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2月2日訊】在封鎖十六年之後，當局傳出要公開紀念胡耀邦的信息，這畢竟是一件大好事！不論如何紀念，總比封殺好﹔紀念胡耀邦九十周年誕辰，總比封殺趙紫陽喪事，要好得多。
中共16年來禁提胡耀邦
在這長長的十六年中，當局不僅不准正式紀念胡耀邦，連民間辦一個懷念耀邦的座談會也不准。在中央會議上不談胡耀邦，在紀念黨的生日的歷史紀 錄片上、紀念冊上也不准提胡耀邦。甚至在報刊上，廣播、電視、電影上，登一個名字，出一個影像也嚴格禁止，至於要為胡耀邦撰文立傳，那就更像是犯了「違法」的大罪了！幾乎隨時都有被軟禁或者關進監牢的危險。即使在大陸以外，凡發表緬懷或研究耀邦的文稿者，也被視為「異議人士」、「自由化分子」，通通處在 歧視、監視之下。
好家夥，一個對黨對國有大貢大獻、對人民有大恩大德的中國共產黨正式選出的總書記，竟變成一個大忌大諱、大貶大伐的人物，真是千古奇事！
十六年來，中國共產黨的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核心，都下決心抹殺胡耀邦的偉大功績和英名，抹殺他倡導的方針政策，抹殺他深遠的思想影響。但是，這種種違反人民意願，違背客觀實際，割斷黨和國家歷史，泯滅道德良心的決定、指示、禁令等等，終於都拖不下去了，終於都被全國人民和世界的正義潮流沖破了！
如果到耀邦九十誕辰那天，當局真誠地、順應民心地、覺今是而昨非地公開舉行紀念，那麼，這一天當然會是一個值得載入史冊的日子。我以為，從當局的主觀意圖來看，它不會拿這一天作為起點來進行什麼改革，只是在形勢逼迫下以這一步棋裝飾一下門面，當作鞏固其統治的手段而已。但是，不可忽視的是，公開紀念胡耀邦所引起的客觀影響，卻是不會完全符合當局的初衷的。
公開紀念胡耀邦的重大影響
中共中央如果真的公開紀念胡耀邦，它的第一個重大影響，就在於使更多的人更清楚地認識到：中共那一套違反人民意願、違背歷史事實的摧殘扼殺優秀革命領袖、革命干部和革命人民的倒行逆施的方針政策，終究是行不通的，終究是堅持不下去的。
第二個重大影響在於，中共這種割斷歷史、抹殺歷史、歪曲歷史、篡改歷史、偽造歷史的傳統和一整套假大空的宣傳、教育政策和克格勃的手段，是行不通的，終究要破產的。
這是因為胡耀邦和趙紫陽等黨中央領導同志在「文革」以後的十年中所創建的政治日趨民主，經濟日趨繁榮，文化日趨活躍，社會日趨安寧，人民生活日趨改善的新局面，是我黨執政以來最為光輝的時期。被譽為「胡趙新政」的歷史功勛深深地銘刻在人民心中，隨著時間的進展，它的光輝越來越突顯出來。
當今中國，經濟日益畸型發展，政治日益危機四伏，社會日益緊張混亂，廣大人民、廣大干部、廣大知識界人士更加深切地懷念胡耀邦趙紫陽的十年新政。這就使中共當局感受到日益強大，迫使他們不得不表示要公開紀念胡耀邦。
抬鄧貶胡的紀念方式
對於當局究竟會怎樣紀念胡耀邦，猜測也很多。一般傾向於認為當局會局限在維持毛鄧神話地位的條件下，盡力貶低胡耀邦的偉大功績，甚至以此來達到鞏固專制統治的目的。如果是這樣來紀念，就很難尊重歷史事實，很難給耀邦同志一個公正的評價。
中共當局評價黨內黨外的歷史人物，決定是抬，還是壓﹔是褒，還是貶﹔都不決定於事實，只決定於「偉大領袖」當時的政治需要﹔既可以捧為天神，也可以降為惡魔﹔既可以高喊英明，也可以在歷史上一筆勾銷。這也是中共幾十年來一貫的「光榮傳統」了。所以，我比較同意當局很可能用抬鄧貶胡的方法來紀念胡耀邦。
這就關系到胡和鄧毛的功過問題。對此，我在二○○四年十二月號《爭鳴》上發表的《試論胡耀邦的思想體系》一文中，已有概要的闡明，不必重復了。這裡，我只就胡耀邦和鄧小平在對待「無產階級專政」問題上的尖銳對立，來看一看鄧胡的功過，並以此來簡要闡明中國共產黨成立以來的四個大歷史轉折的關鍵問題。希望能促使人們深思毛澤東、鄧小平和胡耀邦的原則分歧。
歷史証明：是實行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還是實行無產階級專制統治，是我黨我國生死存亡的關鍵。在中共長達八十多年的歷史進程中，有兩次死而復生的大轉折，也有兩次從生路轉到死路的大轉變。死而復生是由於放棄無產階級專政路線轉到資產階級民主路線﹔相反的，由生到死則是由資產階級民主路線轉到無產階級專政之路。
中共生死興衰的關鍵
第一次是一九三五年。早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初，中共第一次代表大會明確規定：「黨的基本任務是為爭取無產階級專政和實行共產主義的目標」。 以後中共靠武裝暴動，成立「中央紅軍」，在江西建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簡稱蘇區，各地紅軍建立的根據地也叫ＸＸＸ蘇區），經過同國民黨軍隊的幾次圍剿與反圍剿的斗爭，中央紅軍在第五次圍剿中遭到慘敗，不得不放棄中央蘇區，開始「長征」。紅軍兵力在幾次圍剿中已傷亡十分之九，疲於奔命。這時，正值日本發 動侵華戰爭，中共在一九三一年發出宣言，表示願意同國民黨談判合作抗日。中共北上的目的原本是企圖打通「國際路線」，同蘇軍會合。當紅軍突圍到甘肅時，才 發現有一個「陝甘蘇區」，於是改成「北上抗日」，到陝北同陝甘紅軍會合。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才以「中國蘇維埃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的名義，發出《抗日救國 告全國人民書》，（即《八?一宣言》）正式宣布願意同國民黨重新合作，一致抗日。經過「雙十二事變」和「七七事變」，中共中央才鄭重聲明：「願為徹底實現 孫中山的三民主義而奮斗」，正式「取消蘇維埃政府，改稱為『特區政府』，取消紅軍番號，改為國民革命軍」﹔「在特區實行徹底的民主制度和停止以暴力沒收地主土地的政策」。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在中共中央擴大六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作了《抗日民族自衛戰爭與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發展的新階段》的政治報告，毛澤東親筆題為《論新階段》。會議結束時還根據毛澤東的報告作了一個決議，同時發出了一份《中國共產黨擴大六中全會告全國同胞、全體將士和國共兩黨同志書》。在 這些文件中，明確申明：現階段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性質的階段，要建立一個三民主義的共和國」，「抗日戰爭中國民黨居於領導與基干的地位」，還說「這不是 蘇維埃，也不是社會主義」，也「不會是所謂的『一黨專政』。」（注一）這樣，才算明明白白地宣稱從無產階級專政統治的路線轉到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路線。這 是中共從死路轉向生路的第一個大轉折。
毛澤東食言，實行一黨專政
可是，中共在延安站穩腳根以後，在「擴大六中全會」僅僅一年之後，毛澤東於一九四○年一月發表《新民主主義論》時，就大為改變，強調這個新 民主主義之所以「新」，一是共產黨的領導﹔二是它的前途隻能是社會主義而不是資本主義。這就是明明白白地貶低民主主義，抬高社會主義，而且公然實行並宣揚一黨專政了。一九四五年四月召開的黨的第七次代表大會，就是根據毛的這個基調。這說明毛還沒有真正完成第一次大轉變，已經心懷二意了。毛澤東當時口口聲聲 批評蔣介石「一個主義，一個黨，一個領袖」的專制統治，實際上他自己已經在步蔣介石的後塵了。
應該承認，當時，黨內外是普遍擁護這個「新民主主義」的。因為六中全會後，《論新階段》被嚴格封鎖，我於一九三九年底到延安後就看不到這個講話。所以，對「新民主主義」的擁護，絕大部份人是自覺擁護和半自覺擁護的。少數先知先覺者也不敢說，或者不願說，邊區以外的懷疑和異見，當然更是一 概封鎖。
對邊區的干部和人民盡管是嚴加封鎖，但對世界的輿論，毛澤東還是感到了「食言」的壓力，所以他於一九四五年五月在延安接受路透社記者甘 爾採訪時，不能不重申中共所主張的是一個自由民主的中國。他說，要實現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甚至要實行林肯、羅斯福的自由民主主張（注二）。這個講話在 當時延安的《解放日報》刊登以後，馬上就遭到封鎖，說明毛這也隻是口頭上說說而已。因此，我在本文最後對毛的兩次講話特別加以注解。
以後的事實証明，在整個抗日戰爭期間，毛澤東都是採取這種兩面政策。表面上高舉團結抗日的旗幟，實際上推行的是消極抗日，積極擴大自己的軍隊，擴大自己的統治區域，基本上是中國軍閥割據那一套。解放區推行的最低級的平均主義和很初級的民主，雖然也被我國邊遠貧脊地區的人民所接受，這也為 以後的一黨專政的計劃經濟體制，埋下了禍根。
這裡，也必須指出，在「中華蘇維埃」慘敗以後，共產黨內部，從最高層到中下層，都有一股強大的勢力，確實在認真吸取這次慘敗的沉痛教訓，真心誠意地轉而走上民主主義革命的道路。至於從全國各地湧到中共統治區（當時稱「邊區」）的知識階層，更是民主主義的先進力量。所以，當時在建設「新 民主主義社會」的吸引下，人們還是努力從事邊區的生產建設和促進基層民主的發展，因而幾年中邊區的土地改革、生產運動和人民生活的提高也有顯著的成績。這 與當時國民黨統治區還是很不相同的。所以毛澤東當時說邊區是一個「十無社會」，也是有事實根據的（見毛澤東《團結一切抗日力量，反對反共頑固派》一文）。 實事求是地說，當時全國約有一億人口的邊區，幾年間在建設「新民主主義社會」中所推行的初級民主，的確成為擴展解放區和擴大解放軍的一種實在的動力，這也 是毛澤東領導的中共能夠成長為可以打垮國民黨政權的一股堅強力量的一個很重要的因素。這一切，並不是空洞的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說教所能辦到的。（關於 「新民主主義」問題，不屬於本文細說的範圍，我在《對新民主主義的剖析》一文中有比較詳細的論述。）
中共從興到敗的大轉折
一九四九年，全國解放，各種民主力量匯聚北京，三四十年代的精英聚集一堂，共商國是。這就順應了歷史潮流，促進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和第一部憲法的產生。
本來，毛澤東領導的共產黨中央曾經許諾過：建設一個獨立的「新民主主義社會」需要很長的時間，需要十幾年或者更多的時間。但是，在毛澤東掌握全國政權以後，僅僅三年，就急急忙忙地在一九五三年宣布新民主主義結束，馬上轉變為社會主義，從中國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階段躍進到無產階級專政階段。
這種專橫的轉變，當然遭到黨內外的反對和抵制。經過十多年的大大小小的較量，幾經反覆，毛澤東終於在一九六六年發動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 命」，開始對全國各個領域，包括意識形態進行「無產階級全面專政」。這就完成了毛澤東從資產階級民主路線轉回到無產階級專政路線的又一次大轉折。
這是中國共產黨又從興到敗的大轉折。毛澤東的無產階級專政的「一個主義、一個黨、一個領袖」的統治弄得天下大亂，十年浩劫造成整個國民經濟頻於崩潰，中國共產黨也到了面臨覆滅的危急關頭。好在這時毛澤東自己已經心力枯竭，終於在一九七六年九月病死了。中國共產黨內的先進力量，趁此良機， 一舉活捉了「四人幫」，結束了禍國殃民的「文革」。這樣，才開始了共產黨再一次起死復生的大轉折。
保守勢力對胡趙新政的阻攔
胡耀邦等老革命在幾位黨內元老的支持下，團結一批知識精英，決心總結清算無產階級專政的沉痛教訓，扭轉瀕臨毀滅的危機，開創中共執政以來的新紀元。他們披荊斬棘，大膽勇為，既有從根本上清除毛澤東主要罪惡的路線方針，又有從實際出發的機動靈活的策略步驟，解放了人們的頭腦，調動了各方面的積 極力量，發動廣大干部群眾逐步向縱深推行全面改革開放的「胡趙新政」，展現了世界注目的日新月異的新局面。
可惜的是，中國共產黨內有著強大的保守勢力。他們在鄧小平提出的「四個堅持」倒退綱領的帶動下，對胡趙新政進行重重阻攔。胡趙領導的振 興勢力不得不開展一波波的從思想理論到方針政策的針鋒相對的斗爭：在平反冤假錯案和反對對毛澤東的「兩個凡是」以後，又從憲法上摘除了毛澤東堅持的「無產階級專政」的毒瘤，恢復第一部憲法的「人民民主專政」的提法，然後又開始分清真的與假的「社會主義」，好的與壞的「毛澤東思想」，正確的與錯誤的「黨的領 導」。其實，這三個問題的分水嶺就是堅持專政還是奉行民主，這些都是抵制「四個堅持」，逐步摒棄無產階級專政，逐步推行民主改革的政策策略。它們產生了切 實有效的結果，維護著全國改革開放的新局面的發展。這就引起了以鄧小平、陳雲為首的毛澤東時代的元老重臣的震驚。他們竟然沿用毛澤東無法無天的老手段，給胡耀邦、趙紫陽兩位總書記扣上「保護資產階級自由化勢力」的罪名，把他們先後罷黜。最後，鄧小平憑藉手中的軍權，調動國防軍，不惜藉血腥屠殺把百萬手無寸鐵的青年學生鎮壓下去，殘暴地結束了胡趙新政十年的偉大業績。這是又一次截斷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道路，把中國人民的命運又一次推上無產階級專政的死路，這就是中共第三次進行無產階級專政。
紀念耀邦效果超越中共初衷
由此可見，中國共產黨八十多年的生死興衰的關鍵，就在於是走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道路，還是走無產階級專政的道路。鄧小平打倒兩位所謂「資產 階級自由化」的總書記之後，他和江澤民所推行的「跛腳改革」，不能不採用資本主義社會的某些優良的方針政策（如市場經濟，只是戴上一個「社會主義」的帽子）。但是在政治上仍然頑固地抵制人類社會幾百年來所總結出來的先進制度。鄧還一再發出警告：中國絕對不能搞多黨制和三權分立等民主政治制度。鄧的這面倒退的旗幟迄今被中共領導層高舉不疑。這樣，毛澤東之後的第二代、第三代和第四代的領導核心，仍然死心塌地的沿著毛澤東無產階級專政的死路走下去。
無論毛澤東的接班人把無產階級專政美其名曰「四個堅持」也好，或者叫「三個代表」也好，或者叫「三個為民」也好，隻要他們不下決心革掉列寧、斯大林、毛澤東傳下來的「一個主義、一個黨、一個領袖」的獨裁專制制度，中國共產黨就不可能鑽出徹底崩潰的死胡同。歷史將再次証明這個真理。
應該看到，現在一方面是中共這個專制政權危機四伏，一方面是黨內外覺醒的人士日益增多，特別是廣大弱勢群體在受盡煎熬、忍無可忍的情況下，紛紛被逼上集體維權的道路。全國上下一片不滿、埋怨、反對和抗議的浪潮日益澎湃。在這種形勢下，當局無可奈何地決定公開紀念胡耀邦，企圖以此來緩和人民的憤懣，借此來鞏固自己的統治。盡管他們主觀上並無總結無產階級專政一再找死的教訓，但在客觀上卻無法阻擋人民來回顧中共這八十年成敗興衰的歷史，無法令人民忘記無產階級專政路線的衰敗慘象，特別是不能不使人民再一次深深地懷念胡趙新政推行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路線的興盛成功和偉大業績，從而煥發出繼承胡趙 遺志，把中國的民主化推向前進的動力。
所以，我以為，當局公開紀念胡耀邦，必然會在客觀上超越當局的主觀初衷，不能不產生一些正面的效果，影響巨大。這就是歷史的規律，順之者昌，逆之者亡！
注一：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開了六屆六中全會擴大會議，毛澤東在這次會議開始時作了一個政治報告：《抗日民族自衛戰爭與抗日 民族統一戰線發展的新階段》，會議開幕時，還根據報告作了一個六屆六中全會的決議，在毛的報告中明確宣稱：「在現在抗日階段與戰後徹底完成民主共和國階段，都是三民主義階段，都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性質的階段。」對於要建立一個什麼樣的國家的問題，毛澤東說：「一句話答覆：建立一個三民主義共和國。」還解釋說：「依照孫中山先生說法，就是一個『求國際地位平等，求政治地位平等，求經濟地位平等』的國家。」「我們所謂三民主義共和國，就是這種真正的中華民 國，不是蘇維埃，也不是社會主義。」「在這一階段中，既不會是『一黨專政』的國家制度的建立，也不是蘇維埃社會主義的出現，而是一個新式的民主共和國即三 民主義新中華民國」。還說：「在抗日戰爭進行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組成中，國民黨居於領導與基干的地位。」（毛澤東《論新階段》一書）
注二：一九四五年五月，毛澤東在接受路透社記者甘爾採訪時說：「自由民主的中國將是一個這樣的國家，它的各級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由普選、平等、無記名的選舉產生，要對選舉它的人民負責。它將實現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則與羅斯福的四大自由。它將保証國家的獨立、團結、統一以及與各民主強國的合作、我們完全贊成軍隊國家化與廢止私人擁有軍隊，除了軍事與政治民主以外，中共將向政府提議，實行一個經濟與文化建設綱領，這個綱領的目的主要是減輕人民負擔，改善人民生活，實行土地改革與工業化，獎勵私人企業（除那些有壟斷性的部門由民主政府經營外），在平等互利的原則下歡迎外國人投資與發展國際貿易，推廣群眾教育，消滅文盲等等。這一切都與孫中山遺囑相符合的。」（見一九四五年十月八日延安《解放日報》）
（二○○五年十月二十二日為
《人民心中的胡耀邦》徵文作於北京）
（本文導語、小標題為編者所加）
–轉自《爭鳴》2005年12月號
(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