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世存：老調子不會唱完

【大紀元1月2日訊】一，從權利逃進文化

歷史的發展經常有鬼斧神工之力，又有變幻莫測之機。如果我們僭妄地以為自己在創造它，在駕馭它，我們最終不過在這個造化的大師面前暴露自身的淺薄、醜陋或罪苦。以戰爭為例，誰能想到，近兩年的伊拉克戰爭被文明地拉長，以至於人心已經不能忍受；而長度數倍於伊拉克戰爭的車臣戰爭被蒙昧地壓縮，以至於外人至今少有瞭解並同情那裡民眾的悲歡離合。在這種情形下，我們的任何態度、情感都將在單純裡失真，只有在錯綜複雜的文明進程裡讀認我們的態度、情感才是有意義的。在歷史顯露的資訊面前，經驗、表達或檢測我們的文明理性或良知正義還不是最難的。最困難的，是我們對歷史的認知，對命運的把握。歷史借助於人物、事件給予我們的豐富使我們常常忘記了它固有的邏輯，使我們常常以人事本身的面目置換了歷史的意義。在這方面，「中國文化」大概是最難索解的概念之一。

2003年被稱為「中國人的權利」年，中共黨和國家新一屆領袖上任本身所代表的「新」意，所倡導的善治、親民等政治理念，最終彙聚到民生、民權那裡，「中國人的權利」成為一個激動人心的話題，上至國家總理，下自民工、學生，都服務於它，使其成為一個充滿希望並有待拓展的領域。但歷史的發展並不一洩千里，奔流乘勝，進入2004年，它突然停頓，迂迴，它有意無意挑選了另外一群人，導演、戲子、經師、學者、賢達，以文化的名義，以另外一種姿態、用心跟我們對話。這就是「中國文化」的勝出、表演。中法文化年的活動，張藝謀的奧運短片、舊片新作（《英雄》、《十面埋伏》）的炒作，北京「2004文化高峰論壇」及其「甲申文化宣言」，知識界關於讀經的爭論，楊振寧教授引發的關於《易經》的價值討論，深圳文化博覽會，等等，文化，尤其是「中國文化」再次成為一種活躍的力量，並且佔據了2004年中國人的生活空間。

這些文化現象給了不少人以錯覺，似乎中國文化正在復興，中國文化在全球化大潮裡日益顯露自己的品質、價值。無論物性的全球化如何，中國的文化，或中國人的精神層面越來越為人，至少為部分中國人所神往、虛擬並演義。號稱國學大家的季羨林先生，多年前一直主張「三十年河東河西」的文化觀點，這種無來由的輪流坐莊思想大概算是他老人家最反智的一句話，但今天似乎又在為事實印證。張藝謀的《英雄》為美國人瞻仰，據說創下不低的票房；在雅典奧運會的閉幕式上，由他導演、帶有下一屆奧運會主辦國廣告迎賓性質的8分鐘短片則讓全世界人見識了、笑了、神經了，或「大跌眼鏡」了。至於他的《十面埋伏》，聽說英國的電影都有抄襲摹仿的嫌疑。這已經有點領潮開啟風氣的意味了。這是大眾文化層面。在精英文化層，龐樸、季羨林、王蒙等等這些當下儼然的「國之大老」，據說60多人，則合唱出一曲《甲申文化宣言》，陽春白雪，和者雖寡，涉及中國文化的自存發展，不可謂不重大。參加這一合唱的楊振寧先生雖然解釋了《易經》和中國思維的關係，但引起的反彈卻讓人覺得，這位有些糊塗的大科學家未必說出了真理，未必理解中國文化的玄妙高深。中間層面，或說民間社會和文化教育界，倡導閱讀中國經典和反對讀經的聲音不相上下，這至少說明，中國經典本身已是人們思慮的物件。這些現象也許可以證實，歷史確實置換了，或遮蔽了「中國人的權利」，它挑選的角色強行給2004年打上了文化的烙印。

二，張藝謀的心智

在全球化的交往溝通理性裡，理性極易異化。在無限豐富的文化生活裡，人們的生活理性不得不或有意無意地異化為「簡單的擁有感」。在這種異化中生活，那些形式質感最淺顯的事物往往最易充當媒介。因此，無論內容品質如何，張藝謀的電影都具有「眼球效應」。甚至舉之國中，國人多會同意，在雅典奧運會上，在2008奧運會上，張藝謀都是我們拿得出手的有數的導演之一，張藝謀是能夠代言我們國家我們文化我們社會的導演之一。而張藝謀與中國文化符號合謀導出的東東，如要給予意義，那就太容易也太豐富了。一，它強化了傳統文化符號在今天的力量；二，它暗示中國傳統的「博大」或「奇特」；三，它表明張藝謀等中國導演具有文化創造性；四，它說明，如同韓國、日本在經濟起飛後出現了可觀的「日劇」、韓流等文化成就一樣，中國在二十多年的經濟高速增長之後，終於迎來了自己的文化創造階段。

但是我們需要切記的是，自我給定的意義不一定就是事物本身的意義。張藝謀及其電影深得注意力經濟之惠，自有其道理，但不能把這道理等同於歷史進程或民族文化中的正向價值。媒體炒作的現象、觀眾消費的物件，不一定具有文化的含量。如果人們錯以為那就是文化，或那裡的文化含量高，實在是「把無知當無有」（傅斯年語）。遺憾的是，當下媒體有資訊而無知識，有關懷而無責任，它們變本加厲推動了一種蒙昧的世態。即使作家、學者、藝術家們有足夠的眼光，比如藝術家艾未未說張藝謀的《十面埋伏》：「身為導演拍出這樣的一部電影是不能被原諒的。商業電影、娛樂電影也是分層次的，誰都想被娛樂，可是這種電影不是在娛樂觀眾，簡直是愚弄觀眾。對自己在乎到了什麼程度，才能拍出來這樣槽糕的東西。這是一個事先說明發生在唐代的故事，唐代是一個特點鮮明的中國朝代，可是從服裝到道具到兵器，沒有一件東西是唐代的。不管是不是類型電影，這種拍法是在降低我們的文化素質。」作家尹麗川則如此評論：「影片本身已經不值得被討論了。邏輯上根本不成立情節，蹩腳且不斷重複的台詞，刻意得令人髮指的場景調換，沒有半點俠義精神的大段武打……簡言之，這是一部無視觀眾感受、蔑視觀眾智力的不好看的弱智文藝片。」導演田沁鑫說：「他心裡多明白的一個人，昏聵到什麼程度，才能像現在這樣，依然把一部電影拍成了這樣，我特別的難受，真的是心裡特難受。」這些話仍不足以使媒體跟讀者建立一種平等親和的關係。媒體仍要以自己的主見強行切入讀者的生活，強行構築讀者的閱讀視野。對《十面埋伏》的評論也就搖身變為「名人眼中的《十面埋伏》」，即使大眾表示了不滿，比如新浪網做的網民調查，近一半人認為《十面埋伏》不及格，但這不要緊，它們一起做成了與張藝謀有關的新聞。

可以說，張藝謀及其作品的行世，並不完全由大眾的喜好或市場主導。但是，人們有理由表達傳佈真實真相。比如北京電影學院的郝建教授就指明張藝謀的風格是「唯漂亮主義」，筆者也曾分析張藝謀的電影有著「次法西斯美學」的觀念特徵，無論張藝謀掀起的文化波瀾有多麼廣闊，對真相的揭示仍應是我們平實而本分地看待自家文化現象的態度。至於艾未未的憤激之辭：「張藝謀影片除了《秋菊打官司》外，其他都不怎麼樣。尤其是《十面埋伏》簡直噁心之極。如果是香港導演拍就罷了，可是被國人推崇到如此地步的張藝謀，居然墮落成這樣，簡直太丟臉了。不過他做為國寶級人物，這也很正常，中國的文化就是墮落之極，找他代言太合適了。」艾未未對張記奧運片的評價，「其實他拍不拍沒人關心，關鍵是他卻公然以主流的方式出現，販賣著主流中最差的東西。他成為國家美學的代言人太準確了。想想他在希臘那8分鐘，簡直是恐怖，一個恐怖的小孩和一群女人，簡直太可怕了。你大把賺錢沒問題，但不要糟蹋觀眾。」則只是藝術家的直率，缺乏更平和更有力的闡釋。

總之，對張藝謀的電影，人們大可不必跟著媒體人云亦云地以為是他生活或民族社會裡的「大事」，不要跟別人一樣懷具報人心態對生活大驚小怪。只有相信自己的頭腦、趣味，平視物件，並與之互動，才能提升自己的生活水準和生存質量。

三，甲申文化宣言的喜劇

9月初的「2004文化高峰論壇」在北京舉行本來沒有什麼，一群名人或寂寞的老人閒著聚聚嘮嗑兒，並不是壞事。誰料想名人心熱，老驥志高，他們一定要「語不驚人不死休」，他們拋出了一個「甲申文化宣言」，作聖作文，要定位中國人的生活，要教化世界人的態度。宣言強調：「文明多樣性是人類文化存有的基本形態。」《宣言》主張：「每個國家、民族都有權利和義務保存和發展自己的傳統文化；都有權利自主選擇接受、不完全接受或在某些具體領域完全不接受外來文化因素；同時也有權對人類共同面臨的文化問題發表自己的見。」

媒體對這樣的文化事件自然不會放過，且都做正向報道。這也能夠理解。一群與民生民權無涉的人愛國、愛文化，並且要在世界人面前梗著脖子要平等，要文化民主，其用心也可感。只是我們實在看不到這一宣言有什麼背景或基礎。我們的民族文化發展，是在什麼樣的條件下，要跟別人談民主？

如同袁偉時教授指明的，如此鄭重的關於中國文化的宣言，在20世紀已經有過兩次：1935年1月，王新命等十位教授聯名發表《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1958年元旦，牟宗三、唐君毅、張君勱、徐複觀等人發表的《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可是，考諸宣言，都有出臺的社會背景或事件基礎。上個世紀三十年代號稱經濟騰飛的「黃金時代」，中國社會經濟快速發展過程中，幾乎沒有什麼阻礙地實行「拿來主義」（魯迅語），崇洋趨新成為時尚，王新命等人是針對國人西化風尚有感而發，要求國人心中有文化本位的觀念。至於50年代台灣地區的文化宣言，則是一批真誠的儒者，或說以中國文化自命的踐履者們，激於羅素等西方大哲骨子裡的「西方中心主義」，而發佈的莊重的聲明。

我們從甲申文化宣言中看不到這種背景，也看不到有哪一位簽名者是中國文化的當代人格形式。他們不是反身則誠之人，他們都自為是口含天憲者。他們是被自己夢幻的牆和別人牆圍住，與社會生存脫節了的賢達、大老，或說「猛人」。人精似的王蒙？那是文化的笑話；人瑞似的季羨林？那是反智的典型；學術掮客似的劉夢溪？那會使文化失重；大陸中國的面子人物楊振寧？那只是文化票友……

因此，不帶誅心地說，甲申文化宣言是一場鬧劇。好聽一點，是這群文士雅聚，心血來潮地要為中國文化的世界地位「未雨綢繆」。想到在世界突飛猛進的當口，中國社會正處在轉型的關鍵時期，這些大人先生者們的作為實在讓人不齒。袁偉時教授認真地對宣言進行評議，實在是迂闊得可以。

《宣言》定義文化，「文化既涵蓋價值觀與創造力，也包括知識體系和生活方式。」這些名流和賢達們不知以自身的生存體現了什麼樣的價值觀，他們的人生不知爆發過什麼樣的創造力。在當代中國與西方文明主流相隔千里萬裏的自汙生態世態裡，對別人家的文化拾其牙慧，對自家的文化敗壞殆盡。以西方學科體系整理我們的知識體系，所建立起來的大學教育制度、學術研究制度，等等，所構築的本土知識權力，在世界知識、傳統知識之外，早已獨佔了人們的知識空間。我們有什麼值得自豪的知識體系，如果說是四書五經等傳統經典，參與甲申宣言的人沒有一個是靠對四書五經的研讀名世的，他們的學理背景都是別人的，何況四書五經不僅是當代中國人的財富或文化資源，它也是世界各國人民共同的財富或文化源。至於它能否從財富或資源的礦藏裡走出來，成為新的文化，在這方面，並不是只有中國人才有此資格或造化。魯迅就曾經感慨過，祖先發明瞭火藥，我們用來做爆竹，別人用來做成移山填海開疆拓土的生產力。

當代中國社會的變革與文化的含義相距甚遠，至少文化的自信、自覺還不曾浮出水面。六種社會形態：革命、改良、改革、動亂、亂動、動員，等等，除了革命、改良外，幾乎都在當下社會嶄露頭角。三種文化生態：自覺、自汙、自我表演作態，除了自覺外，也幾乎都在當下「繁榮著」。因此，一切關心中國改革大業的仁人志士，一切關心中國進步的有識之士，只會以更切實的努力來服務於中國社會和中國的歷史進程。在活的中國面前，在生生不已、具體而微而重大的民權民生面前，像文化這一類空洞自大的概念如果不能化身具體的關懷和行動，那麼它的粉墨登場就連幫閒都不如。

以《宣言》之良好美意，也許它不能算作自汙.它對中國文化貌似莊重的聲明缺乏交流的物件，又本無對話的平臺，因此，說它是中國人源遠流長的「表態文化」之一，自然不合適。它不是自汙或表態，但它是自我表演作態。

至於在《宣言》之外的楊振寧關於《易經》的插曲，同樣沒有意義。楊振寧說《易經》阻礙中國人的思維跟反對者的意見一樣，本身都違背了思維常識，屬於腦子進水的一團漿糊。對這類驚世之論，學生應該對其給予噓聲，聽眾應該走開。討論思維本身，不可能用黑白爭勝的邏輯。新的思維方式，也應建立在概念群或及物的基礎之上，而非尋找原因的原因的原因，歸罪於數千年前的一次事故。楊所能做的，是由他熟悉的物理世界把讀者帶入邏輯思維的世界；反對者所能做的，則是在對鮮活的經驗現實的讀解中展現中國思維的活力，啟動傳說中的傳統。而目前的口水之爭，真正屬於鄧小平說過的「空對空」。

四，讀經熱的歷史和本質

至於由蔣慶引起的關於讀經的爭論，似乎又一次涉及對傳統和中國文化的態度這一類大是大非的問題。蔣慶編寫了一套中國儒家經典讀本，引起一群人的非議，以及另一群人的支援。包括海外的薛湧等人、年輕的憲政派學者秋風、劉海波等人都捲入進來，紛紛表態，以逞才情道理。但實際上，我們在這一爭論中並沒看到什麼真問題，雙方把經典限定在傳統中國經典的範圍內，爭論得一團漿糊。如果把這種爭論講給外國人聽，不亞於給人家講笑話；如果把這種倡導或反對放到歷史裡，不亞於給歷史增加喜劇。

這種倡導讀經或反對讀經只是暴露了論者對中國經典的情緒性認知，他們缺乏有關讀經的現代公民常識。如果我們搜檢歷史，可以看到，自清末民初國變以來，中國經典確實成了征聖作態者們的心病。袁世凱做總統後，就極力提倡尊孔，他說，「孔子之道，亙古常新」，「如布帛菽粟之不可離」。1913年起，他連續發佈了尊孔讀經的命令和條例，通令全國恢復祭孔。1914年9月，他率文武百官，到文廟祀孔，12月，到天壇祭天。在袁世凱倡導下，讀經之風，熾盛一時。國會初審通過設孔教為國教，後因知識界輿論大嘩，終審被否決。而尊孔讀經之風，在社會上始終未歇。五四時期亦有孔教會，當時北京成立的孔教小學，延續至四十年代。中小學讀經與否的討論，時起時落，亦未斷絕。

至於「猛人」們、各地軍閥、巨頭，無一是經的崇信者、讀經的提倡者。如陳濟棠跟胡適說，「讀經是我主張的，祀孔是我主張的，拜關嶽也是我主張的。我有我的理由。」他認為生產建設可以要科學，但做人必須有本，這個本必須要到本國古文化裡去尋求。胡適說，生產要用科學知識，做人也要用科學知識。陳說，「你們都是忘本！難道我們五千年的老祖宗都不知道做人嗎？」何鍵則宣揚孝悌忠信禮義廉恥，提倡尊孔讀經。他經常到機關、學校、部隊演說，認為「學生必須研究孔子經義……正其思想」，規定學校從小學到大學都要讀經。

北伐以後的國民政府，也始終重視儒家道統，尤倡王學。1934年，蔣介石發起「新生活運動」，在社會上倡導「禮義廉恥」為生活標準，在學校倡導尊孔讀經。戴季陶說，「經書為我國一切文明之胚胎，其政治哲學較之現在一般新說均為充實」，「希望全國人士從速研究以發揚光大吾國之固有文化」。但民國初期所定下的政教分離制度，使得民國的讀經終未能進入國民教育，僅停留在社會輿論的層面。

如今又有人大聲疾呼讀經，而且涉及到國民教育，足見讀經與國民教育的關係問題，如果不能說在相當多人那裡很糊塗，至少可以說在今日中國知識界尚未取得共識。那就是關於經典，經過一百多年的現代轉型，中國人仍狹隘地將其理解為自家傳統經典，在自家傳統經典裡，又狹隘地將其理解為儒家經典。其次，讀經是否必要，涉及的是文化、趣味、人生狀態問題。讀經應否定為國民教育，涉及的是制度、政策、教育方針問題。爭讀經者，完全不顧各自的層面立場，硬要把自己理解的問題視做惟一的真問題。

正如唐逸所說：「在文化上，儒家人士及其子弟，以及心儀儒家的中國人或外國人，研讀和弘揚中國的經典，乃是天經地義。」有何異辭可言？至於讀經的方法，是背誦，語錄問答，抑或查經，教理問答等，皆是教內之事，只要不涉及國民教育，則局外人恐無理由過問也。如果強迫讀經，那其實是強迫實行觀念或意識形態的一統，跟教育無關。那些自願的研讀，如一些私淑問學，包括北京大學的一些學生自願組織的讀經活動，都是一種正常。只要不涉及國民教育和公民義務的，自願的「傳教」和受教，發揚一種傳統信仰或智慧，皆是好事。傳統文化應受法律保護和輿論尊重，傳統文化中的任何流派皆有同等存在、發展的權利，也有同等衰落、淘汰的可能。發揚，要靠信仰者按照他們的理解，自由地弘揚，但不能依靠政治權力壓制排除其他流派。現代社會不要國教。至於國民教育，則應以已知確切的基礎知識為教材，進行啟髮式教育，不灌輸任何教義教條，以待理性成熟之後自由抉擇。傳統教育怎麼辦？應簡略全面介紹傳統各家的基本智慧，知道民族的歷史成就，不傳一教。公德教育怎麼辦？現代公德不是某一派的倫理，而是一切倫理的倫理，即公民自由權利的信念。知道自身的自由權利是什麼，並且確信這也是一切人的同等權利，學會尊重他人的自由權利，尊重自由的主體——有尊嚴的神聖不可侵犯的生命，這就是現代國民公德。

以此可知，在讀經的爭論中，我們仍能看到不少人對文化的理解認知，其心態並非開放健全。如果我們仍停留在軍閥對經典認知的水準上，那麼，雖然我們口頭上高倡讀經尊儒，或口頭上擁抱西典，儒家經典可能還屬於漢字，但其現代轉化，中國經典在現代文明世界綻開的花實，一定不是由我們來收穫。這跟敦煌在中國、敦煌學不在中國的現象或道理相似一樣。

五，自汙中的文化飢渴

中國文化是一個老生常談的話題了。它之能夠常談，從歷史的經驗看，完全屬於「群居終日，言不及義」的範疇。想想當下中國現代轉型的艱難，可知文化是一個多麼自大愚蠢或說卑鄙的字眼。在民生範圍，中國人的生活資料，中國的吃穿住用，並不單是因為貿易保戰、而受到國際社會的抑制，連農產品、兒童玩具也在綠色貿易壁壘面前望而卻步。中國人的自汙是嚴重的。以至於今天中國人用於治理環境污染的投入占國家財政支出的一點四個百分點，完全趕超了發達國家。在民權層面，中國人的權利意識、善政觀念、選舉規則，也是借助於英語法語等西人的闡釋，才得以形成理性博弈的輪廓。在文化產業領域，中國人的赤字同樣是驚人的。以出版業為例，每年的出版出口跟進口比為一比四到一比五。就是說，當中國人不得不大量進口別人的文化成果時，只能出口一點可憐的菜譜、藥典、拳術、養生健身一類的東東，那倒真是老祖宗的文化了。在生活方式層面，中國的匹夫個人至今不得不以學外語為目標或手段，以出國標榜，以國際接軌與有榮焉，以吃洋為教，甚至甲申宣言的參與者們，也都是假洋或挾洋自重的角色，這種價值觀或生存方式正說明，中國文化的自覺或創造期遠未到來。

王小波生前也趕上過文化熱。他以特有的幽默撕破這類無意義的社會現象：「不管怎麼說，只有這麼一種成果，文化顯得單薄乏味。打個比方來說，文化好比是蔬菜，倫理道德是胡蘿蔔.說胡蘿蔔是蔬菜沒錯，說蔬菜是胡蘿蔔就有點不對頭－－這次文化熱正說到這個地步。下一次就要說蔬菜是胡蘿蔔纓子，讓我們徹底沒菜吃。所以，我希望別再熱了。」今年的文化熱跟當時的文化熱類似。王小波還不無悲哀地以他認識的一個傻大姐為例，這個傻大姐唯一的技能是縫扣子，她見人就會狂嚎一聲：「我會縫扣子！」那些老在口頭上吹噓中國文化了不起的人，說好聽點兒，就是這一傻大姐，無所事事，一生靠別人養活，動輒說，我們有中國文化。說不好聽點兒，他們不傻，但他們別有用心。

就在作者寫這篇文章時，中法文化年已經到了尾聲。我們空運人到巴黎街頭去扭秧歌展示我們的文化後，法國人的文化展在我們這邊有條不紊地進行。11月27日，「法國印象派珍品展」在北京完美謝幕。自10月10日以來，近50天的時間裡，僅門票售出就達30萬張，日參觀最高達16000人。就是說，北京人每30人中就有一人在這段時間去看了畫展。一篇11月28日的報道說：「為滿足觀眾要求，中國美術館首次打破慣例，從前天早上9點到昨晚9點，連續售票展出36小時……由於京城觀眾對法國印象派熱情太高，昨天淩晨時分，展廳內仍舊是一派熙熙攘攘的擁擠場面，一些深夜趕來以求靜靜欣賞畫作的觀眾，只好在人流中邊擠邊看。由於展廳內不許拍照，不少人聚集到門外大幅招貼畫《吹短笛的男孩》和《蒙特戈依街道》前，拍照留念。」我的一個朋友也帶著她的兒子通宵去看畫展－－正是她的兒子，一個高中生，告訴我們，他後悔在《十面埋伏》面前浪費了金錢和時間。聽到這樣的消息，不知那些拿中國文化說事兒的人有何感想。但願他們別讓有文化飢渴的民眾徹底「沒菜吃」－－沒畫可看。

以法國人薩特的話結語：「我現在所能做的，不過是從自己被迫置身的空中，對那種自由做出批判，並支援一種使無根的自由變為有根自由的原則。我的這種行動，其用意，並不是要人們小心地珍藏起某種東西，我只想告訴人們：人的存在必須要有一種內容。這種內容應該由泥土構成，而我本人則不過是一陣風而已。」

　　2004年11月29日寫於北京

－－轉載自《北京之春》網站(http://www.dajiyua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不代表大紀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