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月2日訊】1月27日下午3點，張林和王庭金准備去北京，參加中共前書記趙紫陽的追悼會。于是他們一起去火車站買火車票。4點鐘公安局有關人員打來電話，要找張林。因為當時我并不知道張林在哪里，我似乎記得張林說過今天要去公共浴室洗澡，我就跟他們說張林去洗澡了。
下午5點，我就听到一陣陣急促的敲門聲，我問是誰，問了好多聲也沒有人回答。打開門之后，就有兩個中年男人，急不可待地沖入房內，他們說要找張林，我說張林不在家里，出去洗澡去了。他們不相信，便打開柜門，掀開窗帘，到處搜索，房間每個角落他們都搜查到了。他們找不到張林，便守在我家等他，聲稱等張林回來后，他們要請張林吃飯。而且我家每來一個電話他們都要查看來電顯示，看著他們著急得樣子，我想他們肯定是來者不善，但是他們沒有人出示證件，只是自稱是市公安局國保支隊的人，我想這或許就是市民傳說中的令人恐怖的“便衣蓋世太保”了。
不一會儿，又進來一個人，室內的兩個便衣就出去了，過了一會儿他們又折了回來。就這樣進進出出，好象沒完沒了，還反复不停地盤問我。就在這樣的拉鋸狀態中，時間不經意間地過去。一直到接近深夜12點的時候，還沒有离開的意思。
兩歲的女儿已經哈欠連天了，我讓他們出去他們卻還不走，我只好對他們說，我女儿要睡覺了，你們要等張林，那到外面等吧。他們還不愿出門，我只好硬推他們，他們才走了。當我要關門睡覺時，發現他們的車停在我家門口，車內大約有四、五個人。這時我家電話鈴響了，是王庭金的妻子打來的，原來他們也去王庭金家了，而且去了兩次。于是我更擔心了，不知道張林到底出了什么事，為什么現在還沒回來，為什么那些“蓋世太保”如此有興趣要請張林“吃飯”，好象比鳩山隊長請李玉和去赴宴還要有“雅興”。就這樣一直都睡不著，快要到天亮時，我隱隱約約地听到了院子里車子發動离去的聲音。
1月28日下午，張林給我打電話，說他倆正在北京，已被當局拒絕參加趙紫陽追悼會，表面理由是他倆手上沒有訃告和請柬，也沒有在當局選定的參會者名單內，打算當晚坐火車回來，預計29日11點到蚌埠。我說明天抱女儿安妮去接他，他說不用了，天太冷了。因為擔心那些便衣們可能會到火車站去“接風”，29日早上我把孩子交給婆婆看管，11點准時到了火車站。剛到還沒有2分鐘，我看到市公安局的約六、七個人也在那儿等著，其中有几張我熟悉的面孔。11點20分左右，我看到張林，王庭金從站里出來，我急忙沖向前，挽著張林的胳膊，告訴他當局的人也來了，我們快走。張林說：“沒事，我們又沒做什么，不必害怕他們。”這時只見當局的几個人從后面走來，其中一個說：“你們回來了，跟我們走一趟吧。”當局的人就這樣把張林帶走了，我放心不下也跟著去了。
到那里，公安局的人把我們三個人分開做筆錄，直到下午3點。我因為要帶孩子，要求先回家，臨走時，他們其中的一個人，嚴厲地警告我，讓我回家之后好好看管張林，不要再亂發表文章，不要再寫文章“出賣國家”。同時他也警告我說，我署名發表的文章是張林寫的，只是換了一個名字而已。如果我們夫婦倆再發表文章的話，是不會有什么好下場的。我當時沒有激烈反駁他，因為在他們眼里，道理一文錢不值，說了也等于白說。
下午公安局的一位女警打來電話，說張林已被他們行政拘留了。我當時問她拘留的理由是什么，她說：“張林已經進去了，他挺配合的，你去給張林送被子，衣服，還有200塊錢，到拘留所。”我問她拘留多少天，她說那就看他配合得怎么樣了。晚上我給張林送去了衣物，看他那副憔悴的樣子，我心中陣陣酸楚。后來我從張林那里得知，那天他們听說張林去浴池洗澡，就連夜把整個蚌埠市的浴池都搜查了一遍，也沒找到張林，第二天又派人坐火車去北京找他，好有一番動靜和勞累。
1月31日我去市公安局領書面通知，有關人員再次警告我，從現在起不准我們夫婦倆在電子雜志上發表文章，如果發現我們在网上有文章發表，就對我們不客气。但是我認為中國憲法和相關法律，都白紙黑字地寫著中國公民有發表言論的自由和自由思考的權利，法律上沒有禁止公民寫作的條款，我寫文章只是陳述事實，并不去議論誰，所述事實也都是路人皆知的事情，并不涉及到“國家机密”，我一個失業的家庭婦女，整日買、汰、燒，圍著灶台和兩歲的孩子轉，操勞著家人一日三餐，几乎足不出戶一華里遠，也不可能知道什么國家机密。寫文章只是心有所感，事有所至時，記述一下一些個人的心情和生活中的私人事件而已，類似于一种小女人文体的“主婦日記”。如果這樣的小女人私人筆記型的平淡文字都不准寫的話，那么中國人還有什么自由呢？照這樣下去的話，也許要不了多久，老百姓吃過蘿卜后打個飽嗝都要犯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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