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2月5日訊】
1.什麼是流亡作家？
當人們稱呼您為流亡作家的時候，你對這種稱呼感到習慣嗎？人們對流亡的理解很不同，有些人認為精神的流亡也算流亡，您怎麼認為？也有人認為，流亡作家作為“冷戰”時期的產物，隨著蘇聯的解體也就不存在了。你怎樣看待這種歷史現象？您怎樣描述“中國流亡作家”這一現象？
當人們稱呼我“黃翔”、“作家”、“流亡作家”時對我都是一樣的。我首先強調我只是一個“人”﹔然後才是一個從事“寫作”的人。正如我在最近的一篇長文《在意大利的天空下–文藝復興故鄉精神之旅》中所說：“流亡是個神聖的詞語”、“是一種神聖的人生經歷和體驗”。被放逐的屈原就是流亡者，被驅逐出佛羅倫薩的但丁也是個流亡者，而且都是“政治流亡者”，也是堅守人類的“大政治”–“良知”的詩人。
但我不喜歡純粹從政治的角度，刻意為自己貼上一個政治標簽。
所謂政治流亡既是身體流亡，也是精神流亡。不存在純精神流亡，如果你不喜歡中國大陸的體制而離開它，這只是你自己的內在選擇、是個人的自我放逐。與其說是“流亡”，不如說是“漂泊”。因為你沒有外在的壓力、不受到驅逐，不需要“亡命”，所以不需要自視或“定位”為“流亡”。而對我個人而言，“政治流亡”只是一種生命表象，它的深層本質是“宇宙生命”的漂泊。我更願意從這個角度去理解流亡，並超越於“流亡”這一概念所指的一般社會層次和特定的“政治”含義。如果不是真正因“犯罪”而“亡命”，“流亡”更適宜於指社會政治領域的政治反對派或政治活動家﹔受到“迫害”和“放逐”的詩人，實質上也是流亡，但他在精神上超越於這個層次。詩人和作家的“流亡”的深層意義是“宇宙生命的飄泊”。他們的精神邊界大於政治的界定。有宇宙性質的精神包含，卻沒有宇宙性質的政治指向。而且，就“漂泊”而言，“有國內的漂泊，也有國外的漂泊﹔有生命內部的漂泊，也有生命外部的漂泊。”這種精神領悟與通常意義的社會政治無緣，純屬精神創造活動領域的“精神領悟者”。
蘇聯和中國都是專制主義國家，都存在對作家的迫害。在中國，這種迫害，特別是指針對非官方的民間自由寫作者或來自社會底層的民間作家的迫害。這種迫害在中國比前蘇聯更甚、更巧妙、更隱蘞、也更殘酷和不易為外界所知。如我一生六次被投入監獄、失去自由，外界都幾乎一無所知。在那個非網絡的時代，只要消息受到官方嚴密封鎖，一個人就如同沉入黑暗的深淵，見不到天日。所以，我作為一個長期為言論自由而抗爭者，每次被以不同的“刑事犯罪”名義投入監獄，個人痛苦的命運和遭遇，從未引起過國際社會的關注。只是第六次在北京被捕關押昌平，才最後總體爆光。所以，冷戰結束和蘇聯解體，並不意味著中國對行使言論自由的作家、主要是民間維權作家迫害的終止。不但如此，現在反而變本加厲。
民間的作家在官方眼裡不是“作家”，只是被以各種名義逮捕、判刑的“刑事犯罪分子”。在官方看來所謂“作家”是被官方承認了的人，所以，除非特殊情況，他們一般不會受到迫害，因為官方不會迫害被他們“承認”了的人，他們迫害和殺害的都是“階級敵人”。如以前被他們殺害的“反革命分子”，其中許多人就是最早的“政治反對派”、“反對黨”的組織者和參與者﹔也是最早的“異議人士”和“維權人士”。官方作家被迫害至慘的有胡風，他的悲劇是雙重的，既有外在的迫害、也有內在的“合謀”。他在獄中仍然對把他打入黑牢的毛主席寄託希望，“念念不忘毛主席”為他澄清冤案。“六四”時期叛離體制、被迫逃亡國內和流亡國外的作家有鄭義，在前體制內作家中，屬特例。
2.您是怎麼走上流亡之路的？
希望您能向讀者講講您是怎樣離開中國的，您為什麼選擇流亡？不少流亡作家剛開始踏上流亡之路時，常做過這樣的夢，在夢裡，他們回不到中國了，或者再也離不開中國了，您做過這種夢嗎？流亡經歷對您是一種精神性的創傷，還是一種解脫？
1958年我開始發表作品﹔1959年我被第一次正式投入監獄，並從作家協會貴州分會除名，從此作品禁止發表。1978年我和我的朋友們公開創辦全國第一個民間社團“啟蒙社”，並創辦全國第一份公開發行的自由民刊《啟蒙》。這就是民主牆運動的開始，我為此入獄，這是我一生中六次受到監禁中的第三次。中央曾為此秘密下文：“不准發表黃翔作品，擴大他的影響。”所以，最後離開中國前我的作品被封殺四十余年。
1993年，我第一次應邀訪美。回國後，1994年又被迫害入獄。釋放後迫害並未終止，官方莫名其妙指我“負有美國人權使命、在美國遙控指揮“反革命集團”並為該集團幕後策劃者。”在我離開中國前，我的名字已上了起訴書，因為我是“幕後策劃者”、又“負有美帝國主義的人權使命”，是“嚴重刑事罪犯”，所以立案者奉命內定欲重判我十五年。其中“首犯”是比我年青的朋友陳西，他曾宣稱貴州民主運動要在全國領先、公開表示要向我學習。在我離開中國後，這位一腔熱血、一身正氣的朋友竟被重判十年徒刑，當時我已被迫流亡國外，聞訊不禁愴然淚下！我們最近才通第一次電話，他告訴我，今年才刑滿出獄。我之所以能夠離開中國、流亡美國，因當時中國正申辦奧運，我是他們手中的一張“人質”牌。當時在中國人權的聯系下，我的問題受到美國國務院的關注，後經由美國出版者協會主席威爾•施瓦布個人名義邀請下，我於1997年再次離開中國。
流亡不是我的選擇，對我來講是無奈，我並不想離開中國。我從離開中國的第一個瞬間起，就開始懷念中國。所以，我第二次離開中國後，在美國寫的第一首詩是《逃避逃亡》，以後又寫有《中國之戀》等。中國對我而言不等同於黨國。但是我不離開，我已經先後失去了十余年的自由，如果再重判一次，我一生都在獄中度過了。這就是不堪回首的專制制度的罪惡！這種罪惡並不會因蘇聯解體而終止！
我沒有做過“回不了中國”的夢，也沒有做過“再也離不開中國”的夢。但我無時不懷念中國，中國也無時不在我的心中。離開中國是我心靈的創傷，我並沒有特別的解脫感。
但是，西方世界的自由，無論對我的肉體還是精神，都是至關重要的。我的作品不可能受到專制政治的接納，他們容忍不了自由的精神生命和精神生命的自由。他們只能容納“超越政治”的“純文學”的“朦朧詩”。事實上“朦朧詩”本身從一開始就是“專制的產物”。數十年後的今天，這一歷史檔案終於被新一代作家和學者王怡們打開，並作出最初的歷史剖析和解密（可參閱我的《在意大利的天空下－－文藝復興故鄉精神之旅》一文中的“呼喚全球新的文化復興”一節）。我不離開中國我的作品終生封殺、終生禁止出版。作為一個公民，我等於沒有公民權﹔作為一個作家，我等於不存在。而現在許多人仍然還在重復著我曾經經歷的命運，他們同樣無從“純文學”、無從“超越政治”，而將自身獨立的精神創造作巧妙的置換、而能為“專制政治”所接受。他們不作出依附專制“小政治”的選擇，而維護和堅守的是人類的普世價值，僅管為此必須面對的是新一輪的迫害、扼殺和湮滅！
3.流亡作家和海外作家的關系
您怎麼看待大陸作家？包括體制內的作家與異議作家，您和他們有什麼差異？
文化是多元的，作家是不同的。大陸作家和海外作家比較，有的人是很有才華的，寫作水平也較高，從文學創作的角度講，總體上比海外強。但他們的創作限於環境制約，作品中普遍缺少生命自由精神，看不見專制社會環境中的“真實的中國”。至今未出現一個挑戰體制的人、一部挑戰體制的作品。作家應是“人”的作家、不是“黨”的作家﹔文化也如此。中國應有一場真正的文化復興，它正在呼喚巨人、也理應產生一批足以進入世界文學殿堂的新世紀的文學巨匠。海外作家同大陸作家比較，一般來說，作品更具自由精神和普世性，這是總體比較而不是就個體而言。我個人如果同海外作家或異議作家比較，其差異也許就是：寫作既關注社會，但不停留和局限於當下﹔既關注政治，但政治對我而言，既不是執政黨的立場、也不局限於反對黨的立場，而是超越於兩者之上的人類良知的體現。寫作就是面對全部廣闊的人生，包括人類全部歷史和現實。文體不人為設限，打破各種形式的邊界，形成一種混合文風。而對於詩歌而言就是一種綜合文字、朗誦、書法、音樂和繪畫的“立體藝術”或“立體寫作”。如我的“房子詩歌”、“爵士樂”和“搖滾樂”詩歌、“雕塑的詩歌”和“行走的詩歌”，有的已經在美國匹茲堡和意大利威尼斯實驗、作現場表演。對於我，詩人既是文字書寫者、也是肢體語言的闡釋者和行為藝術家。
4.流亡者的處境
您能談談您目前的處境嗎？您在流亡中，您主要的困境是什麼？
我來到自由世界，享有了精神表達的自由，也享有了表現人類良知這一“大政治”和不依附、不認同專制“小政治”的真正的“超越”的自由！我的作品先後得以全部見到天日，現共出版各種形式的中外文文學作品共二十部左右，其中包括我的百萬字長篇。今年內我計劃出版我的“夢巢”系列新著兩至三部，現已出版一部。我現為美國匹茲堡駐市作家，明年元月起，我應邀在匹茲堡大學英語系（由他們配備翻譯或由我夫人雨蘭擔任英譯）開課講授以我自己和當代自由文學以及現代文學史為主體的中國文學。所以，今天我的“故鄉”和“家園”，已超越了地理空間，它主要指人類“心靈”和“精神”的遼闊空間。僅管如此，我仍然對中國滿懷眷戀。
我出生於中國大陸，在那兒度過了漫長的歲月。我現在西方世界堅持用母語寫作，朗誦中國詩歌、表演我的“詩歌書法”，以此弘揚東方文化，促進東、西方文化相互溝通和交流。我發現，我現在美國所擁有的，正是我在自己祖國失去的。至今我的作品在中國大陸仍處於封殺狀況、不能與同時代人見面，這就是我作為一個中國人的困惑。我的得與失均在此。
5.流亡是一種特殊的處境，它對您寫作有什麼影響？
流亡使您的寫作發生了什麼變化？您在異域是否感到了文化的間隔和衝突？
流亡使寫作枯竭、也使寫作旺盛，這也許因每個人的人生積累、底氣或後勁而異。對我而言，流亡海外使我拓展了寫作題材、形式或方式，擴大了精神視野。它最主要的變化就是從一片“紅色的大陸”來到了“藍色的星球上”。東、西方文化思維、觀念乃至語言表現各自相異，但我以自己的方式尋求融入，卻不因此丟失而是仍然保留自己原有的特色。因為我的交流是文化性質的，主要形式是詩歌朗誦和詩歌書法，兩者都帶有我的獨特的表演性，僅管因不同語言的間隔需要經過翻譯，但東方藝術和肢體語言的表達，仍然為我的聽眾或觀眾理解和認同，並受到熱情歡迎。在匹茲堡和威尼斯都獲得異乎尋常的成功。為此，美國人先後兩次為我拍有不同的專題紀錄片，包括電影和電視。我最近以中文新寫的書，英文大報也用了近兩個版面發表譯文向公眾介紹。我不以為這裡純粹是政治原因，我所了解的美國人關注和喜歡的是與他們相異的文化，西方有不少人對東方人文滿懷熱情，使我感到一種潛在的中國熱，包括意大利也如此。西方人並不把我定格於一個“政治”動物，我在他們眼中是詩人、也是藝術家。沒有人要求我站在廣場上去振臂高呼：“打倒！”
6. 漢語寫作與世界文化的關系
從世界文化範疇，您怎樣看待漢語和漢語寫作？
中文本身就是一個大的語種。東方思維形式包羅萬象，它的形而上的抽象思維是絕妙的、對於習慣於具體思維的民族是很難抵達的，特別是詩學領域。中國語言、文字和漢語寫作，理應視為一種獨特而巨大的文化現象的存在﹔並應成為世界文化的一個重要或主要組成部分之一。中國現代專制政治卻應進人類現代文明“學前班”，它是中國現代人文發展的主要障礙，也是自由文明的死敵。
7.請您談談您在流亡中的寫作？
您寫了什麼作品？正在寫什麼作品？您計劃些什麼作品？它們的出版和讀者的反應？
來美國以後，我已整理和出版我長期被湮滅的三百多萬字的幸存作品，這些作品包括了各種形式。民主牆時期我的早期作品除英譯外，尚有法、英、漢文本。近年翻譯出版的有我的一部各個時期的詩歌選集的英文版和日文版。我也寫有大量新作。今年已經出版的有《匹茲堡夢巢隨筆》。現在正寫作的是《在意大利的天空下–文藝復興故鄉精神之旅》，准備收入我的即將出版的“夢巢系列”中的一部《藍色星球上》。我計劃整理和寫作的還有“女性系列”、《智慧之書》、《黃翔詩歌書法藝術》。
美國人很喜歡我的詩、包括我的朗誦。有興趣的讀者可找來讀一讀我的《匹茲堡夢巢隨筆》，這本書是中、美文化交流的不同場景的真實記錄。我的百萬字長篇《自由之血–天空下的一個人和一個人的天空》，這部書分上下卷，讀者包括關注當代中國文學的美國人在內，反應和評價都很好。文學本質上同權勢是否認同無關，也同媒體的人為炒作無關。好的作品也與商業無緣，讀者少而精。我的第一部《夢巢隨筆》，是在臺灣出版的，寫的是貴州高原靈山秀水和四季風物的變化，凡讀過的人都表示喜歡，曾有一個女孩子一個人買過十幾本，當禮物送人。今年在匹茲堡大學召開的中太平洋地區亞洲研究協會年會上，設有“黃翔專題研討會”，與會學者對我的作品、特別是“夢巢”，表現了極大的興趣，並分別提交了不同論題的論文。但我以為，文學本質上是寂寞的，而詩化的心靈是孤獨的，為此，我呼喚更多的知音。
8.有關回大陸的想法
中國發生了許多變化，一些流亡作家已經回歸大陸，在大陸出版著作，您對此怎樣看待？您有回歸大陸的計劃嗎？
我不知道中國究竟發生了多大變化，我唯有塞滿腦子的對它往昔的記憶。在中國出版著作是好事﹔出版“依附專制”的精神產品是恥辱。我無時不懷念並想重返故園，但中國大陸對我是個未知數。是否“回歸”不取決於我內心的呼喚，但願它不再是一個“士兵在我的詩行裡巡邏”的警察國家。
9、大陸最值得您懷念的是什麼？
至愛親朋？地下文學沙龍？乃至鄉音，美食，一條街道上的獨特氣味？
貴州高原上文化大革命中出現在貴陽啞默家舊式庭院中的地下文學沙龍：
“野 鴨 沙 龍”
10、作為一名流亡作家，您最想對未來的大陸作家說的話是什麼？
我想對他們說：“但願你們不再重復我的命運﹔如果命運注定要重復，那也決不放棄“自由寫作的堅守”和抗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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