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去春至，大地開始裸露出她那茶綠色的胸懷。我騎著白馬，馱著一個大包裹，懷抱著一個鑲著銀子圖案的馬鞍，去公社送還展覽品。春風讓北疆高原泥濘起來，陽光使阿勒泰山的冰雪掙脫其凝固的狀態在布林津的草原上咆哮著直瀉而去。一切都改變了模樣，前幾天還能躍馬過去的溝，現在卻被洪水沖刷成又深又寬的急流。我順著河岸走去，找不到一處能過河的地方。洪水沖決堤岸，而草皮依然複蓋如舊，我的坐騎踏在堤岸的草皮上，人和馬就墜落下去被捲進了湍急的洪流之中。一瞬間天旋地轉，我用力劃水，竭盡全力，竟無法靠岸。我在洪水中拼搏，半個多小時後，才在前邊河道的岔口處，順勢翻上河岸。
極目四野，孤苦無助。沿著河岸跑去，我找到了我的坐騎。它被攪在一顆紅柳樹根上，僅露出二個喘著粗氣的鼻孔。我抓住韁繩，但怎麼也拖不上它。河道實在太深了，馬屁股上又馱著濕漉漉的大包裹，唯一的辦法是重新下水去， 卸下馬鞍後的包裹。現在一切只能依靠自己去戰勝降臨的這場災禍。馬總算被救上了岸。冰凍的棉褲緊貼著僵硬的腿，牽著同樣僵硬的馬，一步步向克木齊方向趕去。
天昏暗下來，鉛色的天幕慢慢沉降在地平線上，唯有一群黑老鴉盤旋在雪原上僅有的一叢紅柳樹稍上，並時時發出咕嘎、咕嘎的哀鳴。這景色我在俄羅斯畫家阿•薩甫拉索夫《白嘴鴉歸巢》的油畫中見過。對著同一景象，他表現的是充滿活力解凍著的春天，而我體驗到的是死亡和充滿殺機的末日。風呼嘯而過，像一把把鋒利的鋼刀在剮割著我的臉頰，面部的肌肉抽搐著，笑肌縮緊，上下齶已張得合不攏來。
我見過許多被凍死的人，都是堆著這「永恆微笑」的表情到天國去的。天色更加黝暗，下意識的感知：死神已隨同夜色在降臨！我要拼搏、我想抗掙，但腦門已真空似的又同時急速旋轉著許多千奇百怪的畫面；如電影的螢幕，交替顯出各種各樣的人物和景色……我像跌入了水墨的洪流，如畫桌上墨缸中一隻沉浮的甲蟲在掙扎；呀！永恆的黑墨裹挾著我，隨著墨浪捲入暗黑的遂道……在窒息、沉悶、壓抑、寒顫中，我低垂下無力的雙手，迸出了最後的氣息……恍恍惚惚中……隨著一串串氣泡在墨海裏泛起……浮升著，升浮著，終於露出海面……發現了光亮！不，是火光！不對，是篝火，是生命之火。我看見老鄉們從光明之處趕著馬牛奔我而來，我有救了！想呐喊，欲吼叫，但僵硬的嘴已不能開閉，隨之而來的又是意識上的模糊。朦朧中像是騰空升起，在我重新恢復知覺時已是第二天中午。
我蘇醒了，因為是死裏逃生，大家都來看我。我的床頭堆了些吃的，在慰問品中還有一封春柳已動身來新疆的信，她將在一個星期後到達阿勤泰。一定是丘比特不讓我逝去，不然，她萬里尋夫的終點竟是我的死亡！於是，上蒼僅讓我遊了一趟地府即起死回生，不願見證這「天上人間」的淒泣。
66年的紅色風暴，橫掃神州大地，同樣席捲著準噶爾盆地。
「社會主義教育運動」走過了場，我們隨工作團來到了阿勒泰，並被安置在專署文教科工作。阿勒泰，哈薩克語是”金子”的意思，曾因出產金砂和寶石聞名於世。阿勒泰市座落在阿勒泰山南麓，市中心有克浪河潺潺流過。阿勒泰地區是哈薩克聚居的地方，由於歷史的原因，哈薩克民族被分居在中國的阿勒泰、外蒙古的西陲和蘇聯的哈薩克斯坦，形成鼎立的局面。黃浴塵書記決定要讓我在這座北疆的重鎮建立幾座城市雕塑，讓阿勒泰的建築能和蘇聯的哈薩克斯坦、蒙古烏蘭巴托相媲美。因此我被奉命為阿勒泰城創作《英雄騎士》和《哈薩克牧女》的雕塑，聳立在山城的廣場上。雕塑的工作室設在阿勒泰電影院的後臺。期間，我去函中央美院得到劉開渠先生回信指導，經過了整整三個多月的苦幹，我和春柳完成了泥塑創作。翻模前，黃浴塵書記興高采烈地親自率領地區各部局官員和軍區的首長們前來觀賞。
此時的中國，藝術沒有作者自我，唯有長官的意旨。我被誇獎了，但我更清楚自己的匠人地位。藝術生產不出麵包，藝術終究要淪為政治的附庸而變成權力的工具，這是藝術和權力的謀合。藝術家窺視權勢所恩賜的各種頭銜為保住既得利益，按權勢的旨意生產作品。而藝術家又憑靠權勢的青睞，被抬舉成傲然不可一世的龐然大物。藝術家的成功在於仰人鼻息，迎逢權勢，歌功頌德。然而藝術被扼殺了，藝術的靈性泯滅了，留下的僅是功利的軀殼。
歷史到這裏又翻開了沉重的一頁，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開始了。
在延續二千多年封建專制統治的中國，革命的真正含義是「打倒皇帝做皇帝！」。因而派性膨脹，山頭林立；沒有多久，紅衛兵分成了兩大陣營。身居中央文革的江青喊出了「文攻武衛、針鋒相對」的口號，拉開了全國全面武鬥的序幕。當時的形勢，「知識青年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是毛澤東的戰略部署，因此，朱春柳離開下鄉的生產隊來新疆結婚，也就成了大逆不道的「叛逃」，因而受到浙江省海門區黨委當權者的百般刁難。我母親拿著「阿勒泰地區公安局的准遷證和地委介紹信」去交涉，被當場撕毀。中央不是還在喊著「支援邊疆、建設邊疆」嗎？迫於無奈，我也像當時那些深信中央政策的人一樣，向國務院投寄上訪信件。
上訪信被轉回到海門區黨委，觸怒了區黨委的當權官員。區黨委指使區委支青辦公室袁家尚和周勇木，親臨東京大隊讓隊長和會計收來幾十位貧下中農的私章，寫了封代表當時最革命勢力的「貧下中農聯名信」，聲稱《捉拿外逃分子朱春柳的通報》。投寄中央和阿勒泰地委，又在小小的海門城到處傳播我們越境叛國，嚴正學被我邊防軍擊斃，朱春柳關押在阿勒泰地委的謠言，一夜之間，滿城風雨。紅衛兵、造反派們抄了我母親的家，燒毀了我在家的藏書和圖畫，我的母親受株連遭遊街批鬥時，春柳母躲避天臺；父親朱幹卿因此臥病不起，而惶惶而不可終日。
在這種非常時期，一封代表中國最革命力量的「貧下中農聯名信」是能夠讓你三輩子翻不了身的。阿勒泰地委收到這封來信後，由辦公室尚主任向我宣讀信件的內容。儘管當時尚主任自身已是「泥菩薩過河」，但好心的主任還是規勸我們相信組織。由於我們堅持要回家平反，加上此時，春柳父親已氣絕死亡，母親因恐怖中風癱瘓，朱春柳是獨養女，所以離開阿勒泰是勢在必行。
隆冬季節，大雪封道，去省城烏魯木齊只能坐飛機，預定了一個月後的機票。我們於一九六七年一月廿七日來到了烏魯木齊。同一天，石河子事件打響了全國武鬥的第一炮。烏市比起阿勒泰要熱鬧得多，省府被各種造反派組織佔領，烏魯木齊火車站被紅衛兵小將接管，購買火車票得由這些學生們批准。槍林彈雨中的石河子傳來驚人的消息：許多造反派被鐵絲捆綁，嚴刑毒打後被拋在冰雪中活活凍死，為了抓捕造反派，烏魯木齊市通往內地的火車、汽車被管制了。我好說歹說，才買到了車票。趕緊上車去，在車站的進口處，一個帶江蘇口音的姑娘懇求我說：「大哥，求求您幫我把箱子提提吧!我實在走不動了。」我提著她沉重的箱子走完烏市火車站又陡又長的臺階。姑娘不勝感激地又對我說：「大哥，箱子給你吧!你看隨便給點錢就行了，我要回南京去。」我指著身後挺著個大肚子的妻子，內疚地告訴她：「我的包袱比您的實在要沉重得多。」
鳥魯木齊車站的月臺上早已擠滿了候車的人，實際上買車票是多此一舉。列車剛進站臺，瘋狂的人群拼命往車箱裏衝鋒，車門堵住了，就從窗口往裏爬，打不開車窗的就敲碎玻璃鑽進去，人類為了某種私利互相傾軋著，這裏是整個時代的縮影。
我們擠在車廂過道裏，像被裝進「鳳尾魚罐頭」，喘不過氣來。妻子挺著八個月的大肚子，癱坐在小旅行包上。令人懊惱的是列車時時停下，終於在吐魯番車站癱瘓不動了。
南疆的支邊青年為了回家，採取了臥軌的「革命行動」，強行上車。在這被扭曲的時代，扭曲的人性支配著一種扭曲的革命行動。我們的車廂被摘下了，絕望的旅客只好下車到站臺上找點食物、水和透口空氣。夜色降臨了，搭不上火車的旅客怏怏進站找尋歸宿，吐魯番車站擠滿了逃難的人，兩隻煤爐的餘熱招來了眾多的旅客，圍著它組成了兩個放射形的圖案。人們的希望就像這已熄滅的煤爐，留下的僅是些蒼白的爐灰。
半夜二點鐘，人群騷動起來，我們隨著人流沖上了車廂。列車終於起動了，搖晃著向前開去，車廂的座位上、座位下、椅背、行李架上、盥洗處過道直至廁所裏都擠滿了人。沒有水和食品供應，就這樣煎熬了三日四夜後到達蘭州。
下了車，我們已無足夠的錢購買火車票，春柳又產期將近，我只好毛遂自薦去推銷自己，紅色的歲月，我唯一能做的工作就是繪製毛澤東主席的油畫像，在個人迷信瘋狂到極點的年代，這是個冒險的差使，稍不留神，就會隨時有被打成現行反革命的危險，為了生存，一切的一切都顧不得了。
畫了兩個單位後，我又被蘭州民航局邀去畫一幅6×4米的標準像。民航大樓是蘭州市軍事保護單位，我在平臺上畫畫，下邊就是招待所，甘肅省委的許多高官顯貴正在此避難，我和他們相處一起時，那些以往慣於發號施令的嘴巴，現在卻整天价發著喃喃的歎息。
在我籌集到旅費之後，立即又搭上了東去的列車。在這動亂的年代，在同樣動亂的列車上，一個新生命，迎著惡運，在她最不應該降臨的時刻，呱呱落地，降生到人間，這就是我們的女兒——嚴穎鴻。 （待續）(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