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怡﹕我成為民族主義者的那天

【大紀元8月7日訊】為什么之前我不是民族主義者

可惜之前我不是一個民族主義者。曾有很多白日飛升的机會擺在我眼前，如美國轟炸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的那個午后。但我迄今也認為美國只是在轟炸北京政府，而不是轟炸中國，也不是轟炸中國人民，當然更沒有轟炸我和我的家人。因此這個陣仗与一個三十年來很少离開四川盆地的人，無論在肉體或精神上我都一直沒能看出有什垐關系。我對死難者個人的同情，就沒有理由升華到某种能夠把死者与我捆綁于一個世俗共同體的偉大情感中去。同情的世俗基礎大抵是兔死狐悲（同情還有更高蹈的宗教基礎，因我缺乏信仰暫且存而不論）。猶如說每個人不是一座孤島，喪鐘常常為你而鳴。我們每當看見乞丐或病夫，有惻隱之心，是因為人生無常，我們自己也可能身陷生老病死各种大患當中。再加上輪回的概念，我們便推己及人，同情异性、异類甚至狐朋狗友們的遭遇。因為這些遭遇都可能与自由意志無關。与自由意志無關就意味著我也可能遇上。我也可能遇上的事，我才會產生同情。這樣的同情心是一种恰到好處的天良，因為它排除了對咎由自取的不寬容。譬如我基本上不會同情強奸犯，不僅因為我尊重女性的人格，且因為這是一件自由意志可以選擇的事。正是因為我知道自己這輩子肯定不會作強奸犯，我才不同情強奸犯。因為不同情他沒有風險。

回到民族主義的話題，像使館被炸這樣的事不可能使我成為一個民族主義者，因為轟炸北京政府的使館，跟北京政府在前南戰事中的某些作為有關。但北京政府到底做了什么，它從頭至尾并沒有告訴我。它不滿足我的知情權，我自然沒有理由為它叫屈。而且北京政府的某些作為是我所不同意、或至少是我在任何意義和程序上都不曾同意的。如果我沒能得到一個机會，去決定和宣揚我對政府某件作為的立場，政府招惹到的任何后果在我而言就都是活該的。更緊要的一點，北京政府是一個專制的党治政府，而我是其治下一個在政治上不被尊重、不被承認而且在精神上常常受其折辱的被統治者。仿佛主人家中一個奴隸，主人出門偷情或在家爬灰，被人抓住痛毆一頓。我自然是沒有理由憤怒的。偷情或爬灰都沒有我的份，我為什垐要和主人一道同仇敵愾？主人爽的時候我并沒有覺得爽，主人痛的時候我怎垐會覺得痛？因此我并不理解到底是怎樣的共同體驗才能將奴隸和主人的榮辱綁捆在一起。“打狗須看主人”我是理解的，因為人對自己所有之物有一种驕傲的愛。但“打主人須看狗的心理卻奇怪得很，除了一种存心泯滅個人价值的賤脾气，我總是給不出任何有邏輯的解釋。

我到底是徹底的個人主義者。同情的世俗基礎也是個人主義的。“感同身受”的前提不是因被奴役而產生的自我作賤的慣性，而是自身經驗的彰顯。民族主義的實質無非也是一种同情。換言之民族主義的起點只是個人主義的利欲。你對隸屬于一個政治共同體的成員及其一般利益怀著一种“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同情，僅僅因為你對自身利益的珍惜，在地緣、文化和种族的因果下推己及人，才形成了利益上的政治共同體。形成每個成員在利益上對共同體無形資產的分享和依賴。老子曰，“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換成民族主義的話語，就是我為什么會成為、要成為一個民族主義者，因為我有自身的利欲。如果我沒有自身的利欲。我吃飽了撐了要去做民族主義者？但流俗的民族主義卻往往沈湎于自上而下式的空中樓閣不能自拔，仿佛民族主義不是地下生出來，而是天上掉下來的。把打壓個人及其利欲的程度視為民族主義情感的純洁度。成為這樣的民族主義者要冒很多無謂的個人風險，風險之一就是在美國轟炸北京政府使館的當天夜里，開始陽萎。這樣的民族主義者我是千万不敢做的。

一個個人主義的中國人如果得到一個机會，能在英屬殖民地的香港和毛澤東的紅色中國之間挑選，個人主義者將毫無疑問地選擇被高鼻子的英國人統治，也不愿被和他膚色一樣的共產党人蹂躪。個人主義者的最大愿望就是把自己救出去，把自己救出去的人多了，就可以為同胞們攢一個錫安城。今天的香港顯然是中國的錫安城，就因為香港做了一百年的英屬殖民地，香港在共產中國的體外。這是一個但有眼睛就不要去否認的事實。個人主義者珍惜這個事實，胜過珍惜与奴隸主榮辱与共的机會。有奶固然未必是娘，但一個乳水丰沛卻滴奶不給的婆娘卻絕對不是你的娘，而是一匹公有制的狼。　　　　

什么是成為民族主義者的訣竅

仿照肯尼迪的名言，成為一個理性的民族主義者的訣竅，是“不要問別人對你做了什么，而要問你對別人做了什么”。美國轟炸北京政府的使館，如果你不是中央委員會成員，這件事就和你沒關系。如果你愿意，你可以因此成為一個人道主義者、基督徒，或者信仰達賴喇嘛。這樣的机會每天都很多，假如錯過了也不必再等一万年。在國外如果遇上有人瞧不起你，這也不是你成為民族主義者的机會。人家可能只是瞧不起你而已，你不用把12億人都拉上說請不要瞧不起中國人。你也沒必要像郁達夫那樣一邊手淫一邊大叫“祖國啊，你什么時候才能強大”。正常情況下你只需要喊王怡啊，你什么時候才能強大”就足夠了。

但机會總是有的。以反抗共產主義著稱的波蘭思想家米奇尼克，講述自己是怎樣成為一個民族主義者的。他說1968年8月21日這一天，當包括波蘭在內的5個共產党國家的軍隊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摧毀“布拉格之春”時，那就是他成為一個波蘭民族主義者的紀念日。在1968年的波蘭，什么人才配叫做波蘭人？在民主國家，民族國家的身份認同不但和文化与血統，而且和民主政體、和一部捍衛人權的憲法密切相關。但在一個極權主義國家，一個普通人對民族國家的身份認同從哪里來？米奇尼克給出了一個迄今為止最令我動心的理由，他說，“為波蘭的罪過感到羞恥的人，就是波蘭人”。

一個人的民族國家身份，取決于這個人是否為國家的罪行感到羞愧。這是一种低調但更加堅決的民族主義立場。民族主義不需要激情，也不需要調情。不需要義勇和虛驕的自負。民族主義歸根到底，需要的只是一种羞恥心。當你的某位叔叔在公眾場合借酒發瘋，當著你的面脫掉褲頭。就是你一生中最深刻感受到他是你叔叔的時候。分擔羞恥比分享榮譽更讓一個人牢牢記起自己的群體身份，尤其是在一個極權主義國家，或在一個臭名昭著的家族、政党和組織里，經常性的分擔羞恥几乎是其成員的一种命運。

我有次曾當著几個中共党員的面大罵共產党。有人說你要區分普通党員和中共領導層。你不能太偏激，共產党員也有好人，很多共產党員也沒有干坏事。我說我不能贊同。其一，侮辱、詛咒、謾罵，以及一切惡毒的政治謠言、緋聞和笑話，都是善良公民的一种積極的政治行動。讓極權主義和獨裁者在每一張飯桌上、每一間大廳或包廂里受到應有的羞辱，這是一种重要的非暴力不合作方式，一种日常化的公民社會的政治對抗。甚至顯示著一個普通公民在政治領域中僅存的尊嚴。其二，每個人都有兩重身份，第一是他自己，第二可能是一個中共党員。我不會為張三沒做過的事去罵張三。但當我侮辱和謾罵中共時，每一個中共党員都有義務分擔這一群體性的羞辱。這种分擔与他個人的具體行為無關，僅僅与他選擇加入這一臭名昭著的政治團伙有關。一個人在今天選擇加入中共，在私生活上可以有各种充足的可被接受的理由。但任何選擇都有代价，入党的代价之一就是心甘情愿地在公共場合作為一個中共党員接受私人輿論的羞辱。選擇入党，就是選擇一种類似于民族主義的品牌共享和道義上的連帶責任。你不能僅僅以自己沒干過坏事為抗辯。就像人們如果說現在肯德基的雞難吃死了。盡管你是一只很好吃的雞，你也不能抱怨。因為你除了有自己的私家姓名外，你還有一個偉大的名字叫做肯德基。

認同自己的民族國家身份，就是認同一种連帶責任。成為一個民族主義者就是心甘情愿地分擔在某些方面和你類似的其它人犯下的罪過，對這罪過帶來的羞恥感同身受。當波蘭軍隊入侵捷克時，米奇尼克第一次感受到這种世俗團體帶來的連帶責任（人子耶穌在十字架上感受到的，則是一种形而上的連帶責任）。他在這一天醍醐灌頂的覺察到自己是一個“波蘭人”，并為這一無可背棄的悲慘命運感到羞恥。

“我羞故我在”，這就是在極權主義國家成為一個健康的民族主義者的邏輯。在這樣一种證得民族國家身份的法門下，中國的民族主義几乎是得天獨厚的。因為我們有天底下最徹底的極權主義政體，為每一個中國人源源不斷的提供著蒙羞的机會。當新聞出版署的流氓官員在博鰲論壇上宣稱中國是世界上言論自由最充分的國家之一；當美國人在華盛頓游行示威，抗議美國資本家在中國的三資企業虐待中國童工和女工；當北京政府把SARS患者帶上汽車躲避世界衛生組織的檢查；當警察敢于以這個國家的名義拘捕“天安門母親”的代表人物丁子霖教授，這都是批量制造民族主義者的机會啊，但人們卻總是因為冷漠、畏懼、麻木和虛榮心而一再錯失。一部分人學會遺忘，一部分人轉而選擇在足球場上成為狂歡型的民族主義者。　　　　

我成為民族主義者的那天

我原本一直不愿成為任何款式的民族主義者，我抗拒民族主義，因為我希望能保持一种可以隨時背棄民族身份的自由。有撕掉護照不為這個政權效忠的自由。我宁愿把這個被專制者霸占了的國家當作一個好去好散的情婦，而不想付出多余的情感去把這層關系坐實。我原本認為在羞恥中被迫認同一個實施極權主義政體的民族國家，這必將傷害自由的事業。所以我盡量說服自己要不知羞恥。但是，2004年6月28 日這天發生的事，還是足以讓我改弦更張，成為了一個狼狽的民族主義者，并迄今在羞愧中難以自拔。

這一天之于我的意義，就像1968年8月 21日之于米奇尼克一樣。15年前的獨裁者鄧小平制造六四屠殺，并使中國受到國際社會的制裁。但那時我還小，還沒能感受到足夠的民族主義的羞愧。我僅僅感到了作為一個四川人的羞恥。假如我不幸身為廣安人，我將不知我的恥感會強烈到何等地步。我也因此完全理解了那位邀集同鄉去挖鄧小平祖墳的政治犯的心情。如此感同身受的羞恥，非刨他祖墳不能洗刷。

14年后，年過七旬的蔣彥永醫生發出揭露北京政府隱瞞SARS真相的證詞。這一挽救了國人危机的證詞只能在美國的報紙上刊登，已讓我身為中國人而感到莫大的恥辱。一年后蔣醫生再次發出要求平反六四的公開信，同樣只能借助西方媒體得以昭世。而我們的政府竟然敢在6月1日綁架蔣醫生夫婦，并至今將蔣醫生秘密羈押。6月28日這天，20名美國國會議員寫信給中共党魁胡錦濤，要求北京政府尊重人權，立即釋放蔣彥永醫生。當我讀到這封信的時候，我承認，我作為一個中國人的羞恥心，達到了有生31年來的最頂點。我在前所未有涌上的一种民族認同感中，對自己的國家感到最揪心的悲哀。當所有的大陸媒體對此鴉雀無聲時，我在當晚的鳳凰衛視楊錦麟讀報欄目，听到楊先生指著紐約時報的版面告訴大家，今天有“一群美國議員關注一個被關押的中國醫生的狀況，這個醫生据說姓蔣”。

楊先生的擦邊球固然值得尊敬，但香港的新聞史上實在再沒有一則比這更羞愧、更可悲的新聞。這一句戲劇化的“据說姓蔣”，使我的民族主義羞恥感在內外交困中達到了極限。在那一刻，我完成了一個自由主義者和一個民族主義者的匯合。我終于成為一個自由主義的民族主義者。我的民族主義和別人不一樣，我的民族主義對美國的媒體和議員們，對一切關注中國人的公民權利胜過中國政府的西方人士与團體—— 無論他們出于何种初衷，都充滿了羞愧難當的感激之情。因為我清楚的知道如果沒有他們，蔣醫生將最終不會被釋放。沒有他們，劉荻不可能被釋放，杜導斌也不可能回家。沒有他們，死于SARS的中國人將成倍增長，中國一百多年的民眾苦難只會變本加厲，而不會更少。沒有他們，我和監獄的最短距离將只有0.01公分。

作為一個民族主義者，我知道在今日中國，凡是不敢說真話的中國人的人權，主要由共產党負責庇護。凡是敢說真話的中國人的人權，主要由外國人負責庇護。在中共這樣的政權之外，世界所幸還有一大群實力強大的民主國家。我清楚并且悲哀的知道，還沒被拘捕的政治异見人士之所以還沒被拘捕，不是因為國內有中共政權，而是因為國外有民主國家。人世間還有更令人心寒的民族主義認同嗎？在一個極權主義的中國，离開了自由与人權訴求的民族主義，就不可能是真誠和理性的民族主義。到底誰是民族主義者，誰才是中國人？在我眼里，中國人就是對霸占我的祖國的極權主義政党滿怀痛恨的人，民族主義者就是因政府關押蔣彥永醫生而感到無限羞恥的人。在當下，你若沒有這樣的痛恨之心与羞恥之心，你就不配稱之為一個愛國者。

我成為一個民族主義者的那天，我想我有資格要求中共政府立即釋放蔣醫生和所有因言獲罪的同胞，我也有資格要求這個政府和我一樣去愛這個國家。否則，我唯一的良知，就是讓自己成為這個政府的敵人。　　　　

2004-7-10，寫于蔣彥永醫生被羈押第4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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