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2月2日訊】以前我們經常聽說，在極權國家內政府經常把是正常人之持不同政見者當做精神病患者，強制灌藥以使屈服。今天我們通過一起紐約州最高上訴法庭的判例，探討一下在美國的精神病患者拒絕接受用藥的權力。
馬克．路發(Mark Rivers)和幾位在哈倫溪谷區的精神病治療中心病患被鄉里法庭判決需要在精神病治療中心接受強制性的治療，因為他們的判斷力已經不能理解對接受治療的需求。
馬克在1984年3月20日根據精神健康法(Meutal Hygiene Law)第9章，被強制送入精神病治療中心。馬克在中心裏拒絕接受藥物治療。在後來的聽證會上，馬克的反對用藥被推翻，他被強制灌了治療精神病的藥。其他幾位和馬克一起在該精神病治療中心的病患，也有類似的背景。
馬克後來去法院以集體起訴(Class Action)哈倫溪谷區的精神病治療中心的官員，要求法院禁止該中心對不同意接受藥物的病患採用強制手段，馬克還要求法院宣判病患是有習慣法(Common -Law)和州憲法給予的拒絕用藥的權力。
法院拒絕給予原告馬克以集體起訴(Class Action)的權力，並且在被告動議後撤銷了案件。中級上訴法庭把馬克與其他幾位同樣背景病患的上訴合併起來，並且維持原判。後來紐約州最高上訴法院推翻原判，並且裁決紐約州的憲法賦予精神病患者擁有最基本的拒絕接受精神病治療的用藥。
最高法院的分析簡介如下﹕紐約州習慣法(Common -Law)已經早就強烈地建立起原則﹕每個心智正常的成年人有權決定怎樣處理自己的身體，怎樣掌握他的疾病醫療過程。這項原則一直為法院遵循，也被立法機構一直認可。
在先前我們曾有判例，病人有權力決定自己的醫療方案，比醫生的責任提供醫療服務更重要。正常成年人有權決定拒絕治療，儘管醫生建議的治療可能是有益的甚至是必要的維持病人生命。這個基本的習慣法的權力與病人的州憲法保護的自由權力一致。
政府系統維護個人的獨立和選擇，每個人一定要有權力對他自己的醫療過程做最終的決定。這項權力給予個人最大程度的獨立選擇的保護，有精神病患者也是平等的享受這些權力。
被告醫院並沒有爭辯正常人的有權力來控制他們的醫療方案，但是被告醫院抗辯道﹕一個已經被法庭判決為缺乏判斷能力的精神病患，需要接受強制性住院的精神病患，應該被假定是沒有能力來行使自己的醫療程式的決定權力。但是最高上訴法院的法官們則認為，沒有事實證明那些被強制性住院的精神病患是缺乏意識來理解他們所做拒絕接受用藥物治療的後果。尤其是眾所週知精神病患通常是局部部份不正常，而其他的地方是正常的，因而許多精神病患都具有正常工作的能力。所以不能因為一個人患有精神病就必須喪失他有決定怎樣對待他自己身體的基本民權。
目前幾乎所有的法庭和精神病家都已經接受這樣的事實，需要住院的精神病患者，並不等於說他是缺乏對治療方案作決定的患者。患有精神病並不是馬上就可作結論﹕病者已經喪失所有意識。教授們也指出，有足夠證據顯示，許多精神病患者都是有能力對治療作出合理和有知識性的決定。不能僅僅因為是精神病患者不同意精神病醫生的判斷，就匆忙下結論，說病者喪失判斷能力。
最高上訴法院的法官也拒絕接受因為患有精神病就需要放棄他們擁有的基本自由權拒絕用藥。法官們還拒絕接受被強制入院的精神病患者失去自由權來決定是否需要接受藥物治療。但是法官們同時認可該拒絕用藥的權力不是絕對的。在某些情況下，該權力將讓步於政府的利益(Compelling State Interest)，當病人呈現出對自己和對社會其他人員有危險傾向時政府可行使其警察的權力，而不用理會病患的反對強制病患接受藥物治療。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在緊急情況下，當危險是立即的，政府可行使警察權力使用藥物，儘管是臨時的，只要緊急情況存在。
在本案中，法官們指出，被告醫院並沒有舉出在有十分緊急的情況，被告醫院爭辯的中心是根據政府有權力來管理那些沒有辦法照顧自己的病患。如果政府要行使這項權力，政府必須首先證明這些病患是沒有能力為自己做出合理的治療決定。只有法庭，不是醫院，才能做這項裁決。
紐約州最高上訴法院最後裁決，要有法庭開聽證會來決定病人是否有能力做決定要否接受治療。在聽證會上，病人需被提供律師，政府需要以有明確的說服力證據證明病是沒有能力做決定。就算法庭做了病人缺乏能力決定，法庭必須決定建議的治療方案是否非常有限度的侵略病人的自由意志。只有當醫院能以明確的說服力之證據來證明其已經達到要求，方可強行用藥。美國法庭對人權、民權尊重的意識在此案中毫無掩飾地顯示出來。
原案請查﹕Rivers V. Katz, 67 N.Y. 2d 485(6/10/198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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