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超華:理想主義戰士,革新精神守望者

──悼念劉賓雁先生逝世

王超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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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12月8日訊】在新世紀整頓陣腳喧囂前行的時刻,劉賓雁先生不幸因病逝世,標誌了一種時代精神和一種特定人格向中文世界的告別,格外令人神傷,也格外令人追思嚮往。

美國哈佛大學柯文教授在他三十多年前研究王韜的經典著作中曾經這樣評價這位晚清新聞界先驅:“他除了喜歡冒險和對所有人和一切主題都感興趣外,還具有報業人員的典型素質──既有理想主義又有懷疑主義、既有革新精神又有精明的商業頭腦。”我和劉賓雁先生接觸有限,難以判斷他的商業頭腦是否精明,但他人生中歷數十載而不變的理想主義、懷疑主義和革新精神,他對所有人和一切主題都懷有的深刻的探究興趣,則在在體現於他孜孜不倦的思考與寫作中,使後生如我者受益匪淺而難以忘懷。

劉賓雁先生一生中最為令人驚嘆的是,他傾心相與的讀者從來都是植根於中國大陸的基層群眾,可是他和這些讀者聲氣相通的年月卻由於政治迫害,局限在極為有限的時段中。就是在這些有限時段裡,他的思考和筆墨遠遠走在了大多數國人之先,在人心浮躁尚不明所往的時機,他的作品最早為億萬人道出了他們心中已有但筆下尚無的關鍵性問題。《本報內部消息》和《在橋樑工地上》是如此,《人妖之間》、《艱難的起飛》還有《第二種忠誠》等等同樣如此。

網絡上有劉賓雁先生自傳摘抄,讀一讀他對八十年代寫作經歷的夫子自道,那裡絕對沒有自滿和炫耀。相反,文中充滿的是“欲奮蹄”的激情,是按捺不住的急切,希望能找到可行的方式和渠道,能為具體而活生生的人民提供幫助,並能由此為民族開闢出復興向上之路。正是這種源於內心的理想主義精神,使他的報告文學創作從來不是將目標設在僅僅“為歷史留下記錄”上面。也因此,我們恐怕並不能僅僅用“說真話”和“反映真實”一類的讚詞來概括他的文字生涯。用張朗朗的話來說,劉賓雁先生的理想主義和革新精神是生命萌發期種下的“牛痘”,那痕跡永遠抹不掉。用手中的筆和自己的寫作來干涉生活、參與現實、建設未來,始終是他燃燒般文字的精神火種,也是他畢生寫作的根本特徵。他的文章因此得以走在時代之前,發掘時症根源,激勵社會人文精神的底蘊,並造成巨大反響。

到了寫作這樣的回憶時,他當然已經失去了八十年代初曾擁有過的直接參與的機會和可能,於是,我們可以同時讀出他急切之情後面的一絲不安。但這裡絕沒有“心理面子”的問題,有的只是不甘認輸。他確實也在回憶中提到那些曾經向他尋求幫助而他未能施以援手的人們,他對這些人大方而坦率地表達了歉疚。他的誠懇攜帶著幾乎是與生俱來的坦然,使人難以將其與坊間流行的“懺悔”寫作相提並論。原因就在於,他並不是在懷舊。他的目光永遠指向“將來”,始終在考慮自己還能做什麼,還可以怎樣做。很多人提到他見到國內來人時總會不停提問的情形,我本人也曾有機會見證,在他兩次癌症手術之間,我們去看望時,他仍然保持著智識的機敏,向來客詢問有關中國現狀的各種問題。同樣的,從朱洪夫人在劉賓雁先生彌留之際所做的訪談可以得知,一直到生命的最後時日,他仍孜孜於收集各種資料,為更多的計劃做著準備。這樣精神不老的大腦,他該有多少尚未完成的課題仍在探究過程中啊!不難想見,回憶文字裡流露出的急切和不安,面對的是生命可能要終結的現實,是他在承認這個現實的同時,拒絕放棄抗爭也拒絕與命運妥協的性格反映。

劉賓雁先生的理想主義和革新精神,突出表現在他對獨立思考的崇尚和堅持。他身上理想主義和懷疑主義的凝聚,代表著他那一代人智性的高峰。我們在海外的流亡者,大多數都會承認他在面對中共當局時的尖銳鋒利,為民伸張時的不遺餘力,以及疾惡如仇的不妥協。比較容易忽略的,是他流亡海外近二十年中的思路歷程。我以為,正是在生命的最後歲月裡,他為自己的理想主義和懷疑主義注入了更豐富的內涵。

直到生命的最後階段,劉賓雁先生仍密切關注拉丁美洲的發展,其中原因,可以從他討論阿根廷經濟危機和政治危機的文章中略窺端倪。他反覆質疑的,不僅是民族發展的道路,而且是他自己從早年就篤信不疑的社會正義原則和理想:偏向資本而壓制勞工的“新自由主義”經濟道路,真的是第三世界國家擺脫貧困的福音嗎?如果我們堅定地支持勞工權益,是不是也必須要同時拷問我們自己對待資本的態度呢?與此類似,他一方面堅決反對中共鎮壓民主運動、反對當局政治上獨裁專制經濟上壓榨貪腐,並堅決支持底層要求社會正義的抗爭;另一方面,他又不贊成對中國革命的歷史一筆抹殺,在周圍多半是全然否定中共不加區別地支持白宮的氛圍裡,坦誠地擺出疑問,探討應當如何看待1949年以後的中國,如何看待在中共虛偽和罪惡統治的同時,人民群眾生活中(包括政治生活中)曾經因中共意識形態需求而獲得的某些進步,也探討美國制度中的優越之處和美國具體政策中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陷阱。他的坦率,他的開放,他對自己早年理想具有深刻懷疑精神的堅守,在在表現出人格和智性的高貴,也是對我們的警醒,告誡我們不要將自以為是者推向極端,不要以己之是輕易斷定他人之非,更不要在這樣斷定他人一點之非的基礎上全盤抹殺他人的所有觀點和全部人格。

王丹在前不久洛杉磯舉行的一次文學講座上,曾經提到雨果的《九三年》,借以表達對超越政見的人性完美的追求。劉賓雁先生的人生恰恰為我們揭示了,人格與智性的高貴,有可能超越具體觀點立場的不同。中國大陸文化中對這種超越性高貴的尊重,已失落多年,如今政治壓迫和市場擴張的社會環境,更為培育新一代人的高貴品格增加了難度。每個人或與劉賓雁先生有不同意見,劉賓雁先生作品中也或曾有細節的出入,但正如魯迅所說,有缺點的戰士終究是戰士,再完美的蒼蠅也不過是蒼蠅。劉賓雁先生已經以他大寫的人格形象為自己在歷史上留下了清晰的印跡,我們能否同樣清晰地認識到他為我們留下的寶貴精神遺產呢?

在我識字伊始的年代,劉賓雁先生已被打入“右派”另冊。所幸我父母收藏甚廣,又是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居然讓我有機會看到不少右派作品,其中就有他那兩篇當年的成名致禍之作。七十年代末《人妖之間》發表時,我剛剛從外地調回北京,激動不已的閱讀之後,還曾在新街口禮堂聽過他的演講,當時聽眾熱烈反響的景象,至今記憶猶新。此後每逢有他的作品問世,全家人也必定都是個個爭搶,先睹為快。還記得1987年他被開除出黨時,憤憤不平悵然若失之感,是北京朋友們的共同反應。

不過,真正和劉賓雁先生見面,是在1990年流亡洛杉磯之後。當時他是《新聞自由導報》新建理事會的理事長,我因就在本地,又有那時一些積極支持民運的留學生推薦,得以忝列其間。當時同列理事會的記得還有方勵之先生,管惟言先生,陸鏗先生等人,他們和劉賓雁先生一樣,並不住在洛杉磯,可是都非常認真地介入一應事務,不到一年時間,已來回數次,也使我有機會與這些極可尊敬的前輩們合作。不料後來發生意見衝突,理事會人事大規模變動,以往的合作也告一段落,竟至將近十年沒有再見過面,也成為當時我心中對於劉賓雁先生持久難去的歉疚。略可安慰的,是曾有機會在他病中探望,終於表達了晚輩的一點心意。

如今先生已去,謹以此文告慰。願劉賓雁先生正氣長存,願他理想與懷疑並重的精神與我們同在,也願他在天之靈繼續守望我們追求正義追求革舊鼎新的不懈努力。

2005年12月6日凌晨2:20

--轉載自《新世紀》網站(http://www.dajiyua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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