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課程教材 大綱草案

連載:公民課程教材-《公民常識》(八)

第一冊-公民權利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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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9月21日訊】八、人權危機與挫折

33.大危機

根據茨威格在《昨日的世界》中的回憶,十九世紀末的歐洲人認為自己生活的時代“是一個太平的黃金時代。”“十九世紀懷著自由派的理想主義真誠地相信自己正沿著一條萬無一失的平坦大道走向‘最美好的世界’。人們用藐視的眼光看待從前充滿戰爭,饑饉和動亂的時代,認為那是人類尚未成熟和不夠開化的時代;而現在,一切邪惡和暴虐均已徹底消滅,這也只不過是幾十年的事。對這種不可阻擋的持續“進步”所抱的信念是那個時代的真正信仰力量;人們相信這種‘進步’已超過聖經,科學技術的新奇迹雄辯地證實歐洲人這種樂觀主義的進步觀,因而成為世界文明的主流思想。

樂觀主義的進步觀有兩大支柱,一是進化論,二是經濟決定論。達爾文的生物進化論認為,生存競爭、弱肉強食是一種自然界的規律,是生物從低級向高級進化的必由之路。從生物進化論推衍出來的社會進化論則認為,先進文明征服、消滅後進文明,先進民族統治、同化後進民族,是一種歷史的規律,是人類進步的必由之路。社會進化論者對於落後文明的衰敗和死亡並不感到惋惜。例如馬克思就認為英帝國用槍炮打開印度和中國的市場是有進步意義的。然而,這種符合歷史必然性的征服最好是和平的、不流血的,盡可能地在消滅落後文明的同時拯救在這種文明中承受苦難的個人。

而20世紀初資本主義世界發生的嚴重經濟危機、30年代起肆虐歐洲的法西斯暴政和席捲全球的兩次世界大戰,使啟蒙運動倡導的“自由、平等、博愛”的原則遭到粗暴破壞,社會長期陷入動蕩,人們無法把握自己的命運,其價值和尊嚴被肆意踐踏,從而陷入了深深的生存困惑。世界的破碎、現實的荒誕、人的物化成為這個世紀的“世紀情緒”。僅著眼於利益關係而與道德要求相分離。(哈貝馬斯)在這種原則的統治下,人為了獲取利益,往往可以無視甚至違背道德。哈氏把這種現象稱為“生活世界的殖民化統治”。正因為如此,資本主義的理性化過程走向了它的反面,並受其內在邏輯的制約,不可逆轉地導致了社會日益嚴重的非理性化。對人不斷擴張的統治反過來又極大地動搖了資本主義制度的“合法性基礎”。

哈貝馬斯認為,早期資本主義試圖通過金錢和權力的報償或剝奪,來維持資本主義制度的順利運轉。西方現代社會的許多弊病正是產生於此。“生活世界的殖民化統治”現象,導致了善與惡、真與假、美與醜意義的解體,判斷事物的標準混亂,以及人與人關係的破壞。僅僅遵循技術原則,使原來和諧的生存價值喪失,生活世界合理結構被嚴重侵蝕,已經成為資本主義社會最大的問題。

由此看來,經濟發展,科學技術進步並未能給人帶來自由和解放,相反對人的統治比啟蒙時代更加全面和具體。這極大地動搖了資本主義合法性基礎。

最重要的這不是問題的最後結局。這並不能得出資本主義無可救藥,在否定不合理性的同時,思想家們又試圖重新走向肯定。本能的欲望也是一種積極的、正面的、創造性的力量,它被視為一種顛覆社會現有權力結構、秩序和規範的內在動力。因此必須看作一種肯定。西方思想家們通過資本主義法律體系的建立與逐步完善的過程,說明法制保障的民主制度使自由的思想得以實現,把人從權力和依附關係中解放出來,

危機並示意味著理想的失敗。更不表明現代社會已經衰竭。僅僅說明人類進步這一歷史過程還沒有完成。人們仍然在為理想而奮鬥,通過實踐中在政治、經濟、法律體制中真正貫徹民主和公正原則,歷史就不再是我們在歷史書上所看到的模樣了。

34.社會主義 計劃經濟

工人運動:通過自己的失敗而勝利。統制體制集體主義與民主程序是不能並存的。

第一個蘇維埃政權湧現在民粹思潮濃厚的俄羅斯大地,共產黨人比過往一切造反派都更信仰民眾的力量,這種民粹主義的相信工人階級是最先進、最優秀、最團結的幫派,並相信是普羅大眾創造了歷史。使得一場由最傑出的知識份子、最深奧的哲學體系領導的、暴力革命,最終擺脫了”秀才造反”的宿命。毛澤東放棄了中國歷代農民運動攻城略地的套路,天才般地將戰場擺在鄉村與城池之間,共產主義在中國站穩腳跟,並預見到勝利的曙光。(王怡《1956:毛澤東與劉少奇》)

政治革命的失敗正是為社會革命提供了起點,再沒有比革命更有效的宣傳和改造社會觀念的途徑了,沒有革命者,也許大多數人終生都不會有接觸到真理的那一天。過去我們一直是這樣個相信的。

社會主義運動對人類進步最大貢獻是以失去生命和自由,見證了一場偉大烏托邦的失敗。因此,我們更加珍惜自由的價值。他向我們活生生地揭示了完美理想主義是怎樣同極權野蠻共生共存的。

哈耶克雄辯地證明,取消私有財產制度的中央計劃經濟,不僅會導致經濟的毫無效率和停滯不前,並且,生產資料的國有化必定導致思想的國有化,即從根本上取消個人自由。因此說,國家對經濟的干預、福利國家和計劃經濟,是一條通往奴役之路。

他說:如果社會主義要用中央計劃取代市場,那就必然要建立某種機構來負責制定計劃。為了貫徹計劃、控制資源的流動,中央計劃局就必須擁有對於經濟事務的廣泛的自由裁量權。沒有價格系統,它沒有辦法知道何種生產計劃在經濟上是可行的,是社會主義的致命缺陷。這種缺陷不僅是經濟的。控制經濟就是控制生命,從長遠的觀點看,統制經濟與民主程序是不能並存的。統制經濟必然造成無孔不入的全面壓制,因而導致現代最為嚴酷的政治控制——極權主義。計劃經濟與民主是不相容的。

各種各樣的集體主義有一個共同之處,首先他們堅持一個高於一切的共同社會目標;其次,在他們達到目標的方法,他們都要將整個社會組織起來,控制社會的一切資源,以達到其單一的目標;第三,他們都拒絕承認每一個人都有一個自己的獨立自主的領域,拒絕承認在該領域內個人自身的目標是至高無上不容侵犯的。而要推行作為理想的這種統一價值體系,獨裁制度乃是最有效的制度性工具。對個人自由的摧殘程度,遠遠超過歷史上專制政治。

在這種社會下,也不可能有思想和學術的自由。思想的國有化正是工業國有化的伴隨物。極權國家集中控制宣傳,一切宣傳工具都被用來朝一個方向影響所有的人,隔絕外界,沒有任何其他聲音,天長日久,任何人都難免受其影響。民主國家雖也有眾多宣傳機構,但它們相互獨立互相競爭目標各異聲音多元,二者截然不同。決定一則新聞是否發佈的唯一標準,是其是否會影響國民對政權的忠誠。嚴厲壓制任何懷疑和不同見解。如此,在沒有任何不同聲音的環境下,人們的獨立思考能力逐漸萎縮,在長期單一的壟斷的聲音的灌輸下,統治者的思想就成了全體國民的思想,統治者的目標也就成了全體國民的目標,這一現象擴展至一切精神領域:科學、法律、歷史、文學、……。政治權力與真理劃上等號,真理也就死亡了。

相反,美國共產黨合法地位受到保障(這種地位還不是誰給的,而是法律保護的),反而共產黨在美國無法崛起。美國的選舉制度,特別是大選舉團選舉總統的制度,抑制了小黨的活動。第三黨崛起而獲取百分之十幾的民眾選票已經相當吃力,在大選舉團裏根本表現不出來。所以美國政界臺上台下200年來一直是兩大黨輪流。各派政治力量如果不想長期做無用功,浪費政治資源,就必須在兩大黨的活動中獲取陣地。而兩大黨的鬆散的組織結構,公開的活動,好似市場競爭一樣面向大眾的風格,使得大部分民眾可以在兩大黨的政綱中得到價值認同。小黨和激進左右派是始終有的,但是兩大黨在當中,民眾形成中間大兩頭小的分佈。這是一種穩定的,即使變化也取緩進勢態的結構。(丁林:《極右,必要的邪惡》)。

35.科學理性 馬克思主義

馬克思主義產生於 “科學理性時代”巔峰期,用人的“理性”置換了上帝的“神性”,如何客觀地做出評判:誰能夠奉天行道?誰是歷史的真正代言人?馬克思對自己的理論很有信心,因為在他看來,“歷史唯物主義”的代言人不是一兩個先知,而是整個工人階級。既然工人階級正在上升,即將成為人口的大多數,那麼政治民主正是工人階級解放自己乃至解放全人類的必由之路。

19世紀未,馬克思主義與共產黨形成一種完全不同的人性觀。由於所有權和產品受到剝削,工人自己不能意識到什麼對自己有利,如果放任他,就會濫用權利謀取自私的利益。因此,首選必須改造人,使他能正確地思考,在這個過渡時期,顯然不可能存在什麼人權。國家的使命就是改造人民,以使他們能夠合理地行使自由。把人劃分為階級,使一些人成為上等人。(《人權是什麼?》)

亨廷頓在《第三波》中指出,意識形態的感召力,還靠經濟表現來使自身合法化。為了換取民眾的支援,威權政權的領袖們往往被迫作出儘快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承諾,而且他們還要反復強調這種經濟增長是在其他政權領導下根本無法實現的。

十七世紀初,德國對中央集權的國家主義趨之若鶩。自由的聲音很快就被流行歐陸的絕對國家主權論所湮沒。這種國家主義的論調主張建立的是金字塔式的中央集權,國王居於金字塔的頂端,獨佔一切權力。國家是暴力的產物,是由上至下的政治體。

……

英國是傳統的資本主義國家,但歷史上也向“社會主義”靠攏過,他們對社會主義的理解有兩點:全民福利,和產生資料公有制,或確切地說生產資料政府所有。二戰後,政府考慮戰後的發展問題,1942年,英國建立了不分階級、不分貧富,人人享受社會福利的制度。英國是自由主義的發源地,一直反對國家干預。而戰爭中,由於國家干預,不僅物價穩定,而且工資不斷上長,儘管物資匱乏,人民的平均營養水平反面提高了。對此,工黨反應積極,1945年大選前,工黨發表競選宣言,要在英國建立一個“社會主義的大不列顛共同體”,保守黨在競選中失敗,大英雄邱吉爾下臺。

工黨執政後,建立了醫療、失業保險等福利制度,用了兩年時間相繼完成銀行、煤礦、民航、鐵路、公路、煤氣、鋼鐵、電力等部門的國有化,但朝鮮戰爭後,在大選中邱吉爾反攻得手,但工黨和保守黨的政策是一致的推行混合經濟,這樣,工黨創建了福利國家,保守黨維持它的運行。到60年代下半夜,英國出現了滯漲現象,發展停滯,物價飛漲。1979年,保守黨柴契爾夫人執政,又開始加強私有化,削減福利開支,控制貨幣,打擊工會力量。在私有化方面,40%的國有企業賣給個人,英國經濟再現危機,國民產生總值下降3%,但從1983年開始好轉,經濟增長率超過了歐美國家的平均水平。1995年,英國工黨在布萊爾的領導下修改黨章,正式放棄社會主義的目標。1997年,布萊爾出任首相。英國工黨對社會主義目標的確立了放棄過程,說明了對個人利益和國家利益的政策調整,資產階級的自由主義不會反對社會主義,它會選擇社會主義,如果它更好更有效。這種調整是為了實現個人廣義資產的最大化,私產和政府資產並不衝突,只存在效率上的替代,福利制度降低了個人生活和經營風險,中等階層將資金通過直接或間接的金融渠道投入到生產領域,技術和人力資本在整個資本體系中的比重上升,發達和資本主義社會,只屬於資本家的時代已經結束了。

36.帝國主義

19世紀中期,英國廢除穀物法為標誌,進入了全球性自由貿易時代,也是第一個全球化時代。那時的全球化比今天更像全球化,那時,人員基本上可以自由流動,不需要護照、簽證那麼複雜的手續。政府是小政府,沒有進行經濟干預,沒有建立國有企業。沒有宣傳部,言論是自由的。結社是自由的,馬列主義就是在那個時代誕生、發展、壯大的。社會民主黨也在迅速發展為一支強大的政治力量。

然而,哈耶克誕生前後,自由主義開始衰落了。從20世紀初一直到20世紀80年代,是自由主義暗淡的時代。制度方面,偏離自由主義原則。自由主義本身也發生了分裂、變形。

……

37.二戰、法西斯

“在這有著歷史意義的時刻,任何授權法都不能

給予你摧毀永恒的、不可摧毀的思想的權力!”

――奧托•威爾斯

波普是在二戰進行期間寫作《開放社會及其敵人》的。因此他寫道:“如果他生命中有這麼一天,看到多數選票竟然毀壞民主的建構,那麼,這種傷心的經驗只是讓他知道,避免專制的保險方法是不存在的。但這並不一定軟化他的反專制決心,也不會使他的學說陷於自相矛盾。”他進一步指出:“民主不能提供理性。公民在智性上和道德上的標準問題,在很大的程度上是人的問題。把某民主國家的政治缺點歸咎於民主是不對的。我們倒應該歸咎自己,即歸咎這個民主國家的公民。”如果一個國家的公民缺乏自由、人權、平等、博愛的文明精神,那麼僅有民主並不能絕對避免專制、壓迫和侵略、擴張。如果有的只是連民主都不包含在內的民族主義,不論是極端的還是正常的,那後果就更不堪設想了。

1918年,德國戰敗了,淪落到了被協約國任意擺佈的地步。這時,各協約國對怎樣處理德國的態度是不同的,法國人由於是德國的近鄰,在歷史上多次被德國入侵,因此堅決主張削弱德國,英國人雖然對此不反對,但卻不願意看到一個衰落的德國,他們的政策是維持歐洲大陸的勢力平衡,至於美國人,他們與德國隔著一條寬闊的大西洋,又有英法在歐洲頂著德國,所以感受不到切身的威脅,但是,美國人意識到,一個擁有8000萬人口及雄厚工業基礎的國家,僅僅靠土地或軍事限制,不可能制止它的復興,也絕對無法保證日後歐洲的安全,所以,美國總統威爾遜堅持要把德國改造為一個民主自由的共和國,以防止德國再次成為戰爭的策源地。

在這種背景下,同時也為了防止共產主義的侵蝕,德國於1918年11月成立了歷史上第一個民主政府,並在隨後的國會上通過了一部民主憲法——魏瑪憲法。這裏我想強調的是,這部憲法的民主程度,幾乎可以和美國憲法相媲美,它借鑒了當時各個民主國家的經驗,把國家權力分成國會、法院和政府三個部分,並且賦予了德國人各種基本的公民權利,“這是20世紀所曾經見到過的這種文件中最妙、令人羡慕的條文,看起來似乎足以保證一種幾乎完善無疵的民主制度的實行”,“世界上沒有任何人可能比德國人更加自由,沒有任何國家政府比德國人的政府更加民主和自由,至少,在紙面上是如此”(《第三帝國的興亡》,P60)。

你也看到了,這時的德國魏瑪共和國,可算得上是一個民主制度的典型,即便是像阿道夫•希特勒這樣膽大妄為的傢夥,也不得不在啤酒館政變失敗後選擇合法競選一途。那麼,這個民主的國家為什麼會走向獨裁呢?

1933年早春的一個夜晚,國會大廈著火了,希特勒宣佈是共產黨放的,是共產黨反對政府的罪行,戈林到普魯士官方報社,要求寫報道的記者把縱火者所帶的燃火材料從100磅提高到1000磅,可那個記者很有點新聞獨立精神,他拒絕說,一個人怎能抗動1000磅的東西呢?這種笑話他可寫不出來,戈林馬上反駁說,幹嘛說是一個人幹的?10個不就行了?要知道這可是共產黨的陰謀!於是那個記者便要求戈林在這篇報道上簽字,因為這已經不是新聞報道而是政治文件了。雖然他為此策劃很久了,可這時希特勒畢竟還沒有拿到國會2/3的多數,也沒有得到內閣的授權,公然破壞憲法的責任他可承擔不起,但事已至此,不簽也不行,於是他很狡猾地在報道上畫了一個大大的G字,算是簽名(戈林名字的第一個字母)。

原來,那個縱火犯名字叫做范•德•盧勃,是個荷蘭國際共產黨人,他既不喜歡納粹,也對莫斯科沒什麼好感,是個頭腦簡單的“愛國青年”,他覺得,德國革命只有在某種驚人的歷史事件的推動下才能爆發,他想用國會大廈的熊熊燃燒的烈火來喚醒麻木不仁的德國人。希特勒早就期盼著共產黨人能做點什麼蠢事,好讓他能找到藉口清除異己,早就知道盧勃將要在國會縱火,他們安排納粹衝鋒隊悄悄潛伏在國會大廈內,等著大廈燃燒起來時再給它“添點油”,把事情鬧大。

等到召開內閣會議時,希特勒大肆宣揚這一事件的嚴重性,竭力攻擊共產黨人,儘管在內閣裏納粹黨人並不占多數,可大家都被希特勒那極具煽動性的言辭給搞懵了,既緊張又恐懼,生怕共產主義革命爆發,幾乎沒怎麼考慮就一致通過了希特勒的要求,結果一下子就把葬送民主的悼歌給吹響了。

那麼,希特勒要求的是什麼東西呢?聽起來好象很滑稽,他要求採取某種措施來保護“德國公民的文獻資料”,保護什麼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希特勒要求,德國政府有限制公民個人自由、言論自由的權力,包括限制出版自由、集會自由和結社自由,有權對公民的郵件、電話、電報進行檢查,有權給警察頒發搜查公民住宅的許可證,有權沒收公民的私人財產,有權對持有武器的公民判處死刑,甚至政府在必要時可以接管德國各州的自治權力。

這下誰也笑不出來了。希特勒終於拿到了他夢寐以求的內閣授權,根據德國憲法,想要通過一項與憲法本身相抵觸的法律或政策,必須得到國會2/3的多數票,但希特勒很清楚他的納粹黨不可能在國會獲得2/3的席位。德國憲法第48條有一個規定,總統在國家緊急狀態下可以行使暫時的獨裁權,這本來是為應付戰爭或革命而設計的,但憲法並沒有詳細解釋所謂“緊急狀態”究竟應該是個什麼狀態,因此希特勒非常巧妙地利用了這一點,他找到總統,要求後者行使憲法賦予的獨裁權,繞過國會強行通過他的法案。希特勒對興登堡說,為了防止共產主義革命,通過法案是必須的,而且他保證不會濫用這一權力,於是興登堡也就不再說什麼,簽字同意了。通向獨裁的大門就此打開。

希特勒掌握了總統的獨裁權,開始了野蠻、血腥的政治清洗。大批共產黨人被捕,是“合法”的逮捕,甚至包括有豁免權的國會議員,一群群穿著褐色衫的衝鋒隊暴徒們未經許可便破門而入,強行搜查,把無辜者從睡夢中拖起,扔進衝鋒隊的營房,嚴刑拷打,逼迫其供認對德國的罪行。與此同時,希特勒對於他的競爭對手,社會民主黨及其他自由主義黨派也毫不留情,各種集會被勒令停止,所屬報刊被取締,公民權利亦被取消,德國頭一次領教了納粹獨裁的滋味。

經過短短幾天的暴力恐怖,德國政治已經面目全非了,公民不敢再隨便議論政治,不敢再在公眾場合嘲弄國社黨的種種醜陋與罪行,生怕哪天走到大街上會被莫名其妙地逮捕。可是,希特勒並不以此為滿足,他不想躲在總統授予的“暫時獨裁權”下過日子,他要成為德國名副其實的統治者。由於他認為經過幾天的清洗,反對的聲音應該都已經消失了,重新舉行大選以獲得國會2/3多數的時機已經成熟,於是便於1933年3月5日舉行了德國二戰前最後一次全國大選。

大選結果離2/3多數還差得遠。希特勒並不打算利用非法手段來達到自己的目的,他要為自己的獨裁披上合法的外衣,他承認了選舉的真實性,而且也不打算再去撈取那個該死的2/3多數票了。他求助於在國會中占多數席位的民主黨派,希望他們信任自己,給予自己獨裁的權力。

希特勒這麼天真,希望別人贊同自己獨裁?那些占多數席位的民主黨派,怎麼會愚蠢到去葬送自己的政治生命?可是,我不得不告訴你,事情就是這麼荒謬,這一切都是真實的,希特勒在新一屆國會上,發表了也許是他畢生中最精彩、最虛僞的一次演說,他承諾一切舊有的秩序都會維持不變,國會所賦予他的獨裁權,僅僅在某些狹小的特定範圍適用,絕不會導致國家權力結構的改變,也不會限制任何公民權利,他唯一的目的,就是領導德國重新建立在一戰後的世界地位。建立一個自豪的自由的統一的德國。

幾乎所有的民主黨派都被希特勒的花言巧語所打動,德國人的那種特有的黷武精神,以及對榮譽、對“鐵與血”的熱切渴望,指引著他們在自己的死刑判決書上簽了字,國會一致同意把自己的立法權移交給政府,為期是4年。這些在民主制度下浸泡了15年的國會議員們似乎還不懂得,一旦你培育出了獨裁的種子,它就會像可怕的瘟疫一樣四處蔓延不受控制,不要說是4年,即便是4天也足以摧毀一個健全的民主制度。

國會中並非所有黨派都被希特勒所蠱惑,社會民主黨領袖,可敬的奧托•威爾斯議員,昂然不屈地站出來反對希特勒的獨裁,他代表他的黨投反對票,並莊嚴地宣佈,“在這有著歷史意義的時刻,我們德國社會民主黨人莊嚴地保證要維護人道和正義、自由和社會主義的原則。任何授權法都不能給予你摧毀永恒的、不可摧毀的思想的權力!”

儘管社會民主黨在國會僅有84個席位,遠遠不及投贊成票的441之多,儘管他們的反對對大局來說無足輕重,尤其是在如此黑暗的時刻,他的聲音代表著希望。

1933年3月23日,一個從奧地利來的流浪漢、43歲的前德國陸軍下士阿道夫•希特勒,按照完全合乎憲法的程式,摧毀了民主制度,成為全德國的獨裁者,再沒有任何力量對他的瘋狂進行約束,德國從此開始了歷史上最恐怖、最暴力、最血腥的一幕。

為什麼希特勒的那些恐怖政策能夠得到德國人的支援?在一個民主社會裏,如果魯道夫果真是萬惡不赦的惡魔,為什麼人們還會支援他、給他至高無上的權力呢?“魯道夫是個不折不扣的大壞蛋哪!人民只是敢怒而不敢言!”“人民為什麼敢怒而不敢言呢?”“跟你說過啦!因為魯道夫是個大壞蛋嘛!”

這個答案無法說服少年,倒是父親的見解和一般人有點不同。他給兒子的回答是:“因為人民都好逸惡勞!”“好逸惡勞?”“這樣說好了,一般人碰到問題時,都不願靠自己的精力心思去解決,他們只期望超人或聖賢的出現,為他們承擔所有的痛苦、困難和義務。魯道夫就抓住人性的這個弱點,伺機而動,一舉成名。你要好好記住:讓獨裁者有機可乘的人,要負比獨裁者本人更多的責任!雖然沈默的旁觀者沒有支援他,但沈默旁觀其實與支援同罪……”

我常常在想,為什麼德國人會在歷史的緊急關頭表現出一種對自己權利的驚人的無知和漠視?難道他們不知道自己正在幫希特勒磨那柄準備屠殺他們的刀?難道他們就那麼崇拜權威,甚至沒有一個人願意對希特勒的要求作哪怕是最簡單的思考?莫非,盲目的服從和鐵的紀律已經深深溶入德國人的血液之中,以至於最完善的民主制度也無可奈何?也許,對於在選舉中占絕對多數的普通德國大眾來說,他們選擇希特勒,僅僅是不希望有“挨餓的自由”,用一句我們熟悉的話來說就是,管他民主不民主,誰能讓我們過上好日子就選誰。的確,在希特勒當政的頭四年,德國經濟奇迹般的振興,到1937年,德國的國民生產總值增長了102%,年增長率高達11%,國民收入也增加了一倍,失業率卻縮小到了不足1%,德國人終於結束了朝不保夕的失業恐懼,過上了還算“幸福”的日子,但同時,他們也失去了一切權利和自由,更失去了能夠制約希特勒的力量,這時候的德國人還沒有意識到,歷史老人正在靜靜地坐在未來,等候著向他們索取“好日子”的報酬,一個前所未有的鉅額報酬。

對此,著名的歷史學家威廉•夏伊勒曾評論說:“對於民主共和國的放棄和阿道夫•希特勒的得勢,德國任何階級、集團、政黨都不能逃避其應負的一份責任。”

(niobe:《民主的基礎》)

無數冷漠的、不準備為人類尊嚴和人權而站出來的人應當承擔連帶責任。

當年當法西斯迫害猶太人的時候,別國的人,這些冷漠的人沒有站出來集合起來進行抵抗。他們只擔心自己的生計,他們構成獨裁者間接幫兇,因為那些沈默的人很容易被對方爭取過去。

(待續)
(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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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生命可以被剝奪,但是裝著崇高信仰和思想的頭顱不可以被褻瀆,也不可能死去。這種尊嚴是普遍意義的,是屬於人類,信任是法律的基礎。最早使用約定一詞是十七世紀的清教徒。約法最早是指上帝與北美的定居者之間的聖約。在古代所採取的歃血為盟的方式,今天已經被更文明的形式所取代,如簽字、宣誓等,但其背後的宗教與道德精神依然存在。在中國,由於沒西方宗教中的上帝,聖約的宗教意涵相對薄弱,但是“盟”背後的神的身影和道德約束力絲毫沒有削弱。在中國的文化傳統中,規則同樣是起源於在神面前的誓約。盟書有高度的宗教和道德約束力。作為公民權利的歷史,不論是東方西方都有類似的宗教與道德基礎,都有聖約的影子。而只有當盟誓轉化為憲法時,公民權利才有可能生長。但是,宗教是無力的力量,聖約式的盟約被不擇手段的強力踐踏得無影無蹤。所以,在中國公民權利無法保障就不奇怪了。
  • 最強者也不能總是強大得足以永遠作主人,除非他能把力量轉化為權利和服從的義務”――盧梭
  • 自然法是指人在成為政治社會的成員之前,所處的自然狀態,不是現有的法律條文,而是存在於人們心目中的公平正義的觀念。他們處在一種完全自由和彼此平等的“自然狀態”,是一種人們之間“和平、親善、互助和不受危害的狀態”。有一種人人遵守的自然法起著支配作用,人們既然都是平等和獨立的,任何人就不得侵害他人的生命、健康、自由或財產。我們既賦有同樣的能力,在同一自然社會內共用一切,就不能設想我們之間有任何從屬關係,可使我們有權彼此毀滅,如同低等動物生來是供我們利用一樣。”
  • 、為什麼需要公民權利

    1.公民權利的產生

    在世界上,凡有人類聚居的地方,都有著同樣涵義的成語在世代流傳:“不自由,毋寧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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