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8月7日訊】假如章伯均、羅隆基等先生地下有靈，他們一定會爲有章怡和這樣的晚輩深感安慰。在《往事並不如煙》裏，章怡和以真摯的情感，動人的文字，給一群遭遇不幸的老右派建立了一座無形的紀念碑。那一曲美麗淒涼的絕唱，給人留下感傷與惆悵。
朱學淵先生曾以《一群仙鶴飛過》爲題，把章怡和筆下的右派們喻爲一群潔白、飄逸的仙鶴，“驚起了健忘的人們的注目”。 穿過歲月的風風雨雨，當我們回眸那一群在時代命運中飛翔、掙扎而垂落的仙鶴時，除了讚賞、同情和哀歎之外，還能發掘出哪些有價值的歷史內涵，作爲當代中國知識份子的參照呢？
追究仙鶴們的悲劇根源，我們可以毫不猶豫地將責任歸咎於共產黨制度，譴責這個非人的專制制度迫害中華民族的優秀精英。但是，作爲受害者的中國知識份子，是否也可以面對自身做一些反省？付出了如此慘重的代價，是我們收穫清醒理性的時候了。
在權力盛宴上放棄獨立性
民盟前輩都有一段曲折的求學和從政歷史。早在“新月”時期，羅隆基就撰寫過十幾篇論述人權的重要文章，後來彙印成書，題爲《人權論集》。這些文章奠定了羅隆基作爲人權理論家的地位，也使他同時遭到來自國民黨和共產黨兩方面的攻擊。
在這些人權文章裏，羅隆基反對當時國民黨一黨“黨治”，要求實現民主政治，因此被國民黨視爲“人言反動”，有“共産嫌疑”。在《論共産主義──共産主義理論上的批評》一文中，羅隆基對馬克思有關唯物史觀、經濟學說、階級鬥爭和暴力革命等方面的學說提出批駁，把馬克思主義斥爲“無邏輯的、愚呆的主義”，其人權觀因此被中共視爲“反動”的“資產階級的幌子”。
如果羅隆基繼續保持他的書生本色，繼續他的人權理論和運動，那麽，即使被國共兩方視爲眼中釘，他還可以保持獨立人格，中國那塊人文主義貧瘠的土壤裏，也許就誕生出一個真正爲人權抗爭的知識份子來。然而，人權和民主理念，對這些中國知識份子來說，只是留洋帶回來的舶來品，一件漂亮的理論外衣（可以隨時抛棄的）。他們可以侃侃而談這些理念，卻未必在心靈上紮根，遠遠不是像西方知識份子那樣，使理念成爲融進血液裏的東西。
在中國傳統的權力文化爛泥坑裏翻滾，這批沐浴過西風的仙鶴也未能免俗。由於一心“求仕進”，熱衷於“做官”，章羅們也玩起了政治權謀。在國共兩黨激烈交戰的年代，民盟作爲第三方面的代表，和中共互相配合。中共利用民盟這些言論旗手的影響，對國民黨實行“文攻”；民盟主要負責人則借共產黨的武功，在新政府裏分得一杯羹。羅隆基當上了森林工業部部長和政務委員，章伯均擁有交通部長、政協副主席等多個頭銜。他們終於在權力的盛宴上佔據了一席位置，感受到自己的人生價值，物質生活的優裕乃至奢侈，可以稱得上“貴族”，令當時普遍貧窮的中國老百姓望塵莫及。
謝泳在《寫一本學術性的民盟史》中，談到他閱讀五十年代《盟訊》的一個感覺：“民盟知識份子的獨立性放棄得太快太早，有些不合情理。”他舉的例子是，1950年初美國國務卿艾奇遜發表了他的“總體外交”“亞洲政策”和“美蘇關係”三篇演講，被認爲是很有遠見的，但當時民盟的羅隆基、章伯鈞諸公發表奉命之作，嚴厲批駁艾奇遜，其文風“不但沒有邏輯，而且基本都是強詞奪理”，讓人感到他們扮演的“是一個傳聲筒的角色”。筆者對此並不感到奇怪，從“對權勢者發言的知識份子”轉變爲“有權勢的知識份子”，角色的改變導致態度的改變。
如果不維護失敗者的人權
在民盟諸公最愜意的日子裏，那些曾經和他們合作過的國民黨人情況怎麽樣呢？他們的境況慘不忍睹，有的逃亡，有的被殺，有的挨鬥，有的被監禁，他們的親屬子女也遭受連累，被迫害、被歧視，被剝奪財産權和受教育的基本權利。
中共在建國前後，對國民黨殘留下來的餘部和黨團人士，不顧他們已經放下武器的事實，仍然實行大規模的血腥鎮壓，被“關管殺”的國民黨人多達三百萬，其他還有幾百萬地主富農被鎮壓，受牽連的親友不計其數。當時槍斃人的權力，甚至下放到村一級農會，草菅人命的情況比比皆是。
筆者孤陋寡聞，翻閱這段腥風血雨的歷史，沒有看到曾經高談闊論人權的民盟諸公－－此時的紅朝高官，提請政府注意一下人權問題，例如，對國民黨俘虜的人權保護、對追隨國民黨的知識份子的人身、財産權利和言論自由的捍衛。羅隆基曾經在國民黨時期被捕過幾個小時，因此大罵國民黨黨高於法“不保障人權”，此時卻成王敗寇，他似乎不認爲那些在屠刀下戰慄的失敗者，也需要一點基本的人權保障。
自此，羅隆基否定自己作爲人權理論家的過去，把自己在西方學的法律稱之爲“受資本主義毒害”。直到1956年當局號召百家爭鳴的時期，羅隆基才抓住機會，談了自己對知識份子肅反問題的看法和言論自由的問題，體現了一點自由主義精神，只是那時城門已經失火，火快要燒到自己身上了。此後，章羅們的表現也有一些可圈可點之處，這方面章怡和及其他人已有談及，筆者不再贅述。
西方人是善於反省的。一個納粹時期的幸存者－－尼莫拉牧師在臨終前談到：當納粹抓猶太人、共產黨人和貿易工會主義者時，因爲事不關己，他一次又一次地保持沈默，結果是：“當他們來抓我時，已無人替我說話了。” 這段話，也是中國著名右派們的命運寫照。
在幻覺之中抛棄自由主義
在筆者讀到的有關《往事並不如煙》一書的評論中，劉自立的《死水大波瀾–與章詒和先生商榷》，可以說是最具歷史反思價值的。在這篇文章中，劉自立提出了一個有待研究的問題：“如果在四十年代末，中國自由主義者不對共產黨採取合作態度，而堅持其自由主義立場，歷史賦予其之意義會不會更大呢？”
劉自立不客氣地指出，那些“一度興高采烈地信步踏進中南海”的自由主義知識份子，如羅隆基、章伯均等人，對他們“與共產黨爲伍”的非理性選擇，要負一種“思想傾向上的責任”，“在某種程度上，他們自己要對自己負責，要對歷史負責，做爲知識份子，要對老百姓負責。”
爲什麽這些傑出的自由主義知識份子會選擇共產黨，選擇社會主義？劉自立分析了那個時代崇尚蘇俄與社會主義的時髦，共產黨鼓吹自由民主的表演，使章羅們産生巨大幻覺，在心理上形成了投向共產黨的政治邏輯。悲劇還源自於中國自由主義者自身的幼稚和脆弱，他們居然不瞭解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之間的關係，在本質上是水火不容的。“在舉國狂熱之時，他們忘記了西方政治學裏的基本教條。忘記了那些揭露史達林政權虛僞，殘暴的報導和書籍，－－－。他們只是以單純的民族主義情緒來苟合共產黨人的節日。而這正是他們走進悲劇的序幕。”
但劉自立仍然尊稱章羅們爲“勇士”。他的文章，是在和九泉之下的仙鶴們做一次披肝瀝膽的心靈對話。他似乎是向那些前輩質疑問難：你們已經失敗，今天的自由主義者將要何處去？我們無權苛求前人，但我們不能不對自己做出回答。
我們有一百個理由慨歎中國民主人士當年的錯誤選擇、命運的捉弄和中共的無情，但我們更有一千個理由檢討中國知識份子自身，除了生不見人、死不見屍的儲安平等個別人，可以夠得上魯迅提出的“真的知識階級是不顧利害的”的標準，其他民盟諸公大都有獨立精神缺乏、重功利輕理念等問題。說他們是“仙鶴”也好，是“貴族”也好，只是表達了後人的緬懷與景仰。真實的情況卻是，中國鮮見真正擁有高尚品德的精神貴族，也鮮有敢於戰鬥和犧牲的自由主義者，這是中國莫大的悲哀。
（原載《開放》2004年八月號）(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