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月25日訊】六四後，趙紫陽這個名字，一面成為官方最畏忌的話題，另一面成為要求政治改革之民意的象徵；紫陽去世，現政權如臨大敵，盡露草木皆兵之驚恐，而在海內外的自發悼念潮一浪高過一浪；由此可見，被官方禁錮了近十六年的紫陽精神及其未竟之遺願，一直活在大陸民意的懷念中，也活在的國際輿論的尊敬裡，活在爭取自由的偉大事業中。紫陽的歷史地位和政治榮譽，根本無需中共官方的恩賜性平反來給予。正如胡平先生所言：官方如要為紫陽先生舉行悼念儀式，除非他們懺悔，否則他們不配。
儘管，紫陽堅信自己的政治選擇終將得到公正的評價，他那不違心認錯的良知和政治理念的開明，已經遠遠超過其他遭受不公正整肅的黨內高官，但也必須承認，他在「終於獲得自由」的同時，並沒有最終擺脫「組織人」的身份。在軟禁中的時間裏，他更多的是給黨組織寫信而非對民間發言；他在大多數時間內保持著沉默，很少像他的老部下鮑彤先生那樣以公開發言來做積極抗爭。這自然會讓敬重他期待他的民意感到些許遺憾。
傑出政治家的道義勇氣和政治魄力，不僅表現在他們手握重權時的作為，更應該表現在他們失去權力、身處逆境時的作為。面對非正義的強制壓迫，是否具有道義上的勇氣，絕非單純的勇敢與否的問題，而是能否具有高貴政治人格和傑出政治智能的表現，更是政治鬥爭中的暫時失敗者能否保持樂觀而健康的心境的表現。有良知的知名政治家在逆境中保持一種樂觀的抗爭姿態，不僅對民間社會是一種感召和凝聚，而且是對嚴重受挫者的最有效的心理治療，對大挫折中的個人具有非常積極的作用。積極的主動的抗爭，會為抗爭者個人帶來底氣十足的正義感和榮譽感，不僅是心理治療且是生理治療，即保持一種「健全的意志和明亮的內心」，肯定有助於延緩生理機能的老化和疾病的迅速惡化。換言之，在鄧小平無法完全致其政敵於死地的後毛時代，也就是在權力鬥爭的殘酷性有所下降的時期，對於下台後的紫陽而言，只有公開化的不屈抗爭，才能使他們既能保持一種平衡的健康心理（胡耀邦不至於因過於沉重的內在壓抑而突然病逝），也能使他們充分利用自己的無辜受難所積累的豐厚的道義資源，通過不斷的公開發言把自己變成凝聚國內民意和國際支持的道義象徵。
然而，六四十五年來，無論是自我辯護還是發表政見，趙紫陽的公開發言都太少了，僅僅是偶爾說上幾句。所以，儘管國內外輿論仍然在關注他的現狀，有關他的任何信息都可以在國際上成為新聞，但他在大多數時間裏的沉默，已經浪費了且繼續浪費著他在八十年代所積累的政治資源和在八九運動中所積累的道義資源。無法否認的現實是，不僅是現政權的封殺，也是紫陽自身的沉默，使他的影響力已經大不如前。其實，從趙紫陽下台後偶爾發表的言論看，他對通過漸進的政治改革來結束一黨獨裁和建立民主制度，已經沒有任何觀念上的包袱了，他所缺少的只是徹底擺脫「組織人」羈絆的政治魄力和道義勇氣。以紫陽的地位和影響而言，他的主動抗爭並不需要唱政治高調，甚至不需要他像其老部下鮑彤先生那樣公開表達政治異見，而只要他隔一段時間（哪怕一年一次）發表一封公開信，抗議非法軟禁和要求人身自由，就足以產生巨大的影響。
據趙家人透露，在長達近十六年的軟禁期間，紫陽先生給中共高層寫過一些信和文章，生前從未公開過。現在，親人已去，希望公開。這些信件和文章，如能在紫陽活著的時候陸續公開，那將對中共高層施加怎樣的壓力，對心向自由的民間產生怎樣的激勵呀！
這樣的遺憾，源於民意對大變革時代的政治領袖的更高要求，是充滿善意且言之成理的。因為，紫陽作為八十年代政治改革的領袖，特別是他在八九運動中的政治選擇，使民間有理由對他報有這樣的高期待，或者說，紫陽是當下中國最有資格被民間寄予高期待的政治領袖。然而，與前蘇聯社會轉型時期的開明政治人物相比，如果說，在中國改革的黃金時代，身居黨魁高位的紫陽無法成就中國的戈爾巴喬夫，非不為也，乃不能也；那麼，六四後被長期軟禁的紫陽也沒有成為中國的葉利欽，而只能消極抗爭到黯然離世，非不能也，乃不為也。
2005年1月24日於北京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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