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8月25日訊】關教導員有好多天沒有露面。幾天後3大隊來了位姓周的新教導員。周教導員比關教導員年紀輕，瘦瘦的，陰沉著臉，從來沒有笑容。犯人中傳說他是從監獄裡調來的。調來的原因是他的妻子是農村戶口，而監獄在城裡。他妻子不能長期住在城裡，因為她沒有城市戶口。他要求調到農場來，農場的幹部吃「國家糧」，家屬也能分配到配給糧食，有種雖比城市居民低但仍比農村居民高的地位。周教導員來了幾個月後，我發覺他對我非常注意。有天我去借書時，管圖書的犯人郭眼鏡（他是個曾被打成右派的小學教員），悄悄地附在我耳邊說：「周教導員來圖書室檢查，把書架上所有與魯迅有關的書都拿走了。他還問有哪些犯人借魯迅的書，特別問到『楊曦光是不是借過魯迅的書？』」我知道很多政治犯喜歡魯迅，因為魯迅對他那個時代的當政者國民黨持一種非常敵意的反對態度。很多政治犯喜歡引用魯迅的話來批評和攻擊共產黨當局。但是3大隊的幹部從前沒有人注意政治犯對魯迅的興趣，因為他們文化水平不高，對政治犯的意識形態既沒有理解能力也沒有瞭解的興趣。從周教導員對魯迅著作的敏感，我發覺他是個對政治犯意識形態較敏感的人。他一定是破獲過監獄中類似劉鳳祥、粟異邦那類「反革命組織」的人，他看來在這方面十分有經驗。我並不喜歡魯迅，與大多數對魯迅有興趣的政治犯相反，我認為魯迅是個沒有大著作的淺薄的激進主義者。但是周教導員對魯迅著作和對我的注意，使我感到他是只非常危險的警犬。
接著，有犯人告訴我周教導員在我們出工時，獨自一人仔細檢查過我的床和行李，特別對我的書籍，寫有文字的東西過細檢查。我心裏開始有點緊張。憑我幾年來的經驗，這說明他得到了一些關於我的思想及我與其他政治犯談話的情報，他在找證據核實他得到的情報。幸好他檢查我的床的那幾天，我沒有留任何有關經濟和政治問題的筆記在床上，我有記筆記的習慣，每天把自己有關政治、經濟、文學、數學方面的靈感記在一個小本子上讀書時，也錄下一些我感興趣的東西以及自己的想法。特別是尼克松訪華以後，中國的《參考消息》報經常刊登美國政治經濟方面的消息，我們基建組的人經常偷幹部的《參考消息》報來看，報上有關水門事件的報導，以及卡特的競選演說和他的就職演說都使我們對美國的政治和社會制度有了些較直接的瞭解。我每次得到偷來的《參考消息》報總是要把不少有趣的東西摘錄在我的筆記本上。幾年下來，我已積累了10幾個筆記本。我每記完一個筆記本就把它存放到曾愛斌監房外的木工房裡。身上只留一個正在用的筆記本，床上只留一些沒有任何政治內容的寫滿數學、工程方面的筆記。我的那些記有我的經濟學和政治方面思想的本子或者我的那個電影文學劇本只要有一本掉在周教導員手裡，我就會有殺頭罪。雖然他一直沒有得到這些過硬的證據，但我一想起他那陰沉的目光，頭上就冒冷汗。我想起劉鳳祥在左家塘告訴我的他的勞改經驗：「在勞改隊，幹部有一切手段得到他們所要的絕大部份情報。你要假定你說的一切話遲早總會被他們知道，因為他們用一切辦法鼓勵犯人提供情報，而對大多數犯人來說，這種引誘總是難以抗拒的。」一想到我平時與其他政治犯討論政治局勢的言論傳到幹部耳朵裡的情形，我就頭皮發緊。在他們眼裡任何這類討論都說明我們這些政治犯還有「政治野心」，還屬於應該消滅的「政治隱患」，不管這種討論是否有意識形態上的敵意或者只是純客觀的政治分析。從宋少文給我帶來的麻煩和我在「認罪服法」學習班的經驗，我已懂得了這一點。但是可悲的是，我們這些有政治頭腦的人，在毛澤東、周恩來去世前後，明明知道中國面臨大的政治變動，根本不可能不在一塊討論政局，我總會忍不住與朋友探討毛澤東與周恩來去世的先後次序對政局變化可能的影響，文革中的政治迫害對將來可能的「翻案風」的影響等等。這些討論一旦傳到周教導員耳朵裡就會成為「反革命」的「證據」。
1個月後，犯人中的消息靈通人士告訴我，周教導員正在調查3大隊政治犯中的一個反革命集團。據說這個集團與民主黨、勞動黨和反共救國軍有關，而且與「文革」中的造反派「省無聯」有關。我一聽到這個消息，腦袋像要炸裂一樣地痛，神經變得十分緊張。我明白周教導員正在進行的調查，矛頭直指我。我在3大隊的政治犯中是個中心人物，與民主黨、勞動黨、反共救國軍的犯人及右派犯人、造反派犯人都有很好的關係，我自己文革中就曾經是省無聯的成員。我那幾天心神不定，不知道甚麼事會發生。劉鳳祥臨死前用死鐐撞牢門大叫「冤枉」的樣子不時閃現在我眼前，我腦海裡不斷出現著文革中被指控搞反革命集團的犯人被判死刑的故事。我雖然明白自己從來沒有與其他政治犯建立過任何有形的組織關係，但我也知道，我一直在有意識地瞭解和接觸各種政治犯，與他們建立良好的私人關係。我清楚地知道，任何非官方的有形的政治組織和政治溝通在這個國家都足夠判死刑，更不用說在勞改隊。我一直採用一種「君子群而不黨」的策略，建立廣泛的私人關係，但不留下一點正式政治關係的痕跡。這種策略對付關教導員、劉大隊長、何指導員這些文化不高，沒有理解政治犯意識形態能力和興趣的人是非常有效的。我在他們鼻子底下與各種政治犯建立了廣泛的聯繫，成了政治犯中一位有威望的人物。但碰上週教導員這類有點文化，對政治意識形態有一點嗅覺，但又不真懂的人，我可能會有大麻煩了。只要他願意，他可以用各種手段把我與其他政治犯的談話內3大部份弄到手。如果他還得到我的筆記本或劇本的1、2件，則判我的死刑是足夠的。像張九龍和劉鳳祥的案子，當局並沒有得到過得硬的有形政黨組織證明，他們還是被殺害了。一想起張九龍臨死前那陰沉的臉色，劉鳳祥臨死前的呼號，我不由得感到寒冷徹骨。這正是我快滿刑的日子，如果周教導員在調查中真的抓到了甚麼證據，我可能永遠出不了這個牢門了。
那幾天，大隊的幾位主要幹部對我態度特別壞，一點小事也會把我罵一頓。看得出他們已從周教導員那裏聽到一些對我的指控了。我在這種不安中過了1個星期，局勢漸漸緩和下來。大隊幹部們似乎因為某些我不知道的原因不支持周教導員的調查，我沒看到他們有任何新的行動。這有可能是因為周教導員沒有來得及建立與其他和他「水平」不一樣的人的私人關係，也可能是整個國家的政治情況自四人幫垮臺後越來越緩和了。我慶幸局勢的轉變。我與劉鳳祥的命運的差別也許只是國家政局的差別。要是周教導員對我的調查發生在1970年，我可能早已像劉鳳祥一樣被當作「政治隱患」而殺害了。劉大隊長堅持將我按時轉到「出監隊」去。我離開3大隊時，周教導員曾向我訓話，警告我「你如果繼續像現在這樣抗拒改造，你頭上的反革命帽子一輩子也摘不了！」他的話提醒我，他可能在我檔案裡塞了一些他調查的材料，出了牢門後，我可能還是個戴著反革命分子帽子的「勞改釋放犯」。
出監隊離場部不遠，犯人滿刑前4、5個月就轉到這裡來，由這裡的幹部與犯人家鄉的公安機關聯繫，決定犯人滿刑後的去向。
出監隊沒有圍牆，一進這裡，人身就比以前自由得多了。經常有人偷偷跑到岳陽甚至長沙的家裏去，即使被抓住了也不會被加刑了。但是犯人之間馬上就有了社會等級的差別。那些原來家在城市的犯人將有機會回到城市裡去，而來自農村的犯人卻可能被送回農村。由於人民沒有選擇居住地的自由，戶口制度使一個人基本上一輩子住在生下來的地方，而城鄉的生活水平卻有幾倍的差別，所以農村來的犯人都千方百計拒絕回家鄉，而要求留在勞改農場「就業」。一個叫楊孝文的犯人告訴我，他的家鄉每年每個勞動力只能掙回自己的口糧，一年到頭看不到1分錢現金收入。家裏買燈油、買鹽完全靠他母親養幾隻雞，生了蛋拿到集市上去賣。特別是農村的共產黨基層組織對政治背景不好的人迫害比城裡更殘酷，楊孝文的父親是地主，他們家每次政治運動中都被抄家，他父親、叔伯每次運動中都被批鬥，他們養的豬在政治運動中都被充公。所以他最大的願望是滿刑後留在勞改隊就業，不要回家鄉。這裡大家都有勞改的經歷，互相至少不會歧視。就業人員每個月還有20元左右的工資，比農村好多了。
但是城裡來的犯人能不能回城裡去及農村來的犯人能不能留在勞改隊並不能由我們自己決定，而要由出監隊與我們家鄉的公安機關安排。出監隊負責安排犯人的是一位姓周的幹部，他長得肥頭大腦，我們都背地裏稱他周胖子。我來出監隊的第2天，周胖子就召集和我同時來出監隊的10幾個犯人開了個會。他開會的方式與其他幹部不一樣，完全不教訓我們，也不談任何有關「改造思想」的事，而像談生意一樣。他樣子很兇，也很乾脆。那天夜裡，他從他的公文包中取出一疊檔案，我們知道這些檔案有關我們的命運和前途，都屏住呼吸，仔細聽他的每一句話。他叫了一個人的名字，一個老頭站起來，周胖子高聲說：「站到前面來！你家裏還有幾個人呀？」「我沒有家了，也沒有一個親屬在這個世上了，自從土改我被判刑後，我家裏人就死的死，走的走，我已有20年與家裏沒有聯繫了。」聽得出這個老頭是個「歷史反革命」，他從共產黨當權以來就在牢裡，已經在監牢裡度過他的半輩子了。周胖子把他打量一番，然後不高興地說：「你家裏真沒有人了呀？幾十年沒聯繫不一定沒有人呀！你老成這個樣子，賴在勞改隊，要我們養你呀？我會給你家鄉去封信，爭取讓他們接受你，你不要只想留在勞改隊！」他說完把手一揮道：「下去」。
第2個被叫到的是位姓李的長沙青年。他穿著一身工作服，一看就是過去在長沙當工人的人。周胖子顯出對他很有興趣的樣子，臉帶笑意地問他：「你家裏有幾個人呀？」李像所有城裡來的犯人一樣，都儘量把家裏情況說得好一些，以爭取回長沙去。李告訴周胖子，他父母都在國營大工廠工作，兩個兄弟也參加了工作，妹妹在學校讀書，他們每個月都有信來。周胖子要李把他父母家裏的地址詳細寫下來交給他。這樣逐個問了所有人的情況，從他的態度，我們看得出來，他希望把有勞動能力，有特別技術的人留在農場，希望把沒有這些條件的人送回家。他對那些家在城市，家庭有社會地位的犯人表示出特別的興趣。
不久我碰到一位姓劉的長沙來的技術員，他因為寫文章批評毛澤東被判了7年刑。劉和我很快成了好朋友。他告訴我，周胖子是個貪得無厭的人。他對農村來的犯人態度極不好，但對城裡來的犯人，卻想盡辦法說服他們家鄉的公安機關接收他們，條件是從犯人那裏得到一批報酬。劉告訴我，周胖子每個星期都要出差到犯人的家鄉，與當地溝通，作出犯人回家或留在農場的安排。周胖子去過劉的家裏兩次，示意劉家送給他30多元的禮物，周胖子現在已為劉作好了回長沙定居的安排。劉告訴我作好送禮的準備，只要送了禮，周胖子會不遺餘力為你辦好回長沙安家的安排。回長沙的關鍵是長沙市我父親居住的派出所（長沙公安局的分支機構）要發出一個「接收證」，允許我在長沙報戶口，並且建新農場要有個文件同意我回長沙。而這些公文都要由周胖子經辦。那時建新農場的人（包括犯人和幹部）對有了「長沙市接收證」的滿刑犯人都十分羨慕，就像幾年後中國人都羨慕有機會去西方世界的人一樣。
聽了劉的經驗，我還有點半信半疑，周胖子怎樣開口要禮物呢？我真是無法想像。但我還是要托劉回長沙後去我們家一趟，把這些經驗告訴我妹妹楊暉和我父親。幾天後，我自己開始相信劉的經驗，因為周胖子把我叫到辦公室去了一趟，態度非常和氣，仔細問了我父親的情況，並要我寫下了我父親的地址。我父親文化革命中一直被關在57干校，75年後才回到長沙，雖然沒有完全恢復名譽，但卻掛了一個省輕工業局副局長的空頭銜。周胖子向我建議，由我妹妹到農場來看我，他希望當面與她談一談。
中國新年前後，我妹妹楊暉來了建新農場，她那時剛從大學畢業不久，正在一個高中教書。周胖子對我妹妹非常熱情，一定要她睡在他家裏。妹妹與周胖子談了將近一個下午。第2天我送妹妹上車站時，她告訴我，昨天周胖子為她訂回長沙的汽車票時，當著她的面親自提了一籃子禮物到汽車站去了，回來向她解釋說，「現在不送禮辦不成事，連買汽車票都得送禮！」一臉無可奈何的樣子。當天晚上我妹妹與周胖子一家人烤火閒談時，他妻子似乎是無意地說道，他們的大兒子馬上要結婚，只是差一床湘繡被面。我聽到這裡，才恍然大悟，馬上打斷妹妹的話，「這是他們要你送禮呀！」我妹妹大吃一驚，不敢相信，這是真的要禮物。我告訴他，周胖子對劉和其他犯人都用類似的手法要過禮物，只要你送了禮，他會全力辦好長沙的接收證和建新農場的放行證。我妹妹後來買了床40元的湘繡被面寄給了周胖子（當然是由我父親付款）。那是當時她1個月的工資。他收下後連收條都沒有一個。
對於農村來的犯人，周胖子知道沒有油水可撈，所以從來不去為他們疏通。有個從農村來的犯人不願意回農村，但是他家鄉的幹部認為他是個危險的反革命分子，與地方幹部有世仇，要求農場把他交給地方幹部，由他們來管制這個「勞改釋放犯」。這位犯人知道回去後會倒霉，總是拒絕回鄉。周胖子通知他家鄉的幹部派民兵用槍把他押解回去了。這個「勞改釋放犯」一到家就想辦法逃跑，又回到農場附近，在建新農場旁邊的君山農場偷了一頭耕牛，然後牽著這頭牛在公路上叫賣。當然很快他就被抓住，送回了建新農場。他在農場碰到周胖子時得意地說：「這回你總不能把我再送回去了吧！」
周胖子勒索禮物的行為越來越放肆。有天那位長沙姓李的犯人的父親來看他，手裡提著兩瓶虎骨酒。小李告訴我這是周胖子點名要的禮物，但他父親只是弄了兩個虎骨酒瓶子，瓶子裡裝的只是一般的藥酒。
我離開勞改隊不久就聽說很多回到長沙的犯人聯名向省公安廳控告周胖子索賄，建新農場組織了一個調查組調查周胖子的索賄行為。調查過程還沒有結束，周胖子就在場部附近的一棵樹上上吊自殺了。
妹妹來農場看我回長沙後的第2天，我勞動回來坐在出監隊的號子窗邊休息，忽然聽到窗戶外有人叫我的名字，抬頭望去，竟是一位叫羅培江的原來3大隊的勞改朋友。他大概是兩個月前出監的，我連忙到監房外去，請他到茅絲舖的飲食店去敘舊。他是從20里以外的華容縣家鄉來這裡看我們這些老朋友的。我們坐在飲食店裡喝茶吃點心，他滿臉愁容地告訴我，他滿刑回家後非常苦悶，頭上戴了頂反革命帽子，父親是富農分子，仍被管制，每個星期他和父親一起要到公社人保部受訓，報告自己的活動和思想，接受當局的監督。
「農村的幹部沒有水平，周圍的農民既沒有文化，也沒有水平，他們對我的歧視比勞改隊中對犯人的歧視還要厲害，我夜裡睡覺時常常想起建新農場3大隊，那裏有那麼多墨水喝得多的人，我從未去過城市，在我心目中，建新農場關政治犯的地方就是書中的巴黎。」羅培江一邊說一邊潸然淚下。我心中也十分難過，想起列寧批評沙皇俄國的話「全國是個大監獄」，不禁在心中對自己說「當今的中國才真正是個大監獄呢！」
羅培江像在問自己，也像在問我：「這種把人劃成地富反壞右的制度會有一天被廢除嗎？」
我點點頭，「只是遲早的問題。日本明治維新做的頭幾件事之一就是廢除穢多制，宣佈國民平等。穢多就相當於中國的地富反壞右，是社會上最低的一個等級。」我本來是在安慰羅培江，根本沒料到1年後，中國當局果真宣佈了對「地富反壞右」摘帽的政策。可惜的是官方宣稱摘帽的原因是由於地富反壞右分子已得到了改造，而不是因為要確立人權的合法性和政治迫害的非法性。如果有一天，當局與反對派關係又緊張起來，這些地富反壞右，特別是反革命分子又會因為「沒改造好」而重新被戴上帽子嗎！
我刑滿後的1個月，仍沒有收到長沙接收我的消息，那時我已開始與刑滿就業人員一樣每月領取15塊的工資。就業人員的工資按他們是否仍戴「帽子」而定。仍戴有反革命或壞分子帽子的人工資比沒有戴帽子的要低10～15%。而是不是戴帽子完全由幹部根據你是否馴服而決定。出監隊的人都是身份未定的人，我們都不知道將來頭上是否有帽子。我們的工資與戴帽子的勞改釋放犯一樣。有不少刑滿的犯人在出監隊等了半年甚至1年，還不能回家。有個姓嚴的小伙子實在等不耐煩了，就逃跑到長沙家裏去了。小嚴回到長沙，打通派出所的關節，確定接收證會馬上發出後，才回到出監隊。他回來那夜躺在床上給我們講長沙的新氣象。馬路上男女情侶已開始公開手挽手地「游馬路」了（這是10幾年沒有過的事），女孩子開始穿裙子了（女孩子也有10幾年沒穿裙子了）。很多人都開始穿「的確良」的衣服了。那時的的確良對我們來說還是極奢侈的衣料。這些新鮮事對同屋的人來說真是夠刺激的，大家聽他講到深夜還沒有睡意。但令我不高興的是，他也告訴我們，很多造反派領袖又被當成新上台的老幹部的政敵抓到牢裡去了。我想起1962年或1972年的復舊，它們都帶來了理性和繁榮，但卻總是伴隨著對政敵殘酷鎮壓。難道共產黨的秩序和繁榮總要以對政敵的殘酷迫害為基礎嗎？我再不是共產黨秩序的既得利益者，經過10年的勞改，我看到那麼多高貴的人成為共產黨秩序的犧牲者，共產黨殘酷地迫害如此高貴的人，我再不會單純地熱愛那建立在殘酷迫害基礎上的秩序和繁榮。我相信對政敵的殘酷迫害是共產黨政權永遠難以穩定，不斷造成動亂的根本原因。
那正是4月春天季節，周圍的氣息是如此生機勃勃，油菜花香，稻秧的清香使人神魂顛倒，我也感到國家正進入大變化的時期，比1962年、1972年更大的繁榮正在到來。我個人的命運也與國家一樣，正在一天天好起來。第2天早晨我就接到小劉的信，他告訴我，我的接收信馬上就會發出，他去過我家多次，我們家住在過去一位國民黨官員的公館裡，環境非常悠美。但是我相信自己不再會是一個充滿優越感的幹部子弟，我會永遠與那些被迫害的國民黨人、地下反對黨以及剛被關進監獄的造反派領袖認同，與一切受政治迫害的人認同。我也相信，中國政治最後穩定下來的一天，必會是這最後一批被迫害的人（造反派）被解放的一天。我深深地對徹底否定文革的思潮反感，相信文革中造反派的反政治迫害運動終會在歷史上恢復名譽。
我滿刑的那天，妹妹楊暉趕來建新農場接我。她端莊而美麗，臉型很像媽媽。我們倆感情一直很好。我坐牢的10年，她一直代表全家與我保持聯繫，差不多每年要來農場看望我。我們也有過爭吵。她聽說我在勞改隊與幹部發生衝突的消息（那次因宋少文打小報告使我受到批鬥的事）曾寫信勸我順從，字裡行間透出她為我的處境擔憂的疼愛心情。但我卻托就業人員寄給她一封信，指責她「一半像家畜，一半像魔鬼，在暴虐面前順從，在無辜面前專橫。」我在信中自稱「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獸，絕不會對迫害我的人順從。」
坐在去岳陽的公共汽車上，看得出楊暉真為我出獄而說不出地高興。我們前面坐著一個已有白髮的婦女，滿臉愁容，眼角還掛著淚，大概是剛探監看過服刑的兒子回家去。我想起盧國安的母親去3大隊看他的情形，母親一見兒子就把他抱住，親了頭，再用手從上到下把他的肉全捏一遍，一邊哭，一邊喊著「我的骨肉啊，你好孽障呀！」這位我們座位前的婦女的身影提醒我，今天我已從這扇隔開骨肉的牢門的一邊走到了另一邊。我感到一身輕鬆。
我凝視著窗外的田野，稻田正在變綠，遠處有一座我參加修建的渡槽，再遠處有座我參加修建的水庫。我心中嚮往著未來的生活，卻又有一絲對這塊土地和這裡的犯人的留戀。汽車經過閘口時，我忽然想到堤外的那片草地，心中湧起一陣悲憤。李金培、雷中成、傅子庚、黃文哲，多少我熟識的好友的冤魂還在這裡。我又想到劉鳳祥、張九龍，如果他們能活到今天那該多好。劉鳳祥預見的中國的赫魯曉夫出現的這天終於來到了。毛澤東時代正在被一個新的時代所代替，我心中充滿著對未來的嚮往和不安。但不管將來發生甚麼事情，我一定不能讓在這片土地上發生的種種動人心魄的故事消失在黑暗中，我要把我親眼見到的一段黑暗歷史告訴世人，因為我的魂永遠與這些被囚禁的精靈在一起。
越過10大隊的棉花地後，我們的汽車進入了君山農場，建新農場在我們的視野中漸漸遠去……消失在君山的茶樹後面。
《牛鬼蛇神錄》後記
楊曦光出獄後，因他的反革命名聲，沒有1個單位敢僱傭這位著名反動文章《中國向何處去？》的作者。他在父親家閒居了1年，利用這一年時間他在湖南大學數學系旁聽了不少課。這些旁聽都是由湖南大學剛復職的一些右派教授安排的。楊曦光恢復使用他的乳名楊小凱後，楊曦光這個名字就消失了。不久，湖南新華印刷2廠終於僱了楊小凱當校對工。
1979年楊小凱報考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學實習研究員，但因他的反革命歷史，被拒絕參加考試。1980年他又再次報考，在當時的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於光遠的幫助下，他終於獲得參加數量經濟學考試的機會，他通過考試後被錄取為實習研究員。
楊小凱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數量經濟研究所工作了近兩年，出版了一本題為《經濟控制論初步》的專著，發表了不少關於經濟體制改革和其它經濟問題的文章。
1982年楊小凱被武漢大學聘為助教，教授數理經濟學課程。他又出版了《數理經濟學基礎》和《經濟控制理論》兩本著作。他估計的一些計量經濟模型引起當時在武大訪問的普林斯頓大學教授鄒至莊的注意，在鄒教授的安排下，楊小凱於1983年被普林斯頓大學經濟系錄取為博士研究生。
當時楊小凱的反革命罪一直沒有平反，出國的政治審查不能通過。鄒至莊教授只好親自寫信給當時的趙紫陽總理，希望得到幫助。趙紫陽的秘書批了個條子將鄒至莊教授的信轉給武漢大學當時的校長劉道玉，請他辦理（未說如何辦理）。劉道玉校長欣賞楊小凱的才學，批准了讓楊小凱出國的手續。
楊小凱於1988年正式獲得普林斯頓大學博士學位，他的博士論文獲得導師極高評價。他在耶魯大學做了1年客座研究員後接受了澳洲莫納石大學的聘書，現在他是莫納石大學經濟系高級講師。他出國後在中英文的各種專業和一般期刊上發表了不少有關經濟、政治、文化革命方面的論文，他和黃有光教授的一本題為《遞增收益和經濟組織》的英文專著已作為有名的經濟學專著系列「對經濟分析的貢獻」之一由北荷蘭（North-Holland）出版社出版。
〔原載《博訊．楊小凱文集》。提供者：該文集主持人：蔡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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