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月9日訊】(亞洲時報陳穎慈撰文) 香港─印度洋地震海嘯發生至今接近兩星期，中國政府終於開展了“全民大煉鋼”式的救災運動。一時間，中國作為“泱泱大國”的“風度”，似乎讓中國的領導自我感覺相當良好。可是有意見指出，在這一切表象背後，其實有更深層次的問題值得認真思考。
印度洋地震海嘯12月26日發後，香港演藝界隨即發起籌款活動，1月1日香港政府在大球場統籌合辦的“四海同心送關懷“籌款音樂會，香港的演藝界一呼百應，籌得善款高達602萬美元。另外，香港演藝界於海嘯發生後4日，已經開始籌備《愛心無國界演藝界大匯演》，並定於1月7日在香港大球場舉行，反應迅速。
反觀中國內地的演藝界活動，就顯得有點姍姍來遲。“中國人愛心大行動文藝晚會”於在海嘯發生後11天，或者香港首場活動後五天的1月6日，才在北京工人體育館舉行，籌得16萬美元。有消息指，中國內地演藝界籌款活動在海嘯發生後11天才舉行，是由於國內演藝界需要得到中國民政部的行政審批才可以展開有關活動。批評者指出，這個現象特別突顯了中國的官僚制度令賑災活動嚴重滯後。
另外，近年中國內地暴富者眾，但是，對於今次賑災活動，他們的表現似乎並不積極。據《北京現代商報》1月6日報道，中國國內首個大手捐款的是SOHO中國有限公司董事長兼聯席總裁潘石屹，他在1月5日，即海嘯後十天，才向北京紅十字會捐款12萬美元。香港富商李嘉誠於12月28日已經捐出307萬美元。
有批評者指出，中國的富豪與香港的豪富比較，反應實在非常緩慢，也突顯中國國內的社會菁英的國際公民意識較為薄弱。
形成強烈對比的是，在各國大力施援後，北京可能出於不想給鄰國日本或台北比下去，忽然舉辦了一場滔天蓋地的運動來“彌補之前的不足”。中國民政部在1月1日發出緊急通知，表示要“為民間對印度洋海嘯災區捐贈提供便利”。從1 月2日，中國社會上下掀起了一場捐款熱潮，中國官方又定期向外界公布了民間的捐助情況。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12月31日指，中國最初撥出約260萬美元的物資，已經相等於中國二萬個農民一年的收入。雖然中國的經濟發展近年發展強勁，但是，中國依然是一個發展中國家。中國政府在12月31日再增加6,000多萬美元捐款，1月6日再增加2,000萬美元，總捐款額達8,700萬美元，相等於67萬個中國農民一年的收入(一個中國農民一年平均收入約為130美元)。據報道，以對單一天災的捐款額來計算，中國今次捐出的款額是它建國55年來最多的一次。
可以指出，中國民間對別國災難的熱情，絕對是應該加以肯定。不過，中國官方，特別是民政部這次在海嘯後六天才為民間賑災打開綠燈的做法，實在值得檢討。
另一方面，也有評論認為，中國政府以過往舉辦政治運動的方式來籌辦這次民間賑災活動，也有值得深思之處。有分析指出，經過這麼多年，每一次中國執政黨舉辦一場政治運動，上下幹部以至群眾都會虛應故事，但他們不少都以“走過場”的心態來應付，真正做到影響基層的價值觀的，可謂少之又少。
此外，在中國舉辦民間籌款運動的同時，欺騙案件的消息也不時傳出。《京華時報》1月6日報道，福建有人假冒中國紅十字會人員留下銀行賬號，並以手機短訊方式傳給北京百姓。另外，《中國青年報》１月５日也有關於假中華慈善總會網站的消息。
應該指出，這種現象不是中國獨有，但這也說明了中國政府與其依靠政治運動，倒不如依靠危機應對制度的改良。中國如果建立了良好的非政府組織網絡，百姓曉得怎樣捐款，這類行騙的成功機率就可大大降低。
《人民文摘》2004年第五期發表了北大教授丁元竹的文章指出：“很多專家認為信心危機是一個值得關注的領域，認為人們對政府治理缺乏信心、對企業信用和個人信用缺乏信心，對政府信用和政府政策效率與透明度問題缺乏信心，對企業虛假浮誇的擔心，以及對某些個人品質、素質問題的擔心是潛在的社會危機。專家認為，信心危機不僅會對經濟發展有直接影響，而且會對改革措施的實施產生影響。”
另外，該文又指：“專家們還關注社會公正危機、人類安全（這是聯合國系統常用的一個術語，也是聯合國專家提出的，它包括經濟安全、社會安全和文化安全，也有人將其稱為公共安全危機）、臺灣問題、腐敗和在富人中間滋生的自私心態及行為、教育、治理危機（有專家認為中國的經濟和社會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但是國家基本制度的重建嚴重滯後。”(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