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0月6日訊】一．平常又不平常的生活
《穿越生死》剛剛出版的時候，我看了很想寫點感想，但是，因為很快大紀元時報發表了九評中國共產黨的文章，它使我暫時放下了已經斷斷續續寫下的一些想法，參加了一些有關九評提出的問題的討論。現在時過半年，讀《穿越生死》一書所產生的一些感受始終縈繞在我的腦中。因為我感到，這本看來平常的書中，隱藏著最近十年來在中國民眾和社會生活中很多根本的變化：生活方式的變化，感情的變化，文學觀的變化，思想方式的變化。這些變化來得那麼緩慢，卻也可以說來得那麼突然；這些變化來得那麼平常，卻也可以說那麼徹底；這些變化來的那麼淺顯，卻也可以說來得那麼深刻。它使我感到，中國的「知識精英」、「文化界的精英」、「思想精英」，可能正在無聲無息中逐漸被拋棄。
歷史的變化也許就是這樣，這本《穿越生死》，還有那本《靜水深流》，看來平凡，文字和結構都有些粗糙，不是行家裏手的作品，但是，我認為，幾十年以後的人卻會發現，很多東西是從它們開始的。
二．中國的變與不變
（1）閱讀《穿越生死》，首先不可避免地就會接觸到對時下中國社會的評價問題，它是否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以及如何看待這些現象。
去國十幾年，親友對我說，看看國內的經濟變化，共產黨由於改革已經變了；昔日的朋友對我說，你不瞭解國內情況，知識份子已經無法堅持傳統意義上的獨立自由了；但是，我憑自己半生在那個社會的生活經驗，從六九年以來一直未曾間斷過的對那個社會的知識、文化和政治問題的探索，認為，也許極權社會的統治者已經沒有能力像以往那樣為所欲為，但是從教條的毛澤東到實用的鄧小平，決定那個社會的變化的所有的根本的東西都沒有改變。正如五十年代中期的共產黨和六十年代中期的共產黨，雖然統治形式和社會狀態有很大的不同，但是本質上並沒有甚麼不同。正如延安時代的毛澤東和文化革命的毛澤東並沒有甚麼不同一樣。而回到最近十年，從江澤民到胡錦濤不僅沒有走出共產黨第一代領導人的意識形態，反而由於沒有才氣而變得更加猥瑣、粗俗不堪；至於畏避風險艱難的知識份子，從來都沒有堅持過獨立自由。
我的確沒有看到政治上有任何根本性的變化，也沒有看到知識份子有甚麼比昨天更加「無法」堅持的理由。
然而，去國十幾年，最近幾年我卻不得不承認，有一個變化，一個社會現象，對於我來說，儘管從理論上有所預言、有所預感，但是，還是感到，它來得那樣突然，那樣令我難以理解。這就是一九九九年中國政府突然大肆鎮壓的法輪功現象。現在，眼前這本《穿越生死》，記述了我所不瞭解的從九九年開始的對法輪功的殘暴鎮壓，我從並非知識份子、作家的王玉芝的文字中看到了九十年代後中國社會的變化，看到了中國知識界所沒有做到的，沒有堅持的內容和精神。
《穿越生死》記錄了一個普通的，幾乎沒有很多高深知識和文化的普通的法輪功修煉者，面對殘暴的極權和謊言的追求和遭遇。
（2）共產黨社會是一個完全政治化、完全意識形態化的社會，這幾乎是所有研究極權社會思想文化的專家學者得到的共識。我自己生長在那個社會，從自己的身上對此也深有體會。五十年代，共產黨打掉、打斷了所有前代留下來的知識份子的脊柱，從那個時候開始，灌輸、豢養了兩三代完全浸淫了共產黨文化精神的「知識份子」。這兩三代知識份子的眼睛、頭腦，都是共產黨所精心安裝的，也就是他們的知識框架、道德規則，都已非正常。到八十年代末期，由於陳寅恪、梁宗岱、洪謙，以及他們培育的一代學人，劉傑、蔣天樞等人的辭世，中國既失去了傳統的靈魂，也滅絕了西方的精華。這個特點不僅反映在共產黨社會的各層精英們的身上，也反映在八九年那批學生，以及其前後的所謂「民運」人士身上。然而，現在我必須承認的是，我做夢也沒有想到，就在這空「前」絕「後」的時期，法輪功從天而降。我所說的從天而降，或許是對我自己而言，因為九九年前，我從來也沒有注意到法輪功的存在。
九九年五月剛剛聽說法輪功，我就感到，這是一個和傳統密切聯繫，追求另外一種生活方式、生活觀的群體，為此，第一，我無法理解它如何能夠在中國社會重生併發展，第二我深知共產黨的殘暴，我感到，它將要為生存付出慘痛的、血的代價，一場你死我活的抗爭將會在中國爆發。因為這一切曾經在此前的東歐等共產黨國家中發生過多次。此後幾年，在中國的發展，果然重複了這個殘酷過程。現在，《穿越生死》這本書則和很多前東歐不為當時社會所容的文學作品一樣，記述了人們在黑暗中的追求和犧牲。
（3）事實上，對比九九年的鎮壓和八九年的鎮壓在幾年後產生的結果，也可以使我們看到這是一個追求新的生活方式的衝動。八九年的鎮壓，及其後東歐集團的崩潰，居然導致了幾萬海外「留學生」參加民運。但是，這個聚集是一種政治性的聚集。很多人不是由於厭惡拋棄共產黨社會的制度、生活方式、文化精神、知識框架和道德倫理，而是由於對某一種現象（貪污腐敗）不滿，對某一個人（鄧小平、李鵬）或派別不滿。還有一些人則是由於感到社會要有大的政治變化了，因此雀躍躁動，想要搭這班車，隨社會起浮。但是，用「政治」聚集起來團體，一旦政治形勢變化，則必然是飛鳥各投林。
與之不同，對另一種生活方式的鎮壓產生的肯定是完全不同的結果。因為，實際上，在一個極其殘酷的一體化、一元化的專制社會，對另外一種生活方式的追求，它的誕生不僅困難，而且幾乎可以說是在一種死地，沒有希望的可能中。然而，它既然能夠發生，一旦發生，就可能隨時間的變化而深化，不會因為政治形勢的變化而輕易消失或滅亡。在這種意義上，二零零四年年底出版的王玉芝女士的《穿越生死》，不僅從題目上預示了這個歷史性的現象和過程，而且從一個個人的具體的經歷和在這個磨難中的感覺真實地記載了它。
《穿越生死》究竟穿越了甚麼樣的生死，筆者在閱讀這本書的時候，感到它反映在以下三方面。
三． 藝術與人性的重新覺醒：
林昭、張志新，以及回憶文學和王玉芝的《穿越生死》的區別：傳統文化和黨文化的產生、擴延
（1）作者王玉芝的確不是中國當今的知識，或者說文化精英。這本書記述的也不是讓人一看感到深奧、重大的問題，而讓人感到普通、平凡。它不過是一個普通人的心聲。但是，對於自認為自己已經探索了三十多年啟蒙和科學思想，一直關心當代文化和精神問題的我來說，我卻發現，整個作品中滲透著很多深刻的思想文化變化，潛藏著巨大的社會變化可能就要到來的徵象。從七十年代初期開始，我花費二十多年努力反省、改變的很多東西，王玉芝女士一下子都捕捉到了。
在這本書的九十七頁上，王玉芝女士寫道，「有一天，我正在印刷真相資料，不小心把墨粉灑到黃色的衣服上，費了很大勁兒才清洗乾淨，可是再怎麼洗也沒法恢復原樣了，這使我聯想起謊言和仇恨如何殘留在一個受矇蔽的人心中。」
這是一個淺顯的道理，毛澤東早就深切地認識到，所以他說知識份子的改造是一個脫胎換骨的過程。毛澤東自己成功地做到了。他打斷了老一代知識份子的脊樑骨，脫胎換骨地改造了他們，例如費孝通等人；他成功地生產出「新」的兩三代知識份子。這兩三代人，從生下來就被徹頭徹尾地染成了別種顏色。王玉芝女士和筆者都無可倖免。
對於王玉芝女士的這個感觸，筆者在對自己的反省中深有體會。
很久以來我都無法摘掉共產黨安裝在我身上的眼鏡。這使得我在六六年開始的文化大革命中，緊跟毛澤東共產黨進行反對封資修的革命，直到六九年初我們討論的是如何遵循毛澤東思想，文化革命幾年要搞一次，如何有效地防止走資派，防止資本主義復辟。那時我們居然愚昧地認為，我們在精神上和知識上超越了前一代人，超越了世界。我們真誠地認為，我們掌握了辯證法、馬克思主義和毛澤東的兩「論」，在知識上，羅素、陳寅恪這些人已經被拋棄在後。那時作為人，我們當然也有不滿、有憤怒、有愛和恨。但是，就是這些也完全是黨文化式的。
這個黨文化是五四以來中國左派知識份子配合共產黨政治強加給中國社會的，它已經有著將近百年的歷史。這個黨文化有著自己特色的，假大空的價值觀，假大空的思想方法和語言，假大空的欺騙民眾的煽情。它營造了一種敵視傳統與一般社會的文化和精神。只要它佔據統治地位、主流地位，就會立即對社會的文化、知識和道德規範顯示出巨大的破壞性。對此，我深有體會，在文化革命中，我自己也熱情地參與的造反派，這個造反派和某些前輩左派知識份子，某些前輩所謂「有正義感和熱血」的共產黨員一樣，雖然有對所謂「正義」、「民主」、自由的追求，對不平等的反抗，但是，他最根本的文化精神和知識框架，卻和前輩是同樣的，不過是在試圖完善這個五四以後，已經走向另外一個方向和世界的社會，及其文化，乃至所謂知識，也就是所謂共產黨思想和社會。
一百年來中國人的人性走了一條畸形的變態的道路。從一個正常狀態，正常社會，也就是，從一個具有多元特色：好的和壞的，積極地和消極地，人性的和對抗人性的，各種因素能夠調整自己、調整社會、相輔相成、相反相成的社會，逐漸發展成一個畸形的，一元化黨文化統治一切的社會。這個黨文化的特點是，自以為真理只有一個，而自己不僅能夠發現，並且代表真理。這種信仰和整體主義的認識論思想方法不可分割。它在文化和知識領域的反映就是「假」、「大」、「空」，在人們生活中的反映就是一般人性、倫理道德的扭曲。正是它的這種二分法思想造成了二次大戰中德國千萬人跟隨希特勒屠殺殘害猶太人，各共產黨社會屠殺殘害所謂階級敵人。人們一旦被這種文化附身，謊言和仇恨就會自然不斷地產生。所謂「假作真來真亦假」，五十年來每一個在共產黨社會生活過的人對此都有很深的體會。
然而，這種思想和文化的建立和一統天下，卻非一日之功。它是中國知識界的一部份人從五四前後在中國努力奮鬥半個世紀的產物。其後浸淫在這種文化中的人，包括那些受它迫害的人，不僅要反抗迫害，而且要反抗這種文化，包括它對每個人自己的毒化，也就是要自覺地尋找它溶化在社會每一個角落，溶化在每一個人自己身上，喜怒哀樂中對人性的扭曲，自覺地反省它在思想方法、知識框架中的加強給我們的變形眼鏡。我深知進行這一切的困難，在封閉的環境中，很多時候猶如想要揪著自己的頭髮離開地球，幾乎不可能。
（2）然而，在王玉芝的《穿越生死》中記述的卻是對這個眼鏡的拋棄，對這個眼鏡所代表的文化和社會的拋棄，一種重生的新的追求。在此，我們可以對同樣是反抗，起於五十年代後期的林昭，六十年代中後期的遇羅克、張志新的文字和追求做一對比。
林昭雖然出生於三十年代末期，但是，她的思想和精神，看問題的方法卻基本上是革命文化，共產黨文化的產物。熱情夾雜著對大而空的革命理想的追求。隨便舉一個例子就可以看出來，在她的妹妹作為正面推崇對她的記述中寫道，
「林昭失眠了。她眼看著一些敢說敢為的同學被說成是神經錯亂，是『狂人』，是『瘋子』和『魔鬼』。她在日記中寫道：『是這樣的嗎？不！不是！』『……黨啊，你是我們的母親，母親應當最知道孩子們的心情！儘管孩子過於偏激，說錯了話，怎麼能說孩子懷有敵意呢？』(彭令范)」
今天我們生活在正常社會中的人，看了這樣的話會感到奇怪，把黨作為母親，不僅可笑，而且這樣的語言和思想令人厭惡！但是包括我自己在內，過去不僅把這視為正常，而且神聖。究竟是在甚麼地方出了毛病了呢？在於價值和思想方法！
「我是忠於革命、忠於黨的」，「我是忠於馬克思主義的」，「我願意為實現共產主義理想，為歷史的發展犧牲自己」。稍加追問，就會看到它的荒謬。狹義地說，這是一種典型的黨文化，廣義地說，這是左派文化、極權主義文化、整體主義文化。如前所述，這種文化建立在唯物主義的人們能夠正確反映世界，世界上只有一種真理，自以為自己能夠找到，並代表這種真理、規律的基礎上。在這個基礎上自然產生出一套假大空的思想概念和方法。在這種意義上，遇羅克、張志新都是這個黨文化，馬克思主義文化的產物。他們悲劇性地把人生就有的正義衝動，載入假大空的文化精神中。所有林昭也罷，遇羅克、張志新也罷，傷痕文學也罷，都沒有擺脫黨文化，也沒有做擺脫黨文化的努力。這其實就是從七十年代末期以來，中國所謂持不同政見知識份子和東歐的持不同政見知識份子的最根本的區別。
「十月革命」之後，從二十年代以來，延續不斷的東歐諸國的持不同政見知識份子，傳統未斷，和世界的聯繫未斷，而中國的，陳寅恪以後的知識份子，斷了血脈、斷了代，反抗也罷，支持也罷，都是在黨文化（準確說，整體主義，極權主義的文化精神）的天地中。在這一點上，不是知識份子、也並非作家的王玉芝女士，在《穿越生死》中所顯示的衝動卻是，追求一種非黨的文化，告別黨文化。
當王玉芝受到殘酷的迫害時候，她和林昭、張志新的反應不一樣，她在書中寫道，
「雖然以前我不知道信佛的意義，但我知道中國歷史上早已有修煉文化的存在，因為我並不認為修煉是迷信。能夠遇到一門真正的佛家功法，我從內心深處感到幸運。是法輪大法使我知道了人無論做甚麼、想甚麼，只有順應了『真善忍』的要求，才能達到更高的境界，也是我明白了人活在世上的意義，並不是為了掙錢、出名、一味地追求享樂，而是為了回歸到真正屬於自己的美好境界，這才是生命的真正意義。」（第35頁）
「我一直都很清楚，只要寫一封揭批法輪功、保證不再煉功的信，就會立即被釋放。在如此酷刑的折磨下，的確有人承受不住，背棄了自己原來神聖的信仰。這場毫無人性的迫害最根本的目的，就是要毀掉法輪功修煉者對『真善忍』的信仰，用滅絕人性的辦法，摧毀大法弟子的正信。而這場災禍不僅僅殃及法輪功學員，全社會的正義良知都不得不在選擇真理和邪惡之間，做出殘酷的決定。當一個人在獨裁者的淫威下背棄自己的信仰時，所失去的東西比性命還更寶貴。」（第133頁）
這是根本性的區別，林昭、張志新、遇羅克們的反抗仍然建立在對革命、黨的信仰，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的基礎上，但是，王玉芝等法輪功學員卻走向了另一個方向。他們既不是向統治者哭訴，「我不反對你們宣揚的東西」，也不是向統治者怒吼，「我比你們還革命，思想還純正深刻」，而是平靜地走向了另外一條路，只是堅持，並詢問，我這樣，錯在甚麼地方？
這裡我想到了大約十年前，共產黨文人張承志，突然發現自己是回民，並且「似乎」也轉向了另外一種信仰，因此寫了一本《心靈史》。筆者在當時的文章中就認為，這本《心靈史》是共產黨黨文化的產物，現在把《心靈史》和王玉芝的這本《穿越生死》，和法輪功被迫害的遭遇對比，就能使我們更清楚地認識到黨文化是甚麼，新的追求從根本上反抗的是甚麼。
從表面上看，《穿越生死》和《心靈史》都是一種對信仰的追求，但是，《心靈史》用信仰統治個人，以「民族主義」駕馭信仰，以整體的痛恨和排他來宣示革命式的情懷，作者不過把共產黨的假大空的文化，換上了一種准伊斯蘭的包裝。或者說，如馬克思主義，共產黨在中國一樣，把中國文化中適合其極權的東西都保留了。張承志把共產黨文化中來自西方宗教中的因素，重新返回西方，包裝上伊斯蘭的外衣。但是，《穿越生死》記敘的卻是一般文化的復歸。既然是一般文化的復歸，它涉及的就必然是血肉的東西，個人的內容。在《穿越生死》中它的信仰是內向的，個人的，而不是那種排外的、仇恨的。真善忍，這一帶有中國特色的原則，返回到每個個人，雖然也是抽像的，「大」的原則，但是由於它返回到每個個人，所以不空，也克服了可能存在的假。
真善忍，由於它是內修的原則，因此即便是面對鎮壓他們的政府、及其為政府服務的打手，《穿越生死》生死中也沒有過分刻意地宣揚對他們的仇恨。
（3）信仰是個人的事情，信仰是為了個人的生活，而不是為了空洞的，沒有具體標準確立的群體和虛幻的口號。正是在這一點上，《穿越生死》不僅和林昭、張志新、遇羅克等人留下的文字，以及張承志的《心靈史》，而且和傷痕文學，乃至章詒和的《往事並不如煙》，有著根本的區別，它距離社會和政治內容更遠，而不是更近。它揭示了一個人的追求和遭遇，法輪功只是一個人的追求的具體體現。在這種意義上，《穿越生死》所展示出的追求，甚至可以說代表了一種典型的文學現象。
的確，作者王玉芝並不是一位要以文字為生，為自己的追求的作家，而相反是不屈不撓的生活的追求與遭遇刺激、甚至可以說迫使她執筆寫了這本書。但是，這正是她和那些政府豢養的，投機的文人們的根本不同之處。因為王玉芝無意走向那裏的路，正是一條真正文學產生的道路。真正的文學不是像擠牙膏那樣擠壓出來的，而是如王玉芝那樣由於追求和磨難，由於生命的抗爭，刺激而有感，而呻吟、呼喚、吶喊出來的。正是這一點，這本看來不是文學的文學讀物，潛藏著古往今來的那些傳世文學中的深層及隱藏著的追求的衝動，社會、歷史、文化根本性變化的記載，個人和社會、政治、時代的衝突。
《穿越生死》在現實中國社會中代表了一種新的文學現象，在文學史中卻是一種永恆的現象。從七十年代末期以來，傷痕文學、知青文學、以及很多所謂傳記文學，從張志新到林昭事件所展示的歷史真實，從張賢亮的《靈與肉》、《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叢維熙的《走向混沌》，到章詒和的《往事並不如煙》，從彭德懷、賀龍、劉少奇，到最近的胡耀邦、趙紫陽，有關共產黨罪惡的報導、文學作品、歷史似乎已經汗牛充棟。但是，從這文山書海中發出來的呻吟、控訴、呼喚，卻只是讓我們看到，五十年來中國人在共產黨的統治下留下來的不僅是被整肅、迫害的悲慘和屈辱，而且也留下自己的恥辱。他們要求的是平反，而不是直接，乃或間接地表示，我就是反對共產黨的暴政和邪惡。不僅失去勇氣，而且失去聲音。
這裡，我要特別說的是，我們並不是要求人們公開出來對抗暴政和邪惡，而是說，五十年代初期後，幾乎再也沒有人公開出來說，我追求的是甚麼，憑甚麼追求這個，就要受到迫害？
沒有蔡文姬的經歷，無法寫出呼天搶地的悲憤，沒有曹雪芹的身世，醞釀不出紅樓夢中的迴腸蕩氣，不能像福樓拜那樣沾的是墨水，流出來的是血淚，紙上的文字則必定如過眼煙雲，經不得人們的任何推敲追問。正是在這一點上，《穿越生死》隱藏著王安憶、張承志們的文字中所沒有的人性，所沒有的反抗和質問，所沒有的追求和呼喚，以及這些作家所沒有的人格。
然而，也正是因為這一點，這一次，像王玉芝這樣的普通民眾居然敢於站出來，前仆後繼地訴說自己的追求。這不僅震動了共產黨統治集團，確實也震動了那些被打服，被折斷脊骨的人，對於前者，他們被激怒而喪心病狂，對於後者，很多人也對法輪功憤怒和痛恨。「怎麼會有這樣的人，一定是中了邪！」這是很多文人、知識份子把王玉芝視為中了邪，把法輪功視為邪教的一個潛在的很重要的感情因素。
把法輪功指責為邪教，導致上千人喪生、數萬人身陷囹圄，導致這本《穿越生死》的產生，當然有其更深刻的社會和政治原因，但是，它的直接原因卻是和中國社會中的一位所謂高級知識份子，而且所謂「科學家」緊密聯繫。
四．對知識與信仰問題的反省：
為甚麼首先對煉功者發難的是何祚庥這類知識份子：從顧准、李慎之到《穿越生死》，知識結構的變化和對抗
（1）王玉芝女士在《穿越生死》一書第四十四頁中記述到，
「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四日早晨，我來到煉功點，同修告訴我，天津公安局非法扣留了四十五名法輪功學員，起因是中國科學院何祚庥在天津教育學院發行的《科技期刊》上，發表了一篇名為，『我不贊成青少年練氣功』的文章。何祚庥在文中誣蔑法輪功導致人得精神病，並且暗喻法輪功會像清末義和團一樣導致亡國。何祚庥的誣蔑極其嚴重地傷害了法輪功學員的心。」
為甚麼首先會是何祚庥這樣的「知識份子」、「科學家」出來攻擊法輪功？
因為，王玉芝等法輪功學員的修煉首先涉及的是對人生、對世界的看法和認識，因此這些在共產黨社會以知識為職業服務於統治階層的知識份子，在精神和知識上最早感到威脅的。而由於法輪功學員追求和訴諸的並不是政治，所以掌握權力的人就不如何祚庥和王渝生（反邪教協會會長，曾任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所長）這樣的人更加直接、迅速地感受到另一種追求帶給他們的威脅。
那麼，為甚麼很多共產黨培養的知識份子人會不假思索地認為法輪功是「邪教」？我以為，因為他們：
帶著共產黨文化所給的認識論、知識論框架，也就是帶著無神論、唯物論的眼鏡看待突然出現的法輪功；
帶著為共產黨所豢養的，為極權主義統治者服務，從而能夠分享部份權力的倫理道德的眼鏡看待法輪功；
帶著共產黨社會所養成的因循、膽怯的生活觀，對於一些知識份子來說，則更加上了一些自以為是和傲慢。
（2）認識論問題是最根本的問題，因為它涉及的是人們究竟是用甚麼工具來認識客觀世界，也就是人們是用甚麼尺子來量度外部世界。人們在用這個工具、這把尺子之前，必須要先考察、檢驗一下這個工具、尺子能夠做甚麼，做不了甚麼，也就是它的界限在哪裏。
人只能憑藉自己有限的感覺器官，感覺能力來感知世界，用自己的思維來組織安排世界。人們不能神化自己的感覺和思維能力，不能說你的視覺、嗅覺和觸覺是無所不能的，反過來說，也就是不能專斷地說，世界就是你的視覺、嗅覺和觸覺感受到的那點東西，建立在這一切的基礎上的思維無所不能。然而唯物主義正是建立在這種專斷、教條的論斷之上的。這種教條直接導致的就是，相信世界上有一種真理，而自己能夠得到、並佔有這種真理。正為此，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波恩認為，這是這個世界上一切罪惡的根源。
近代科學、及科學思想與何祚庥等人唯物主義的科學觀、世界觀恰好相反。它認為人不能認識到世界的本質，只能夠描述世界的現象，並且這種描述滲透著人類自己認識的特點，也不是絕對「客觀」的。人不能夠武斷地斷定在人的認識以外，世界有甚麼和沒有甚麼。而對這個在人們認識範圍以外的世界探索和思辨，就成為宗教、詩歌和神話的領域。這就是科學家愛因斯坦、波爾、海森堡等，科學思想家波普等人認為對於宗教，科學甚麼都不能說的認識論的基礎。
對於人們認識範圍以外的世界的探索和思辨的不同答案產生了不同的宗教：佛教、基督教和伊斯蘭教等。愛因斯坦、牛頓都相信在人的認識以外有一個更高的支配力量，愛因斯坦認為，這個最高的支配力量給與世界的肯定是和諧，絕對不會擲骰子。然而，愛因斯坦絕對不相信基督教的人身肉體的上帝。事實上，人身肉體的上帝不過是答案的一種。這種解答正是因為在人的認識範圍以外，所以無法證實也無法否定，所以科學無法回答宗教問題，各種宗教無法否定別的宗教的存在。
在此，筆者同時要說的是，決定科學家對世界的認識特點的最基本的傾向是，科學家對於世界的非理性的、「宗教」性的關懷。世界究竟是和諧的，還是無序的，究竟是因果的，還是隨機的……。
在此，筆者還要強調的是，宗教，絕對不是像某些中國科學思想研究者認為的那樣狹窄：是人們對死亡的恐懼的產物。世界上只有專斷的、自以為是唯物論者（馬克思主義者），及其類似於此的唯心論者們喜愛下這樣的判斷。
（3）九十年代初期開始傳播的法輪功，對於人、人生和世界的認識摒棄了唯物主義，《穿越生死》、《靜水流深》兩本書則記述了煉功者們的實際追求和感受，記述了作者自己的精神現象和身體現象。
在這本書中第四十一頁所談到的奇蹟問題，對於我這個從小受共產黨的唯物主義教育，後來才從中脫出的人的確很難想像，也很難相信。但是科學認識論，及由此而產生的科學多元論告訴我，每一種思想都是在一種假說的基礎上的。我們只能說，我不相信，我懷疑，但是卻必須尊敬對方，當然這種尊敬不是一種虛偽的，似乎是容忍別人的「錯誤」的尊重，而是相信，對方的思想和你的一樣，是平權的，很可能是正確的。當然如果你能夠拿出證據來證明對方是錯誤的，或者一些東西是不存在的，造偽的，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但是如同人們至今無法證明上帝的存在，和不存在一樣，對於書中所談的奇蹟，我們也只能聽之，或許我不相信，但是不能斥之為「無」，並且攻擊人家。
在我來看，唯物主義和法輪功一樣也是一種信仰的產物，不過唯物主義是建立在對於人們感官所反映的世界的完全相信的基礎上，認為除了人們感覺到的東西外，沒有別的，人們能夠百分之百地感知到外物。
唯物主義者當然認為，沒有佛像出現等奇蹟。但是若以為世間的事實就是這樣如他們認為的，並且由此嘲笑、甚至敵視相信這一切的信仰、及其信仰者，並且稱這些和不同於唯物論的信仰為邪教，那在科學的、多元認識論的基礎上看來，就只能證明自己信仰唯物主義已經到了入「邪」的地步，因為他的信仰，已經遠離了信仰問題是可以討論的，要尊重不同的信仰，自己相信的也可能是錯誤的、不完全的，這個最根本的基礎。
以一種信仰來攻擊另外一種信仰，攻擊法輪功，無疑是不能夠說服人的。
學會對別人的信仰的尊重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對於完全受共產黨教育的人來說，常常不能夠做到這一點，他們至多表面上不去干涉，但是從根本上卻仍然認為那是一種「迷信」，一種沒有「知識」的「反科學」。我以為當他們真的能夠感到，有知識的人才會去信仰，有知識的人才具有宗教感情的時候，真正感到，宗教不是迷信，甚至進一步感到自己在八十年代以前對於各種科學思想、科學家，其他思想流派的攻擊，自己的唯物主義有些「愚昧」的時候，才能夠真正懂得尊重宗教和別人的信仰意味著甚麼。
在閱讀《穿越生死》的時候，在反省自己的知識框架，反省有關近年來中國知識界的問題的時候，筆者還想說，筆者在紀念李慎之先生去世的文章中，曾經想客觀地、而非大字報式的、假大空地吹捧李慎之先生，但是被一位國內的學者批評為知識的傲慢，並且引起另外一些和李慎之先生有類似經歷和思想方法的長者的憤怒。然而，在筆者看來，這些批評和憤怒都倒置了。筆者在王玉芝這些看來平常的小人物面前，在陳寅恪等前人面前，在余英時教授等行家面前一直是力圖慎思、反省自己的思想方法和追求方向，力圖找出自己的「不是」。對此，筆者感到，很多人正是因為不肯對自己進行反省，思索，不僅看不到筆者對此的良苦用心，而且對於筆者進行的還是那種大字報式的打棍子。
對於這種傾向，筆者想要再次強調，這不能夠完全歸於道德問題，立場態度問題，也就是傲慢與否，膽怯與否問題，還存在更深的知識框架問題。是否能夠謙虛地對待知識追求，反省自己的知識框架，平等地討論科學、宗教，倫理問題，究其實也就是啟蒙問題。該啟蒙、該反省的實在是顧准、李慎之這樣的知識份子自身，而非民眾。那種想給共產黨政治局領導人啟蒙的想法不僅令人啼笑皆非，而且更使人看到持有這種想法的人實在才是反省與啟蒙的對象！
五．文化和傳統的傳承：
在中國為甚麼能夠公開和共產黨極權專制對抗的是法輪功、佛教，而不是其它宗教，從《穿越生死》看文化、文明和傳統
（1）從前述作者對《穿越生死》的認識，從人性和人生的追求可以看到，和王安憶、張承志的作家相比，和李慎之，以及現今中國知識精英推崇的顧准相比，和林昭、張志新等「革命」志士相比，《穿越生死》代表了一種變化。
然而，從對信仰和知識的追求來說，對於現今中國的很多所謂知識界精英來說，王玉芝的《穿越生死》卻宣示了一種不變。因為自認為推崇所謂「賽」先生，認為自己是「科學」的代言人，卻相信馬克思主義的知識精英，將近百年來，一直致力於「文化革命」，反對傳統，而《穿越生死》居然固守傳統的對生活的追求，這當然是一種對五四的全面反動，一種保守的不變。
對於變和不變問題的看法，還有一部份當代中國知識精英，認為時代變了，中國變了，知識份子應該配合先進西方，以及中國市場化的潮流，使自己市場化，享受生活，配合當權者，配合社會大眾做一些改良性的工作。傳統的追求已經過時，市場化的追求才是人類，或者說今天的真正取向。《穿越生死》中的「無知」民眾居然在今天如此市場化潮流中顯示出永恆的、傳統的「追求」方式和傳統的理念，在他們看來絕對是落伍的，甚至「愚昧」、不正常的，如果不是一種「邪教」是不會導致於此的。
如上所述，變和不變涉及的是最根本的文化和傳統問題。《穿越生死》記述的正是夾在傳統和唯物論（極端物質化）的現代化之間的中國社會與個人，政治與文化之間的劇烈衝突。它記述了在一次又一次的政治和文化革命的暴力打擊下，普通個人對文化傳統的留戀和執著，說它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一點也不為過。
這是一個合乎邏輯的記述，王玉芝在書的開始記述了她的家庭的特點。那是一個在中國非常普通，卻又具有普遍特點的典型的中國家庭。中國傳統的影響，儘管共產黨在將近半個世紀中，用了各種方法，毛澤東的左的，鄧小平的右的，也就是精神的和物質的方法，但是還是沒有能夠徹底摧毀它。這個民間社會，事實上生活在共產黨的懷抱中—大都市中的知識份子，由於不同程度地被共產黨教化，常常自覺或者不自覺地看不到它。但是它的確存在在那裏，並且韌性十足地存在著那裏，誰也不能夠徹底剪除它。一經風浪，或者一過風浪，只要有可能它就會繼續生長發芽。
（2）有關當代極權主義與傳統文化的關係問題，當代自由主義社會學家達倫道夫早就在他研究中告訴我們，共產黨和一切傳統都是不相容的，它毀滅一切傳統。王玉芝的《穿越生死》客觀翔實地為它提供了事實根據。
在《穿越生死》的第一部份記述了共產黨執政後的前三十年，毛澤東從左的方面對中國傳統的摧殘破壞，以文化革命為代表的對傳統文化的粉碎性的「革命」。在這本書其餘部份則記述了鄧小平開始的從右的方面，對中國傳統社會、傳統文化的蹂躪。這是來自西方的一個單詞，唯物主義（materialism）的兩面，毛澤東使用的是意識形態的唯物主義，鄧小平使用的是實用的物質主義，所達到的目的是一個，維護極權主義專制，維護自己的權力。
的確，傳統的中國文化既不能徹底接受這種建立在一元論為無論基礎上的、來自西方的極權專制，也不能接受這種徹底的「物化」。如果說毛澤東對於中國傳統的破壞摧毀了了中國民眾的社會和政治觀、知識觀，那麼鄧小平之後的共產黨人則徹底把中國人的生存觀念、家庭倫理置於了死地。毛澤東因為傳統文化的社會觀、政治觀、知識觀和共產黨的極權主義不相容，所以一而再地發動意識形態革命，打斷傳統的脊樑。鄧小平則是為了維護共產黨的極權統治，要人們只看物質，放棄一切傳統的價值和倫理，容忍、馴服於他們的統治。說到底，都是讓人像狗一樣的生活。這是產生於西方現代的當代極權主義所獨有的文化，所獨有的特徵。
（3）反對人類一切其它文化傳統的共產黨，不僅和歷代專制者不同，而且和當代其它的極權主義者也不同，它有一套為他的極權主義服務的的意識形態和文化，甚至也可以說，它是極端的、世俗的、二元論的基督教文化的產物。對中國社會及其民眾來說，共產黨文化是一種來源於近代西方傳統的文化，是百年來中國社會「極端西化」和西化「極端」的產物。過去五十年共產黨對上億的人進行過整肅，三反五反、反右，反擊右傾機會主義、文化革命……，這些運動雖然帶有傳統中國社會專制的一些特點，但從根本上說，卻是基督教文化中的一種宗教黨派鬥爭、清洗文化的產物。
如前所述，在這種整肅中，展示了文化和傳統的對抗。絕大多數人實際上已經失去了反抗的思維和聲音，失去了自我和自我精神，他們只是申訴，自己並沒有反黨，自己是愛黨的，自己是冤屈的，而且所用的語言都是共產黨的語言。但是，這次對法輪功的大規模的、殘酷的迫害，王玉芝和她的同修，堅持了另外一種追求、信仰，思維方式和語言。為此，這也同時造成了這場鎮壓比以往任何一次鎮壓都更加殘酷，更加漫長。因為法輪功學員居然由於自己的信仰而沒有輕易就範，的確匪夷所思！這不要說對於那些專制的工具—警察、基層幹部們，就是對那個社會的一般人來說，也難以想像。所謂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在鎮壓的殘酷性中得到了充分的體現，共產黨的無產階級專政機器的各級幹部，精英們被激怒，五十年來在他們面前還不曾有過這樣的人，這樣的群體，不僅沒被制服，而且還敢戧聲者！
《穿越生死》具體地展示了王玉芝個人，以及這個群體所經歷的迫害，成千上萬的人為之流出的血。
我相信，這是共產黨取得政權後，第一次由於無法制服而「失手」迫害致死人數最多的一次運動。當然，如果當年右派們敢於堅持自己思想而反抗，迫害會更加殘酷，但歷史的真實是，右派們強項抗衡的人是非常非常少的個人，而法輪功卻是成千上萬的人。當然，也可以說，如果不是發生在九九年，那這次鎮壓將會更加殘酷，死亡的人也會更多。
王玉芝女士這一批人是文化衝突中的殉道者。這是近百年來的一次殊死的文化決鬥，是中國文化經過幾十年來極權主義極左的摧殘，極右的蹂躪後，在百年的曲折後，置之死地而後生，重新從廢墟中發出的抵抗，這種抵抗不僅是對極權主義的抵抗，而且在更廣義上是對近代西方現代化對人類異化的一種抵抗。
這麼多的人為了生活、信仰流了血，社會產生如此大的震動，甚至時代、世界可能由於它引起變化，我認為作為一個敏感的知識份子除了在上述問題外，還應該從中感悟到更多的東西。為此，在結束這篇讀書札記的時候，我願意再次討論幾個知識份子關心的，更廣泛的問題。
（4）《穿越生死》一書，應該使我們看到，中國知識精英們在對於當代從西方引進中國的極權主義的所謂反省中，所謂的「中國文化中沒有宗教」，「中國人沒有信仰」,「中國人沒有……」所有這一切批評，在王玉芝女士的書中都已經做了明確的回答。
我自己不是法輪功學員，但是法輪功對我來說，和佛教、基督教、伊斯蘭教一樣，是人間的一種對生命、對生活的信仰，一種對生命和自然、宇宙的認知。我既不認為自己比法輪功高明，也不認為法輪功一切都是唯一正確和好的。但是，在我和法輪功學員的聯繫和接觸中，我發現他們身上存在的，令我非常熟悉的中國傳統文化和道德，和基督教和伊斯蘭教等相比，我對法輪功更容易熟悉和瞭解。
在《穿越生死》一書中記述了一些神秘現象，這些神秘現象也成為一些知識精英攻擊法輪功為邪教的證據，但其實人們只要稍微公正一點，就能夠看到，基督教，及其信徒中的宣揚的神秘現象更為過之。這一點，人們只要看看楊小凱、遠志明等人「皈依」基督教後的文章就可以了。
所以，和任何西方宗教和文化相比，王玉芝女士和法輪功學員都是再平常不過的信仰者，追求者，甚至可以說他們更加平和、寬容，由於他們依靠的是自修，因此組織形式更加鬆散，沒有西方那種教會式的組織。這大約應該是中國文化的特點，但是它大大地避免了那種塵世教會帶來的腐敗、黨同伐異，對人們信仰追求的濫用。
讀王玉芝的《穿越生死》，我們應該看到：法輪功是一個非常非常平常的宗教、文化現象！
（5）走筆於此，筆者不得不在結束此文的時候再次強調對自己的認識論和知識論進行反省的重要性。
一位已經來到德國將近二十年並且經常為德國報刊撰稿的自由記者，曾經洋洋得意地對筆者說，法輪功問題一出來，九九年六月他就說了，法輪功是邪教，而共產黨政府則是在他之後，到九月才宣佈的。這引起了筆者的驚訝！為甚麼中國知識界的很多人看到法輪功後自發地認為它肯定是「邪教」呢？
今天任何剛剛從國內出來讀書的人，稍有敏感就會覺察出共產黨社會的整個知識框架不能夠和世界接軌，並且也不能夠和中國傳統接軌。為此，他們必須對一些概念重新認識，重新學習新的寫報告的方法。在探討更廣泛的知識問題，宗教、文化和傳統問題的時候，當然也存在這個問題。
對於那些不願意思索，而一下子就認為王玉芝等人中了邪的人，我認為，是自己中了封閉社會的「邪」。卻偏偏說法輪功是「邪」。
我認為，這是一個中邪的社會，大而廣之，他們不相信任何宗教，任何其他的對生活、對社會、對自然、宇宙的看法和猜測，小而具體，他們不相信人們敢於說實話，敢於反抗狂言，認為只有中了邪的人，才敢於追求。這個滲透在中國知識界每一個末梢，在每一個人的血液中的邪，在人們歌頌新中國，追隨五八年的大躍進、六六年的文化革命時如此，由於認識問題的方法沒有改變，今天依然存在。
在反省中，筆者更深切地感到，包括筆者自己在內，我們最好的情況也就是對其有所認識，它的全面退出，可能會如普朗克定理所言，要等這代人過去，下一代人到來。
其實，王玉芝的《穿越生死》，很多法輪功學員的語言也顯示了這個矛盾，這個問題，他們常常使用著共產黨社會帶有唯物主義痕跡的語言、方法，談論生活，談論宗教信仰，談論宇宙，談論對科學的看法。然而，儘管如此，我的感覺是樂觀的，因為生死之界已經穿過，人們用自己的頭顱和鮮血撞開了文化和精神封閉之牆，中國人面臨的已經不再只是反抗和反對問題，而是如何建設和思索的問題了！
二零零五年十月五號於德國埃森
【作者簡介】仲維光，一九六一年到六九年在北京清華附中上初中高中，其間爆發了文化大革命，從此改變了他整個生活。從第一個紅衛兵在清華附中萌芽開始，他就和鄭義等人 成為這個紅衛兵的主要反對者。一九六九年，他放棄了分配在北京工作，為了能夠自由成長而到吉林洮安縣插隊。在插隊期間開始自學哲學，由於探究馬克思主義的方法和認識論基礎，七零年轉向近代洛克、休謨以來的經驗主義思想，並且同時開始自學數學物理和外語。七二年，返回北京後先後在北京八十六中和二十九中擔任物理教師。因為身體重病，而在七八年不得不放棄自學，考入大學繼續學習物理，八三年考取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所近代物理學思想史許良英教授研究生，畢業後留所工作。八八年到德國，後在波鴻魯爾大學馬漢茂教授處研究當代中國知識份子和思想問題。九十年代中期後作為自由思想工作者，繼續研究當代極權主義思想問題，波普和他的批判理性主義，以及其它當代科學思想和文化問題。
———–
《穿越生死》
作者 : 王玉芝
出版社 : 博大出版社
頁數 : 288
出版日期 : 2004年9月
書號 ISBN : 19326740047
博大出版社代理博大書局
http://www.broadbook.com
Telephone: 1-888-268-2698, 718-886-7080
Fax: 718-886-5979
Email: order@broadbook.com
(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