担任了第一届会长，小凯任理事。七月，北京青年经济学会聘请小凯和大海为“特邀理事”。
八六年十月，索罗斯与我在北京签署了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支持中国改革开放的“中国改革开放基金会协议书”。促成基金会成立的维凌建议，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和北京青年经济学会的名义，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基金会的第一个项目，请小凯回国讲学考察。十二月中，小凯到京，在体改所、经济学会进行了学术交流，又由我陪同去中南海总理办公室拜会了北京青年经济学会会长鲍彤，小凯与鲍彤谈了一上午。事后，鲍彤称赞小凯，“有头脑，有见地，是个难得的人才”，小凯则向我和维凌说，“想不到赵紫阳身边竟有这么聪明、这么明白的助手”，他问我，这次政治革前景如何？能否使反对派合法化？我说，你太异想天开了，绝对不可能，很多基本问题都难以解决，但会有所进步。我已请高级党校、北大、人大组织全国近二百个专家，编一套《政治制度研究丛书》，分政治制度总论、政党制度、政府制度、人事制度、法律制度和议会制度六大类，约四千万字，以作为今后进一步改革的参考。 “六四后，这套书也被尘封了。
胡耀邦被迫辞职，反自由化开始。不久，鲍彤给我转来一封信，请我尽快作出说明。信是这样写的：
力群同志：
据闻受美国中央情报局操纵的福特基金会支持的中国留美经济学会，与我体改所（所长陈一谘）、北京青年经济学会关系密切，企图影响国务院最高决策，这个动向值得密切关注。
力群批示：请启立同志阅。启立批示：请紫阳同志阅。紫阳批示：请志文、鲍彤调查、了解、写出报告。我立即请维凌找小凯，将中国留美经济学会成立以来所有的资料收集一套，并将其与福特基金会的关系写一个说明，尽快给我。二十天后，我收到了小凯转来的一百多页资料。
一周后，我给赵紫阳写了一份十页纸的报告，附件五十余页，包括：中国留美经济学会为什么成立，使馆的支持与韩叙大使的题词，学会的章程与财务管理规则，学会活动的内容，学会与福特基金会的关系，学会与体改所、北京青年经济学会的关系，等等。鲍彤看了我写的报告，摇著头说：一个“据闻”就捕风捉影，颠倒黑白，无限上纲，真是恶习难改。结果这个无中生有的诬陷很快偃旗息鼓了。但是，接著又有人拿刚刚成立半年的“中国改革开放基金会”开刀了，在此不叙。
四、办研究中心
“六四”后我被迫离开中国，九零年二月到了普林斯顿，四月与余英时教授发起组建了“当代中国研究中心”，费景汉教授被推举为董事长。研究中心志在组织一批关心中国前途的学者研究中国的经济市场化与政治民主化。短短时间，即在全球十八个国家和地区发展了三百多名研究员。
十月的一天，李少民拿来一篇小凯的文章，题目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教训》，询问我是否可在即将创刊的《当代中国研究中心论文》刊出。我看后告诉少民可在创刊号刊出。少民说小凯文章里对体改所是有很多批评的，你能接受这些看法吗？我说，小凯文章的立意和基本看法都是有道理的，有些提法可能因讯息不确或过于理想化，但不影响其价值。今后无论什么观点的文章,只要言之有理、论之有据就可以刊登。
文章刊出不久，时任澳州莫纳什大学经济系高级讲师的小凯，给我来了一个很长的电话。小凯说，谢谢你同意在你们《论文》创刊号上刊出我的文章。少民说了你对我文章的看法。你我到底是有共同经历的人，彼此容易理解。一个研究组织能有不同观点的争论才能兴旺。看来你搞的研究中心有希望。我说：还记得十年前在维凌家的讨论吧！十年过去了，人世沧桑，看来我们这辈子都得为解开“中国向何处去”这个命题继续探索啊！他笑著说，这是一种无法逃避的宿命。我说，那你就当我们的研究员吧！他说，可以！就像参加农村组那样当个外围会员吧，这样旁观者清，继续保持我独立知识分子的特点。
九二年一月，小凯到普林斯顿看我。提起维凌去年六月墨西哥车祸身亡，年仅四十六岁，彼此都唏嘘不已。小凯忽然感叹的说，奈何，神不护佑中华啊！说到研究中心急需务色一些优秀的政治学家和法学家，他也一时提不出好的人选，只是说他今后会把政治学研究和经济学研究结合起来。谈起他即将出版的《专业化与经济组织》一书，小凯两眼放出了异彩，他的 “超边际分析”的确闪耀著令人振奋的新兴经济学的理论光辉。我向他深深地祝贺，差点两人都喝醉了。
五、“坏资本主义”
九八年七月，我返国为母奔丧。回美后不久，九月小凯来看我。正逢小女吴笙刚从国内来美不久。小凯笑著说，八三年，我抱著你在苏州玩的时候，你才五岁，一下十五年就过去了！小女不好意思地脸红了起来。这次我们又畅快地谈了五六个小时。交谈中，我深为小凯高兴，他不仅俨然一个经济学大师，且对英国光荣革命与宪政民主的研究已颇有见地。
九八年十二月，研究中心召开《中国改革的政治前景》国际研讨会，小凯作了一个《宪政民主与经济发展》的报告，他指出： “如果政府的权利没有可信的制衡，政府会追求一党之私利而损害社会利益，造成苛捐杂税、贪污和其他寻租行为。这种国家机会主义的间接后果，比直接后果更严重，因为政府的机会主义行为使社会大众不再相信公认的游戏规则，因而所有人的行为都变成非常机会主义，只要对己有利，即可以不顾社会的道德准则，而使社会成为一个偷抢横行、机会主义和寻租行为盛行的社会。”他又指出“英国光荣革命创立的世界上第一个虚君宪政、议会民主制度使政府对公平的政治游戏规则和法律制度的承诺成为可信，这种可信承诺对以后世界的变化有极其深远的影响。中国应该从历史的经验中接受借鉴。”他的讲话受到与会学者的一致欢迎。
会后，我们又在一起交谈了很长时间。小凯说，几年没回国，看新闻感到很鼓舞，实地一考察，虽然经济在快速发展，但也有让人很失望、很担心的地方。我问为什么？他说，国内现在政治上一党专制没有太大改变，经济上虽然非国有经济发展很快，但寡头垄断很严重，各种坏资本主义的特征已经都出现了。我们应该关注的是，中国现在南美坏资本主义的特征都开始显现，而北美、欧洲好资本主义的东西几乎没有，这么下去会出大问题的。很多人在沾沾自喜地谈后发优势，执政者当然喜欢听。可是模仿发达国家的技术，没有合理的制度，是难以为继的。如果我们冷静考察一下，二战前的德国和后来的苏联的教训，应该不难吸取前车之鉴。我要唱个反调，讲讲中国的后发劣势，起码可以让一部分人清醒：只有经济改革和发展，没有宪政共和作为保障，是不可能使中国跻入强国之林的。
九九年研究中心又组织了一个《国家制度建设研讨会》，与会专家一致认为，一个现代化国家的建设好似建造一座摩天大厦，五个基础要件缺一不可，即：比较公平合理、能被大多数人接受的经济制度、法律制度、政治制度、社会政策和文化环境。若缺少一、两个，大厦或许还可以维持，但若只有一个，强行施工就会坍塌。小凯又一次强调，从英国光荣革命以来各个走向现代化国家的历史，其基本线索都是在确立私有产权和宪政民主的基础上逐步发展的。中国现在仅从经济角度看也是硬件上的快，软件跟不上，遑论其他。没有合理的制度保障，这种经济发展的后果很可能变成一种最坏的资本主义。
小凯作为一个高中就入狱十年的青年，三十五岁才出国留学，短短二十年间不仅成为一个对经济学有独创性贡献的大师级人物，而且毕其一生始终不遗余力地追求著中国向何处去”这个大命题的破解。这是多么地难能可贵啊！
六、“在天国相会”
九八年九月，小凯和我说，我将充分利用在哈佛这两年的时间著重研究经济发展与政治成长的关系。特别是英国光荣革命以后，私人产权与宪政共和的关系。我认为这对今后中国有重大意义。我非常赞赏他的想法。两年内，我们通过许多电话，大多是夜里十二点以后他打来的。听他说，他每天工作十四个小时以上，周末也从不休息。他关于“国家机会主义”、“坏资本主义”、“后发劣势”等一系列重要观点，就是在这个时期读了大量史书和文献以后形成的。我既感佩又担心，多次劝他劳逸结合，放长线钓大鱼。他总是笑笑说，没问题。
谁知天妒英才，可能是过分的执著与劳累给他种下了病根。零一年九月，他患上了肺癌。当他告诉我时，我一方面劝他要有信心治好，一方面请美国一位福建老中医林一山给他寄去了专治癌症的药。无独有偶，零二年八月，我也患上了淋巴癌。电话中经常彼此告慰。小凯信教后病情确有好转，他为了早日康复不仅游泳，还特别喜欢驾舟出海。当他不顾病情又回国去讲学时，我劝他千万不能劳累，也劝不住。小凯真是为了解开“中国向何处去”这个命题，耗尽了生命最后的全部能量。
果然，小凯的病复发后来势凶猛，各种中西医手段均已失效。今年三月初，小凯打来电话，声音极其微弱地说，老陈，我怕是不行了。我说，你一定会好的，一要有信心，二要放下各种事情，使自己处于“静空虚无”状态，三要使自己每天产生的能量超过癌细胞生长的速度，这样就会逐步好转，我的病已经好转。他说，听说你绝食效果不错，我也想绝食。我说，那是“辟谷”，不是绝食。有人指导才可以练。我请世界自愈力与念力研究院院长陈科文指导你。
三月中，小凯与小娟到了洛杉机，住在我小女吴笙家。近一个月时间，西医中医都束手无策了。给我治好淋巴癌的名中医戴克刚告诉我，肺癌不难治，但小凯的癌症已全身扩散，耽误了。这么优秀的人才太可惜了。小凯这时不仅说话困难，还时而发烧。但他一直很平静，因为他求仁得仁、心有依归。小女说他时不时还露出慈爱而灿烂的微笑。小娟为了让他走前和孩子们在一起，四月中又回到澳洲。五月中，小娟说小凯不行了，但人很平静。六月中，国强告诉我，小凯快走了。我问小娟，她说小凯已经吃不进饭，药也不吸收了，但仍然很平静。我内心深深地感到痛惜，终日难眠。
小凯度过了他五十五年传奇而又光辉的一生。中国经济学家里像小凯这样作出世界性贡献的人廖若晨星。而能将经济发展与政治成长结合研究并发表出一系列真知灼见的人更屈指可数。最难能可贵的则是，他为了探索“中国向何处去”这个终生追寻的主题，把全部身心都扑上去的忘我精神，他耿直正派不阿权贵，他敢于直言不惧鬼神，他追求真理不图名利。
小凯走前说，“将和朋友们在天国相会”。他相信他会和神在一起！可是和小凯相比，他的朋友中又有几个人能和他在天国相会呢？想起他，我就自惭形秽。不过，小凯的榜样为我们做出了示范。将来的一天，希望在天国的小凯还会像朋友一样欢迎我们。
于纽约石溪居
2004年7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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