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平：理想的灰色——讀胡平《犬儒病》

【大紀元10月14日訊】國人如果關心國事，而又不困於文字封鎖，大抵都讀過胡平的文章。儘管在大陸，他的名字還不能提及，但其思想還是滲入了中國知識界。他說，「我被稱作持不同政見者，算來已經有二十四、五年了。」於人的一生，這算是漫長歲月了。回頭想想，一個人帶著自己的信念，在種種困境中不懈地做下來，也真是了不得。

前兩年李慎之先生去世，國人有一陣熱潮。李先生敢思敢言，信守良知，特別是以他的年齡、經歷和位置，其精神人格，就更讓人尊重。但客觀地說，當時人們對他的讚譽過高了些。可以理解，因為中國的語境中畢竟還矗立著龐大權力，詞語的發生不可能不包含其因素。積極地說，肯定的增強，是為了對抗。今年趙紫陽先生去世，加倍地重復了這個例子。但我要提醒，此必要的「誇張」中，本身包含有物件所佔據的權力和位置的因素。

有關當代中國自由民主思想，胡平無疑比李慎之先生思考得更多，有更多的闡述和貢獻，但人們稱他為民運分子，卻不說他是思想家。我這裏不是一比高低，而是例述權力給人精神思想造成的障礙。極權社會，權力是詞語發生的前提，只有通過權力，詞語才能進入公共空間。胡平幽默地說，我是「持不同政見者，難道還有無不同政見嗎？在今日中國，還有誰能過無不同政見呢？」。雖然國人都是「異見者」，但是大陸不同政見依然是只有通過權力，才能進入公共空間——成為公言，有語言之效能。否則就是私言，不見天日，地下流轉。

極權社會，有害權力的異見怎麽才能通過權力，進入公共空間呢？嚴格地說，完全性極權社會沒有可能，比如毛時代；異見不僅成不了公言，連私言都很難發生，因為有肉體懲罰或消滅，不要說言，還要制止自己去想。但是後極權社會則不同，因為權力中心發生分歧，絕對極權蛻為相對極權，而發生變化，其包括：中心權力分歧鬥爭，各方為增強自己的力量會接納某些異見；權力鬥爭產生裂痕，就會張開一定社會空間，於是某些異見就趁虛而入；經過種種運動，權力內部一部分人成為異見者，他們利用所掌握的權力，迂迴表達異見，並推動社會異見發展；後集權社會是變革型社會，變革本身需要異見，調整人們的意識；再，中性的思想文化在相對開放中，順勢生長，催化變化。80年代所謂的思想解放運動，主要是在這個範疇發生的。以上這些都是需要的，也是有意義的，推動了進步。

但應該看到，儘管這些是重要的，但同時也是有限的。因為最終有個權力允許的程度，底線是不能動搖權力。在此限制下，許多根兒上的命題不能觸動。而繞開這些，中國思想的闡述就不能徹底。（90年代末，網路興起，隨之中國出現非官方的社會亞話語公共空間，此中國後集權社會甚為重要的事情，這裏暫不談。）進而，這個「允許」範疇內的言說，其思想的價值很小，因為作者主要的努力並不在思考，而是如何把已有的想法，挑挑揀揀，刪刪改改，改頭換面，以通過權力許可，進入權力控制下的公共話語。一般地說，這些「思想」出現，要比當初的思考晚一個年代。例如80年代所謂的新思想，在70年代一些青年人便已完成。比如胡平的《論言論自由》完成於1975年，1979年發表於民主牆《沃土》，1986年轉載於官方改革派刊物《青年論壇》。

思想的前提是自由，但如果是權力，那麽思想就將受閹割。中國思想的障礙在權力，其導致中國精神之萎縮。因此，中國需要獨立思想者。其分離於權力，不接受其的限定，也不求進入權力掌控的空間。在政治思想領域，他們從所禁止所掩蔽的命題開始，而求對中國當代政治徹底闡述。而繞開這點，就不可能有中國政治學。同時，在權力控制之外，爭取、建立自由言說的空間，無此，思想將窒息，並且也產生不了思想的效能和活力；這是複生中國精神的根本之途。

繼遇羅克之後，胡平是中國當代最早的一批獨立思想者之一，在70年他的自由民主、反極權的思想便已成熟，《論言論自由》是之體現。78年，他參加西單民主牆運動，辦《沃土》、《北京之春》，作為一個思想者，他的目的是明確的，那就是開創一塊真正自由的言論空間，這是改變中國極權制度的根本所在。他說：民主牆的重要意義，在於它是中國「一塊真正的自主性的公共交往空間。它是對極權主義的社會結構的一種具有實質意義的突破，構成了對極權統治的最深刻的挑戰。」（胡平「民主牆：十年後的反思」）

80年，他參加北大競選也是出於此。幾十年來，胡平致力於兩件事情：獨立思想，及為中國開拓自由的公共交往空間。

民主牆後，中國喪失了建立「自主性的公共交往空間」的可能，知識份子盡可能地尋求「體制內」言說。比如《今天》成員相繼加入作協。「體制內」這個詞值得琢磨，其是中國後極權社會之特色。當然我們可以寬容地看待，其畢竟不同於毛權力，人們有了一定的自由和言說的空間，是進步。現實、妥協、利用，都是需要的，但也是有代價的。我們不能忽視「體制內」的極權性，否則精神思想的真正價值就將扭曲顛覆。「體制內」是一定寬鬆的權力控制，但依然是「權力」是「控制」，因此某些思想、思想者注定是異類，被擠到邊緣、地下或界外。當中國知識份子整體劃歸「體制內」後，那一部分邊緣的、地下的、界外的思想者也就有了他們特別的擔當和責任。流亡是這種狀態之一。

胡平87年到哈佛攻讀哲學博士，89年後，便成了不能回歸的流亡者。流亡意味許多個人困境，但是中國精神思想不可缺少的角色。廣闊的視野，豐富的資訊，自由之思想之言說，這些是中國尚缺少的，充分地利用這些，自由完整地闡述獨立思想者的思想，使之跨越海面折射回大陸，這對中國尚有控制的思想精神，是必要有利有益的。胡平看到了這點，盡力地發揮它。如果將胡平於美國二十年的所為和文字彙集起來，可以看到這一份特別的意義。

《犬儒病》收了胡平近年較重要的文章，可算是他的代表著作之一。胡平思想敏捷，出手也快，其文字短文居多。但這本書都是重頭之作，從各個角度論述了當今中國重要的問題。這裏，我著重談「犬儒病」這一篇。

「犬儒病」是這部書的重要文章，其是中國精神現狀的批評。中國歷史，大災大難總是周期性地發生，但總體而言，中國民族的精神和道德從來沒有像今天這麽糟糕，過去怎麽亂也還有孔孟的延續，就是水滸梁山也還有「忠義」。但現在中國，種種文明正值都被顛覆了，唯壞是好。這是一種什麽狀態？是怎麽形成的？胡平診斷為「犬儒病」，其是極權制度的必然演變。如果說共產黨理想起始就有犬儒的毒素，其權力也始終黑暗，但只是到了後極權時期，犬儒病才全面泛濫。因為早期，人們還相信謊言；但進入後期，謊言只是謊言，人們不再相信。歐文分析極權的三個階段：一、狂熱的烏托邦，二、大規模恐怖，三、玩世不恭，即犬儒主義（胡平多加了一個階段：恐怖之後的反抗）。可以說，「犬儒」是後極權社會的典型特點：權力依然主使社會，但所有的理想、原則、道義統統放棄，人唯利是圖。「犬儒病」標誌極權社會已經進入晚期。

胡平這篇文章先從古希臘哲學講清了什麽是犬儒。他指出，和現今人們理解的相反，「早期的犬儒是極其嚴肅的」，他們憤世嫉俗，是激烈的社會批評家，極端的理想者；但後來，犬儒轉為玩世不恭，成為徹底的非理想者。前者是理想的、原則的；後者是非理想的、功利的。「世界既是一場大荒謬、大玩笑，我亦唯有以荒誕和玩笑對待之」；「犬儒主義者對各種事物的價錢（PRICE）一清二楚，但對它們的價值（VALUE）一無所知」。伶牙俐齒、譏誚嘲諷本是用來批判社會尋求公義的；但反墮落為瓦解社會原則、道義，唯勢為是唯利為是。

說共產黨犬儒，人們不大理解，共產黨出生入死鐵面無情，怎麽是犬儒呢？但是如果我們說「厚黑」，就更清楚。厚黑是充分發展的犬儒，無原則無廉恥無信義，只求目的不擇手段。文章例舉：大革命失敗嫁禍陳獨秀；鼓動民眾要民主要自由，但打定主意，搞垮國民黨，更專制地統治中國；提倡大鳴大放，但轉手就反右。這些都是厚黑流氓行徑，毛說稱讚是「革命的兩手」。按照漢娜的洋蔥比喻，作者說共產黨「越是核心的人越是犬儒」。這和阿克頓說的「絕對權力，絕對腐敗」一致。共產黨由兩套系統維持：「高尚的謊言」和「赤裸的暴力」。毛的話就是：槍桿子和筆桿子。謊言唬弄老百姓，暴力歸自己行使。胡平說：「中共是經過二十多年的武裝鬥爭才奪得政權的」，「暴力革命經歷的時間越長，鬥爭越殘酷」，「革命黨人就越容易把革命的初衷置於腦後，越是把勝利、把權力當作狂熱追求的最高目標，以至到後來，他們不再把權力當作實現理想的手段，而是反過來把理想當作奪取權力和壟斷權力的手段。」讀李志綏回憶錄，我們看到外面紅海洋鋪天蓋地，而毛在內宮晝夜顛倒，讀古書、搞權謀、淫亂，他是大犬儒。

權力才是共產黨的本質，胡平引用「六四」後某共產黨元老的一段話：「共產黨的江山是三千萬生命換來的，誰要想推翻它，也得付同樣的代價」。赤裸到這種程度，還有什麽話可說呢？江上臺後也有一句名言：「悶頭賺大錢」。意思是：你們撒開了賺錢吧，怎麽來都行；但有一樣，別說閒話別管閒事，也就是別涉及我們的權力。深想一下，中國誰能賺大錢？怎麽才能賺大錢？錢從哪賺呢？這一段加起來，就是中國後極權社會。

人們還有一重困惑，如此「高尚」的共產主義理想怎麽就轉為了犬儒？按說「高尚」和犬儒毫不相干。但世上許多看來截然相反的事物，事實上常常同一。作者指出：「犬儒病的發生並非只在共產專制末期，早在共產革命之初，犬儒的病毒便已侵入其中。」他分析：「共產黨的意識形態是一種極其高調的理想主義，但與此同時，它也是一套相當陰暗的犬儒主義。」「一方面，共產黨把人的理想懸得極高，另一方面，它又把現實的人看得極低。」「共產黨立志要一勞永逸地結束世上一切苦難和罪惡，在人間建成天堂」，而又認為「既然他們的目的如此崇高，還有什麽手段是不可以採取的呢？」話說到此，我們就明白，為什麽共產黨那麽殘暴？

作者的這個思想很重要，因為人們一向認為共產黨的理想是高尚的，即使發生了種種暴行，也只是犯了錯誤，而理想、目的本身是好的。但事情的危害就在這，共產黨的所有暴行都根據這個邏輯：為了「崇高目的」，因此只能……，不得不……，這就是那句話：「以革命的名義」。如果沒有「高尚」的支援，殘酷就到達不到那種程度，也有不了那麽大的規模。「高尚」為大規模殺戮迫害提供了合法理由和道德依據。我們想想文革紅衛兵，是什麽能讓十幾歲的孩子勇敢地殺人、往人脖子上澆開水呢？

作者指出共產主義是懸空的理想，其「在看待世界時缺少程度意識」，「對他人缺少設身處地的同情和理解」，「不承認各種價值之間的緊張和衝突」。高調理想是對具體人和人性的否定。從這點看，共產黨意識是非人性的，本身蘊含殘暴，其從高不可及的理想否定人的現實性、具體性、血肉性、有限性。在其「高尚」之下，人不是人，無足輕重，可以隨便犧牲、消滅。文明與極權，說到底是人性和反人性的對立。這個教訓值得人們永遠記住：真理、理想、政治需要與具體人性呼應，最終是對人的維護。

這篇文章還有一個思想很重要，極權和犬儒主義相互依存，後者是前者的結果，但同時也維持了前者的統治——「犬儒主義提供了極權國家今天的穩定」。極權制度的本質是暴力強制：你們必須如此，否則就是監獄或其他。因此極權下人們一定是深懷恐懼的，胡平說；「一般人常常高估了共產黨意識形態的欺騙作用」，實際人們知道「反抗必將招致鎮壓，所以才出於恐懼不敢抗爭」。如果僅僅是恐懼那還好，因為恐懼是被迫的，而且「正視恐懼必然會刺激良知，會導致良知的覺醒和反叛。」但這太危險了，人們寧可將順從自覺地接受權力。他說：「回避恐懼」，「假裝沒這回事，寧可讓良知處於糊塗狀態。這就叫難得糊塗」。當人們都甘願「糊塗」，極權統治也就有了保障。「極權統治靠人們的狂熱而建立，通過大規模的恐怖而得以鞏固，最後是靠著人們的消沈與冷漠，極權統治才得以維繫。」「皇帝的新衣」是童話，安徒生畢竟寫給孩子的，實際上皇帝、大臣、裁縫、百姓都心知肚明，他們共構「新衣」——指鹿為馬的謊言。那個孩子的天真不在他看到皇帝沒穿衣服，而在他不知道這人們共構的謊言，而這就是成人的「遊戲」。

「六四」後，「黨」要求所有人都要在所在單位公開表態「擁護平暴」。他們知道這是指鹿為馬，也明白人們的「擁護」是假話。但是，權力不在乎人說假話，關鍵是你要服從，為服從而放棄。只要你開口「擁護」，你就是接受了他們的暴行，接受了其對你的蠻橫，就是放棄「真實」、「道義」、「良心」等等。你閹割了自己，喪失「人」的準則，成為犬儒。犬儒主義是「對理智的背叛」，也是對道義的背叛。極權要求人們做犬儒，其如果不做，就強迫你們做，如此其統治才安全。這一手很卑劣，但也很奏效。中國的精神思想能到今天這種地步，是極權統治的結果。

90年代，中國的犬儒主義更上一層樓。小說家汪建輝有部新作《彼此》，前言是首詩：「這個時代惟一的出路就是墮落……/所有成功依靠的都是墮落/越墮落越快樂」，「這是一個精神比矮的時代/比一比/誰更矮/盡可能地匍伏下身子/像狗一樣」。這可算是90年代後中國的一個極好寫照。胡平例喻為玩主，「只要你自己不把自己當人看，就沒有人把你當人看，你就痛快了，世上沒有翻不過去的坎。」（王朔）

玩主挺迷惑人，因為它嘲諷說教，求自我。王朔的小說風行，因為其有調侃、消解「新華語」的功能。但胡平尖銳地指出：「玩主的冷嘲熱諷，是連澡盆帶孩子。它使官方的說教可笑，同時也使嚴肅的抗爭可笑。」共產黨說教早就是假的，誰都清楚，嘲不嘲諷沒用，權力不在乎嘻皮笑臉，因為這本身包含對他的懼怕和諂意。權力要的是統治和利益，他怕你嚴肅地說：不！而嚴肅抗爭所靠的恰恰是理想、道義和原則，但玩主的嘲諷瓦解這些，這正是權力所期望的。胡平不客氣地說：「犬儒是知善而不善善，知惡而不惡惡」，「他們不但不反對惡，他們還要迎合惡，只要惡有權有勢。」玩主是以無權勢的姿態迎合權勢。

如果我們將90年代前稱為消極犬儒主義；那麽之後就是積極犬儒主義。所謂消極，是指自保；而積極就帶有明顯的侵犯性，胡平說是「富於進攻性」。「只要你自己不把自己當人看，就沒有人把你當人看，你就痛快了……」，這段話還有深一步的潛臺詞：如果我不把自己當人看，那麽我也就不受「人」的限定和制約，因此也就無需道德廉恥，沒有什麽是不能、不可以的。犬儒變成了流氓主義、牛二主義。反正世界是個大泥塘，誰也別裝蒜，能拿就拿，能搶就搶，自己合適就得。這是中國當前之精神。流氓主義是攻擊性的具有傷害性的犬儒主義。

但是玩主惹不了權勢——權勢是更大的玩主，對之只有屈從，於是就欺淩更弱者。他們屬於權勢一邊，在不同層次上，強詞奪理，欺人欺世，巧取豪奪。說來說去他們還是權、勢、利的追逐者，但以玩世不恭的方式。最近李敖在大陸諸大學的講演典型地說明了這點。他罵了什麽？迎奉了什麽？他與權力什麽關係？什麽是他要的？需要警惕那些褻瀆理想、道義、不把自己當人的人，他是說「我不是人，你別用人要求我」，因此他可以隨便掠取踐踏欺騙。當社會理想、道義、公德全盤顛覆之後，「得到」（中國傳統是「得道」）就是真理；而要「得到」，要麽你有權力，要麽你得是玩主——是無賴、是流氓。一句話你什麽也別信也別想，活著得像動物。可是，這個世上並不是所有的人都有權力，都能當得了玩主和流氓。就是動物，多數也都是被吃的小動物。阿星案、王斌餘案，他們都是本分人好人，只想踏踏實實靠勞動吃飯，但是不行，非逼他們走上暴力。大批的農工、失業者、上訪人、牲畜般的礦工，他們叫天天不應，能奢侈地去嘲諷人權、道義和公正嗎？事情提示，如果我們不走出犬儒，積極建立道義與公正，中國將走向普遍的暴力與革命。

人的社會建立和存在，必須依靠信念、道義、原則。最近，廣州太石村農民絕食維權是之證明，必要時候人們可以用生命抵換。其是生命的真理，而不是言辭的真理，其有生存實在的要求和內容。而沒有這些，對多數人來說就意味生的剝奪——壓榨、搶劫、踐踏。怎麽能說一個上訪者要求的「公正」是屁話呢？誰能這麽說呢？為此，胡平倡導理想主義，他說：「除非人們在自己的利益橫遭侵犯時，敢於不懼風險起而抗爭，否則就不可能形成公正的秩序……。」

極權制度消滅人心，犬儒就是人心的消滅。「我們要撥開灰燼」，讓人心重新燃燒。「人心有強大的自我修復能力」，「專制對人心的扭曲是後天的……；靈魂的自由卻是先天的，每一次新生就是一個開端，就是一種希望。」

「北京當代漢語研究所」在給胡平的授獎辭中說：「胡平先生的貢獻是獨特的，也是多方面的。他創造了『胡平體』政論風格是對毛體文字、新華體風格的真正消解和正當置換。其論述不僅為五十多年來漢語世界極為重要的政治學，而且代表了漢語對世界的正當性命名和再造理想。」

漢語的政治論述是很弱的。首先這和中國的專制傳統有關，一言九鼎，用不著無休的講述爭辯。「半部論語治天下」，「政」、「制」、「體」都是定好的，執行就是，「行難而知易」。中國古代政論多是策論，幾千字就是大著，文情並茂，多可當文學來讀，可謂文政一體。而西方民主政體，從起始便是爭辯。古希臘演說之發達，因為政治是辯論。西方的政治思想、演講、論爭、文章，夠我們長久學習。

漢語政論不發達和語言也大有關係。作為象形文字，漢語是很好的文學語言，生動形象，富於想象，多文化積蓄；但由於抽象性不夠，邏輯不嚴謹，又過於簡練，漢語不善說理。中國古代思想多要揣度，沒注釋大概讀不了。《老子》有多少歧義？中國人好概括，卻拙於分析，這和中國社會的金字塔結構有關，也由於象形文字抽象性不足，少邏輯。林琴南用文言翻譯西方小說，但翻譯黑格爾的哲學試試。

白話文興起，是對漢語的解放，大大促進了漢語的發展。語法的引入和建立是現代漢語理性與邏輯發展的標誌。白話文寫作，白話文翻譯，各種政見的論爭，極大地促進了漢語的豐富和表達，這些都是好兆頭。漢語的靈活性很大，有廣闊的發展空間。但49年後，中國突然就無理可講了，語言成為了權力。

極權思想、極權政治給漢語寫作帶來極壞的影響。其中，最典型的是以筆為槍。遠一點有「投槍匕首」，近一點有「拿起筆做刀槍」。魯迅是天才的作家，但他的某些部分頗不足取。極端思想是極權主義的精神根源之一。黨先用筆服務於奪取政權，進而用筆服務於鞏固政權。毛體、新華體、大字報，統治了漢語數十年。極權作為政治很容易看清；但極權在精神上、思維上、語言上的體現，人們則不很注意。長期的極權制度會給人們的心理、性格、精神、思維方式刻下長久的痕迹。今天中國的異見者當然是反極權的，但是有些人的思維和表述方式卻又是極權主義的。人們在不自覺中，承繼了極權政治的遺產。這需要我們警惕。民主理想從一開始就要注意建立於理性、寬容、求實、人性的基礎上。民主不僅是政治制度，也是精神和言說方式。

胡平不是書齋裏的學者，他參與政治；他的文章大多也不是純思想純學術，而多關涉中國時政大事，可謂是「風口浪尖」，按說他的文字應該充滿「火力」。但恰恰相反，他的貢獻之一——從民主牆開始，是在極權話語籠罩中，他在政論領域提供了「新」的言說方式——說「理」：不以「權」而說，也不為「權」而說；而是以說求「理」。這就是把「槍」還原為「理」。當時文學雜誌《今天》，其重要價值也在「新」的文學語言方式。所謂「新」，是由在極權統治下恢復了中國三、四十年代的文化語言。「胡平文體」實際是有傳統的——胡適傳統。人們可以不同意胡平的某些見解，甚至對之批評，但他的言說方式卻是求理的，可以與之論辯。這是民主政治的言說方式，是走出極權政治的重要一步。

專制與民主的區別，關鍵所在：是權力；還是原則？在言說上，權力體現為佔據：「我」說「我」支配。其搶佔語言空間的中心、至高點，「我」代言真理，不可置疑。「我」說「我」審判「我」發令。「我」即中心，「我」與「理」不分——我即「理」，專斷，居高臨下，不容異己，一言九鼎。一位作家說：「他們說得高尚，但把別人都留在陰影中。」這個陰影就是「我」對他人的精神佔有和籠罩。實際這是「我」在言說空間的權力佔據。

而民主是以原則為尚。它不是「我」說，而是說「理」。可以說民主是說理主義。首先，「我」與「理」相分，「我」不是理，只是求「理」。再，其尊重語言公共空間，「我」不是中心，也不代表真理；此空間是開放的，容異的；每個言說者是平等的，被尊重的，「我」是一個，而不是「一」的整體。因此，「我」的言說是參與的，而不是佔據的；是可質疑的、有原則可參照衡量的，而不「我」說即「是」。說理主義是理性的、邏輯的、分析的、求根據的；反之則是專斷的、情緒的、空泛的、概念的；民主言說是從容的，容納的，而不是偏執極端的。

胡平以分析見長。比如，「不少人至今仍強調文革的所謂反官僚體制的積極意義」，胡平指出：「這些人不知道，大獨裁者都是不喜歡官僚體制的……，正像大資本家不喜歡中間商」，「一個人不斷地造反、反權威，其邏輯後果是樹立自己的絕對權威……，走向最高程度的獨裁。」他分析：「紅衛兵運動貌似反叛權威的運動，其實它恰恰是權威主義的運動」，他們「自稱是毛主席的『紅小兵』，注意這個『小』字，……它表示對『大』的依賴，並以此為榮。」中國人有許多糊塗的政治觀念，比如人們常將共產極權當為封建專制，說毛是五千年的封建傳統。其實共產極權和封建專制截然不同，差距有文明和反文明之別。在「解讀晚年周恩來」一文中，作者通過周恩來分析了這個問題。他指出，傳統封建專制有君臣共遵的「道」——仁義原則，且而「君」「道」分離，「違上順道，謂之忠臣；違道順上，謂之諂臣」；而「共產極權制度則不然」，其「最大特點是道君合一」，「領袖是真理的化身」，「黨和領袖為了確保自己的權力不受威脅，……禁絕一切不同的力量乃至不同的聲音」。由此，封建專制和共產極權的文明與反文明之別就界分出來。進而「周恩來是忠臣」，這樣一種糊塗想法也隨之瓦解。極權制度無道義原則，人必須「違道順上」，其「根本不允許有忠臣」。

在「比賽革命的革命」一文中，他對民眾政治的心理分析可謂精彩。作為極權社會，「革命者掌控了一切資源，……革命被確立為人生唯一的價值標準」，權力按照人們的革命程度安排其命運。革命常常有利可圖，而不革命或反革命則注定吃虧倒楣，因此「到頭來，不管你是什麽人，……都會捲入到比賽革命的革命中去。」毛時代的「甯左勿右」，文革的群眾暴力，都來於「比賽革命」。胡平說：「文革中的狂熱行為，十之八九時裝出來的，是故意給別人看的」，「打人證明你階級情感太深，深到了你的理智無法控制的程度。反之，則有立場不穩，階級感情有問題的嫌疑。」「打人貌似非理性行為，其實卻是十足的理性行為。」中國當代歷次運動，所謂「過火」現象，群眾暴力，此是根源之一。假如人們對之都有了認識，以後即使再鬧運動，人們想裝「狂熱」也裝不了了。這是思想的力量。

胡平的語言平實，但他能將複雜的問題說得清楚明白。漢語欠缺說理傳統，而中國與現代國際政治甚有距離，中國社會本身的衝突和矛盾又極為複雜；在這種情況下，能做到這點，需要很好的理論素養，清晰的思辨力，精通政治和中國社會，同時也需要嫺熟的漢語。胡平語言功底堅實，讀他的散文「戒煙」「吾五五悟」，頗顯出他的語言功力和風格。在胡平的文章中，很少看到彆扭的句式和生澀的辭彙，而這是許多理論者的通病，甚至可以說是當代漢語的病症之一。他的文體平實，但耐讀，除言之有物，亦能引經據典，也常有生動的口語和比喻，如：「請將不如激將」、「理他算輸」、「不癡不聾，不做阿加翁」、「正打歪著，歪打正著」、「臉澡盆帶孩子」等，後兩者是俗語的進一步創造。他在嚴肅中，不失幽默。

人要求生存是本能；人如何生存則受觀念支配。人的意識有限，因此權勢很容易利用意識形態對人操縱，這是思想之所以重要的原因，也是言論自由所以重要的原因。思想的意義是以觀念改變觀念。自由是言說的前提，在此之下我們還有說什麽？怎樣說？前者是向權力爭取來的，而後者則是思想者自身的問題。這二者都是重要的。

「米奇尼克：人、角色、思想」一文寫於1996年，而作者瞭解米奇尼克是在1984年。應該說米奇尼克對胡平的影響很大，我想胡平許多方面是以之為範。當然中國的事情遠遠比東歐複雜困難得多。研究胡平，這篇文章應該注意。

胡平倡導理想，這在他的文章中反復強調。但理想有危險性，因為人的社會理想很容易導向烏托邦。中國共產主義之悲劇有烏托邦的因素。毛後，中國犬儒精神盛行，這和深受烏托邦之害有關係。現今中國實需要理想精神，否則社會秩序和原則無法建立，因為秩序和原則的持守依靠人的精神和道德。但需要警示，當社會瓦解進入危機狀態，人又很容易產生烏托邦幻想。因此，既堅持理想，同時又有對現實、社會、人性的清醒認識，接受局限和欠缺，這對中國非常重要。

胡平堅持民主理想，此不必言，要注意的是他民主社會的清醒認識。在「米奇尼克：人、角色、思想」中，他對米奇尼克的引述也就他的思想。他提醒，不要由反共產制度「墮入另一種烏托邦——民主烏托邦」。「人性本身不完美，因此不論什麽制度都不可能使人類社會完美」。民主是灰色的，是「永遠的不完美」，「民主就是惡棍小人加正人君子加猴戲的大雜拌」。的確，民主不好，但「專制更百倍可惡」，因為「只有民主制才具有自我懷疑、自我批判的能力，……才能自己糾正自己的錯誤」。

如果理想建立於對現實的充分理解、接受人性和現實的局限與欠缺的基礎之上，那它就是堅實有力的，切合人的需要與存在的。

2005年7月-9月於伊薩卡

──轉自《觀察》網站(http://www.dajiyua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