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庸：反官倒，反腐敗——八九民運起因初探

【大紀元8月2日訊】1989年民主運動的最強音是“反官倒”，有時聯稱“反官倒，反腐敗”，表示在反腐敗聲中突出地反對官倒現象。

（一）官倒因何而來？

　　1985年開始，鼓勵國有企業用計劃外原材料增加産量，增産的産品不實行價格控制，直銷市場，産銷完全市場化。這樣就在計劃經濟之旁誕生了由計劃經濟派生的市場經濟，生産資料價格也就出現計劃價格與市場價格雙軌制。市場供應趨緊時，兩種價格形成的價差不斷擴大。以煤炭爲例，1988年上海噸煤計劃價70元左右，市場價120元左右，實際到手價170-210元，江蘇則爲250元左右，福建爲300元左右，海南爲400元左右。如果考慮到煤炭生産基地的計劃價格就會更加令人吃驚：當年山西地方礦噸煤坑口價僅20元，中央礦噸煤坑口價不過27元。〔1〕巨大的價差是巨大的利益所在。任何瞭解市場的人都會懂得，只要善於倒手，就是可觀的收入。利益驅動促使廠家向倒買倒賣、商業炒作傾斜。倒騰原材料買賣比利用計劃供應的原材料生産所獲利潤高得多。1988年上海噸煤市場價爲計劃價的1-2倍，一噸煤轉手就獲益100-140元。當年全國計劃供應煤炭約4.5億噸，其計劃價較市場價低270億元。這樣形成的價差，僅煤炭、鋼材、電力、糧食四項即達741億元——多麽強大的誘惑力！生産資料計劃供應指標是由政府審批的，這裏存在相當大的模糊空間。一是行政官員不可能准確計劃所屬企業對原材料的需求，二是行政對原材料的調撥權不受監督，三是各經濟部門年生産計劃可以相當機動。這些因素在完全計劃經濟條件下並不具有特殊意義，只是在計劃經濟旁産生一塊市場經濟時，它的重要性才凸現。這時，企業用調撥的低價原材料生産超計劃産品可以獲得較高利潤，倒賣這些原材料所得收入更是高得難以比擬，這必然促使企業爭奪計劃內生産資料供應。這種利益追逐使負責審批計劃供應指標的權力得以膨脹。企業爭相設法使這一權力對自己有利，如果通過正常渠道無法達到目的，就會千方百計用金錢購買。審批權由此從行政管理職能異化爲市場特殊商品，出高價者捷足先登。審批權的價格隨生産資料市場價格的浮動而增減，越是緊俏的原材料，購買其計劃調撥權的價格越高，但最高不會超過該種生産資料市場價格與計劃價格的差額。這就是權力的市場化，它使官員有機會分享企業利用生産資料雙軌制獲致的超額利潤。

　　市場炒作最初限於實物，倒煤炭，倒鋁錠，倒鋼材，倒糧食等等。有時計劃價與市場價相差懸殊，實物還可在流通過程幾經倒手，逐層分剝價差，有的實物倒手6到8次，最終卻回到原生産廠家。以後，批文、指標也成爲倒賣物件。比如，國有土地的使用存在批地價格與市場價格的差額，因而搶奪政府的土地批文成爲獲致高額價差的關鍵，只要拿到批文，轉手即可獲得數十上百萬元批文轉讓費。在金融界，倒利差（市場貸款均衡利率與銀行貸款利率之差）、倒彙差（市場均衡匯率與官方匯率之差）成爲熱點。炒買炒賣的結果是，哄擡物價，擾亂金融，破壞生産，助長腐敗，成爲蛀蝕經濟的漏洞，國有資産流失的暗道。官員與廠商勾結起來劫掠財富，構成嚴重經濟摧毀力量。政府官員以出賣審批權爲渠道，參與和助長倒買倒賣，因而被稱爲“官倒”。這種利益攫取方式很快被衆多掌權者參悟，他們認識到這是劫財大好時機，時不我待，於是，由權力機構直接支援和掌握的各種貿易公司紛紛成立，企圖霸佔市場投機倒把的全部利益。用趨之若鶩形容官倒公司的成立是毫不誇張的。1988年底，中央及各地黨政軍群機關及附屬事業單位所辦從事倒賣活動的公司近30萬戶（包括分支機構則近50萬戶），從業人員達4088萬多人，占第三産業勞動者總數43％。這些如狼似虎的官倒公司以及大大小小倒爺劫奪國民財富的規模究竟多大，學者胡和立有一總體估算：1988年全部控制商品價差1500億元以上，利差1138億元以上，彙差930億元以上，加上稅金流失、地租流失、進口許可證體現的價差等，共占當年國民收入40％左右。這就是權錢交易的總標的，其中相等部分流入官倒腰包，成爲暴富！這裏介紹一個官倒公司，以斑窺豹。1984年9月中國殘疾人福利基金會成立中國康華有限公司，鄧朴方任董事長。基金會投資600萬元，中央計委撥付500萬美元外匯額度，經貿部給予出口經營權，財政部稅務總局給予免稅待遇。公司主要從事進出口貿易。所獲利潤，1985年997萬元，1986年1756萬元，1987年2200萬元，應交稅金3056萬元全部免交。這就是“小康華”。不難看出，官方的強大政治背景和官方的強力經濟優惠使任何官倒公司垂涎三尺、難望項背。這一舉措無疑向各級權力機構開放綠燈：均可以此爲榜樣，不惜代價成立官倒公司劫奪國民財富。鉅額利潤助長鄧朴方膽量，他策劃大幹特幹，醞釀成立“大康華”。遊說十餘位中央級權力者，得到支援。1987年6月總理李鵬批准成立大康華，直屬國務院領導，特批免稅待遇。註冊資金兩億元，實投1.2億元。

　　前石油部副部長、前冶金部長唐克任董事長，前煤炭部長高揚文任副董事長，前北京市常務副市長韓伯平任總經理。憑藉國務院的行政背景、鄧朴方的政治優勢、退休官僚的業務關係和經濟上的優惠待遇，自然一帆風順，財源滾滾。大康華發展迅速，一年後已擁有二級公司58個，三級公司113個，多數從事流通領域經營，倒買倒賣。查有實據，無法掩飾的活動是：倒賣外匯，逃彙套彙；倒賣重要生産資料；偷稅漏稅。由它帶動起的這場搜括國家財富的颱風猛刮，物價隨之猛漲，生産形勢猛落，財政收支猛緊，生活指數猛增。這是大陸第一次國民財富大流失，黨政軍群商大發橫財、大暴富！

（二）官倒的實質

　　如果以爲官倒、腐敗僅是某些領導者意識“墮落”的結果，那就是僅看到表相，未觸及實質。官倒現象泛濫有其深刻的社會背景。“文革”結束後盛傳“有權不用，過期作廢”，這是複出的當權派發出的心聲。掌權者意識到面臨最後一站，要使手中權力派上用場，不致荒而無用。權力意味著一切，這是中共理念。林彪說的“有了政權就有了一切，喪失政權就喪失一切”，非常精煉、傳神地表明權力的可貴。還有比他說得更透底的嗎？沒有！“文革”中流傳的“權權權，命相連”，“奪權，奪權，奪大權”，表達的就是林彪概括的信念。權力等於一切，既包括政治利益也包括經濟利益，這是不言而喻的。不過，在運用中由於著力點不同而顯示不同的功能。“文革”時權力突出地表現爲政治上的能量，統治時的威力，成爲政治地位的顯著標誌。“文革”後以經濟建設爲綱，權力的運用重點從突出政治轉爲突出經濟，表現爲搜斂財富的瘋狂，挖掘國庫的貪婪，成爲經濟地位的顯著標誌。政治標誌和經濟標誌並無本質區別，不過是運用的側重點不同而已。

　　官倒産生于“文革”後、改革初不是偶然的。“文革”實施的高層官員大清查，再現了“狡兔死，走狗烹”的歷史畫面。中共派系爭鬥的激烈在動亂中達到歷史高峰，奪取權力的殘酷無與倫比。經過“文革”煉獄之災，大部分老革命苦嘗九死一生的戲弄，多數滿懷困惑。葉飛說：此生最難解答的問題就是爲什麽要發動“文化大革命”，這個問題怕至死找不到滿意的答案。師哲被關13年、流放5年，釋放時的結論是：沒問題。他慨歎：“這一切都是爲了什麽？”“這一切悲劇的根源是什麽？”廖沫沙稱自己有三個糊塗：入黨幾十年被打成反黨分子，弄不清什麽是黨；學習馬列幾十年被指爲“反馬列主義”，弄不清什麽是馬列主義；革命幾十年被打成反革命，弄不清什麽是革命。黨內信仰危機和價值危機由此而産生。某些掌權者感到前途茫然，政治上沒有什麽盼望，因而決定在經濟上大撈特撈，以肥私囊。他們默許、庇護、支援、勾結親屬、密友、舊部、新知，在價格雙軌制中以權易錢，以權營私。這種尋租行爲的撞擊效用非同小可，迅即成爲黨內潛滋暗長的“管湧”，及至擴展爲潰堤之勢時，已無從扼制。

　　中共上、中層分裂出的這股強大勢力構成“文革”的對立群體。“文革”中權力的濫用表現爲對老革命的政治迫害，改革中權力的濫用表現爲對財富的大肆侵吞。這兩種不同表現的背後是中共兩種不同力量的相互較量：“文革”中毛派對中共權力中堅實施嚴酷的政治過濾，不惜血本地使中堅力量家破人亡、淪爲囚徒；改革中複出的中堅勢力則以經濟大吸血方式猛噬國民財富，不惜搞誇中共政權賴以存在的經濟基礎，以索回所受迫害的補償。這是中共統治者內部權力搏鬥的否定之否定。

（三）文革——官倒——六四

　　“文革”大動亂與官倒大吸血均使民衆遭受塗炭，這是中共當權派（不管哪派掌權）絕不顧及的。葉劍英在1978年中央工作會議上承認，“文革”“浪費8000億元”。8000億是個什麽概念？它是“文革”國民收入的39.5％。這個損失落實到百姓身上就是職工的低工資自1964年開始凍結，至1978年實際工資不僅未增，還不斷下降，職工只能節衣縮食，勉強度日。農民生活更苦，1978年貧困人口占農村人口30.7％，16％的農民爲赤貧，即年收入人均不足40元，不夠支付糧和柴的需要，這些赤貧人口約1.2億。萬里1977年親見一家父女三人沒有褲子，冬天縮在草堆裏度日。這時的大陸是名符其實的“貧窮的社會主義”。毛派退隱後，又值官倒猖獗，導致物價飛漲。與百姓生活息息相關的零售物價指數，在官倒大肆活動的1985－1989年增長指數爲8. 8％、6％、7. 3％、18.5％、17. 8％，大大超過前6年平均爲2. 8％的水平。嚴重通貨膨脹意味著對平民的經濟剝奪，生活水平必然嚴重下降。職工工資雖然在1979－1984年增長較快（帶有補償性），但1985年後實際工資又在下落，乃至國有單位低工資狀況仍未改觀。特別是腦體倒挂問題迄無改變迹象，“拿手術刀不如拿剃頭刀”成爲時尚諷刺而流傳。1988年北京大學一青年教師貼出《賣身啓事》，甘願以5萬元價格賣身入贅，以取得贍養父母資金。同時，該校王丹等10余名學生攜帶工具，到天安門廣場爲全國人大代表擦鞋，勤工助學。由於通貨膨脹的侵害，農民狀況也趨惡化。這從官方資料就可看出：1985－1989年農民人均純收入實際增長從7. 8％下落爲3. 2％、5. 2％、6. 4％、－1.6％，以後一直未能恢復到1985年增幅。

　　如果按購買力平價計算，就更能接近實際而看到農村貧困人口仍停留在1億左右，絕對貧困者不少於3000萬。總之，大衆在深受10年浩劫之害以後，又遭受官倒搶掠造成的通貨膨脹的洗劫，苦不堪言。

　　沈默的勞動群體的不滿之聲是微弱的，不會引起中共高層關注。因此，代言人的出現非常重要。1989年北京學生遊行中高呼“官倒官倒，不打不倒”就申張了民衆心願。北京大學學生1989年4月18日於天安門廣場宣佈的7項要求，其中的“反對貪官污吏”、“國家領導人及家屬的年薪及其他形式的收入向人民公佈”，就表達了民衆呼聲。中國政法大學學生提出的口號更是明確要求“官倒曝光”、“懲辦貪官污吏”、“反對通貨膨脹”。此時，民心得以表達、釋放，直達高層。學生提出反官倒，反腐敗，只限於反對將權力作爲商品出售，要求廢棄這一範圍的權力濫用，使權力遵守規範，不得越軌。它沒有反對中共所有特權，並不危及中共執政地位。應該說，這一要求的有限性使它能夠得到最廣泛的群衆，包括那些閉塞的、資訊缺乏的、與政治最少牽涉的群衆的擁護和支援，因而保證學生運動建立在堅實的社會基礎之上。中共中下層黨員痛恨官倒者頗多，上層也不乏清醒者，他們認識到官倒不治，危害甚大。因此，學生的反官倒呼聲也得到這部分黨員不同程度同情和一定的支援。八九民運所以能一呼而起，奔騰澎湃，與所提要求的廣泛性和群衆性是密切相關的，這是它的主要經驗之一。

　　然而，這一合理要求引起中共保守派激烈反彈。學生、工人、職員、自由職業者、民主黨派、宗教人士等等，成百上千萬群衆一致以和平請願、理性示威方式，呼籲治理官倒，懲處腐敗，如此龐大的群衆運動表達的聲音，不論從哪個角度看也是民意的顯示。然而，民衆意願到達保守派耳中，一切均予遮罩，只留下模糊音響：“亂哄哄”，得出的印象是：“折騰”，結論是“亂”，以政治概念表述就是“動亂”，並發出嚴厲警告：中國不允許亂。就是說，首先在情緒上，然後在理念上與民衆處於對立地位，不僅反感，厭惡，而且仇恨，敵視，欲動殺機。這的確說明保守派與億萬斯民是絕緣的，無法在情緒和理念上建立溝通渠道。其實，他們心裏清楚：“腐敗現象的孳生，使一部分群衆對黨和政府喪失了信心”，“不懲治腐敗，特別是黨內的高層的腐敗現象，確實有失敗的危險”。這是他們坦率的內心獨白。但是，他們同樣清楚的是：這個依靠政治暴力存活的黨，現在只能憑藉腐敗毒劑的注射興奮神經，維持生命的延續，徹底戒毒將導致全身機能障礙，危脅自身存在。保守派面臨的是這樣的兩難選擇：反腐則亡黨，不反則亡國。這就是當時形勢的真實解讀。1989年5月陳雲主持中央顧問委員會常委會議，與會者認爲，“動亂”不平，“黨無甯日，國無寧日”。中共元老甯要腐敗，不要“動亂”（社會監督），態度十分明確，毫不含糊。依據這一明白無誤的態度，再看看他們的表演：“本來我們就是要反腐敗的”呀，“對腐敗現象我也很不滿意”呀，“反對腐敗，幾年來我一直在講，你們也多次聽到我講過”呀，“我還經常查我家裏有沒有違法亂紀的事”呀，這些冠冕堂皇的話語與他們一心鎮壓“動亂”的凶心畢露的態度相比還有什麽價值就不言而喻了。中共保守派不肯、不敢剷除官倒、徹查腐敗，是這個黨的性質決定的。

　　（1）官員以權尋租，倒買倒賣，是一種由整個政權支援和運作的特殊權力。這種特權是中共全部特權的組成部分，與其他特權共同凝結爲堅固的體制，不容任何鬆動。這些權力，按照列寧的理論，是由共產黨獨家所有，獨自享用的。因此，哪怕只是質疑其中一項特權的正當性與合法性也會被保守派視爲“侵權”而予拒絕，甚至做出強烈反應。他們認爲，如果接受民意，限制或取消其中一項特權，定會引發連鎖反應，其他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社會等方面的特權也會凸顯其非理性而遭質問和反對，整個特權體制將面臨解體。這是保守派深以爲憂的。

　　（2）遊行示威，表達民意，是現代社會正常的社會監督機制。它是制衡權力運作，使之循規蹈矩的有效途徑。這樣的社會監督源於權力的社會委讬制，即權力由社會委託而産生，在服務社會的同時必須處於社會監督之下，體現權力的民有性質。一黨專制的政權理念與此相反。按照列寧的理論，這樣的政權不受任何限制，更不接受社會監督。政權一旦建立就君臨社會之上，成爲強制社會服從自己意志的工具。因此，對遊行示威的社會監督形式不認可、不同意，加以打擊和鎮壓，是一黨專制政權的必然邏輯。在他們看來，社會監督機制的口子不能開。一旦遊行示威的監督合法化，媒體的輿論監督自然也不可少，隨之言論、出版、集會、結社自由就必須兌現，再進一步，社會監督機制的深入發展必然提出權力來源問題，即中共執政的合法性問題，這是中共保守派深以爲懼的。看來，反官倒、反腐敗要求竟被敷衍、塞責，請求約束權力濫用的呼聲竟被誣以“動亂”，根源是相當深的。

　　“六四”槍聲向世界發出了暴力的宣言書，同時，向腐敗發出了權威的通行症。它助長了權勢者擄掠公有財富的膽量。腐敗經由官倒→股市哄搶→圈地運動→走私販毒→買官賣官等等環節，如潰堤洪峰沖決而出。“文革”是中共在政治上自毀江山的大動亂，腐敗則是中共在經濟上自毀江山的大搶劫。大廈將傾的徵兆就在眼前。除了從暴力走向崩潰，從腐敗走向腐爛，中共還能有其他選擇嗎？

──轉自《北京之春》2004年8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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