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月21日訊】４ 八月，多事之秋
歷史會記住這個時刻。
一九五八年八月，是中國現代史上、也許還是世界現代史上的『多事之秋』。中國第一個農村人民公社，在黃帝的故里河南誕生了。在嶺南，第一個人民公社急急忙忙投胎，選擇在紫氣橫來、水稻衛星升空的連縣。說來湊巧，我的女兒也在連縣一家醫院裡呱呱墜地了。八月二十三日，中國的萬門火炮，對準自己的國土家園金門，輪番轟擊。同時向世界宣稱﹕萬炮轟擊美帝頭子艾森豪威爾！
這些偉大國事和芥末家事，到底是喜事還是禍事，我實在沒有資格說三道四，只好隨手拈個模稜兩可的名目，就叫『多事』吧。
按照黨的『新聞紀律』，全國大大小小的黨的喉舌——報紙電臺，都在八月二十四日同時發佈炮擊金門的消息。我正在粵、桂、湘三省交界的深山裡，為發射『水稻衛星』，爬滾於層層梯田之間，暈頭轉向，不辨西東。聽不到大炮轟鳴，也見不到滾滾 硝煙，自然是無動于衷。但是，縣委白書記的口頭傳達，一下就觸動我的神經，可謂驚心動魄。
把『炮轟金門』與『瑤山暴動』掛鉤，是白書記政治動員的高明之處。金門是東南海岸邊一個小小的海島，在蔣介石反動派統治下，島上人民和台灣人民一樣，都在水深火熱之中掙扎，極盼中國人民解放軍去把他們『解放』出來。但是，蔣介石勾結美帝國主義，霸佔著台、澎、金、馬，所以，要解放台灣，必先炮轟金門，這是國際階級鬥爭的需要。
當年白書記的這番傳達，我無法判斷是照本宣科，還是他自己信口開河，或者難免兩樣羼和起來。幾十年後的今天，再看看當年挨了解放軍數十萬發炮彈轟擊的金門，不單沒有被轟平炸爛，島上數萬居民，和台灣兩千多萬居民一樣，『水不深，火不熱』，國民收入在兩萬美元以上，比中國大陸高出二十倍。只是大陸在『奔』了二十多年『小康』之後，如今還在繼續『奔小康』，而台灣人，作為享有中華民國憲法賦予平等權利的公民，經濟生活的水平，如果拿大陸的標準作比較，早已是『大康』有餘了。若論政治生活，人權受到憲法的保護，選民人手一票，決定政府領導人。反觀大陸，用『水深火熱』加以形容，恐怕也不過份。
瑤山反革命暴動，是國內階級鬥爭的集中表現。縣委白書記在傳達『瑤山暴動』事件時，用階級鬥爭觀點，對事件的起因作了如下的階級分析﹕成立人民公社，是毛主席的偉大決策，是通往共產主義最好的方式。但階級敵人無時無地不在作垂死掙扎，大肆破壞。近來，許多地方相繼發生嚴重破壞事件，有些人怕財產被『共產』了，就把耕牛買掉，甚至隨便宰殺耕牛，更有許多人，聽信謠言，把家裡的雞鴨都殺光，吃盡。我看，如果土地也能搬得動，也可以吃，也會有人把土地買了，吃了。
這不是破壞是甚麼？瑤山上的瑤胞，正是受少數反革命的挑撥、煽動，持械聚眾暴動，反對人民公社，還喊出『殺共產黨』等反動口號。解放軍的大部隊，正在清剿。反對共產黨，絕對沒有好下場。
白書記的『分析』，自然有他的道理，卻也無意中透露了一些極為深刻的社會問題。濫殺耕牛家禽，當然是極端的做法。中國農民歷來勤勞儉樸，不到走投無路的地步，絕不會採取這些『自殺式』的反抗。更加深刻的問題是，大瑤山跨越粵、桂、湘三省，分屬幾個『瑤、苗、壯族自治縣』，這些自治縣從建政開始，首先建立並不斷強化的，是共產黨的黨委領導，至於人民的自治，毫無法律保障。我所在的連山縣上草農業合作社，全體社員都是壯族同胞，日常生活，黨支部的領導無時不在。至於『自治』，只停留在『自治縣』的名稱上。不論國事家事，黨委書記說了算。地主照鬥，土地照分，公糧照交，餘糧照賣。叫走『集體化』道路，就不許走『單幹』獨木橋。誰敢說個『不』字，『階級敵人』的帽子立即扣在頭上，永世不得翻身。
聚居在大瑤山上的瑤族同胞，比山下的壯族同胞，更多地保持著本民族賴以生存發展的鄉土文化，具有獨特的生活習慣。在這樣的地方強制推行『人民公社』化，民眾的反感、甚至反抗，是不難理解的。對這次『瑤山暴動』，拙作《瑤嶺紀事》中有比較詳細的記述。賢明的讀者如果有興趣，不妨找來一閱。
區區一個『瑤山暴動』，男女老少不過二百人，鳥銃加獵刀等原始武器不過百件，竟然調動第四野戰軍的大部隊，進山清剿，恐怕也不是『小題大做』。大陸境內據說有五十多個所謂『少數民族』，那意思是，除了漢族，其他民族，通統歸入『少數民族』一類。長期以來，我總覺得把『少數』二字，冠於『民族』之首，既不準確，且含有貶意。民族和人口是兩個不同的概念，人口可以有多數少數之分，民族是一個整體，不可以多少劃分。民族的內涵極其豐富，涵蓋著歷史、地理、人口、生活形態和語言文化等重要特徵，單單抽出其中『人口』多少的特徵，認為凡是人口比漢族少的民族，一律稱為『少數民族』。試想想，如果你的家庭人口少，就稱你的家庭為『少數家庭』，你將作何感想？不過，到目前為止，我還想不到一個恰當的稱謂，也未見出版物上有恰當的稱謂，沒辦法，舊瓶裝舊酒，將就著喝吧。
大陸境內五十多個少數民族，人口雖少，只佔總人口百分之八，卻散居在三分之二的國土上。毛主席揮師打天下，可不管你是漢、滿、蒙、回、藏，更不論多數少數，一律武力『解放』。建政初期，似乎也考慮到民族的不同特點，宣佈成立自治省（區）、市、縣超過一百個。『自治』成為招牌，大權歸黨委掌握，是中國從新民主主義革命到社會主義革命，再到現階段『全面的小康社會』，歷久不變的一大特色。
在少數民族地區，和漢族地區一樣，清匪反霸、土地改革、三反五反、肅反、反右、以及農村一系列合作化運動，強制推行，毫無例外。如果發生稍具規模的反抗，都採取武力清剿的方式。因此，用國防軍鎮壓國內老百姓的反抗，是歷久不變的又一大特色。
『瑤山暴動』一年後，同樣由於強制推行『人民公社』化運動，毛主席親手撕毀了與西藏地方政府簽訂的『和平協議』，命令駐藏國防軍，全面鎮壓敢於反抗的西藏僧俗民眾，消滅了西藏地方政府合法的武裝力量，活捉了全國最高權力機關——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班禪‧額爾德尼‧卻吉堅贊，迫使西藏的另一宗教領袖、也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副委員長達賴喇嘛逃亡國外。時至今日，當局仍然罔顧達賴一向堅持『和平談判』、『西藏自治』的合理合法要求，將『叛國』、『獨立』的大帽子，扣在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達賴頭上，讓他有國歸不得。
至於當年許多對『大躍進』、『人民公社』造成嚴重災難表示異議的中央大員，像彭德懷、劉少奇一類的『核心集團』人物，被整得家破人亡，能不令人仰天而吁！
毛主席號召人民要『關心國家大事』，和『幫助共產黨整風』一樣，都是冠冕堂皇的陷阱，成千上萬善良正直的人們，至今餘悸猶存。我沒有『關心國家大事』的資格，關心一下自己的家事，應當不成甚麼問題吧？
說到家事，最得意的莫過於『吃飯不要錢』了。這是八輩子想都沒想過的好事，讓你想也不敢想。天一亮，家家戶戶的戶主，帶上瓦盆缶罐，到公共食堂去，把全家人的飯菜都打了回來，然後一家老少圍著桌子慢慢吃，當然，剩飯剩菜就用來飼養雞鴨鵝貓狗兔。既然主人吃飯不花錢，就沒有理由讓禽獸花錢。可能有人會問﹕豬呢？農家都不養豬了？你說對了，農家不養公社養。看看正在『規劃』中的萬頭豬場，你就不用擔心沒肉吃。
我們這些『下放幹部』尤其歡天喜地。第一、原來的糧食定量自動取消了，吃飽為止﹔第二、不必上山砍柴，不必自己做飯﹔第三、剩飯剩菜餵養雞兔，到時可以加個小菜。城裡有些幹部擔心，這樣『公社化』，私人財產恐怕都得『共產』了！我以為大謬不然。我們現在有多少私人財產？最貴重的不外是一塊上海牌或廣州牌手錶，『趕英超美』成功了，進入共產主義天堂，每人配給一塊瑞士錶，誰還希罕你的上海牌？再說吃的，公共食堂也在制定『五年計劃』，雖然沒有中央國務院的『五年計劃』那麼宏偉，『計劃』上逐年增加米飯、牛肉、牛奶、雞蛋、蘋果等，還有必要操心嗎？有人問﹕咦，怎麼沒有『計劃』豬肉？你思想跟不上形勢了不是。沒見英國美國都吃牛肉喝牛奶嗎？趕英超美當然就要多多吃牛肉喝牛奶，少吃或不吃豬肉。
又有人問﹕哪還『計劃』萬頭豬場幹甚麼？你沒有放眼全世界了不是。多養豬，可以支援第三世界人民，大家吃了社會主義中國的豬肉，革命熱情高漲，消滅帝國主義，豈不指日可待？
不要錢的飯，誰還不是死撐活撐，撐不到半年，據說糧倉就見底了。我所在的廣東農村，一年三熟(兩造水稻，一造小麥)，尤其是粵北山區，農民習慣於開荒種植雜糧，如果不是特大的天災人禍，鬧饑荒並不容易。但是，從八月以後，全省官民人等，用現代話說，士工、農、兵、學、商，各行各業，男女老少，病、弱、傷、殘，更包括漢、回、滿、黎、瑤、苗、壯各族，全在省委書記陶鑄統一號令之下，大辦『糧食』，大辦『人民公社』，大辦『公共食堂』，大辦『鋼鐵』，大滅『四害』（麻雀、老鼠、蒼蠅、蟑螂），大唱『民歌』，全都成了現代『風流人物』。
這樣『風流』的日子，過得陶書記和他手下大大小小的書記們，得意忘形，連自己姓甚麼都忘了。到了第二年的春末夏初，俗稱『春荒』期，突然各地告急﹕公共食堂開不出飯來了！
在此之前，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廣東省分會領導人羅翼群，在省委召開的一次『民主黨派』負責人座談會上，曾經提出忠告﹕照目前（公共食堂）這樣吃法，恐怕農民要餓肚子。陶書記正在『風流』興高彩烈之際，聽了這句『忠言』，不單覺得『逆耳』，更大動肝火，把個『民主黨派』的大頭頭羅翼群，交給全省官民人等，對他所謂的『農民餓死邊緣論』，因言及人，進行一場聲勢浩大的大批判。
到了九月一日，全國突然實行『統一糧票』制。無論商店、飯店、小食攤，一律憑糧票供應糧食製品。就是說，無論官民人等，凡購買糧食及各種糧食製品，既要付等價的鈔票，還必須付等量的糧票。當時市井間流傳著幾句京戲『玉堂春起解』（經妙手改寫）的唱段，唱詞如後﹕『蘇三想吃餛飩麵，可惜身上沒有錢。哪一位君子行個方便，我出糧票你出錢。』
發行鈔票，只限中國人民銀行一家，而發行糧票，權力則下放到縣一級政府。各省、市、縣自行印發的糧票，只限在各管轄區內流通，只有中央印發的『全國糧票』，才能在全國通用。因此，只有中央級的幹部，才有『全國通用』糧票，各省、市幹部如須到外省辦事，都必須在自己的糧食定額之內，申請『全國通用』糧票。幹部是這樣，老百姓的景況，可想而知。後來，一位從事美術編輯的朋友悄悄告訴我，早在一九五六年，他曾奉命到省委有關領導指定的地方，秘密設計糧票的樣本，最大面額是十斤，最小面額是一兩。我才驚訝地連想，原來『計劃』發行糧票，早在五六年就開始了。直到八十年代，糧票與鈔票並行，物價飛漲，通貨緊縮，糧票的面額也相應加大到三十斤、五十斤、一百斤。
一九五九年夏末秋初，東江發了一次洪水，潼湖地區受淹特別嚴重，更加劇了饑荒的災情。我和十來位文藝界的幹部，奉命到惠陽縣災區，採訪『抗災英雄』事跡，縣委宣傳部長接待我們的時候，最感為難的事就是『吃飯』問題，儘管我們按照規定交足鈔票和糧票，也無法吃飽。後來，宣傳部長徵得縣委辦公室同意，讓我們和縣委幾位正副書記一起吃『小灶』。大灶、中灶我都吃過，近半年來連大灶都吃不成了，現在竟然有機會和縣委書記們一起吃飯，先不管『灶級』，僅『人級』一層就覺得十分光彩。到了現場，才知道在縣的機關飯堂裡，用屏風圍上一角，擺著兩張大圓桌，旁邊架子上一疊蒸籠，還有一個加蓋的瓦盆。我們被告知﹕蒸籠裡是肉包子，瓦盆裡是雞蛋湯，隨便吃，不限。我竟然被這『非凡』的飯菜嚇呆了。
看看屏風外的機關大食堂，包括許多部長、科（局）長等幹部，每人手捧一隻大碗，排了半天隊，得到一碗半稀半稠的米粥，泡著幾隻小鹹魚，情形和省裡的機關大飯堂相去不遠。
我不知道陶書記是不是與民眾『同甘共苦』，至少，他是一位封疆大吏，吃飯的『級別』，當不會在縣委書記們之下。一年前，還在陶書記領導下，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具有極高社會主義覺悟的廣東幹部和工農群眾，這時全都在水深火熱的饑餓線上作垂死掙扎。
人人都有逃生的本能。廣東人歷來分不清『逃生』與『謀生』的差別，一概叫做『搵食』。如果從尋找食物這一意義上講，倒也沒有大錯。問題是時代不同了。現在的廣東災民，沒有像先輩那樣幸運，下港澳，出南洋，謀求一條生路，首先要頂著『逃港』、『叛國』的 大罪名，不是讓邊防軍抓回來『勞改』，就是死在邊防軍的槍下，再不然 ，就在珠江口一帶，溺水喪生。不逃只有餓死，逃生又冒喪生之險，左右都是死路，只能拼命一搏，粵語就叫『搏命』。上百萬廣東 青壯年『搏命』逃生（港），大約只有一半『搏』得一命，逃到香港，找到生路。
可以想象，當年在珠江口不到一百公里曲折的海岸線上，逃生的人群絡繹不絕，前赴後繼，那慘烈的場面，更甚於日寇佔領廣州後發生的難民潮。至於廣東內地當年餓死了多少人，至今仍然是個禁忌。
由於共產黨及其政府的領導人，強制推行社會主義革命，路線和政策嚴重錯誤，使千千萬萬無辜百姓死於非命。然後，輕輕鬆鬆一句話﹕『歷史問題，宜粗不宜細』，全都抹殺了，難道是對歷史負責的態度嗎？
當大家敲鑼打鼓慶祝『公社化』的時候，我的女兒也趕巧出生了。朋友們說，這丫頭真有福氣，趕上吃飯不要錢，她才是共產主義接班人呢！我當然很高興，雖說共產主義天堂還沒見過，單憑吃飯不要錢和那份『五年計劃』菜譜，可以斷定，女兒的前景，將有喝不完的牛奶，吃不完的牛肉。半年後我就開始發愁。牛奶固然渺渺，連媽媽的奶水也越少越稀，餓得女兒啼哭不停。又過半年，深夜裡一場急驚風，就把女兒毀了。醫生無法診斷女兒的病，終年服用鎮定劑和葡萄糖漿，女兒的病頻頻發作。抽搐，昏厥，口吐白沫，咬破嘴唇，有時腫得臉都歪了，疼得妻子和我眼淚直流。三歲的孩子，眉清目秀，兩根羊角辮十分逗人，只是又聾又啞，智力等於零。我們這個小小的四口之家，哪裡經得起如此沉重的打擊，無可奈何地在絕望中掙扎。
好心的朋友給 我介紹了一位老中醫，看過女兒的病，當場開了一張藥方﹕牛黃、馬寶、麝香、地龍、金蠍、靈芝草，外加飛鷹地球商標的英國白洋細布三十丈。我請教老中醫，三十丈白洋布準備作何用處？老中醫說﹕鍛灰入藥。並叮囑我，處方上這幾味主藥配齊了，其他的藥自然給給你配好。回到家裡，我和妻子對著藥方，想了七天七夜，差點兒沒像伍子胥那樣，把頭髮急白了。
牛黃馬寶麝香都是珍稀藥物，在這憑政府的糧票還吃不到飯的年代，哪兒找去？靈芝是仙草，我和妻子都沒有白娘子的本事，可以去仙山盜它一回。三十丈英國白洋細布，向海外親友求援，也許可以如數弄到正牌的英國貨。問題是，每年政府才配給布票一丈三，內外衣褲和毛巾手帕，一律憑布票供應，如果照老中醫的話，將三十丈（不是三丈，更不是三尺三寸）白洋細布燒成灰，怕不要把我關進瘋人院才怪。
人民公社折騰了二十年，全國官民人等，受苦受難，家破人亡，死於非命者不計其數。我的女兒與人民公社同始終，隨人民公社而生，又隨人民公社而逝。我在最痛苦的時候常想，人如果不需要吃飯，世界也許就清靜得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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