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9月5日訊】一
昔人有言：“石蘊玉而山秀，水含珠而川媚。” 原來山河之景色秀麗，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同它深藏的寶藏聯繫在一起的。掘盡了礦藏，捕光了螺蚌，山水的靈氣也就隨之黯然失色了。隱私之於個人，亦猶珠玉之於山川，常識常規告訴我們，一個人言語上須有所節制，才能保持住起碼的尊嚴，而表達一旦失控，什麼話都往外亂說，即使是出於一時的興奮，也會顯得丟人露醜，被視為瘋狂。對於此一表達失控的人生窘況，據哈金所言，他早就懷有探索的興趣，經過了多年的構思，他終於在新出的《瘋狂》（The Crazed）一書中大筆淋漓，對一個人語無倫次，極度譫妄的症狀作出了詳盡的展示。
故事發生在中國北方某地的一所大學，時當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自建國以來，中國社會一直積壓著與日俱增的戾氣，經過文革的激蕩攪拌，進入八十年代，種種密集的不滿好比瘡腫膿熟，憋到了八九年春末，已至非潰瘍破裂不可的程度。
危機的世象往往兆示於反常的氣象，小說的鬧戲一開場，主人公萬堅就在晚春的空氣中覺出早來的溽暑，從嘈雜的街市上經過，一股子煮蘿蔔、煎大油的氣味使他甚感心煩。這是社會大地震即將爆發前的鬱悶，它通過各個感覺渠道引起了這個第一人稱敍述者身心的不適，同時也貫穿此後的一連串事件，擴散為本書的敍事氛圍，並以其可厭的灰色和平庸一再地騷動我們的閱讀感受。凡是讀完了這本小說的人，我相信，或多或少都能隱隱覺出那鬱悶對作者鬼魂般的糾纏：似乎離中國越遠越久，往昔生活的灰色印象和那陳腐的不適感便越是在他的中國敍事中發酵出寫作的動力，迫使他反復去搔那記憶的奇癢，以致搔得他越搔越癢。
比如在病房內值班照顧病人，就是想起來令人不舒服的差事。除非你在做職業性的服務，否則，那病人即使是你的親人，時間長了，你也會心生厭煩。荒謬的是，在吃大鍋飯的國營體制中，單位領導卻隨便派下屬頂這本屬於專業看護的工作，去護理本單位住院的病人。在以下要討論的這部小說中，中文系總支彭書記便抓了碩士生萬堅和他同學班平的公差，派他倆去照顧一位住院的老師。
師生突然變換了相處的場地，一種錯位的彆扭感由此而起。平日站在講臺上顯示出權威和魅力的楊教授中風後衰臥病榻，此刻正由著他的學生觸動他失去自理能力的身體，隨之暴露出他老醜糊塗的面貌。正是這一角色的顛倒使小說的敍述者以及讀者獲得了觀察人和事的獨特視角：一個有一定名望的學者突然變得像是卡夫卡筆下的甲蟲，他的體面的生命此刻麻袋般劃破了一道口子，在好多陳芝麻爛穀子一一漏出來的過程中，他的勤學的學生漸漸看出了學院的日常生活中積下來的層層污垢。據萬堅所聞，楊教授的猝然病倒可能起因於他和系領導之間瑣碎的衝突：一是系主任宋教授嫉妒他的學術成就，在他提升正教授的事情上製造障礙；二是他赴北美做短暫的學術訪問回國後，彭書記要讓他自付往返的旅費。正如《等待》中那個等著辦離婚和再婚手續的軍醫一再遭受有關上級的拖延，《池塘》中等待分配住房的工人因拒不行賄而備受主管幹部的刁難，楊教授也遭遇了讓書記和主任給他穿小鞋的麻煩。哈金一直在寫蕓蕓眾生渺小的不幸，所有這些人物的受害都很難說是多麼血腥的迫害，他們的不幸在於泡進了現行體制的酸菜罎子，既然要在其中求得泡養，就免不了忍受那慢性的侵蝕。這就是權力控制一切的局面所滋生的平庸之惡，它四處彌漫，如同濁氣滲入呼吸，離間著人心，敗壞著趣味，壅蔽著精神，釀造著瘋狂。小說中鬱悶的氛圍所傳達的，正是作者在此一社會大環境中長期沈積下來的感受，直到去國多年後，他想起來還很不舒服。
二
萬堅值班期間發現，楊教授昏睡中時常胡言亂語。大肆羅列楊教授說出的那些昏話，當然主要是為了增強渲染，製造效果。胡言亂語中雑有背誦和歌唱，其詞或俗或雅，都給沒有多少故事可講的敍事節奏添入了綺麗的波瀾。另有些夢囈中的真心話斷續從病人口中冒出，讓守在一邊看護的萬堅聽出了他老師過去和當前私生活中某些傷心的或刺激的事情，因而在情節的推進上還起到了逗引線索，勾提懸念的作用。這些昏話聽起來十分紊亂，但經過閱讀的重組，紊亂中又若有編織的秩序，頗能動人聯想，仔細玩味下來，其間似乎又別有戲仿的成分。總之，有關楊教授譫妄發作的諸多片斷，讀者都不必看得太實太死，閱讀中若能嘗試作出見仁見智的聯想，自會品出味在酸鹹之外的諧趣。
楊教授的譫妄之一是：昏迷中大唱毛時代的紅色歌曲，背誦毛語錄，都都囔囔地重復從前的社論體陳詞濫調，以首長的口氣發表演說，宣講政策，還公然大言不慚，向虛擬的聽眾宣告他從政當官的宏願。楊教授昏睡中的鬧劇表演聽得萬堅在一邊頭皮發麻，活像文革鬼魂憑附於身，從他嘴裏居然唱出了一連串他平時根本不可能唱出的陳舊歌曲。據萬堅所敘，楊曾在文革間被打成牛鬼蛇神，就他當時的身份而言，濫唱革命群眾大唱的那些歌曲，於他實屬辛酸的諷刺。所以萬堅想不通，像革命歌曲這類對創傷經驗構成刺激的東西，何以多年後會從倍受其害的楊教授口中肉麻地噴發出來。楊教授的“文革文化”後遺症讓我們驚愕地看到，迫害與受害兩個方面，有時會互動出奇特的共謀關係，當精神強暴最終被受害者作為精神遺産而接受下來，就連苦難的傷疤上也可能摩挲出受創的美感。
萬堅對他老師的歌唱之所以感到吃驚，是因楊已被定格在病榻之上，誰都明白，病人的反常行為屬於症狀的發作，而惟其被視為病症，他的表演才聽得萬堅極為反感。萬堅在用健康人的眼光看問題，他自然受不了楊的胡鬧。他僅認定了個人的病理性瘋狂，並未去聯想群體的社會性瘋狂。哈金起初想探索的瘋狂狀態也許只處於萬堅那樣的認識層次，但寫成了小說，構成了故事框架，楊教授個人的症狀就有了象徵含義，折射出小中見大的對照。如果把楊的症狀成千上萬倍地放大，把萬堅那吃驚的目光對準時下商業炒作的紅色懷舊熱潮，把舞臺熒屏以及音碟影碟大唱革命歌曲、樣板戲的狂熱，把眾多家庭聚會中自發地演唱革命歌曲以自娛的情景，全都當作一種可悲可氣的社會現象予以審視，則我們不難從中看出，對種種愚弄過我們青春熱情的審美情調，對伴奏過野蠻殘暴的音樂叫囂，時至今日，迷戀者、欣賞者、販賣者依然大有人在。對比楊教授的譫妄發作，這樣的紅色懷舊熱難道不算是一種舉國的瘋狂！作家的筆端牽連著社會的神經末梢，當哈金給他的楊教授口中塞進那麼多過時的歌詞時，他想必已敏感到紅色狂潮陰魂未散，因而才羅列楊的案例，庶幾使更多的受魅者看到自己可笑的嘴臉。
那個外號叫小貓頭鷹的人物受魅更深，已深陷到被大批判言論整個支配的程度。他是個老右派，當年為躲避迫害，一直裝瘋賣傻以求苟活。不幸久而久之，假裝的自我醜化養成習慣，小貓頭鷹再也走不出做戲的角色，最後，他真的墮落成一個瘋瘋癲癲的小丑。那些在他被專政期間曾使他受盡淩辱的專政話語將他的人格逐漸扭曲，進而被他的表達系統全面接受，武裝了他的談吐，成了他日常表演瘋狂慣用的臺詞，最終把他改裝成慣用政治大帽子挑釁他人的人物。在小貓頭鷹身上，個人尊嚴其實早已死亡，他僅以身為倀鬼的形式延長了行屍走肉般的幸存。進入了八十年代的後期集權社會環境，他更加瘋狂地串演自虐虐他的鬧劇，似乎一天不發出那盛期集權年代的恐怖回聲，他便一天於心不安。小貓頭鷹只是小說中一個插科打諢的小角色，但卻寫得別出心裁，特別讓人感到毛骨悚然。
楊教授的另一個譫妄表現是病榻上虛擬授課的語境。他的胡話往往蔓延成有條理的講課，間或插入詩歌背誦以及對所誦詩篇的講解。有古詩，也有譯詩，從杜甫直到但丁。楊教授似乎不甘心僵臥在病榻上一任學生擺弄自己的身體，儘管自己已陷入譫妄狀態，但譫妄中他仍不改以往授課時的講話口氣。他頑固地相信自己還能上課，偏要把病房想象成教室。
哈金在小說敍事中插入那麼多詩篇，本來也許只是在作他鋪陳的文章，這樣既能顯示楊教授這個人物的博學，也順便從他自己的中國文化背景入手，給英文讀者添加些比較文學的調味，故事性並不很強的小說正需要此類遊戲筆墨來填充太鬆弛的縫隙。但若從另一個角度理解楊教授譫妄表演的諷刺意味，我們也可以把那一切就看成是對課堂情景的戲仿。在我們的文學課上，確實也常出現此類近乎譫妄的場景：譬如有些可敬的教授，講課中就同樣發過胡說八道的議論，也有過顛三倒四的時刻。他們常講得咳唾四濺，忘乎所以，甚至講得自己很是得意，豈不知正是在此刻，生厭的聽講者已像萬堅那樣聽出了荒謬和漏洞。就這一意義而言，楊教授的瘋狂發作，在一定程度上不過是很多教授正常教學狀態的極端化和漫畫化罷了。
清醒與瘋狂之間的界線有時很模糊，關鍵要看你處於什麼位置。一個人一旦被捧上講壇，連他的譫語都會顯得富有哲理。如果病榻確實是界定瘋狂的尺規，對那些依然佔據講壇的譫妄者，大概還是都送去住院為好。
三
如果說以上兩種症狀的的鋪敍猶如雲氣繚繞，造成了烘托，那麼以下要進一步討論的另一類胡話則如神龍從雲隙間露出一鱗半爪，隨著楊教授不斷發瘋，亂吐真言，有待重組的故事脈絡遂散漫地顯示出來。通過萬堅的所見所聞和逐步整合，小說的敍述以漸進的方式交待了楊教授的身世，以及他和其他人物的關係。原來就是這幾件雞毛蒜皮的屁事把楊教授推向了病床：一、彭書記托楊教授幫她侄子赴北美留學，楊為爭取領導支援自己出國訪學，貿然答應相助，結果他出了力卻沒使上勁，未能完成所允諾的任務。二、彭一再催逼楊繼續幫忙，楊表示自己實在無能為力，為進一步要挾，彭逼楊自付旅費。三、彭還抓住楊與其女學生維亞的曖昧關係不放，揚言要揭那露醜聞，從而對楊施加更大的威脅，逼他在她侄子的出國事務上著實效力。四、為籠絡黃教務長，彭一直要把黃的兒子介紹給楊教授的女兒梅梅作物件，楊卻更看重他的得意門生萬堅。因他已給梅梅和萬堅訂了婚，故對彭的媒妁之言拒不接受。五、楊最是擔心彭書記與黃教務長合謀壞掉女兒與萬堅的婚事，因此夢囈中發出了“救她”的呼喚，在對這個世界表示徹底失望的哀鳴中，唯獨對愛女的前程，他至死都流露出痛苦的關切。
作為楊的學生和未來的女婿，萬堅平日只看到楊身為傑出學者的一面，只是在病房值班後，才斷斷續續從楊的胡話以及同其他人的交談中聽出了某些事情的原委，逐漸推測到他中風病倒的部分原因。生活在後毛時代的年輕一代並不知道，也很難理解他們父輩經歷的痛苦，萬堅邊聽邊想邊推測的過程，處處都顯示了兩代人之間的脫節和隔膜。敍述的秩序與敍述者瞭解真相的次序由此而得以同步推進，小說的敍述於是在印象寫實的意義上還原了事件在日常生活中發生的步驟。直至讀到最後，讀者才有了真相大白的感覺。就我個人的閱讀感受而言，哈金的作品令人信服地說明，對敍述者的知情度作出嚴格限制的設計，本身就巧妙地製造了懸念，故此書中雖無離奇情節和強烈的戲劇化衝突，故事依然講得引人入勝而耐人尋味。
設計這樣的敍事程式，不只比全知全能的敍述方式更貼近生活真實，還便於隨時添入片斷的速寫，通過敍述者個人的眼光，作者隨意塗抹地插入了一些得自個人記憶的印象：從拖把剛擦過的濕地板留有散亂的鞋印，到空罐頭盒子上盤旋著一對鳳蝶，直到開會時出現在敍述者萬堅眼前的維亞肖像：“她一副沒精打采的樣子，發紅的眼睛似有淚光，臉上顯得血色不足，儘管那蘋果綠的褶裙，還有那白底上印了瓢蟲花的披肩領衫子都是頗有朝氣的服裝，穿在她身上卻沒有增添多少活力。”所有這些散見各章的零碎素描，與楊教授的譫妄發作互相交織，形成對應，輕柔的和絃一樣削弱了瘋狂的噪音，似涼風斷續吹過，給鬱悶的總氛圍摻入了淡淡的詩意。
四
彭書記是個不男不女，亦好亦壞之人，像現實中成千上萬的單位領導，看起來她並不怎麼兇惡。權力是她手中的杠杆，政治原則是她處事的砝碼，因要本著自己的利益拉攏關係，有時候她會熱心促成好事，有時卻會製造障礙，甚至專在背後搞拆臺。她說她要揭發楊教授和維亞的男女私情，其實她並沒揭發。她費心給楊教授爭得了單間病房的待遇，同時又趁楊住院的空隙，即時把維亞拉到自己一邊，撮合了維亞與另一個年輕講師譚魚滿的關係；後者是本系的“筆桿子”，很會來事，成為她一心栽培的物件。至於維亞與老師搞那點私情，不過出於感情上一時的彷徨和虛弱，半帶了自棄的放縱，半尋求投靠的溫暖而已。正如萬堅所估計，對於他們師生之間的那種關係，她並不像她老師看得那麼認真。楊教授早年有過癡心的單戀，婚後不太喜歡妻子，終生在情欲的滿足上實在欠缺。可歎他好容易僥倖摘到手的桃子，轉眼即易手他人，人生失落至此，他還能有多大的活頭。
在極度的譫妄中，他發出了不少有所醒悟的言論。楊的瘋話現在說出了不少真理，把驚訝的萬堅在一邊聽得如夢初醒，沒想到病房內看護一場，他竟受到了比課堂上更有啓示的教誨。楊教授講了一輩子課，到頭來，只是仗著當前的瘋勁，他才得以一吐為快，說出了憋在心裏的真話。提起知識份子在這個社會的命運，他告訴萬堅說：“ 當學者嘛，不過是塊放上砧板的肉，人家拿起刀想怎麼切就怎麼切呢。”他不再堅持讓萬堅考到北京去讀博士，不想讓他的學生再去討當職員的無聊生活。他知道在這個國度根本做不成獨立思考講真話的知識份子，能做的只是給政府當啞巴勞工。因此他憤慨地奉告萬堅，勸他不如去種穀子。就在萬堅被派往農村搞外調的期間，他摔下病床，腦充血昏倒，最後恨恨而死。
楊教授的死標誌著老一代學者一律抄抄寫寫當職員的命運告以終結。從此“六四”打起一堵牆，知識份子的隊伍開始出現極大的分化。故事的結尾已昭示出後來的分化趨勢：農民出身的實利主義者班平進了商業廳，文憑與行政相結合，去狠吸他人生的果汁去了。像他這樣來自底層的出頭者，必將升級為腐敗的官吏。維亞自己辦了畫展，要搞個體經營，藝術致富的前景不可估量。譚魚滿進入本系的梯隊，融知識與党權於一爐，他很快就會取代彭書記那樣的半文盲幹部，在新的政治經濟形勢下做個學者型的行政主管。後生真可畏，現在的知識份子不全是楊教授悲歎的那種小職員了。因為知識已私通權力，再連手商機，打入了市場，知識份子正在以拍賣學術的方式完成其人生的自贖。楊教授根本預料不到這一切變化，早已去國遠行的哈金也很難憑想象把握發生在中國的社會轉型。
但有一點依然天不變道亦不變，那就是黨票和政治的鐵定。這二將哼哈合一，擰成權力杠杆，鑄為原則砝碼，都讓急功近利者搶到手做了敲門磚。唯獨萬堅依然人文氣十足，為擺脫他老師的命運，竟天真地想到政策研究室工作，好舒展他改革社會的懷抱。沒想到報告打到了書記那裏，卻被告知不夠資格。只怪他不是黨員，更怪他受楊教授陶冶太深，在權與利的新一輪分配中，他最後輪了空。接著，梅梅又對他宣告背叛。她攀了高枝，像她的大多數同齡人那樣，她處事實惠，走一步，看幾步，專業選擇有現實的職業眼光，擇偶標準早與留洋的去向挂了鈎。
萬堅至此，再無路可走。受同屋的鼓動，他鋌而走險，去北京趕了學潮的最後一班列車。迫害力量與反抗意志均貫穿了深邃的私人動機，每一個捲入政治鬥爭的人都有其曲折的本事。但不管怎麼說，千千萬私憤發向共同的靶子，互相感染著，就彙成了難以化解的公憤。萬堅就這樣冒險踏進了國家機器發瘋的漩渦。起先，他只是為向梅梅證實自己有膽量前往北京，及至陷身殺戮的亂陣，他才讓殘酷的事實敲醒，決意要逃離這無法無天的瘋狂。
有些評論對此書的收尾處理頗有微詞，或著眼結構失調，或出於“愛國心理”的護短，似乎萬堅赴北京參加抗議活動前後的數章是硬拼湊上去似的。就小說自開頭以來積聚的鬱悶氛圍和間或暗示的殺氣——無論是楊教授譫妄喊“殺”還是飯館中那幕詐唬的戲殺——而言，我以為，以見證“六四”屠城的場景作為情節推進的高潮，乃是哈金郁然勃發的文氣勢所必至的結局，絲毫也不顯得牽強。那是人神共憤的慘烈，敍事中不可或缺的史筆，根本不存在迎合市場的問題。
瘡熟了，要流膿，這就是當時的情勢，也是敍事的走勢。一方面，文革中挨過鬥的老人集團一直都在磨刀等待開殺戒的時機，他們本來就憋了一肚子膿水。另一方面，文革中的造反之舉沒能徹底完成，更讓後來的學生遺憾得不願善罷罷休，他們懷舊當年的抗議手段，急欲再掀起一場人民的盛大節日。新的對抗中裹挾了太多舊時失效的激情：絕食靜坐流於饑餓表演，攔阻軍車的舉措以慰勞大軍的形式施行，好像孩子去點響嚇唬人的花炮，結果卻引爆了血肉橫飛的遍地爆炸。
以萬堅的出逃劃下句號，是一個留下伏筆的上好結尾，我們期待著哈金的續篇。自從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隨著大批華人沖出國門，走向了世界，中國戲已不再局限於中國國境內的場景了。逃亡早已是逃亡者艱苦卓絕的事業，逃亡必將彙為不可阻擋的洪流。燒掉身份證的萬堅準備遊過鯊魚出沒的海面，對他來說，走向自由的前景尚有很多未知的風險……但只要走出鬱悶，告別了瘋狂，不管有什麼風險，肯定都是值得去冒的。
作者為中文作家、學者，任教於耶魯大學
──轉自《觀察》(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