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錢穆大師還是奴隸?

【大紀元8月29日訊】“國學大師”錢穆當年曾被大陸列入戰犯名單，最近卻成爲大陸學者們五體投地的尊神。既然先生們都那麽崇拜錢大師，後輩學子自然不敢怠慢，趕緊找錢大師的著作來研讀，剛好讀到《從中國歷史來看中國民族性及中國文化》一書，妙語連珠，有如醍醐灌頂。這才痛悔自己對中國歷史，中國文化瞭解太少，不是錢大師的點撥，我或許終生在迷途而不知返也。錢先生高論甚多，容我摘引一二。

錢老先生認爲，中國社會一直就是自由社會，千百年來中國人無不活得自由富足。誰認爲中國人不自由?那是他的無知。“中國人自由太多，不是太少。即如伯夷、叔齊，他們反對擊武王伐商紂，但他們仍有言論的自由。可見反對的意見，在中國常被容忍的……秦漢以下中國人的傳統政治是一種和親性的政治。在政府裏，由下僚來批評上司，由在野來批評在朝，由下級來批評上級，一部中國二十五史中，可說隨處皆是，舉不勝舉，講不勝講。這還不算一種思想自由嗎?”讀了這段高論，我這無知小子，未曾讀過二十五史，羞愧萬分之下，立刻到圖書館去找出幾部來翻翻，滿心希望找到錢先生所說的“隨處皆是、舉不勝舉、講不勝講”的證據。隨手翻開一頁《明史》，看到的卻是一個很有趣的故事。西元一六一五年，發生了著名的“梃擊事件”，一名男子持木棍闖入太子宮，被警衛逮捕。二十五年不曾舉行朝會的皇帝朱翊鈞爲了安定人心，終於走出寢宮，勉強到金鑾殿上亮相。從沒見過皇帝面的宰相方從哲和吳道南率領百官一齊下跪。朱翊鈞拉著太子的手向百官宣佈：“這孩子很孝順，我怎麽會有更換他的意思呢?你們還有什麽話說?”兩個宰相除了叩頭不也說一句話。禦史劉光復正想開口啓奏，一句話還沒有說完，朱翊鈞就大喝一聲：“拿下!”幾個宦官立即撲上去，把劉光復抓住痛打，然後摔下臺階。在鮮血淋漓的慘號聲中，劉光復被錦衣衛投進監獄。對於這個突變，方從哲渾身發抖但還可支援，吳道南在過度的驚嚇下栽倒在地，屎尿一齊排出來。朱翊鈞縮回他的深宮後，衆官把吳道南扶出，他已嚇成一個木偶，兩耳變聾，雙目全盲。博學鴻詞的錢穆大師，不可能連《明史》都沒有讀過吧?假如這樣的政治還不夠“和親性”，還不夠“自由”的話，大師所說的“和親性”與“自由”究竟是何含義?

作爲一代宗師，錢穆先生自然是“心底無私天地寬。”他是相信中國人的善良的，“中國人不貪利，不爭權，守本分，好閒暇，這是中國人的人生藝術。誰又肯來做一個吃辛吃苦的專制皇帝呢?”錢先生眼中，皇帝是萬民的公僕。皇帝是“吃辛吃苦”的，中國歷史上的皇帝，無不是犧牲自己以利天下的聖人。皇帝這個位子，推來推去都沒有人願意做，因爲當皇帝是只能奉獻、不能索取的。在對錢先生肅然起敬的同時，我又翻開《資治通鑒》。南北朝時北方有一個後趙帝國，史書對其三任帝石虎的評介是“肆虐”。石虎的狠毒遠勝於猛虎，他曾一次徵集美女三萬人，僅西元三四五年一年中，因徵集美女一事就殺三千餘人，鋪天蓋地苛捐雜稅，迫使缺衣少食的農民賣兒賣女，賣完後仍然湊不夠，只好全家自縊而死，道路兩側樹上懸挂的屍體，前後銜接。既然當皇帝這麽好玩，怎麽會沒有人願意幹呢?石虎的長子石宣害怕弟弟石韜跟自己奪位，先派人刺死石韜，再密謀幹掉老爹提前接班。事敗之後，不久前還對大臣說：“我實在不懂晉朝司馬家自相殘殺的原因，我們石家多和睦啊”的石虎，立即登上高臺，將石宣綁到台下，先拔掉頭髮，再拔掉舌頭，砍斷手腳，剜去眼睛，扔進柴堆活活燒死，石宣所有的妻妾兒女，全都處斬。石宣的幼子才五歲，拉著祖父的衣帶不肯放鬆，連衣璉都被拉斷，但學是被硬拖出去殺死。太子宮的官吏差役數千人全被車裂。當皇帝確實也辛苦，是因殺戮而辛苦，因姦淫而辛苦，因搜刮民脂民膏而辛苦。辛苦當然會獲得報酬，三百里遮天蔽日的宮殿，三千個國色天香的後宮粉黛，一頓飯吃掉一支軍隊的軍餉，一場狩獵毀掉千百畝良田。錢大師口口聲聲說中國人的人生是“高度藝術化”的，但是連生命都不能保全的善良百姓，又懂得什麽藝術呢?錢大師自己可能不想當皇帝，但我發現：每頂皇冠都是沾滿鮮血的。“禪讓”是安徒生的童話。

與錢穆先生比歷史知識，我確有班門弄斧的惶恐。錢先生讚美的“十通”，是一系列記載中國政治制度變遷的重要史籍，我略略翻過幾頁，老實說，不大看得懂。於是，只好先聽聽錢老的高見了：“自唐代杜佑《通典》以下，三通，九通、十通，一切政治制度——納稅怎樣，當兵怎樣，選舉怎樣，考試怎樣，一切都有法。而這些法都是從上到下，歷代一貫相承的，所以才叫做通。我想按西方的觀念來講中國傳統政治，只可說是君主立憲，而絕非君主專政。”對錢穆來說，“十通”是中國“君主立憲”的明證。可惜的是，明代的錦衣衛們並沒有錢先生那麽深厚的學養，他們沒有誰知道“十通”爲何物。關於什麽是錦衣衛、東石、西廠、內廠，用不著我再解釋了。我想描述的是“廷杖”的場面。當皇帝的判決下下達後，“犯罪”的大臣立即被獄吏撲倒在地，肩膀以下被麻布捆緊，四肢由壯士四方牽拽握定，只露出臀部和大腿。廷杖時，受杖人大聲哀號，頭面撞地，塵土塞入口中，鬍鬚全被磨脫。強壯的人可支援八十下，超過一百下的往往即在杖下斃命，杖下餘生者須割去敗肉數十碗，醫治半年以上。錦以衣衛行刑吏，全都受過特殊訓練。如果得到滿意的賄賂，他們打下的木棍，看起來很重，但受傷很輕。如無錢行賄，則下杖時看起來很輕，皮膚也不破，但痛徹心腑，只三四十杖，靜脈血管就會寸寸燒毀斷，全部肌肉組織潰散，不久即死，無藥可救。這已趨於“藝術化”的境界，不知錢大師對此“廷杖藝術”有無專門的研究?既然錢大師喜歡鑽故紙堆，爲什麽沒有寫本《廷杖學》的專著呢?可以引用汗牛充棟的材料，比“空對空”地談藝術、談道德、談文化強多了。柏楊先生在描述這段歷史時，畫龍點睛地寫了一句：“英國於一百年前即頒佈大憲章，保障人權，非經法院審訊，對人民不得逮捕監禁，而中國卻出現了詔獄和廷杈。”看來，“君主立憲”與“君主專制”的概念還是不要一廂情願、異想天開地亂用。

既然自翊爲知識份子，錢穆的知識份子“自戀”情結是少不了的。大師之所以爲大師，就在於他能突破“修身、齊家、安邦、治國、平天下、爲帝王師”的模式，提出“士人政府”的說法來，令人耳目爲之一新。他認爲，“中國社會大衆都能尊重士、信服士，而有士人政府的出現。這是中國文化傳統中一件絕大特出的事。”那麽，不妨讓我們看看“士人政府”中的一些陳年舊事。魏忠賢當權時代，負責監察的左都禦史楊漣與負責評議的都給事中魏大中是知識份子中的硬骨頭，卻都慘死在閹黨的拷打之下，當楊漣的屍體被家屬領出時，全身已經潰爛，胸前還有一個壓死他時用的土囊，耳朵裏還有一根橫穿腦部的巨大鐵釘。魏大中的屍體則一直到生蛆之後，才被拖出來。士人在“士人政府”中享受的不過是哪些待遇而已。英明神武的乾隆皇帝六下江南，儒學巨子紀曉嵐稍稍透露說，江南人民的財産已經枯竭，乾隆便大怒說，我看你文學上有一點才華，才給你一個官做，其實不過當作娼妓一樣豢養罷了，你怎麽敢議論國家大事?”錢先生所謂“士人政府”，豈不被我們的乾隆大帝笑掉大牙?在中國五千年的歷史裏，從來就沒有過獨立的知識階級，而只有統治者和被統治者，皇帝與臣民。那些吟詩作畫，煮酒煎茶，知書達理，心平氣和的士大夫們，在骨子裏都是奴隸，奴隸的自私、盲從、軟弱、麻木、卑瑣。連“士”都沒有，何來士人政府?

學界評論，錢穆先生梳理中國思想史的工作前無古人。我對別人的結論向來持懷疑的態度，所以在接受成見之前想先看看錢先生的高論。在評價漢武帝獨尊懦術之舉時，錢先生如是說：“依照漢代慣例，皇太子必先受教育。他十八歲做皇帝，信用他老師王臧之言，要重用儒家，那只是他青年時代所受教育的影響，哪里是他早知專制便該用儒家言呢?”錢先生的邏輯，讓人不禁啞然失笑；錢先生的智力，怎麽跟一個三歲小孩差不多呢?好比一個少年犯罪殺了人，難道可以振振有辭地說：“是父母師長給了我不好的教育，與我本人無關!”教育的力量真有這麽大麽?漢武帝真的對老師這麽崇拜?錢穆爲人師表，便産生了“一日爲師，終生爲父”的狂想。其實，在漢武帝眼裏，是天下重要，還是老師重要?要是伏爾泰、盧梭來當漢武帝的老師，漢武帝准能成爲民主主義者，這便是錢大師的思路。當年，沙俄殘暴的女王葉卡特林娜二世對伏爾泰、狄德羅等法國文化巨人崇拜不已，特意延請他們到皇宮作客。思想家們也一度異想天開，想對女皇進行“啓蒙”，結果女皇一怒，思想家只好走路。沒想到二十世紀中國還有做此白日夢的思想家。在錢大師的描述裏，漢武帝成了一個天真純潔的青少年，何罪之有?我在老校長蔡元培爲《現代中國政治思想史》一書所作的序文中讀到這樣一段話：“自此（指諸子時代）以後，政尚專制，獨夫橫暴，學途堙塞，士論不弘，非表章某某，即罷黜某某，文網密布，橫議有禁，舉天下之人，曰以擁護君權爲能事，有逾越範圍者，視爲邪說異端，火其書而刑其人。於是，謹願者謂爲天威之可畏，黠智者相戒慎言以寡尤，雖有超群拔萃、才智雄強之士，亦噤若塞蟬，罔越畔岸，豈敢妄讀經國遠猷哉!漫漫長夜，何時如旦，曆二千年之錮蔽，與歐洲中世紀受宗教之約束，如出一轍。嗚呼!此中國政治思想之沈沈暗暗，以至於斯極也。”蔡元培勇敢地面對錢穆不敢面對的東西，只用了幾句話便擊毀了錢穆用百萬言建構的思想史的紙房子。

對專制者的寬容，便是對民衆的犯罪，錢穆對於充當辯護律師的角色是樂此不疲的。而且他的辯護詞還合情合理、理直而氣壯。“我曾到北平看清代的太廟，順治、康熙、雍正、一個個神位排在裏面，排到咸豐、同治，所占屋內地方已經差不多了。同治以下，還有個光緒，勉強排下。只有這樣大一座殿，似乎僅可以放這些神位。這不是中國人的聰明嗎?現在我們硬要說中國政治是帝王專制，我請諸位去看看清代的太廟，他們早知道不滿幾百年要亡的，所以太廟的殿，亦只有這麽大。”錢先生眼裏，順治簡直就是未卜先知的天使，他早就知道自己的王朝只有三百年壽命。順治還是天字第一號的大善人：我的心腸軟，我們的統治只維持三百年，我們一點沒有千秋萬代的意思，親愛的子民們，你們一定要理解朕的苦心，慢慢忍耐著啊!錢大師的這段文字，有兩種人最應讀，可惜這兩種人都生得太早，都沒讀到。一類是反清複明的志士——你們幹嘛去白白送死，到清朝的太廟裏去看看，人家滿人只不過當三百年的主人而已，三百年後，天下還不是你們的?也不向人家學習學習，人家的欲望多有節制啊!第二類是辛亥革命的志士——你們著急什麽?沒看見太廟裏面還剩最後一個位置了嗎?等這個位置放上神位，大清也就壽終正寢了。用不著你們在這裏瞎胡鬧，祖祖宗宗多少代人都忍了，只剩這最後幾年你們就忍不住了?這樣一推理，徐錫麟、秋瑾、孫中山、黃興所做的都是無用功。但我轉念一想：大清的士兵爲什麽又把徐錫麟的心肝炒了下酒吃呢?造反就讓他們造吧，太祖皇帝早就說過，天下終有一天不是大清的。鎮壓反賊，不是犯欺君之罪麽?小子無知，這麽一想，孰是孰非，真給鬧糊塗了。

碰巧的是，在李敖的《蔣介石研究》中，讀到一篇極有趣的文字《蔣介石和錢穆之間的一些臭史》。文中引用了錢穆寫的《總統蔣公八秩華誕壽文》。歌頌蔣介石“誠吾國歷史人物中最具貞德之一人。稟貞德而蹈貞運，斯以見天心之所屬，而吾國家民族此一時代貞下起元之大任，所以必由公勝之也。”李敖評論說：“肉麻兮兮，已是全然無恥，知識份子反動到這步田地，真太令人失望!回想錢穆當年給我寫信，標榜‘學問’與‘德性’的關係，如今‘學問’竟不勝阻止‘德性’的淪落，我真忍不住爲他悲哀!”

再看錢穆的《屢蒙總統召見之回憶》。蔣介石死訊傳出，錢穆自己“內心震悼，不知所措。日常閱覽寫作，無可持續，惟坐電視機前，看各方吊祭情況，稍遣哀思。”於是，他深情地回憶起“總統”的召見來。第一次召見，“談話不到數分鐘，已使我忘卻一切拘束，權暢盡懷，如對師長，如晤老友，恍如仍在我日常之學究生活中。”第二次便是蔣公賜宴，好戲連台。“餐桌旁備兩座，一座背對室門進口，一座在右側，我見座椅不同，即趨向右側之座，乃總統堅命我坐背向室門之座。我堅不敢移步，總統屢命輟。旁侍者告我，委員長之意，不可堅辭。餘遂換至背室門之座。侍者見我移座，即將桌上預放兩碗筷互易，我乃確知此座乃預定爲總統座位，心滋不安，但已無可奈何。”一代大儒的精神境界竟是如此卑瑣!一個座位就可讓錢穆受寵若驚，他又如何能“爲天地立人心，爲往世繼絕學”呢?一代奸雄玩弄村學究于股掌之中，如貓捉老鼠，而老鼠渾然不覺。當然，這也怪不得錢大師，幾千年中國儒生都患軟骨症，錢大師又怎能例外呢?獨立的姿態需要堅韌不拔的毅力來保持，而依附卻能一勞永逸，心寬體胖。

然而，獨裁者與奴隸之間並非全是“蜜月期”。一九五九年錢穆赴台，蔣氏在召見中突然問：“汝是否有反對我聯任之意，並曾公開發表文字?”錢氏心驚膽戰，忙答並無此事。蔣隨即起身向書架取書。錢穆趕緊解釋說，那是一九五零年在香港時寫向政府進忠告，並非爲選舉總統事而發。那篇文章，其實仍是拍蔣的馬屁，希望蔣功成身退，“抽身事外，無形中在精神上可以鼓舞中國人，可以讓中國人心中多一成功的象徵人物，來增添信心，增添活力”。沒想到馬屁拍到馬腿上，獨裁者素性是大權在握、至死方休的，你叫他“適可而止，急流勇退”，他就會給你顔色看。心膽俱裂的錢穆連忙搖身一變，慷慨激昂地說：“然而情勢所迫，以至今日，總統在奠定一復興基地，此又是總統對國家一大貢獻。然而多數國人，終不許總統不繼續擔負此光復大陸之重任。擔負此重任之最適當人物，又非總統莫屬。”獨裁者的猜忌之心十年未消，而錢大師曲學阿世之態，宛在目前!更爲可悲的是，錢大師一點也不覺得這有什麽可恥的，還在回憶錄中寫得眉飛色舞、涕淚縱橫。做奴隸並不可怕，可怕的是麻木到自己內心中真把自己當成了奴隸。

錢穆在新亞書院的學規中寫道：“課程學分是死的，分裂的，師長人格是活的，完整的。你應該轉移自己目光，不要盡注意一門門的課程，應該先注意一個個的師長。”話說得不錯。冠冕堂皇，令人心悅誠服。然而，李敖眼明手快，一下子就抓住了他露出來的尾巴：“‘師長人格’其實是‘死的，分裂的，’跟蔣介石一面倒的師長，他根本不會有‘活的、完整的’人格。”錢氏“百萬字以上之著述”，目的不過是“所以報我總統生前特達逾分之獎誘於千萬分之一者，則亦惟此而止耳”。

奴才，我是不會尊敬的；奴才的書，我是不願讀的。在臺灣發行的郵票上，錢穆大師面容嚴肅，儼然有浩然天地之間的君子之氣。稍不注意，我們就上當了。而錢穆只不過是千百個“大師”之中的一個而已。要想不上這些“大師”的當，真是太難了；要想剝開這些“大師”的皮，又豈是一件容易的事呢?

（後記）

這是《火與冰》中我最得意的文字之一。原來的名字《我來剝錢穆的“皮”》，似乎過於劍拔弩張了一些。因此，這次重版的時候我將它改爲《錢穆：大師還是奴隸？》。這是一個疑問的句式，我願意把判斷的權力交給每一位讀者。

這也是一篇引起廣泛爭議的文字。錢穆的後人錢婉約女士曾經來信商榷，我也有一封回信，這段“公案”收入在隨筆集《鐵屋中的呐喊》裏。我不同意錢婉約認爲我在落筆之前沒有真對專制文化問題進行認真的思考，而僅僅是“愉快地找到了一個便利的靶子”而已。其實，魯迅早就說過，中國人所生存的時代歸根到底有兩種：坐穩了奴隸的時代和沒有坐穩奴隸的時代。我之所以批評錢穆，並不是說我自己跟他截然不同；恰恰相反，從某種意義上說，我們都是“錢穆”，都是中了專制文化的毒害的可憐的文化人。錢穆身上的奴性存在於我們每個人的身上。

錢穆的主要理論是所謂的“新儒家”。但在我看來，專制腐敗的儒家文明開不出民主自由的現代文明制度來。最近，連被視爲“亞洲價值觀”代表的新加坡資政李光耀也不得不宣佈，儒家文化不適應現代社會。錢穆先生人格的墮落，其根源在於他所依託的文化就是一種墮落的文化。

我寫完這篇文章之後四年過去了。然而，在中國的影視和書刊中，“帝王風潮”越來越猛烈。在這些錢穆式的文人的筆下，每個皇帝都成了全心全意爲人民服務的雷鋒同志。看來，接受錢穆理論的人越來越多——也就是說，我們離民主的、自由的、博愛的現代生活依然是遙不可及的。因此，我的這篇文章依然沒有過時。

源自《議報》160期(http://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